论传讯思维的特征及其认识论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认识论论文,特征论文,思维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传讯思维（communicative thinking）是人类群体中借助于符号（声音、文字、电子信息等）相互交流思想的一种思维活动过程，有其十分明显的特征及认识论意蕴。其最显著的特点首先是其符号化的发生过程与存在样式。传讯思维。无论其类型如何，都要借助于各种物化了的符号系统，如动作、声音、文字和电子媒介物等才能进行。离开了物化的符号形式，传讯思维便无法发生和进行。因此，思维何以要外化为符号便成了研究传讯思维的关键问题。
思维外化为符号，从一般意义上说，是从人类维持自身和群体生命存在的需要中产生的。这一点，已为人类进化史所证实，同时也为大多数学者认可和接受。然而，需要仅仅是思维符号化的诱因和动力，它并不能确切地说明思维何以要外化的问题。所幸的是，当代神经生理学和神经心理学研究的进展，已为我们理解思维的符号化问题提供了科学依据。
神经生理学的研究表明，人类个体在自身发育的过程中，不仅准备了感知符号的神经系统，而且同时还准备了将内部思维信息外化为符号的神经系统。研究表明，婴儿在17—20个月这一阶段，脑神经的发育已形成了两个主要的语言符号中枢：维尼克中枢和布洛卡中枢。维尼克中枢位于脑左半球颞颥部，是专门用来分析识别听到、看到的各种符号及确定这些符号意义的神经组织。而布洛卡区则位于脑左半球额部的后区，是语言运动中枢，即负责将形成于人脑中的思维信息重新编码为相应的声音符号传递出去。也就是说，思维外化为符号，对人类来说，纯粹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并没有什神秘之处。这正如我们能听、能看一样，我们还能说、能写。从人体各种生理器官的构造上，我们便能看出，人体不仅具有眼、耳、、鼻等将外部信息转化为神经脉冲的信号接受器，同时又还有手、咽喉、声带、气管等信号发生器。这些器官是人的与生俱来的、自然的信号发生装置。书写、话语作为人脑支配下的一种运动，是将人脑内部的神经脉冲重新转化为声音和可视图文的过程，是思维的直接外化。中国古代先哲所说“书如其人”、“心手相通”，正是对这一情形的天才猜测。
思维的符号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化过程。根据古人类学和考古学的有关研究成果，我们大致上可将思维符号化的历史划分为这样几个阶段：1、动作语言阶段，2、话语阶段，3、文字阶段（由图画文字到象形文字到拼音文字）4、电子媒介阶段。上述这四个阶段，大致上体现了人类思维符号化进程中不同阶段的一些主要特征。
动作语言是人类思维最早的符号化形式。根据史前考古学和古人类学的研究，这一阶段起源于约300万年前，一直持续到约10 万年前才结束了其主导地位，而为后起的图画文字和表象符号所代替。关于动作语言的演化及作用，可参看拙文《简论动作思维》（载《哲学动态》1989年第9 期）和《论动作思维的特征及认识价值》（载《晋阳学刊》1994年第2期）中的有关论述。
言语作为思维符号的出现，与布洛卡区的逐渐形成有关。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认为，人脑天生就有一个语言习得机制，儿童掌握母语，完全依赖于这种内在机制。人类可以借助声音符号来交流自己的思想，这是文明史进程中一个巨大的进步。正如冯·洪堡特所指出：“语言是构成思想的器官，智力活动完全是精神的和内在的，一定程度上会不留痕迹地逝去。它通过声音在语言中得到外化，并为感官知觉到。”（〔德〕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载《西方语言哲学名著选》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2页）这就是说，人类能够用25个到30个左右的声音构成无限的思想载体—言词。这些词本身虽然和我们头脑中所发生的精神活动并无相似之处，但是却能够向别人透露我们头脑中的秘密，并使无法深入我们头脑内部的他人能够了解我们所想的内容。能够通过说话互相沟通，这是人类获得的超过其他动物的巨大优势之一。
由于声音符号在远古是无法保留的，这种转瞬即逝的思维传递过程又限制着人类本质力量的发挥，所以便为后起的、更加先进的符号系统——文字符号所超越。在我国距今约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期，我们的先民便开始了创制文字符号进行思想交流的活动。如裴李岗文化骨头上的刻符，半坡陶器上的符号，大汶口文化灰陶尊及其他陶器上的“陶尊文字”，都是较为典型的例子。到了氏族社会晚期，则出现了比表意符号更为先进的象形文字。殷商后期，文字表达系统差不多已经发育成熟。在西方，西欧各国的文字系统几乎都可溯源于埃及象形文字。西欧各国的文字系统差不多都经历了一个由图画文字到象形文字再到拼音文字的发展过程，其符号化特征比起汉字来更为典型。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文字符号传讯的局限性愈来愈明显。高科技的发展，使得各种神奇的电子出版成为人类传讯思维的又一新的符号化工具。电子出版物，以电子信息的方式将图文音像等多种形式的信息存放在光、磁等载体中，然后用计算机或电子通讯等方式读出。电子出版物目前主要有两大类：电子网络出版和单行的电子书刊。可以预料，电子传媒的出现，将极大地改变人类的思维方式和传统的传讯方式，从而推动人类思维的进步。
上述分析表明，人类思维的符号化特征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发展起来的。思维内容借以外化的符号系统在形式上也愈来愈多，在表达方式上也愈来愈自由。符号化这种外在的形式，反过来给人类思维又带来了许多决定性的影响。梅洛—庞蒂指出：“必须承认在说话的主体那里，思想并不是一种再现，就是说思想并不是明确设定一些对象或关系。说话者在开口说话前并不思考，甚至在说话过程中也不思考，他的话（也即符号——引者注）就是他的思想。”（梅洛—庞蒂：《眼与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页）这是对符号影响思维的正确说明。此外，爱因斯坦所说的他的铅笔比他更聪明，也有相同的意思。
首先，符号化实现了人类思维成果的超时空传递。
众所周知，思维作为人类共同的精神本质，它首先是内在的，假如没有动作、声音、文字等外在符号的传递，则便成了默默无闻，不为人知的东西了。然而，符号能将人类个体的心理经验变成全人类共享的精神资源。一个人思有所得，便可用动作、声音、文字等符号形式告诉另外的人，从而使大家获得共同的心理体验。也就是说，符号为思想提供了共同的表达方式，正是人所创造的符号工具，一方面使自己的生活经验免于毁灭，另一方面又使其能世代相传，积累起来。人类的后代，每一代都可站在前辈的肩上去探索未知的生产和生活领域，而无需从头学起。这样，人类的认识便获得了超越时空的传递和加速度式的发展，思维的这种功能，正是因为符号的出现才产生和形成的。这正如罗素所指出：“如果没有语言或者某种先于语言或近似语言的东西，我们对于环境的知识就会局限于我们自己感官所告诉我们的知识，加上那些我们天生的身体构造赋给我们的推理方法；但是有了语言的帮助我们就能知道别人所说的话，还能说出在感觉上已不属于现在而只存在于记忆中的东西。”（罗素：《人类的知识——其范围与限度》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71页）
其次，符号化又使人类思维的概括功能得以实现。
我们所面临的对象世界中都是生动具体的的存在物，因而我们的感官也只能把握这些具体的对象。自然界中只有两朵花、两片树叶，两匹马，而绝对没有什么都不是的纯粹的“2”这个符号。“2”是思维概括的结果。同样，自然界中有长河落日圆、有中秋月圆，但绝不会有数学公式，符号，无论是2还是数学公式，都是思维概括反映对象的工具。 也许正是看到了这一点，黑格尔才将思维的概括功能称作“创造符号的活动”，并认为这种“创造符号的活动”是一种有“生产力的记忆”，他指出：“‘能创造符号的幻想’是使普遍性的表象与图象的特殊物统一起来的活动。它能使特定的图象具有标志普遍物的符号的意义……。”（黑格尔：《精神哲学》第54页》
当然，符号化对思维的影响不仅限于上述两点。然而，从传讯思维的角度看，上述两点却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它们为传讯思维的发生与存在，提供了前提性条件。实际上发生的传讯思维过程，恰恰是对符号的解释与理解过程。追求对符号意义的解释与理解构成了传讯思维的第二个基本特征——解释与理解的思维模式。
关于传讯思维的基本模式，我们可以用下图加以描述：
在上述模式中，解释是意义经过解释者的加工处理外化为符号加以显现的过程，这一过程的目的是将所要传达的内部思维信息——意义编码为符号和符号系统；理解，则是理解者将符号的感官刺激内化为意义的过程。这是符号解读的过程，即将接收到的符号系列恢复到发送音者的意义层面的过程。解释是心理现象生理化、物理化的过程，理解是生理现象、物理现象心理化的过程。当然，意义的传达不可能一次彻底完成，而需要经过理解者和解释者之间的反馈调节，即理解者用态度和行为反应把信息再传回解释者，互相加以比较，最终才能达到最大限度的一致。
传讯思维的基本模式，揭示了符号化和符号解读在思维成果传递中的关键性作用。对解释者来说，个人的经验和心理体验本来是一种主观性的东西，别人当然是无法感知和体认的。但是，在传讯思维过程中，解释者可将个人内在的意义外化为各种符号（如声音、文字等），变成能为理解者的感官所感知的东西。理解者感知了这些符号（感觉效应器官进行能量转换）后，加以解读（中枢神经系统动作——查找、对照、翻译），便能辩识其中所传达的思维信息。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意义只所以能够发生由此达彼的转移与传递，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符号意义具有可通约性，也即全人类意义上的统一性。人类生活在一个有意义的世界中，但客观世界本身却并没有意义存在。意义是由外部世界引起的，但却不是外部世界给予的。意义作为人类我向思维活动的产物，首先是为维持人及人类自身的存在与发展这一目的服务的。人类生活成长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但人类能够从这个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区分适当的信息加以判断，并对其作出相应的反应，而不会淹没在外部信息的海洋中丧失自身的存在。简言之，意义是人类将环境变化的信息传达到大脑，并在大脑中译释这些信息，从而保证自身行为与外部环境平衡协调的信息处理过程。对于人类来说，满足生存目的的条件是基本相同的。因此，人类的生存反应差不多都是一致的，这是符号意义一致性的最终根据。也是意义能够传达的最终根据。
从微观的角度看，意义的传达之所以能够进行，还有其神经生理学和神经心理学依据。这表现在：
首先，意义的可通约性来自于感觉效应器官的一致性。不同人的感觉器官（实际上是能量转换器，如眼睛为光—电转换器）的阈值是相同的。如人的视网膜作为一个能量转换器，不同的人所能反应的电磁波的波长是相同的，即都只能对可见光作出光—电信号转换。不会有一部分人能看见紫外线，而另一些人又能看见红外线。其他的感觉效应器官，如耳、鼻、舌等，不同人的感觉阈限都是一致的。由于感觉效应器官是意义形成的起点，因此，感官阈限的一致便为意义的可通约性提供了前提。
其次，人类中枢神经系统结构与功能的一致性，是意义可通约性的另一保证。人类中枢神经系统的构造是相同的。神经细胞的生理构造也是相同的。如神经系统信息传递的速度都为120m/t，大脑神经细胞膜内膜外的静息电位都为－70mv，不会有人例外的。同时，人类中枢神经系统处理信息的方式也都是相同的，即都采用电传递和化学传递两种形式。在电传递中，又都采用动作电位和局部电位的形式来完成信息的处理；在化学传递中，传递信息的载体——化学递质也是相同的。如乙酰胆碱、5—羟色胺、去甲肾上腺素等，它们能引起突触后膜电位降低，使神经细胞兴奋性提高，这类递质便称为兴奋性递质。而r氨基酸、甘氨酸、多巴氨等，则会引起突触后膜电位升高，使神经细胞兴奋性降低，这类递质称为拟制性递质。对不同的人来说，脑神经细胞所能分泌的化学递质的种类是相同的，不存在某些人具有与众不同的递质的情况。而且，不同的人用来传递不同信息的递质也是相同的。例如不管什么人，对兴奋性刺激的化学传递都要靠乙酰胆碱等兴奋性递质来完成。这是意义可通约性的脑神经生理依据。意义的发生与存在虽然属心理范畴，但心理现象是以生理现象为内在根据的。因而人类中枢神经系统结构与功能上的一致性是意义可通约性的最科学的说明。
意义的可通约性保证了解释与理解得以进行，同时又对传讯思维产生了一系列影响，导致了传讯思维过程中两个具有认识论价值的特征的出现。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传讯思维过程中对意义的衍生和理解不足。
衍生是指传讯过程中理解者获得的意义超过了解释者所要传达的意义。只所以出现了意义的衍生，主要是理解者拥有比解释者更为广阔的意义域或理解背景，因而往往将自己对解释者使用的符号的额外理解附加在解释者的原意之上，故而称作意义的衍生。
理解不足正好与衍生相反，这是理解者获得的意义小于理解者所要传达的意义的一种情形。出现这种情形，主要是因为理解者所具有的意义域要小于解释者的意义域，所以理解者对解释者使用的符号及符号系统很隔膜，常常只能接受其中极小一部分信息。例如在日常交往中，一般人如就一些专门问题与专家进行对话，经常就会出现理解不足的现象。
其次是传讯思维过程中的误解和理解与解释不相关现象。
误解是理解者在意义选择与认定上的错误行为所导致的一种常见的传讯思维过程。符号学的研究表明，一个符号系统的意义往往是多元的，并非单一的和固定的。所以，解释者在使用一个符号或一个符号系统时的基本态度和主要意向便成了理解者选择和认定意义时必须注意的参照系，如果理解者由于自身利益、偏见等因素的影响无视这一参照系，意义的误解便出现了。具体说来，如人权这一概念，其含义是极其复杂的，东方人与西方人的理解各有侧重，其间发生的误解是颇为典型的。
理解与解释不相关是说，理解者对作为意义载体的符号或符号系统的意义另有规定，因此，虽然解释者和理解者所使用的符号在形式上相同，但其意义却相去甚远，这样便会产生理解与解释不相关的情形。
在符号化解读过程中，无论解释者还是理解者，实际上都有自己一套的“意义辞典”，这些辞典，构成了解释和理解的前提和背景。无论解释还是理解，实际上都是一种查找辞典的活动。要使解释和理解之间产生对应的响应，“辞典”与辞典的编辑规则就必须相同，否则便无法避免出现理解与解释不相关的情况。如美国人手指微曲，手心向前，用拇指与食指弯曲合成园圈，表示“OK”之意，在中国，这一动作却毫无意义，在日本，这一动作表示钱，在拉美，这一动作则表示极为庸俗低级的意义。
对传讯思维四种基本模型的分析表明，思维符号的出现，一方面为人类的解释与理解活动提供了手段和工具，但另一方面又给人们交流思维的内容设置了人为的障碍，如何把握传讯思维这一深刻的内在矛盾，对于理解传讯思维的认识论本质来说是极为重要的。
首先，由于解释者和理解者各自拥有不同的个人背景，所以解释与理解过程中存在着意义个体化的倾向。即是说，任何解释者或理解者在他们开始进入传讯思维过程时，就处于一种前拥有和前把握状态。因此，追求解释者与理解者意义视界的彻底融合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根本不可能成为现实的过程。理解者和解释者的意义视界只能在传讯思维过程中无限逼近，而绝不会合二为一。
其次，解释者与理解者独特的个人背景又是思想创造的内在根据。客观地说，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不带任何个人背景的解释与理解过程。正是个人独特的背景，才形成了解释与理解过程中的歧义性，并最终导致了新思想的产生。传讯思维过程中意义的流动性和生长性，皆导源于此。
最后，有鉴于前二者，任何一个现实的传讯思维过程，在追求意义视界的融合时应有一个合理的尺度，不能生硬地强求理解者向解释者彻底回归，更不能盲目轻信能达到理解与解释的彻底重合。由此出发，在把握文化进化史中思想的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时，我们都应以科学的眼光和宽容的态度看待各种“异端”思潮。思想史的发展作为一种典型的传讯思维过程，其中各种“异端”的出现，来源于传讯思维自身的内在张力，有其客观依据，并不能人为地加以排除。
总之，传讯思维无论是作为人类思维的基本样式，还是作为文化传播和文明进步的工具，其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贝塔朗菲曾经认为，人的行为除了饮食之性之外，其他都与传讯思维密切相关。因此可以预料，开展传讯思维研究，必将促进我们对自己精神世界的认识与理解。本文写作的目的，也正在于此。
本文选题属国家教委八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资助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