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顾颉刚日记》及其他
唐茹玉
瞿秋白纪念馆 江苏 常州 213003
史料是认识历史真实最重要的依据，所谓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史料挖掘得越充分越彻底，今人对历史的了解方能越接近历史真实。阅读人物自述、日记等史料，对于了解历史人物之间的交集和关联，明辨历史的真相，还原人物本真，自感大有裨益。
发现一帧秋白“新照”
2014年，偶读《郑振铎传》，作者在描写1923年10月10日，上海一品香酒家郑振铎婚礼时，配有当时所摄婚礼照片一帧，是新婚夫妇郑振铎、高君箴、瞿秋白、一位男士、两位伴娘和两名小花童的合影，都身着盛装，甚是隆重热闹。
这帧照片之所以引起笔者注意，原因有二：一是因为它是瞿秋白生平影像资料档案中未被发现过，又多了一个真实的瞿秋白形象，增加了一份感性的认识；二是这帧照片拍摄的时刻隐含着一个动人故事。郑振铎婚礼前一天，发现母亲没有印章，按照当时“文明结婚”的仪式，结婚证书上必须盖上主婚人、介绍人、新娘新郎及双方父母的印章。郑振铎知道秋白篆刻技艺精湛，马上请人送信给秋白，请他赶刻一章。瞿秋白请送信人带回一张“秋白篆刻润格”便条，每刻一字都明码标价，如需急用，价格翻倍。郑振铎以为瞿秋白繁忙无暇，借故推脱。于是转求沈雁冰连夜赶刻救急。第二天一早，瞿秋白派人送给郑振铎一个红纸包，上书“贺仪五十元”，让郑振铎大为惊诧：“秋白何必送这样重的礼呢！”旁边的沈雁冰打开红包一看，原来是秋白刻的三枚印章，一枚是郑振铎母亲的，另外两枚是一对新人的，边款还刻有“长”“乐”各一字，按照秋白的润格，恰好是五十元。这份“重礼”，出人意料，顿时引得大家一阵欢笑。及至婚礼，瞿秋白发表一番诙谐幽默的讲话，又让宾朋捧腹不已，为婚礼增添不少喜庆气氛。多年之后，郑振铎等多位好友回忆秋白时，对这一桩雅事仍描绘得有声有色，如临其境，足见秋白的高才与风采。
“秋白表弟”是谁
对于瞿秋白的粉丝来说，但凡关于瞿秋白的，哪怕是一句话，一个字，都是极为珍视的，并总带有探究一番的兴趣。细看这张照片，问题来了：瞿秋白身旁站着的那位年青男子，是否为当日的婚礼司仪顾颉刚？带着这个问号，笔者购得洋洋六百万字的《顾颉刚日记》 [1]，以期寻找到顾的有关记录。
身为历史学家，顾颉刚每日记录起居、读书、写作、公务、家事、会友、聚餐等等，精细至极，用词简炼，而在有所思处也会洋洋洒洒尽情抒发。对于郑振铎的婚礼，顾当天日记提及一句：
“与履安（顾妻——笔者注）到振铎处看新房，与履安到一品香贺振铎、君箴结婚。……予为司仪人。”
求日记不得，笔者又搜集数本有关顾颉刚的传记、自述，将瞿秋白身旁的男子比对顾颉刚摄于1924年的相片（《顾颉刚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1月出版），脸型和五官都不像，可以断定瞿秋白身边的不是顾颉刚。
在阅读《顾颉刚日记》过程中，又有新的发现，令笔者眼前一亮。1923年顾颉刚日记共提到“写秋白信”10封：
9月17日，“姑母来，为秋白表弟欲移居事。”
9月22日，“秋白来谈”，“与秋白、伯祥到新开松鹤楼吃饭。”
11月29日，“与秋白同室。”
11月30日，“为秋白集孟姜女故事史料”……
顾颉刚有个“秋白表弟”，此“秋白”是否“瞿秋白”，却是闻所未闻。
复从日记开篇逐年翻阅，1924年上半年，顾颉刚日记录“写秋白信”又5封。1924年11月4日的秋白来信，令笔者欣喜万分，几乎要认定这就是瞿秋白了——
“秋白来信，以喜期在迩，嘱寄喜联。予实不能书联，下笔恐怖，笔力既弱，又大小不均，勉作十字，曰‘乔木莺萝茑，蒹葭倚玉枝’。”
1924年11月，正是瞿秋白与杨之华结婚之期，但为何瞿杨都未说起此联，难道二人此次结合特意低调？顾颉刚日记未有对“秋白”其他事项的记录，无以证实“秋白”究竟为何人。此时，只有继续追踪下去：1925年“写秋白信”3封，1927年8月30日“到鲁弟处，并晤秋白”。循着见面时间的线索，查《瞿秋白年谱详编》：（瞿秋白于）“1927年九月底返沪。”[2]顾、瞿见面时间对不上。此时刚开过八七会议，在白色恐怖之中，瞿秋白担负党的领导重任，似乎不大容易访亲会友。直到1929年4月11日顾颉刚记下“秋白表弟自沪来”，得以确定此“秋白表弟”不是“瞿秋白”，此时瞿秋白远在莫斯科，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不能“自沪来”。一桩追寻化为泡影，欣喜落空，而转念一想，也极合情理，若瞿秋白是顾颉刚表弟，为何所有人都未提及呢。
那么，问题又来了，这个“秋白”是谁呢？这个背影好像不曾转身，而越发教人想要一探其庐山真面目。只恨日记中寥寥数语，语焉不详。笔者同时翻阅《顾颉刚评传》《顾颉刚自传》《顾颉刚自述》等，全然无涉“秋白”。一天深夜，忽然想到“秋白”与顾颉刚曾共同商讨过“孟姜女史料”一事，试着搜索百度，终于在一篇研究论文中找到答案：
“同年冬（1923年——笔者注），《上海文学》周年向他约稿，顾氏因预备北行而无暇动笔，只好把收集的材料交给表弟吴秋白（立模），写成《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一文，发表于《星海》上。”[3]
真相大白，释然。
追寻获得最有力的启发
二十多天的查阅，虽无更多有关瞿秋白的信息，却让笔者走近了一位史学大师。余英时作《顾颉刚日记》序言以“未尽的才情”为题，道出顾颉刚一生之才情皆有其憾：建国后其史学、民俗学方面的奇才，“硬生生”的由“海洋”被逼成“一条溪流”，再无超越《古史辨》之作；其挚爱谭慕愚女士，从1924年在颐和园望见她第一眼起，到最后的日子，终其一生魂牵梦萦，从未结合，也从未放弃。这些让笔者对这位严肃的大师产生更多的亲近感。读他的日记，好像听着他絮絮言谈每日行止、思索与苦闷，也凸显着他身上的独特魅力——“真”，这是顾颉刚为人之本，用情之根，傲骨之核。
顾颉刚给予笔者最有力的启发：
“如果我们要求真知，我们便不能不离开了人生的约束而前进，所以在应用上虽是该作有用与无用的区别，但在学问上则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的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的目的。”“我敢于大胆作无用的研究，不为一般人的势利观念所笼罩。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4]
顾颉刚做学问，只求真实而不计眼前功利，“所以特别爱好学问，只因学问中有真实的美感，可以生出我的丰富的兴味之故。”[5] “我们若要有伟大精美的创造，必须任着作者随了自己的嗜欲和兴会而发展，愈不求实效愈可得着料想不到的实效。”[6]顾先生说的有道理，做学问如果先定功利成见，以之裁剪史料，削足适履，势必曲解史实，写成伪史，遗害甚大。
其巨著《古史辨》震动当年中国学术界，是受胡适“典范”启示的产物。顾晚年因人所共知的原因，推说自己在学问上更崇拜王国维而不是胡适；1926年后即与胡适疏远了。依余英时所论，顾早年受章太炎影响，却数年不谙门径。直到1917年听胡适讲中国哲学史，耳目一新，才有豁然贯通之感。又读胡适考证井田制度和《水浒传》的著作，掌握了治史的方法，才有《古史辨》的发轫。至于王国维，恰恰与胡适南辕北辙。1925年秋，王国维在清华讲授《古史新证》，正是针对《古史辨》而发。顾把王的造诣悬为将来努力的榜样，也是真话，但与《古史辨》无关。顾氏一生的学术工作，《古史辨》是他在胡适影响之下，其创造力发挥得最为淋漓尽致的时期。顾氏自谓：“《古史辨》中诸文，皆为余卅岁左右所作，才气横溢，一身是胆，今不如矣！”（1944.9.22日记）胡适亦颇贤之。余英时认为，“盖棺定论，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学术史上，顾先生的大名只能系属在胡适而不是王国维的谱系之下，是个不易撼动的结论。”[7]
活跃于学、政、商界的史学领袖
别人多称顾为“纯粹学者”，实则顾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曾与傅斯年、罗家伦等创办《新潮》，希望以新意识启蒙民间大众，后来有意“唤起第二次新文化运动”；研究民族史、边疆史，以激发民族意识，抵抗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的侵略。培养不少后起之秀，追随者日益增多。他以学术研究为根基，坚持普及文化知识于广大民众。1930年代后，创办通俗社（1933年）、主持边疆语文编译会、主编《文史杂志》（1941年），合办中国图书公司（1943年），无一不与他自己的学术文化事业密切相关。为了事业，他辗转活跃于学、政和商界，自信确已成为史学界的领袖人物。
有人说他是“学阀”，顾则希望以自己的学术建树与育才聚才之势，独树一帜，成为学界领袖，以推动史学的进步。傅斯年与顾颉刚，同为胡适门下两大弟子，却因个人性格、学术构想和抱负的不同，互争雄长，形同“学敌”终至分道扬镳。1940年代，顾之投入国民党的文化运动，也是为与傅争锋。尽管交恶，傅对顾的《古史辨》仍十分心折和珍惜。余英时对于这一场胡适门墙之内的纠纷评论说：“他们两人的友谊破裂虽不免令人惋惜，但分途发展的结果是中国现代史学呈现出一种多姿多彩的面貌，则是必须加以肯定的。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学术界存在着多元互竞的空间，这是一个无可否认的客观事实。”[8]
顾先生在学术与政治上都堪称活动家。中学时代，为实现“无政府、无家庭、无金钱”的境界，他曾加入社会党。生在内忧外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激起现代社会意识与民族救亡情怀，余英时说：“这是他的事业心的‘原动力’。”为了争取办刊办社经费，他于1936年加入国民党，并与之合作，发起“民众运动”。1941年7月13日，在教育部长陈立夫陪同下，到重庆黄山官邸谒见蒋介石谈经学，陈布雷在座。但他很快便发现自己不能适应“党文化”。在抗战大局下，他对蒋介石领导抗战，废除英、美等国不平等条约，使中国跻入“四强”之列，抱有敬意，承命撰写《九鼎铭辞》歌颂蒋氏是很自然的事（1943年）。“献九鼎”在解放后却成为顾的一条罪状，他在1950年所作《顾颉刚自传》中执意要“说个清楚。……当时国、共合作尚未决裂，共产党尚喊‘拥护蒋委员长’的口号，而废除不平等条约也未始不是共产党该庆幸的事，这鼎铭就使是我做也并不在今天犯罪。”[9]
顾氏的国家民族意识强烈，在日本投降后中苏同盟条签订，令他深为忧惧，认为苏联是继日本后侵略中国的可怕力量，斥条约为“帝国主义的复兴”（顾日记，1945年末条），是“认贼作父”（顾日记，1945年8月末条）。傅斯年公开支持中苏条约，说外蒙在历史上不是中国本土的一部分，顾斥之为“御用学者”“无耻也！”（日记，同上条）。对中共颇多非议，预感到“中国的巨变”势必接踵而至，他的“事业”也将天翻地覆，不知所终。
晚年的坎坷与梦幻
1949年鼎革之前，顾本拟携妻儿去国民党治下的广州，因亲友拖累未成。对苏联认识如故，对中共外交、内政亦有不少微词。1954年由上海到北京，被召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遂有对中共“感激知遇的心理”[10]。然而，当他把《顾颉刚工作计划》交给历史所党的领导人尹达，两个月后取回时，尹竟未看，而对顾以往几十年的工作，只评为“大而无当”。尹达对顾“一若征服者对被征服者”（1955.3.17日记），训斥顾说：“你是在上海等待蒋介石反攻大陆的，现在看我们的政权巩固了，你才肯来了。”[11]人生的新阶段，顾未感到兴奋，而只感到痛苦。他自比吴梅村在清初身降而心不降的无奈，以“文化遗民”自居。
政治环境如此，家庭环境更糟糕。顾妻张静秋原是国民党员，她与其兄雁秋有意竞选“国大代表”。前政权垮台，又欲携兄全家同去广州，依附国民党。镇反中，雁秋被捕，判刑12年。从此，静秋生活在极度恐惧中。为求得生存空间，静秋逼迫顾颉刚“进步”，以争取党的信任。顾被聘为全国政协委员，而未进入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行列，又遭静秋埋怨。顾为表现“进步”，在1958年的“交心运动”中有上乘表演，在民主促进会中交心570条，名列前茅。随后，又作歌颂韶山、颂毛公等诗。1963年12月26日，全家吃面祝贺毛七十大寿（1964年至1968年，每年毛生辰，顾都在日记上以朱笔书“毛主席生辰”）。然而，“文革”到来，把他的“进步”梦打得七零八落。家中人各自求活命，顾成为“文革”打击的“反动学术”，也成为家中妻儿求生的唯一障碍物，随时以捶打相加。
1966年9月11日，顾记下家庭斗争会的场面：
“静秋与潮、洪、湲三儿与予斗，静秋打予至五次。……
家中人与予斗……以我为‘反动学术权威’故，四儿皆不得为红卫兵，以是皆恨我，我每出一言，必受其驳，孤立之状可想……诸儿皆不与说话……在饭桌上，常瞋目斥余……”
1967年3月8日，又记:
“彼闻此言大怒，斥我不信群众，即要到‘文革’小组检举。予急谢失言，彼乃打骂不休。噫，以我之年与病，一死何足惜，但想不到竟死于静秋之手耳。”
顾日记中，记梦甚多。且多权威人士入梦，早年的如王国维、梁启超，当代的韶山冲与毛泽东。1967年6月8日，竟梦“毛主席来我家，温语良久，同出散步。”然而，幻境无常，在尹达高擎“史学革命”大旗的历史所不断遭批斗和张静秋为保命而打骂交至的恶境中，一切希望皆成泡影。所幸，他没有像王国维、老舍那样自杀，在“文革”噩梦中尚有主持《二十四史》标点工作之令下达，得以活到1980年，以脑溢血辞世。算是“善终”吧。
俱往矣，大师已远去，他的求真良知、深厚学问，钟情文化，心系世运，以其生命践信的情怀依然给予我们力量，他的学术成就惠及当今而远未过时。研读历史人物，翻阅历史档案，就是在温情与敬意中汲取，从和合与扬弃中把握，于沉潜与深思中领悟，抒写今天，创造未来。
参考文献
论文作者:唐茹玉
论文发表刊物:《文化研究》2016年4月
论文发表时间:2016/8/27
标签：胡适论文; 秋白论文; 瞿秋白论文; 日记论文; 中国论文; 笔者论文; 表弟论文; 《文化研究》2016年4月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