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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五四”运动80周年。“五四”运动是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它标志着中国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这次运动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弘扬民主、科学精神，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准备了条件。
“五四”火炬，首先由北京举起，随之燃遍全国。当时作为京、津、沪、汉四大城市之一的武汉，是“五四”运动的一个重要场所。武汉进步学生和劳苦人民的斗争，是“五四”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五四”运动在武汉的开展，不但直接推动了运动的胜利，而且在武汉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五四”运动前的武汉
武汉人民之所以勇猛地参与“五四”运动，是有其历史条件和自身条件的。
（一）帝国主义的掠夺点燃了民族复仇的烈火
武汉地处我国中部，为京汉铁路重镇，长江水道中枢，交通发达，物产富饶。帝国主义在对我国侵略的过程中，早就垂涎武汉。英帝国主义曾于1858年派船舰从吴淞入口，侵入武汉，强逼清政府为其设商埠、辟租界。之后，俄、法、德、日等帝国主义接踵而来，争相效尤，使汉口沿江一带租界林立。
在租界内，他们设置一整套对付中国人民的机构，如巡捕房等，任意拷打、扣押甚至杀戳中国人民。据《大汉报》记载，1919年2月24 日，英租界一巡捕就在怡园马路“扭殴贫民，激起众人公愤，一时人声鼎沸，英捕房复将为首之人拘去四名”。
帝国主义列强还在武汉开设商埠，将洋货源源输入，充斥武汉市场。作为以商业城市著称的武汉，人民群众不但早就喊出了“提倡国货、反对洋货”的呼声，而且还具体组织了许多提倡国货的团体。早在1915年，中华大学就设立了国货贩卖部。武汉铁厂等职员也发起了抵制日货运动，并在厂内设国货贩卖部。武汉总商会组织的贩卖团，还决定专运国货，分赴各乡镇销售。
帝国主义列强为了掠夺我国廉价原料和劳动力，同时还在武汉开办工厂。1863年，帝俄首先在汉口设立砖茶厂。1876年英国在汉口开设压革厂，以后又开设了熔金、制冰、丝呢等厂。随后，美、法、荷、日等亦相继在汉设厂。仅1895年至1920年期间，帝国主义列强在武汉设厂就多达30余家。他们在所办工厂肆无忌惮地打骂工人，压迫员工，激起了武汉人民强烈的不满和反抗。
（二）封建军阀的欺压卷起了反抗强暴的怒潮
“五四”前夕，直系军阀王占元为湖北督军。军阀政府对武汉人民进行了血腥的统治和残酷的剥削，他们经常采用加征苛捐杂税、滥发公债等多种手段搜刮民脂民膏以肥私囊。据史料记载：王占元在职八年中，每年平均搜刮民费一千万元，共八千万元。他用这笔钱在老家山东购置土地，成了当时在四个县内均霸占有土地的官僚大地主。
“五四”前夕，洋务派官僚也在武汉创办了汉阳铁政局和湖北枪炮局，之后，又继续创办了纺纱、织布、缫丝、制麻四局。这样，武汉形成了一支强大的工人阶级队伍。为了反抗强暴，武汉工人阶级开展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从辛亥革命到“五四”前夕，罢工运动此起彼伏、连绵不断。这中间较有规模的大罢工就有1912年9 月的汉口租界人力车夫三千多人的大罢工；1912年和1913年汉阳兵工厂工人大罢工；1917年武汉三镇碾米工人、人力车工人等的大罢工。尽管这些罢工当时多为经济性罢工，但在不同程度上都有力地打击了封建统治势力。
（三）十月革命的炮响送来了新世纪的曙光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送来了民族争独立求解放的希望。虽然武汉军阀政府竭力封锁、歪曲十月革命，但乌云毕竟遮不住真理的阳光。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到武汉后，武汉各报先后登载。如1917年11月12日，《大汉报》以“俄国政变”的标题报道了十月革命的新闻，接着13日《大汉报》、14日《汉口新闻报》等都刊登了苏俄士兵委员会的革命措施。报道中还向武汉人民介绍了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从这些报道和介绍中，武汉人民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和鼓舞。
（四）新文化运动的呐喊唤醒了救国救民的愿望
“五四”运动前夕，武汉进步的知识分子也和全国一样，为了冲决封建主义的思想罗网，寻求救国求民的真理，开展了一场反对封建文化思想，提倡民主科学精神，主张文学革命的新文化运动。当时为中华大学中学部主任的恽代英同志曾先后在进步刊物《新青年》、《东方》、《光华学报》等杂志上发表了《物质实在论》、《论信仰》、《新无神论》、《向上》等文章，宣传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抨击封建迷信思想。恽代英的这些文章，就象一束束火把，给了人们前进的信心和力量，为新思想的传播起了启蒙作用。
为了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武汉学生中进步社团竞相成立。1917年10月，恽代英和一些进步学生组织了一个在学习、思想和生活上互相帮助的“互助社”，开展对新文化的研究活动，以达到“改造环境、改造自身”的目的，并出版了刊物《互助》。1918年4月， 武汉进步学生中又成立了“仁社”， 声明要“以服务社会”和“有志图存”为宗旨。 1919年初，恽代英又组织成立了“新声社”，并出版了《新声》半月刊。
“五四”运动前夕，武汉的新文化运动，虽然还只限于在思想、文化领域，但它却启发了人民群众的民主主义思想觉悟，抨击了长期统治禁锢中国人民的封建主义思想，唤起了劳苦大众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强烈愿望，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为“五四”运动的开展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五四”运动前夕，作为英雄城市的武汉，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加上十月革命的影响和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一个新的民主主义运动已经酝酿成熟。此时此刻，巴黎和会上外交的失败，军阀政府的腐朽妥协，北京学生的爱国义举，就如一根导火索，迅速点燃了江城反帝反封建运动的熊熊烈焰。
二、“五四”运动中的武汉
“五四”前夕，武汉人民十分关注“巴黎和会”的消息，经常议论中国的外交问题。五月初，恽代英等正筹划组织武汉各校学生准备举行“五七”国耻日（即1915年5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答复日提出的“21条”，国民引为大耻奇辱）纪念会。5月7日，当北京“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武汉，正在开运动会的中华大学学生立即沸腾起来。当即，恽代英起草的《四年五月七日之事》的传单，象雪片一样飞到学生中间。传单写道：“现在又是五月七日了，那在四十八小时内强迫我们认二十一条密约的日本人，现又在欧洲和会里强索我们的青岛，强索我们的山东，要我四万万人的中华民国，做他们的奴隶牛马。”号召“有血性的黄帝的子孙”，共奋全力，勿忘国耻。学生们接到传单，义愤填膺，怒不可遏，一场大规模的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在武汉展开了。
纵观“五四”期间的武汉爱国运动，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由分散集会、演讲、散发传单到形成联合，组织起来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
5月9日，武昌高师、中华大学、文华大学等18所学校的学生代表齐集中华大学开会。会上决定以武昌学生团名义，向北京学界拍电声援，坚决支持他们的爱国运动。会议还推举恽代英为武昌学生团拟写宣言书，并选派林育南（时为中华大学学生）等为代表，分赴武汉各校联络。会上决定各校组织宣传队到汉阳门、司门口、大东门等处演讲、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发动群众。
5月10日，武昌高师等15校学生代表到中华大学开会。 与会者叙说国难之情，商讨提倡国货之法，个个声泪俱下，悲愤激昂。学生代表肖世杰当场咬破手指，用鲜血写成“提倡国货”四个大字。会上决定与北京学生一致行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代表们还当场捐款一千余串作为活动经费。这时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十分高涨，斗争的发展要求各校学生尽快地组织起来。
5月11日，武汉15所学校2000余人，不顾反动政府的戒严令， 在文华大学集会，声援北京的学生运动。会议决定致电北京并欧洲“和会”，发表爱国宣言并通告全国。大会以后，高师等校学生代表又通过讨论，决定成立“武昌学生团”，并起草了《武昌学生团宣言》，次日在《大汉报》上发表。
5月14日，“武昌学生团”代表在中华大学开会， 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改“武昌学生团”为“武汉学生联合会”，并修改了宣言。这是武汉地区最早的学联组织。学联于17日在中华大学召开成立大会，到会者有26校代表。会议一致决定，要联合起来，组织一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
5月18日，武汉学联代表往见湖北督军王占元， 请求准许爱国游行。王迫于形势勉强应允。学联便约定下午一时在阅马场集合举行游行集会。下午一时，各校学生3000余人陆续整队来到阅马场汇合，然后组织成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由武昌高师打头，中华大学断后，经武昌路、府院街、察院坡、司门口、长街到达督军署。学生每人手持小旗一面，上书“争回青岛”、“灭除国贼”、“还我主权”、“伸张民气”、“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等。游行队伍所到之处，观众如堵，市民、商人莫不肃然起敬。
（二）第二阶段：在与帝国主义和反动当局的诱压斗争中，学生运动逐步演进为社会各界的爱国民主运动。
5·18大游行前后，武汉的斗争形势已发展成了两军对垒的阵势。 一边是进步学生的爱国行动，一边则是帝国主义与反动当局相勾结，对学生运动采取诱压政策。学生爱国运动的蓬勃发展，吓坏了湖北反动当局，他们先是百般阻扰，故意刁难，后是滥施淫威，残酷镇压。 早在5月6日，王占元就嘱咐省长何佩瑢，召集各校校长入署严谕， 以“维护地方秩序”为借口，不准学生集会。6日晚上， 当北京学生运动消息传到武汉时，反动当局即发布“戒严令”，使武汉三镇，军警巡逻、“靴声剑影，遍荡街衢”。5月8日，日驻汉司令拜会王占元，王竟设宴款待。14日，王占元、何佩瑢还厚颜无耻地“迎授日勋”表示要尽力维持“中日和睦”。20日，王占元又传见各校校长，命令他们对学生要严加管束，“切勿再生事端，致碍治安”。当18日学生大游行运动逐渐进入高潮时，反动当局则准备用武力来镇压学生运动了。
自5月18日大游行后，武汉学生爱国情绪更为高涨。19日， 武汉学联召开特别会议，欢迎北京学联代表来汉介绍北京学生运动的情况，同时还总结了前段游行等活动的经验教训。会上强调：抗日救国是来日方长之事，所进行事项须殚精竭虑，详加研究。要誓必持永久坚韧之决心，百折不回之志愿，不为势力可动摇，不为邪说所煽诱。
5月24日，武昌高师代表在汉口青年会约集各校代表开会， 商量如何在当前形势下将爱国运动深入下去。会上决定：第一，为唤醒国民爱国思想，改变斗争形式，由各校组成10人团，分头在各处演说。第二，由高师出面，派人分赴武汉各校联络。会上还约定26日上午在洪山宝塔顶上举行秘密会商。会商时，各校代表提出了先由学生罢课，继而联络工界罢工，商界罢市，把学生爱国运动推进为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爱国民主运动的部署。会上还作了分工，学界的罢课由高师领导策划，工界的罢工由一纱厂负责串联，商界的罢市由汉口爱国公司主持。
在学生爱国行动的推进下，武汉各界人民也积极行动起来，开展了“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活动。武汉造币厂工人发起组织了“提倡国货协进会”，号召各厂工人一致行动起来提倡国货，并于5月24 日夜邀集该厂工人及修理机件店伙，在阅马场集会，决议一律禁止代修日货。武汉人力车帮将日货轮胎全部换下，改用国货，以示爱国。
（三）第三阶段：反动政府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六一”惨案，同时也促进了学生运动发展为波澜壮阔的群众爱国运动。
5月31日下午，武汉学联在汉口辅德中学开会，决定自6月1 日起实行总罢课，并分配地点，分担讲演。“每校各出一组（10人），如被军警逮捕，赓续补派，至全体捕尽无可再派为止”。会上还发表了《武汉学生罢课宣言》，《宣言》代表武汉中等以上学校全体学生5969人，向全国人民陈述了罢课的理由及严正立场。罢课理由一则外交问题；二则责斥国贼问题；三则自由问题。“俟上所举三端得政府圆满解决为止”，“不达目的，决不上课”。
当得知学生即将举行全市总罢课的消息时，王占元一面宣布武汉全市特别戒严，一面则严谕各校校长，“如果某校首先罢课，先封某校大门”。他还扬言：“如果学生罢课，捉到即枪毙，拼着一个督军，一定要办到格杀勿论地步！”当晚，武汉全城戒严，“至六、七点钟，时而荷枪之军士则已攘往熙来，荷枪之警士则已成群结队。抱冰亭畔，黄鹤楼前……防守之密布如同蛛网。”至6月1日晨，各校门前军警林立，各街市巡逻首尾相衔，江城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面对反动派的白色恐怖，爱国学生没有屈服。6月1日，各校学生在军警的包围下，有的“逾垣而出”，有的“毁墙而出”，三五成群，奔赴讲演地点，但各讲演地点也早有军警防守，不准学生讲演。于是，已经出校和还未出校的学生与反动派军警发生了严重冲突。武昌高师学生被军警严阻校门不得而出，学生陈开泰等人上前质问理由，遭到武力干涉。陈开泰两腿及小腹等处被刺刀戳伤，血流如注。看到手无寸铁的同学倒在血泊中，学生们怒不可遏，更是不顾生死地冲出校门，奔向约定的讲演地点。当天文华大学学生在与军警冲突中，8人被欧，2人被捕，更激起了学生公愤，同学们前往包围四署，勒令从速放回被捕学生。署长见势不妙，不得不释放了被捕学生，学生始散。中华大学数10人冲破军警包围，赴劝业场讲演，与保安队发生冲突，重伤4人，轻伤5人，被捕7人。同天，法政学校被捕8人，湖南中学被捕8人，高商被捕9人。其他学校亦有被捕和受伤学生10余人。这就是武汉反动当局制造的轰动全国的六一流血惨案。
反动派的血腥镇压，进一步激起了学生和市民的爱国热情。6月2日至3日，文华大学、中华大学等校学生继续赴约定地点讲演， 听者“人山人海，途之为塞”。王占元一伙一面向学生施压，一面则胁迫各校校长颁布了提前放假令，勒令学生三日内返回故里，否则严惩不贷。
在反动派的残酷镇压下，学生们团结在学联负责人恽代英、林育南等周围，继续坚持斗争。6月4日，学联召开紧急会议，并通过了7 项决议。决定在青岛未收回、国贼未惩办前，学生联合会誓不解散。回家的学生要在故乡发动民众，继续开展爱国活动；留城的学生要通电全国，呼吁各界声援。假期满后，如目的未果，全体学生决不上课。
学生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精神，赢得了社会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六一惨案发生的当晚，爱国校长们自行集会于高商，要求反动当局立即释放被捕学生，撤去各校门前军警，允许教管各员辞职，对反动当局镇压学生运动表示抗议。武汉律师公会副会长施洋提出援救学生议案，呈请法庭提起公诉。他还发表宣言，致书当局，要求惩办凶手，抚恤学生，恢复学生自由。
6月3日以后，武汉工商界也迅速行动起来，纷纷以罢市声援学生运动。10日，汉口局部罢市开始，11日，武昌司门口、察院坡、芝麻岭等处商号不约而同开始罢市。至12日，武昌商号全体罢市，并发表《罢市宣言》，提出了开市的九个条件，要求拒绝山东签字，严惩卖国贼曹章陆，惩戒滥杀武汉学生的警察处长崔振魁、保安队长杜杰，抚恤死伤学生，恢复学生及人民言论、结社、出版自由。九个条件“如不承认，决不开市”。同时，武汉工人也举行了声援学生的罢工游行，以各种方式积极投入到爱国运动中来。许多原在日厂、日店工作的工人，纷纷与该厂、店脱离关系，表示对侵略者的抗议。由于工人阶级参加了战斗，青年学生发起的“五四”爱国运动，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工、学、商联合的广大群众性的革命洪流。
在各界人民的压力下，湖北反动当局被迫通电北京政府力争青岛，拒绝和约，同意恢复学生自由。纵令残杀学生的警察处长崔振魁在各界的谴责弹劾下被迫辞职，指挥欧辱学生的保安队长杜杰被投下监狱，交陆军审判处审判。6月10日，北京政府宣布罢免卖国贼曹汝霖、 章宗祥、陆宗舆。6月28日，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五四”运动的直接目的达到了，运动取得了初步胜利。
三、“五四”运动后的武汉
“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爱国运动，也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标志着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为促进马克思主义与武汉工人运动的结合，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思想基础、阶级基础和干部基础。
（一）推动了武汉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和马克思主义在武汉的传播，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思想基础。
“五四”运动后，一批马克思著作及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陆续在中国翻译出版。“五四”运动中武汉的主要负责人恽代英受《新青年》委托，亦翻译了考茨基的《阶级争斗》，该书1920年由《新青年》社出版，被列为社会主义新丛书之一。湖北青年李汉俊翻译的马尔西《资本主义入门》也由上海出版社出版发行。这些著作，对武汉广大革命青年学生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起了重要作用。
为了传播新文化新思想，武汉教育界还邀请了《新青年》主编、北大教授陈独秀来汉讲学。陈1920年2月4日来武汉，5日， 便在文华大学由武汉学联举行的欢迎会上作了题为《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的演说。6日，陈又应邀在文华大学毕业典礼会上发表了演说，7日陈还到武昌高师作了《新教育的精神》的演说。陈在汉讲学时间不长，但对武汉教育界，新闻界和工商界都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1920年2月，恽代英、林育南等同志经过酝酿筹划， 创办了《利群书社》。《书社》以“利群助人，服务社会”为宗旨，向青年介绍马列著作和《新青年》、《湘江评论》等革命书刊，许多青年经常来这里研究和讨论革命理论，进行革命活动，使“书社”成了一个在武汉宣传马列主义、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阵地，也成了一个武汉进步青年活动的重要场所。《利群书社》成立先后，一批进步社团、刊物和报纸在武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当时有影响的就有“互助社”、“新声社”、“日新社”、“觉社”、“诚社”、“兼爱社”、“启明社”、“健学社”等等。创办的刊物有《新声》、《新空气》、《教育旬刊》、《向上》、《端风》等等。同时恽代英、施洋等还继北京《每周评论》、湖南《湘江评论》之后创办了《武汉星期评论》。通过这些进步社团和刊物的广泛宣传，大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湖北和武汉的传播。
（二）推动了学生运动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阶级基础。
通过“五四”运动的革命实践，先进的知识分子深感要取得反帝反封建的彻底胜利，没有工农大众的参加是不可能的。他们决定投身于群众之中，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团结对敌。这正是“五四”运动之后，武汉先进知识分子进行爱国活动的一个显著特点。
创办平民教育，是武汉进步学生结合工农群众的一个尝试。1920年2月，武汉学联为了开发民智，救国图存，开办了通俗夜校。3月，武昌学商联决定创办平民教育社，由恽代英等起草了社章和宣言书。平民教育社在武昌设平民学校7所，施洋同志亲任该社总务主任和教员， 多次为学员授课演讲。
开展社会调查，是武汉进步学生结合工农群众的又一个尝试。为了了解工农群众，《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利用假期回乡和旅行的机会，对全国各地工厂、农村广泛进行社会调查，武汉自然是他们调查的重点。1920年2月至6月，《少年世界》分别发表了学生写的《武汉工厂调查》和《武汉工厂纪略》，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知识分子通过这些活动，加深了对工人阶级的了解，增进了与工人阶级的感情。同时，工人们也从知识分子的宣传教育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
武汉工人阶级经过“五四”运动的战斗洗礼，已经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仅据《大汉报》和《汉口新闻报》两报所载，从1919年8月至12 月间，武汉各业工人罢工次数多达13次，而且以同盟罢工、千人以上罢工较多。这说明武汉工人阶级经过“五四”运动已经开始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同时也为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深厚的阶级基础。
（三）推动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革命活动的开展，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干部基础。
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进步知识分子在结合工农过程中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初步形成，迫切需要成立一个政党性质的组织带领群众前进。在这种形势下，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就应运而生了。
1920年秋，董必武同志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来信，建议在湖北成立共产主义小组。董必武便和陈潭秋一块开始筹建工作。9月， 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6人出席了会议。
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为了进一步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小组成员纷纷深入工厂农村，开展社会调查，传播革命真理。同时，小组还组织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以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为宗旨。小组还成立了以进步学生为主要成员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展了许多有成效的革命活动。
1921年7月，董必武、陈潭秋代表武汉共产主义小组， 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荣诞生。从此，武汉的革命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五四”运动已经过去80年了。回顾“五四”运动在武汉蓬勃开展的历史，我们更加深切地认识到，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就没有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今天的新中国；没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就不能走向富强、民主、文明。我们今天纪念“五四”运动，就是要继承和发扬“五四”民主的、科学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精神，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事业，豪迈地推向21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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