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183;大同#183;共处——国际安全的思维与机制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帝国论文,思维论文,机制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人类文明以来，出现了不计其数的消除和避免国际冲突的理论和设想，但最有影响的还是帝国、大同、共处三种安全思维和机制模式。当我们思考21世纪国际安全的时候，有必要在比较中选择恰当可行的国际安全思维与机制。
一、“帝国”的思维与机制不能给世界带来安宁
关于国际安全的最早、影响最为深远的思维和机制，莫过于帝国的思维与机制。
人类告别野蛮，同时也就开始了有组织的对生存环境和生活必需品的争夺。及至阶级出现，社会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就形成了“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即国家。（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66页。）国家担负的抑制和调节国内冲突的使命， 使人类质朴地希望有一个国家之上的权威来仲裁国家间的争端。在现实的较量与对抗中，势力最强的国家统治者乃以霸主之尊充当国家之间的仲裁者的角色。但霸主们一般并不满足于“仲裁者”的地位，当把国内的君臣关系扩大到国家之间时，帝国的机制便出现了。中国古代春秋战国几百年争霸的结果是秦统一中国， 建立高度中央极权的封建帝国， 后经两汉400年的发展，东方封建的“帝国”机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完善， 这与古埃及、古罗马、古代波斯、印度的帝国直到后来的蒙古帝国、奥斯曼帝国、莫卧儿帝国，以至稍晚些时候的俄、英、法、西、荷、葡等帝国，都有异曲同工之妙。
古代的帝国思维，一般有三个特征。一是帝王的至高无上性。帝王是国家权力的象征与代表，是高居于万众的权威，亿万民众对帝王的信仰近于迷信，对帝王的服从近于盲从。帝王是太阳，民众是万物；帝王是雨露，民众是“草民”，离开帝王的雨露阳光，世间万物将枯萎死亡，帝王是上帝、神灵的化身，神圣不可侵犯。二是征服的崇高合理性。不断扩充疆域是帝王、将军们最大的事业；天下一统被视为消灭战乱、达到天下太平的终极目标，于是征服成为崇高伟大的事业。为了这一目标，手段的道义性服从于有效性，无论是“以德服人”，还是“以力服人”，换言之，不管是暴力征服，还是道德感召，历史总是胜利者的历史，在征服者面前“识时务者为俊杰”，挑战征服者、反抗征服者应当担负战祸的罪责。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讽刺的那样：战争的发生与其说是征服，倒不如说是防御者的反抗。（注：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二卷，第166—167页。）征服者总是希望和平地占领被征服的国土。三是统治思想的排他性。在奴隶制的、封建印记的帝国思维中，统治的思想就是帝王的思想。为求帝王霸业的稳固，不容许任何动摇帝国的思想存在。帝王们事实上都将思想视为平定天下的基础和前提。“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注：《礼记·大学》篇。）秦始皇焚书坑儒，力图消灭不同的声音；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力求用儒教的纲常伦理维系大一统帝国的巩固。在某些政教合一国度里，更是没有其他意识形态的地位。
与这种“帝国”思维联系在一起的是健全的帝国机制。森严的等级制度、严酷的赏罚制度和高度集权的专制机制。构成了以暴力为后盾的维持专制独裁统治的机制。但是，这种机制下的安全少则几年、十几年，多不过几百年也难免被颠覆。一方面它受到人民革命的冲击，另一方面受到别的新兴帝国的挑战。
给古代帝国带来灭顶之灾的是近代资本的出现。资本及其拥有者推动的资产阶级革命，以金权否定特权，以平等否定等级，以自由否定专制，以民主否定独裁，最终在世界范围内颠覆了封建的、殖民的帝国。资产阶级为了追求最大的利润，打开世界市场，借助现代化的暴力，随着航海探险和资本拓展市场，开拓了比任何封建帝国都要大的疆域。及至后起帝国为争夺市场而直接导致两次世界大战。战后，帝国的思维与机制声名狼籍，成为社会主义者和进步人士众口一词所批判的对象，帝国主义制度的消灭被视为不可避免的客观规律。
但是，帝国思维和机制却表现了顽强的再生能力，连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中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染上了“帝国”的病毒，走上了争霸之路。而传统的资本帝国则以新的面目出现：以负责的领导者的姿态改变传统征服者的形象；以经济制裁，军事干预两大手段的交替使用或综合使用取代单一的扩张侵略；以“人权”、“人道主义”价值观组织新的“十字军东征”，在世界范围内推行单一价值观。以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为标志，“人道”的或“仁慈”的霸权使帝国思维发展到了新的阶段，即由传统的特权帝国经由“金权”帝国发展到了“人权”帝国的阶段。在“人权”帝国里，决策机制是“民主”的，讲究共同决定；征服行动是“联合”的，不再是个别国家单打独挑，而是“多国部队”式的联合行动；行为目的是崇高的：“人权高于主权”，“人道主义干预”。按这种新型的“帝国”思维，借助“预防”性干预，可以达到“集体安全”的神圣目标。但从科索沃战争以来的现实看，这种新的帝国思维实在跟旧的殖民主义的炮舰政策、强权政治没有太大的区别。被称为“新干涉主义”的帝国思维，只能使并不太平的世界更不太平。
二、“大同”的思维与机制依旧是美好的理想
出于对“帝国”思维导致的争霸的憎恶，古代思想家从另一个思路思考国际安全之道。在东方，处于乱世中的儒家弟子依托孔子之名，把想象中的称为“大同”的和谐的田园诗般的美景作为理想境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有，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注：《礼记·礼运》篇。）无独有偶，这种“大同”理想在西方也有它的“知音”，比孔子出生稍后的柏拉图提出了“理想国”，这是一个不允许有私有财产的军事共产主义式的社会共同体。（注：参见《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31—232页。）但是，企图让人克制自己的欲望而提倡“天下为公”，对于生产力水平不高、社会财富并不丰裕的现实社会来说，实在是很难实现的目标，因而只能作为一个美好的理想束之高阁。
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初期，资产阶级撕掉了人与人之间温情脉脉的面纱，为了金钱利益，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空前激烈地争斗，进步思想家们在深刻地批判资本主义的时候，十分自然地重提“大同”，寻求建立理想社会的途径，谋求国际社会的终极安全。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的人们，从15世纪直到19世纪早期展开了孜孜不倦的探索。圣西门甚至直接向拿破仑呼吁，放弃称霸欧洲的计划。另一个伟大的空想家罗伯特·欧文曾把自己理想社会的计划递到了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手上，送达1818年的亚琛君主会议，甚至漂洋过海来到在他看来“腐败气息不那么严重的美国”，花巨资买下一个移民区，企图以自己的成功示范“从公社传到公社，从国家传到国家，从洲传到洲，最后遍及全球，对人们的子孙后代放出光芒，散布芳香和富足、智慧和幸福。”欧文以其高度的社会改革热忱和卓越的组织才能投入了“大同”社会的建设，但用和平办法改造社会的幻想同样被现实击得粉碎。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大同思维也达到了新的境界。社会主义者以马克思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和方法，论证了大同社会到来的历史必然性；指出实现大同目标的手段，必须依靠新生产力的代表——工人阶级联合起来的力量，消灭私有制，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由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分析了实现“大同”的途径和条件，有赖于生产力的发展，城乡、工农、脑体差别的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消亡，人类将真正成为地球村的公民和睦相处。
正当共产主义信仰者为“大同”社会的到来继续奋斗的时候，却痛苦地发现现实的初级阶段的“大同”机制，却与“帝国”机制有着惊人的相似。60年代后期，国际上的一批帝国主义研究学者将帝国主义界定为一种“一国对他国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政治或经济有效统治或控制的关系”，认为统治与支配成了帝国主义的要素。帝国主义并非仅是资本主义下经济扩张的结果，“帝国主义是一种体系，它分裂一些集合体，使有些部分在利益协调下相互发生关系，使另一些部分在利益不协调或利益冲突下互相发生关系。在帝国主义的中心国家之间明显地具有利益协调关系，而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常存在着不和谐，中心国家支配外围国家，外围国家依附中心国家。”（注：参见《比较政治学理论——新范式的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6月版，第331—347页。 ）人们发现，首先取得革命胜利的大国、强国对后来取得胜利的国家，特别是小国，却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号下加以控制，并以“国际分工”“友好合作”之名，行民族利己主义之实，直到公然干涉别国国内、党内事务，提出“有限主权”论，公然出兵占领另一个主权国家，以最赤裸裸的“帝国”机制去履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当用“帝国”的机制去实现“大同”时，事实上只是建立了另一类“帝国”。中国共产党人曾称之为“社会帝国主义”。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沦为与资本帝国争霸的新“帝国”使人深深反思：当世界依旧存在着民族国家和巨大的经济发展差别的情况下，“大同依旧是一个美妙的理想。特别是社会主义尚未取得对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的情况下，建立“大同”机制只能是空想。
三、“共处”的思维与机制是目前唯一可行的选择
“和平共处”是一个十分悠久的命题。中国古代的“讲信修睦”已有在国家之间和睦相处的思想。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发展历史来看，虽也有频繁的战乱与争雄，但从中华民族的特质来说，中庸和谐是中国伦理精神的最高境界。这种中庸之道就是求和执中，无过无不及，和谐是中庸的精髓，人们的言行应符合“礼”的要求，以求得人与人，家族内外，国家内外，天人之间的贯通和谐。在这种伦理精神下，“有容乃大”，中国文明对其他文明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在中华民族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曾有过统治者尊道抑佛，尊佛抑道之举，但事实上，儒道佛教长期共处，基督教、回教也可传播，绝少因宗教之争而发生战事。按中华民族主流文化的特质，周边国家只要不加侵扰，一律以礼相待，和睦相处，极少主动挑起战端之事。而对官逼民反、改朝换代的认可，也正是对追求和谐而不惜使用暴力的宽容。
有战争就有和平的主张。饱受征战之苦的古希腊、古印度也早就有各种类似“和平共处”的主张。在近代甚至发展成一概谴责暴力的和平主义思潮。
近代发展起来的势力均衡理论（均势论）企图给世界找到通向和平之路。这种理论把势力均衡或想象成一种局面或状态，或一种国家行为准则，或一种政策指南，或国际体系特有的维持稳定的机制。认为势力均衡有以下四大作用：防止建立世界性的霸权；维护体系本身及其组成部分；保持国际体系的相对稳定和相互安全；防止战争爆发，即让战争发起者意识到可能面临的抗衡联盟的形成而有所顾忌，以此来巩固和维护和平。但是，由于在实际生活中各国均谋求对己有利的平衡，实际上是谋求自身强于对手的不平衡以确保自己的安全，任何均势总是脆弱的，总是不确定的、不真实的、无法实现的。尽管这样，“势力均衡”理论仍然受到十分重视，国际关系中的新老现实主义学者和多数国家的领导人、外交家、智囊人士仍将其作为外交政策的基础，甚至视为维护国际安全的条件和建设新的国际战略格局的努力方向。（注：参见《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10月版，第32—39页。）在当前世界单极与多极的斗争十分激烈的情况下，“均势”的提倡者和拥护者是推行多极化格局的重要力量，“势力均衡”有利于遏阻超级大国谋求世界霸权的努力，但真正的国际安全不可能在均势游戏中实现，更不可能在争夺霸权、维持几个大国“均势”的进程中实现。真正的国际安全的实现，有赖于世界接受和平共处的原则，构建相应的“共处”机制。
开启“共处”思维争取国际安全与和平的是列宁及其领导的苏维埃国家。列宁从社会主义国家必然面对资本主义包围的客观实际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出发，指出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不实行和平政策，就可能马上被推翻。为了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保证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在实际上而不是在口头上执行和平政策。（注：列宁：《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决议草案》，《列宁全集》第25卷，第309页。 ）为了和平，在十月革命后发布的和平法令中，向一切交战国建议立即实现不割地、不赔款和平。主张放弃沙皇俄国在其他国家享受的特权，甚至接受苛刻的条件签定和约。开创了社会主义国家与不同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先河。
中国政府1995年首创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就是国与国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提出了完整的“共处”思维。有国家以来的历史表明，在国家之间真正做到以上五项，国际上也就没有什么来自外部的安全威胁了。
涉及不同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有的人对此担心这是否符合共产党人的政治理想。也有的西方人士怀疑这只是共产党的策略。不可否认，中国共产党内部确实曾有过否定和平共处必要性的极左思潮。但是，即使在极左思潮横行的岁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一直坚持国家间的和平共处。因为中国共产党人从来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为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必须而且只能实行和平外交政策，争取良好的安全环境。共产党人有支持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的义务，但深信革命不能输出，和平共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国策，而不是权宜之计的策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从实际出发分析了国际形势和国际矛盾，克服了机械的，简单的阶级分析方法，确认国际上存在超越阶级、国家、民族的共同利益，积极地参加国际合作，即使涉及重大的原则分歧，也力图克服“零和”思维，争取“双赢”结果，并且将不搞对抗作为国策，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以自己的诚意表示自己坚定地执行和平外交政策。
当然，国际上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并不希望世界上存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并不乐意与之“共处”。直到今天，帝国主义和国际反华势力都一直没有停止对中国实行“遏制”和“西化”、“分化”政策，我们并不幻想西方敌对势力让我们和平地发展自己。实际上，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能否“和平共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主义国家有没有实力和资格去争取和平共处的权力。坚持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绝不是向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乞求和平，而是在斗争中争取和平共处的权利，国际安全的本质就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和平抑制了战争。
面对国际上各种复杂的矛盾和斗争，人们也总担心和平共处能否实现，世界能否在和平共处的原则基础上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这种担心并非是多余的。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表明，较之“帝国”机制和“大同”机制，“共处”是比较现实而有生命力的机制。正如邓小平在1984年所说的那样，“处理国与国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6页。）如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获得了世界众多国家的认可，为许多国际会议文件所采纳，中国实行和平外交政策，已和世界的大多数国家建立了伙伴关系，与周边国家相安无事。
目前，国际安全已经到达关键的十字路口。国际战略格局多极化、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需要建立良好的国际安全合作机制。最近江泽民主席从中国政府一贯坚持的原则立场出发向世界呼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为政治基础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注：参见1999年3月28日《人民日报》。）可以预料， “帝国”思维将被抛弃，“共处”思想将为世界更多的人所接受，与多样化的国际社会、多元化的民族、多元化的文明相适应，国际安全只能建立在“共处”的机制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