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情分析框架：五大资本及动态变化(1980～2003)，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五大论文,中国国情论文,框架论文,资本论文,动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已经20多年了，这在人类历史和中国历史长河中只是“一瞬间”，但是中国却发生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已经出人意料提前实现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跨入了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的新发展阶段。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在如此短的时期内，在拥有如此之大的人口规模的前提下，有如此之快的经济发展速度，如此之广泛的社会变迁，这是世界现代史上前所未有的。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发展，几乎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现在回过头来看，过去各种国内外机构和学者包括我们自己，对中国发展的预测都是相当不准确的，都不同程度地低估了中国的发展潜力和发展趋势。例如，中国的经济增长超过了国内外几乎所有研究者原来的预期①；中国参与世界经济的国际化程度以及在全球经济、贸易与投资领域的作用和影响，也大大超过国内外的各种估计；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向非农业和城市转移超过了我们的预期②。此外，中国长期发展的有利因素和动力超过人们的预期，也使我们对中国发展的前景持更为乐观的看法。
为什么国内外研究机构和学者对中国的预测大大低于中国的实际表现呢？这说明无论是外国学者还是中国学者，对正在迅速变化的中国还是知之不多、知之不深，对引起中国巨大变化的那些因素了解不足、认识不足。从历史经验看，对中国国情了解得愈多，我们的决策失误就愈少。对国情基本特征的较为全面、系统、历史的认识，是正确制定发展战略和发展政策的客观基础。这也促使我们进一步研究和认识，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中国国情发生了哪些新的重大变化？那些决定中国长期发展的重要因素是如何演变的？推动中国经济成功发展的关键因素是什么？本文旨在提出新的国情分析框架，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地综合评价国情基本要素的动态变化及其作用。
一、新的国情综合分析框架
所谓“国情”是指一国相对稳定的总体的客观实际情况，它是指那些对经济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最基本的、最主要的推动因素和限制因素，它常常决定着一国长远发展的基本特点和大致轮廓。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她不同于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而是具有十分特殊的国情。认识中国这样一个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后进国的基本国情，核心是深入认识和分析那些支撑经济长期发展的要素，既包括推动因素或有利因素，也包括限制因素或不利因素。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角度来看，就是识别和分析那些导致经济增长的诸要素③。
关于经济增长源泉的探索，经济学研究已经取得长足进展。经济学自亚当·斯密开始就非常重视经济增长问题，在当时的农业社会条件下，古典经济学主要关注土地和劳动，以土地为代表的自然资源被视为经济增长的决定性要素。20世纪30年代，哈罗德和多马首先建立起研究经济增长的数学模型，将经济增长理论引入了现代时期。哈罗德－多马模型强调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以索罗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家，指出经济增长不仅源于资本积累，更是由技术进步决定的(Solow,1956)。基于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实证计算表明，资本仅能解释经济增长的一小部分，经济学家们把除了资本解释的部分以外的经济增长部分叫做全要素生产率(TFP)。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以罗默和卢卡斯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模型，进一步揭示内生的技术进步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因，而技术进步取决于知识资本或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溢出(Romer,1986； Lueas,1988)。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背景下，新增长理论与国际贸易理论相结合，涌现出一批开放条件下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以塞格斯特罗姆、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为代表的研究表明，国际贸易和知识的国际流动对一国经济增长存在着重要影响，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模仿像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一样，对本国和世界的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Segerstom,1991; Grossman & Helpman,1991)。技术内生化的新增长理论一个比较严重的缺陷是忽视了经济制度对增长的影响。以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者弥补了这一不足，进一步将制度变量内生化，利用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解释经济的长期增长(North,1981,1990)④。
由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演变可知，对于经济增长源泉的理解，经历了由自然资源到资本，再到技术，进而到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发展过程，并越来越强调开放条件和制度的作用。如果将经济增长理解为是由各种资本投入带来的，随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视野扩大，资本的含义变得越来越丰富。传统上的资本指物质资本，现代意义上的资本已经泛指在长期能够产生收入流的一切东西⑤。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关注对象主要是物质资本，而在技术内生化的新增长理论中，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居于核心地位。开放条件下的新增长理论，显示开放也是一种投入要素，通过影响技术进步作用于经济增长⑥。从外部流入一国经济系统的各种要素，作为国际知识和技术交流的载体，因而也可以视为是一种资本，即所谓“国际资本”⑦。而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增长理论，制度也是影响经济增长的投入要素，可以被视为“制度资本”⑧。本文根据与增长相联系的各种投入要素的特征，将其划分为3类：(1)有形要素，包括物质资本，指设备、厂房、存货等，还包括表征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的自然资本；(2)无形要素，主要是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3)环境要素，包括国际资本和制度资本，新近学者们关注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也可以归入此类⑨。
尽管经济学已经从理论上揭示了经济增长由多种资本的共同积累产生，在实践中，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关注的主要是有形资本的积累，特别是将物质资本的积累作为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认为扩大投资就等于促进增长，这是一种片面的经济发展观。针对发展中国家存在的这一现实，2000年世界银行发表了《增长的质量》一书，提出了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这三大资本基础上提高增长质量的分析框架。在世界银行的这一框架中，物质资本通过增长影响福利，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不仅可以通过增长影响福利，其自身就是福利的主要组成部分。无扭曲的政策能够促进各类资本的积累，推动TFP的增长，从而有利于更稳定、持续的经济增长，导致福利水平在更广泛基础上的提高⑩。
世界银行提出的增长质量的分析框架，从发展的终极目的角度重新审视经济增长，提出增长的方式非常重要，影响发展结局的是增长进程的质量而不仅仅是增长速度。这代表了一种新的经济发展观，对于发展中国家颇有指导意义。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由物质资本驱动的(11)，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任务十分迫切，关注经济增长质量有更重要的现实意义。正如世界银行指出的，不扭曲和平衡地积累3种资本优于简单地关注物质资本，将国民储蓄的较大部分投资于人力资本，同时可持续地使用自然资本，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和降低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可以使经济增长更快、更好、更持久。世界银行提出的平衡积累各类资本的思想十分重要，但是从现代增长理论角度来看，上述基于3类资本的分析是不全面的，它忽视了导致增长的其他要素，进而隐去了投资于其他重要资本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更为完整的分析框架，除了世界银行关注的物质资本、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至少还应增加知识资本、国际资本和制度资本，这3类资本的作用类似于人力资本，主要通过TFP影响增长和福利。
在与增长相联系的各种投入要素中，各种有形要素和无形要素大体是相互独立的，而环境要素与其他要素密切关联，是同时作用于所有要素的调控性因素。中国过去20多年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主要通过强制性的制度变迁，环境要素中的制度资本相对于国际资本有更大的外生性。在世界银行的框架中，强调通过恰当的政策和治理，减少有利于物质资本的扭曲，矫正损害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的市场失灵，实际上就是将制度资本作为一种外生的调控性因素来考虑。本项研究中也做类似处理，不再单独列出制度资本，而是将其作为政府的治理工具，通过作用于其他资本间接影响增长和福利。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在世界银行分析框架的基础上，主要是增加了知识资本和国际资本(12)，提出了基于五大资本的分析框架，作为研究国情的新的综合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在这一框架中，物质资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国际资本，是支撑一国长期发展的5类关键性资源。发展的核心是制定适当正确的发展战略，通过制度激励和政策引导，促进对所有形式的资本进行适当的投资，从而推动TFP的增长，进而促进更快更好的经济增长以及福利的改善。
附图
图1 新的国情综合分析框架
如何界定和定量测度五大资本呢？在已有的研究中，围绕每一类资本都有多种定义和计算方法，其中大多数文献是关于资本存量的研究，只有少部分的研究从流量角度度量某些资本(13)。关于中国五大资本中的每一类，过去也都不乏定量的测度工作(14)。但是纵观已有研究，几乎都是关于某类资本的孤立研究，缺少同一框架下几类资本的综合定量研究，即使是世界银行也没有对提出的3类资本进行综合定量分析。本文认为，为了使各类资本能够纳入同一个框架定量分析，应该考察各类资本的流量，即各类资本的投资率或储蓄率。虽然资本就其本意来说，是能够为未来生产有用商品和服务流的存量，但是资本存量在计量上有很大的困难，且各类资本存量之间不具有可比性。此外，对增长和国民福利更具决定意义的，应该是资本的流量而不是存量，这是因为所有的资本都是由投资而来，流量可以更好地反映资本未来的生产潜力(15)。本文从资本流量角度统一界定五大资本，基于国内外学者已有关于各类资本的研究经验，选择了度量各类资本的指标，并将所有资本的计算量纲统一为价值量相当于GDP比例，使得各类资本在同一框架下的综合定量比较和分析成为可能。本文还将五大资本值的累加定义为“总资本”，即一个国家广义的储蓄率或投资率，它可以反映持续增长和发展的潜力以及国民福利的整体改善状况。总资本并不是五大资本的简单累加，因为五类资本之间有较强的互补性，计算过程中有一定的交叉(16)，在累加的过程中需要扣除相应的重复计算量（见表1）。
表1 五大资本及总资本的含义和计算方法
含义
计算方法
物质资本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与存货增加
当年资本形成率
国外商品、技术、资金等要素
当年进口额和外商直接投资
国际资本
流入量之和相当于GDP比例(1)
当年自然资产损失加上环保
自然资本
环境和自然资源的数量和质量
投入、初级产品净进口额之
和相当于GDP比例(2)
通过教育、培训和卫生保健形
当年教育总经费和卫生总费
人力资本
成的人的学习能力、就业能力
用之和相当于GDP比例(3)
和生产能力
指技术资本，来源于自身创新
高技术进口额、外商直接投
知识资本
和外部引进
资、科技经费数与技术市场
成交额之和相当于GDP比例
一国的广义储蓄率或投资率，
五大资本之和减去外商直接
总资本
为五类资本累加并扣除重复计
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形成的
算量 固定资产投资、高技术产品
进口额、初级产品净进口额
和环保投资五项之和相当于
GDP比例(4)
注：(1)已有很多学者（如何洁，2000；窦祥胜，2002）研究了中国的FDI与增长的关系，证实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是非常显著的，而且产生了广泛的外溢性。沈坤荣等(2001)的计量分析证实，国际贸易对中国的人均资本提高、制度变革和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影响。总的来看，国际贸易和FDI不仅为中国引入了新商品和资金，而且还引进了国外先进思想、技术和管理，为企业提供了更为开放竞争性的环境，促进了国内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和体制转变。(2)世界银行于1997年提出了自然资产损失的计算方法，并用于计算世界各国的自然资产损失，包括能源、矿产、森林等自然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耗竭以及二氧化碳污染损失，但是空气污染、水污染和其他方面的污染损失并没有计算在内。本项研究中利用世界银行计算的自然资产损失，反映自然资本的折损率，利用环保投入和初级产品净进口额作为保护自然资本的投资。(3)教育投资和健康投资都是形成人力资本的主要途径，健康对于人力资本的意义与教育同等重要，因为健康状况不佳直接影响到学习和工作的能力。中国健康投资和教育投资对增长的作用都十分显著，详细研究可可参看李宝元(2000)。(4)重复计算量的计算过程中，将利用外资形成的固定资产投资占CDP比重，近似作为外商直接投资形成的资本，即物质资本与知识资本的重复计算量；科技经费数与物质资本的重复量没有扣除；教育和卫生基建投资未扣除。
表2 中国五大资本及总资本的动态变化(1980～2003) (%)
年份 物质资本 国际资本 人力资本 自然资本
知识资本 总资本
1980
34.9
6.6
6.42
-26.30
2.41
23.3
1985
38.5
14.5
6.50
-19.70
3.70
42.9
1990
35.2
14.8
7.36
-16.80
4.59
42.5
1991
35.3
16.8
7.49
-14.50
5.61
46.3
1992
37.3
19.0
7.35
-12.50
6.94
51.7
1993
43.5
21.9
7.02
-10.70
9.48
60.8
1994
41.3
27.5
6.97 -8.36
12.00 65.5
1995
40.8
24.3
7.07 -7.05
11.90 62.3
1996
39.3
22.1
7.54 -6.65
9.84
59.3
1997
38.0
20.9
7.95
-5.10
9.76
59.0
1998
37.4
19.6
8.58
-2.99
10.10
60.3
1999
37.1
20.8
9.17
-3.39
10.30
62.0
2000
36.4
25.4
9.63
-2.79
12.10
67.0
2001
38.0
25.5
10.10
-3.51
12.70
69.0
2002
39.2
27.5 10.60
-4.07
14.10
72.1
2003
42.3
33.0 11.00
-3.43
15.00
80.5
资料来源：GDP、资本形成率、外商直接投资占GDP比重、进口额占GDP比重、教育总经费、环保投资占GDP比重、初级产品净进口额、技术市场成交额、利用外资形成的固定资产投资的数据来源为国家统计局的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卫生总费用数据根据卫生部的历年《中国卫生年鉴》整理；自然资产损失占GDP比重数据来自World Bank,2002,2003,2002和2003年数据系作者推算；环保投资占GDP比重1994年之前数据系作者估算；部分高技术产品进口、科技经费数和技术市场成交额数据参见科技部《2000年中国科学技术指标》，1990年以前数据系作者估算。
二、五大资本和总资本的动态变化
利用本文提出的国情分析框架和计算方法，我们计算了1980～2003年期间中国的五大资本和总资本的动态变化（见表2）。以下是简要介绍和分析。
中国属于资本高投入类型的国家，物质资本长期维持在高水平。1980年资本形成率为34.9%，1993年一度达到43.5%，而后逐年回落，2000年降至36.4%，“十五”期间又迅速攀升，2003年为42.3%，是世界大国之中国内投资率最高的国家。高的投资率已经使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国内投资国。按实际购买力平价计算，2003年中国国内投资额占世界总量比重为24.8%，已经高于美国（为17.3%）；中国每年新增的住宅面积相当于美国的4～5倍，水泥产量相当于美国的8～9倍，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建筑建造国和建材消耗国。
国际资本在五大资本之中增幅最大。1980年相当于GDP的6.6%，1990年上升至14.8%，1999年以来加速增长，2003年达到33.0%。中国的对外开放已经实现了令人瞩目的跨越式发展，目前的市场开放程度远比一般认为的程度要高得多。根据尼古拉斯·拉迪的计算，中国进口依存度在2002年差不多达到近25%，如果将在华外资企业国内销售额视为进口产品，那么加上进口额，两者合计占GDP比重已由1994年不足30%，到2002年超过40%(17)。作者估计2004年这一比重在75%，其中进口额占GDP比重达34%，这一数字是美国的2倍，印度的2.5倍，日本的4倍。中国的实际开放度在中、印、俄等10个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是最高的，可能也是世界各国中市场开放度最高的国家之一(18)。
改革开放以来人力资本呈现上升趋势，在90年代初期一度下降，而后持续上升，从1994年的最低点6.97%上升到2003年的11.0%，反映了我国用于教育和卫生的支出水平不断提高。值得注意的是，教育和卫生支出的增长，主要来源于社会和居民个人支出的大幅增长，而政府支出则相对缓慢。2003年全国城市居民的人力资本总支相当于当年GDP的6.3%，如果加上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支出，则为当年GDP的8.6%。而1992年城市居民用于卫生和教育的总支出只相当于当年GDP的2.3%，即使加上农村居民，也只有3%左右，而在1980年这一数字大约只有1%。可见私人用于卫生和教育支出的增长相当之快，私人消费已经成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主体。
自然资本在五大资本中是唯一数值为负的资本，但是其绝对量呈迅速缩小趋势。改革开放初期，自然资本基本相当于自然资产损失，处于剧烈折损状态，几乎没有人为补偿。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我国大量出口初期产品，自然资本一度还低于自然资产损失，一直到90年代初级这一局面才得以扭转。1998年以后，自然资本值大幅度提高，主要得益于环保投资的大幅度增加，同时初级产品1995年开始从净出口转变为净进口，且净进口额迅速增长。这一演变过程，显示出利用全球化和环保投资对自然资产的补偿效应。目前自然资本仍为负值，说明自然资本存量还在持续减小，只是折损的强度有所减缓。
知识资本也呈现大幅度增长，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加速增长。1990年知识资本相当于GDP的4.6%，2003年提高到15.0%，期间有两个高增长期：一是从1991～1994年，这一数字翻了一番，主要是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和高技术产品进口大幅度增长；二是1999年以来，增长了近50%，主要是由于高技术产品的大幅度增长，以及科技经费投入的较大增长。中国的知识资本存量较小，但是由于知识资本的储蓄水平提高较快，知识技术资源的弱势地位趋向不断改善。中国目前的主要知识来源是从外部吸收和引进技术，而不是本国的技术创新，2003年中国FDI和高技术产品进口额相当于GDP比例为11.1%，而科技经费支出相当于GDP比例为2.95%，其中R&D支出为1.3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五大资本均呈现上升趋势，表明经济快速发展背后存在多重的驱动力。为了比较各类资本的增长速度，我们按照可比价格计算了各类资本的每年储蓄的总量价值指数及增长率，并将其与GDP增长率进行对比（如表3）。结果表明，从1980年到2003年，知识资本和国际资本高速增长，其增长率大大高于同期GDP增长率（接近2倍）；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快速增长，并高于GDP增长率。这一时期的GDP总量增长了7倍，知识资本和国际资本总量分别增长50倍和40倍，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总量分别增长13倍和9倍。在五大资本中，自然资本是唯一增长率为负的资本，2003年相对于1980年的价值损失量略有上升。这意味着在GDP翻两番的情况下，目前自然资本折损的价值量，与改革开放初期基本持平，这一成绩的取得是很不容易的。
表3 五大资本及总资本指数及增长率（1980年GDP=100）
年份 GDP 物质资本 国际资本 人力资本 自然资本 知识资本 总资本
1980 100.0
34.9
6.6
6.4
-26.3
2.4
23.3
2003 809.0 342.2 267.0
89.0
-27.7
121.3
651.2
(%)
9.5
10.4
17.4
12.1
-0.2
18.6
15.6
注：本表按可比价格计算，GDP指数来源为国家统计局《2004中国统计摘要》，第21页。
各类资本的快速增长，直接推动了总资本的快速增长。从1980～2003年，总资本的价值量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5.6%，大大高出同期9.5%的GDP增长率，导致总资本数值的大幅度跃升。1980年总资本仅相当于GDP的23.3%，由于自然资本损失过高，国际资本、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数值较小，总资本甚至还要低于物质资本。1990年总资本提高到42.5%，80年代年均提高2个百分点，之后增速进一步加快，90年代以来年均提高3个百分点，2003年达到80.5%，其中1998年之后提升速度最快，年均提高4.6个百分点。从1980年到2003年，总资本数值累计提高了57个百分点，价值量增长了27倍，远远高于同期GDP的增幅。总资本表征一个国家的广义储蓄水平，它的持续大幅度提升，说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福利状况趋向于迅速改善，经济发展背后的内在驱动力趋向于不断增强，也暗示了支撑经济发展的长期潜力持续提高。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总资本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增幅，主要是因为自然资本损失大幅度下降，其他4类资本迅速上升，五大资本均对总资本的增长做出了正的贡献。从总资本增长来源的构成来看，国际资本的贡献最大，相对贡献率达到35.7%，其中20世纪80年代为38.8%，90年代以来为34.5%；自然资本的贡献其次，为31.0%，其中80年代曾高达45.1%，90年代以来下降至25.4%；再次是知识资本和物质资本，分别为17.1%和10.0%，两者90年代以来的贡献率相对于80年代均有大幅度提高（见表4）。上述结果表明，大范围的对外开放和吸引国际要素的流入，对中国总资本的提升做出了最大贡献，而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减少资源价格扭曲、投资于环境保护和充分利用全球资源，也产生了相当高的收益，大幅度降低了国民福利损失。国际资本、自然资本和知识资本，解释了总资本增长的大部分，三者合计贡献率达83.8%。物质资本的贡献相对较小，主要是由于起点较高，提升空间相对有限。人力资本的相对贡献率最小，主要是因为其投资率不足，增长速度相对缓慢。
表4 总资本的增长及其来源(%)
年份物质资本 国际资本 人力资本 自然资本 知识资本 总资本
1980～2003
7.4
26.4
4.6
22.9
12.6
57.2
1980～1990
0.38.2
0.99.5
2.2
19.2
1990～2003
7.1
18.2
3.7
13.4
10.4
38.0
相对贡献率
1980～2003 10.0
35.7
6.2
31.0
17.1 100.0
1980～1990
1.4
38.8
4.4
45.1
10.3 100.0
1990～2003 13.5
34.5
6.9
25.4
19.7 100.0
尽管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由物质资本驱动的，但是由于其他资本储蓄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国际资本和知识资本的大幅度增加，客观上使改革开放以来的TFP相对于计划经济时期显著上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度提高(19)。未来中国长期增长中物质资本的收益趋于递减，经济高增长不可能一直依靠目前这样高的物质资本投资率维系，而需要依靠其他各类资本储蓄水平的继续提升，支持较高的TFP增长率，补偿物质资本的投资收益递减，进而支撑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以及国民福利水平的不断提高。
三、结论与含义
本文基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和世界银行的增长质量分析框架，提出了新的基于物质资本、国际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和知识资本的国情综合分析框架，以此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五大资本的动态变化，从历史变化趋势方面整体和定量重新认识了国情基本特征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五大资本数值均有程度不等的提升，除自然资本之外的其他四类资本的年储蓄价值量高速增长，增速大大高于同期经济增长率。这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背后存在多重驱动力，中国的经济起飞是全方位的也是高质量的。通过对五大资本合成的总资本的分析，还揭示了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中不断增强的内在驱动力，这不仅诠释了中国90年代以来出人意料的大发展态势，也显示了中国未来的发展仍然有很强的支撑动力。本文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的成功，归结为总资本的持续、大幅度和加速上升，五大资本均对总资本的上升做出了正的贡献，其中国际资本的贡献最大，自然资本和知识资本的贡献较大，上述三类资本的变动解释了总资本上升的大部分，而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贡献相对较小。
本文将国际资本变动视为总资本上升的最重要解释因素，意味着对外开放对于中国的成功发展的十分重要。开放不仅促进大量外国资本和商品的流入，直接推动国际资本的提高，而且对其他资本产生了广泛的积极影响。例如，通过大规模利用全球资源，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自然资源的不足，这是自然资本大幅度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大量进口高新技术产品和引进外国直接投资，是中国知识技术的重要来源，也是推动知识资本上升的最重要原因。由于本文在分析框架中将制度作为一种外生调控因素，没有统一纳入几类资本的计算（事实上也难以折算为价值量计算），因而不能直接定量分析改革的作用。但是制度因素的重要作用，可以从其他各类资本的变动中间接反映。以改革为核心内容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例，这一制度因素矫正了能源、矿产等自然资源的价格扭曲，是导致自然资产损失大幅度下降的最重要原因；市场机制的引入，更是导致技术市场从无到有发生和发展的直接原因。更为重要的是，市场机制与对外开放相互作用，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和外资的大规模流入，具有根本性的作用，进而对五大资本的提升产生重要影响。由此可见，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一种环境要素，与国际资本的作用是类似的，对总资本的贡献也是同等重要的。这也再次印证了人们的一个直观判断，即改革和开放是中国过去20多年发生巨变的根本动因。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的成功经验，在于实施了正确的改革战略并推动了大规模的制度变迁，大幅度提升和有效利用了五大资本。这一经验对于中国长远的持续发展有重要的含义：中国需要继续坚持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继续推进开放促进国际资本的增长，利用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的机遇加快知识资本的积累，优化配置物质资本特别是提高其利用效率，大幅度增加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同时进一步强化保护和增值自然资本。中国未来的成功发展，需要继续实施加速积累和有效利用五大资本的综合战略，同时还要重视积累那些难以量化的重要资本，包括制度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
①如，1985年世界银行曾预测，到200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4%～5%；美国兰德公司在1988年首次使用实际购买力(PPP)方法，预测中国到2005年经济增长率为3%～4%；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在1988年《生存与发展》中，按不变价格预测，1985～2000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6%～7%；1990年“八五计划建议”提出的中国政府关于到2000年经济增长率为6%～7%。
②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在《生存与发展》中，预测到2000年，农村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为6.6亿人，实际供给劳动人口6.0亿人，农业劳动力需求为1.7亿，非农业劳动力1.1亿人，农村总劳动力需求量2.8亿人，实际潜在失业人口3.17亿人。按实际数据，2000年全国农村劳动力为4.9亿人，非农产业劳动力1.28亿人，实际剩余劳动力估计在1.5亿人。
③本文对国情的探讨限定在那些与经济增长相联系的要素，这是因为经济增长是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最重要决定因素，人类要消除贫困和落后，增进福利水平，经济增长都是最先决的条件。本文研究的国情要素是与增长相联系的最重要的要素，这不同于已有关于“国家实力”或“综合国力”的研究。尽管上述两类研究之间有很强的关联，但是后一类研究涉及的范围通常更为广泛，诸如政府财政能力、国家军事实力、基础设施、金融体系等在后一类研究中经常讨论的对象，在前一类研究中是很少涉及的。围绕“国家财富”或“国家竞争力”的研究已有很多，国外如Porter Michael(1990),World Bank(1997),Ashley Tellis et.al(2000)，国内如黄硕风(1999)，胡鞍钢等(2002)。
④新增长理论并不像新古典增长理论那样有一个多数经济学家共同接受的基本理论模型，而是一些持有相同或相似观点的经济学家提出的诸种增长模型组成的一个松散联合体，罗默的知识溢出模型和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代表了后者的主流研究思路。通常可以认为，现代增长理论有两个大的分支，一个是技术内生化的新增长理论，一个是制度内生化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增长理论。
⑤Johnson,H.G,1970," Towards a Generalized Capital Accumulation Approach to Economic Development",In Meier,G.M.(eds.),Leading Issu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6nd Edi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p.270.
⑥正如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指出的，一国加入世界经济后能够对本国创新和增长带来推动作用，由商品贸易带来的国际知识溢出有助于带来更高的福利。在以前，由于南方国家的科研能力非常有限，北方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南方国家进行的海外投资是技术转移的主要渠道，最近以来，南方国家的许多企业家已经具备了模仿北方技术的能力，现在南方国家的技术进步更多地是由模仿活动和南北贸易带来的。参见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全球经济中的创新与增长》（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08页。
⑦通常国际资本是指跨国流动的国际投资，包括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国际债券发行与证券投资）。本项研究中的国际资本泛指各种外部流入要素，包括外国投资、进口、劳务进口和技术交流等。
⑧在其他投入要素一定的情况下，不同的制度安排会导致不同的产出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制度可以视为经济增长的一种投入要素。虽然制度对于增长的重要作用已有广泛共识，但是制度资本还缺乏正式的定义，费尔班克斯(Michael Fairbanks)曾经给出制度资本的一种解释：有形和无形的法律保护，效率高的政府办事机构，能最大限度使股票增值并保障职工薪饷和培训的企业。参见亨廷顿和哈里森主编：《文化的重要作用》，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390页。本项研究将制度资本视为经济活动有序进行所依赖的规则的总和，特别是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一系列规则，实践中表现为政府用法律和管制条例规制市场行为和交易活动。
⑨社会资本的概念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世界银行将社会信用、集体准则、公众参与，以及各种社会团体的横向联合活动等都纳入社会资本的范畴。关于文化资本，根据费尔班克斯的定义，指文化的有形表现，如音乐、语言和礼仪传统，以及与创新有关联的态度和价值观。制度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之间有密切的关联，其共同的作用是为增长提供“软”环境。考虑到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变化较慢，对增长的作用更具长期性，本文没有将其纳入国情要素的考察范围。
⑩世界银行：《增长的质量》（中译本），中国财经出版社，2001年，第ⅩⅩⅤ页。
(11)国内外的各种增长核算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由物质资本驱动的。例如，麦迪逊估计，1978～1995年期间，实物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7.3%，世界银行估计贡献率为38%。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估计1978～2003年实物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作者估计实物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78～1995年为38%～63%，1995～2001年为58%～86%（取决于不同的资本权重）。
(12)知识资本是一个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虽有联系但相互区别的一个概念，它包括技术资本、智力资本和体现于物质资本中的物化知识资本。在现代增长分析框架中，知识资本中的智力资本包括在人力资本中，物化知识资本被归入物质资本之中，而作为知识资本主体的技术资本，则被作为技术进步纳入TFP之中。本项研究将技术资本独立出来，并作为知识资本，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并列，作为支撑经济增长的关键性资源之一。本项研究还用国际资本反映对外开放的程度或规模，这是因为在开放条件下，国际间的要素流动对于一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力不断增大。在新古典增长分析框架中，国外流入要素中的一部分被计入物质资本之中，但是还有另外一些对TFP产生贡献的内容，如包含在进口商品和外国投资中的技术、管理和观念等，并没有被纳入到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之中，本项研究也将其独立出来，作为与其他几类资源并列的关键性资源。
(13)例如，不少学者将教育支出视为人力资本，如Chiu(1998)、Hendricks(2002)；而在国际资本研究相关的文献中，常常用外贸额占GDP比重或FDI作为国际资本的度量方法，如Frankel和Romer(1999)，Liu,Wang and Wei(2001)；世界银行利用自然资源耗竭和污染损失量相当于GDP比重来度量自然资产损失(World Bank,2002,2003)。以上工作实际上是从流量角度考察某类资本，但是大多数文献是从存量角度界定或计算五类资本的。
(14)例如，Chow(1993)、张帆(2000)等曾经测度过中国的物质资本存量；世界银行在新的国民财富衡量中曾经计算过中国的自然资本存量(World Bank,1997)；张帆(2000)、王小鲁和樊纲(2000)分别利用教育经费法和教育年限法估算了中国建国以来的人力资本存量变动；熊义志(2003)构造了知识发展指数定量考察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知识资本存量变化；关于国际资本，也有利用贸易额占GDP比重、全球化指数等方法的研究成果（如胡鞍钢，2002）。
(15)关于流量和存量的区别，以及利用流量相对于存量的优点，阿玛蒂亚·森在一篇短文中有精辟论述，参见Amartya Sen,The Concept of Wealth,in The Wealth of Nation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The Policies and Institutional 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ed.Ramon Myers.Stanford:Hoover Institution Press,1996.pp.6～8.
(16)例如，国际资本由于与几类资本之间互补性很强，计算中有较多的交叉。例如，大量进口初级产品，有利于补偿自然资产损失；进口高技术产品，是从外部引入了知识技术资源；大量吸收外资，有利于提高国内投资率，也对提高教育和卫生等人力资本投资有所帮助。再比如，外商直接投资既是资本来源，也是技术知识来源，同时也作为国际要素流入，在物质资本、国际资本和知识资本的计算中都分别予以了考虑。
(17)通常衡量一个国家开放的重要指标是指进口依存度（即进口额占GDP比重），但实际上对中国而言还应当考虑外资企业占国内市场的份额。参见尼古拉斯·拉迪：《贸易自由化及其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中国国情分析研究报告》第556期，2003年11月26日。
(18)许多人认为采用官方汇率方法计算，可能高估了中国外贸依存度。作者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2004年中国GDP为70460亿美元，进出口额为11547亿美元，外贸依存度为16.4%，仍高于美国、日本、德国、印度等经济大国的贸易依存度。
(19)作者分析，1978～1995年期间，中国TFP增长率达到3.3%～4.6%（按不同的资本或劳动权重计算），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在33%～47%之间，高于同期的“四小龙”的情形。而1952～1978年期间，TFP为-1.9%。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增长并不是由于资本增长明显上升（反而是有所下降），主要是由于TFP增长率由负变正做出重要贡献，相对改革开放前提高了5.2%～6.5%。但是1995～2001年期间，中国TFP大幅度下降了2～3个百分点，2003年的TFP增长率进一步降低（在-1.1%～1.1%之间）。这表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明显下降。其主要原因是中国经济更加依赖于资本高投入，资本形成率过高、投资机制和结构不合理，导致资本收益过快递减，资本生产率大幅度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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