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延安和斯特朗谈话时间新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延安论文,时间论文,斯特朗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1946年8月，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采访时，提出了“原子弹是一只纸老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真正的力量不在于反动派，而在于人民”等一系列著名论断。① 关于这次谈话的具体时间，毛泽东和斯特朗本人都没有作过明确的记载，当时的新闻媒体也未见有实时报道，而目前公认为“1946年8月6日”②。然而，笔者在广泛查证有关原始文献后认为，这一时间值得商榷。 一、“1946年8月6日”说法的认定过程 (一)以斯特朗名义发表的文献一律把谈话时间署为“1946年8月” 毛泽东与斯特朗于1946年在延安进行的谈话(以下简称“谈话”)最初由斯特朗整理成英文记录稿，后经陆定一核改，大约在1946年9月中下旬定稿③。目前国内所见到的关于谈话的第一个中文版本，是由中共晋绥分局宣传部于同年10月以单行本印发的，其封面以特别醒目的红色宋体字印制，题作《毛泽东访问记》，并专署为“美记者斯特朗著”。在其正文之前，还收录有中共晋绥分局宣传部于10月4日发出的《通知》，并号召“各级领导同志组织学习，研究讨论”。④同月，此文又被收入中央宣传部许之桢编译的《毛泽东印象记》⑤一书，由东北书店在佳木斯印发。 1947年4月，谈话英文稿在美国《美亚》杂志上公开发表，题为《来自延安窑洞的世界眼光：毛泽东访问记》⑥。国民党统治区和香港地区的一些中文刊物获悉后迅即纷纷译载该文，一时快速传播，影响极广。如1947年5月30日，由上海文萃社编辑出版的《文萃丛刊》第6期，就在封面印有“论纸老虎”4个醒目大字，内文则以《毛泽东论纸老虎》为题全文译出⑦。6月5日，香港出版的《群众》杂志第19期也将其全文译载，题目译作《毛泽东论世界局势》⑧。这些以斯特朗名义发表的英文版和中译版谈话(以下简称《斯版谈话》)，均在题名下方或在编者按语、文末注解中，把时间署为“1946年8月”，而未署具体日期。 (二)毛泽东曾把谈话时间一度记作“1946年9月” 1947年11月7日，新华社发表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纪念十月革命三十周年》的重要社论，公开了谈话的部分内容。该社论稿由胡乔木起草、毛泽东改定后播发。毛泽东在社论送审稿原文“跟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反，帝国主义在思想战线上依靠于宗教迷信，这个宗教迷信的名字按照毛泽东同志美国记者斯特朗女士谈话的说法，就是‘纸老虎’”一句中，在“帝国主义”4个字之后、“在思想战线上”6个字之前，补充加写了“及各国反动派”6个字；在“毛泽东同志美国记者斯特朗女士谈话”之间，补充加写了“在一九四六年九月与”9个字。⑨ (三)在《毛泽东选集》中，谈话时间曾由“1946年8月”改为“1946年8月6日” 新中国成立后，经毛泽东亲自审定⑩，把谈话以《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为题(以下简称《毛版谈话》)收入1960年版的《毛泽东选集》第4卷中，谈话时间署为“1946年8月”。此前，《人民日报》还于1958年10月31日发表《毛泽东同志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一文，其导读还专门提到谈话时间为1946年8月(11)。这一说法长期使用，直到1991年版的《毛泽东选集》才把谈话时间具体认定为“1946年8月6日”。而之后的官方基本著作，多沿用此说法。 二、“1946年8月6日”说法的基本依据及失实之原因辨析 (一)两个认定依据简介 根据《(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第一版正文和题解的修订情况》(12)(以下简称《修文》)一文的介绍，把谈话时间由“1946年8月”订正为“1946年8月6日”，其依据为两份“后来之笔”。 其一是陈继馨、尹毅玲撰写的《斯特朗的六次访华》一文(以下简称《陈尹文》)。该文中说：“一九四六年八月六日经党中央安排，斯特朗在马海德、陆定一的陪同下拜访了毛泽东。”(13)《修文》作者为搞清“一九四六年八月六日”的出处，“经向该文作者了解到，‘一九四六年八月六日’的说法，是斯特朗生前的秘书赵风风提供的，是确实可靠的”。 其二是《纯正的心灵：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一生》(以下简称《斯传》)一书。该书的作者是斯特朗的侄孙特雷西·斯特朗和侄孙媳海琳·凯萨。书中提到：斯特朗于1946年7月31日从北平搭乘一架飞机前往延安，中共中央很快安排她会见毛泽东；“时间原定于8月5日，因一场暴雨引起山洪，不能过河，只好推迟一天进行。8月6日上午，安娜·路易斯从观察组大院乘上一部卡车……到达杨家岭……来到了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居住的一排四孔的窑洞跟前”；毛泽东在谈话中还指出，“‘美国反动派只不过是’——他在寻找个恰当的词——‘纸老虎’”，“谈话一直进行到深夜”。(14) (二)两个认定依据本身存在严重缺陷 笔者认为：《陈尹文》的主要问题是全篇没有参考引证文献或档案资料，而仅凭“一九四六年八月六日经党中央安排”等几个会议活动通知式文字，就作出定论，显得简单化。待《修文》作者向其了解出处时，却称其说法来自斯特朗生前的秘书赵风风。据笔者了解，赵风风是在斯特朗1958年9月18日第六次来华后，才根据组织安排，于当年12月开始担任斯特朗的秘书和译员工作的。因此，1946年8月谈话发生时，赵风风并非现场亲历者和见证人，也就难以准确知晓谈话的时间。另外，从目前所能查到的文献资料看，并未发现赵风风关于此事的确切的文字记载。因此，《陈尹文》的说法不能令人信服。 再来看《斯传》一书，该书的英文版最早于1983年由纽约兰登书屋出版发行，中译本则由世界知识出版社于1986年4月推出。书中关于斯特朗首次采访毛泽东的描述，英文版专门说明是经采访凌青、陆定一、马海德等人后，结合斯特朗遗留的有关文字材料进行文学创作重构而成的，对谈话时间并没有指明出处，更非取自原始档案，只不过是作者想定的时间而已。而笔者经考证发现，《斯传》中关于斯特朗第五次访华一些关键时间节点的记载，虽明确写有具体日期，但多与史实不合，并不准确。譬如，斯特朗从北平飞抵延安的日期，《斯传》记作“1946年7月31日”，实为1946年8月1日。因为在斯特朗到达延安的当天，《解放日报》就作过专门的报道(15)。而在随后几天内，《大众日报》《新华日报》《人民日报》等多家报纸也做过相关的报道，并准确标明了斯特朗到达延安的时间(16)。因此，《斯传》的说法也存在严重缺陷。 (三)谈话时间绝非“1946年8月6日”的三大证据 证据之一：斯特朗到达延安的当天(1946年8月1日)下午，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兼延安外事组组长杨尚昆前来看望，并与之详尽交谈。之后，斯特朗让杨尚昆与美军延安联络组负责人杨照辉(美籍华人)少校，按其要求把窑洞内家具移来搬去，重新布置室内摆设(17)。对于8月2日至6日的工作生活情形，斯特朗在其后来所写的《中国人征服中国》一书中曾特别写道：“在饱受上海和北平夏日里闷热恼人之苦后，一到延安，我就爱上了这儿的窑洞。头五天里，我除了睡大觉，几乎什么事也没干。盖上毛毯睡瞌睡，既凉爽，又解乏。”(18)而8月6日，恰好是“头五天里”的最后一天。 证据之二：查斯特朗在其所写的《明日中国》(19)和《中国人征服中国》等书中，均明确写道：“我同毛泽东约定的第一次采访，因为当天清晨的一场大雨，导致延河暴涨而推迟。第二天，河水退了，我同一名随员乘卡车前往毛泽东住地”。(20)而根据《谢觉哉日记》的记载，1946年延安地区雨水较往年为多，而整个8月份的天气情况可见下表。
设若《陈尹文》和《斯传》所记斯特朗对毛泽东的第一次采访时间“1946年8月6日”为真，则可反推8月5日应为“晨雨”，而实际天气状况却是“微晴，下午雨”。《斯传》作者把致使采访推迟的那“一场晨雨(A Morning Shower)”改作“一场暴洪(A Flash Flood)”，或是其作出误判的原因。 证据之三：斯特朗在《美亚》杂志上发表的谈话英文稿，开篇第一句就说明了她到延安的主因就是为毛泽东而来的。设若斯特朗是在1946年8月6日第一次拜访毛泽东并与之长谈，那么对于习惯于随身携带手提式英文打字机进行现场采访的她来说，理应即时留下谈话的文字记录。然而，在查阅华盛顿大学图书馆藏斯特朗遗存文稿目录后，可以发现：在1946年8月2日至8月6日整整5天里，斯特朗只在8月6日那一天写有1篇题为《蒋介石耍花招令马歇尔丢脸》(21)的文稿。这正好印证了斯特朗关于到达延安后“头五天里，我除了睡大觉，几乎什么事也没干”的说法，另一方面也强有力地证明其当天拜会毛泽东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三、谈话实际上共有两次，且时间均有据可考 《美亚》杂志继1947年第4期公开发表谈话后，在第6期上又刊载了斯特朗的《毛泽东的思想》(22)一文，第一次以英语为载体向美国乃至全世界的读者系统介绍了毛泽东思想。该文明确指出：谈话是根据其1946年8月间两次采访毛泽东后写成的。文中虽没有写明两次访谈的具体日期，然而通过悉心查证斯特朗的相关著作和当时的新闻报道，两次谈话时间均能做到有据可考。 (一)第一次谈话时间应为“1946年8月21日” 依据之一：斯特朗一再阐明她与毛泽东第一次约定的谈话因不期而至的一场晨雨而推迟至次日进行，因此，弄清哪一天清晨突降骤雨即为解决问题之关键所在。查阅《谢觉哉日记》后，可以发现：在1946年8月，除17日、26日、29日等3天无记载外，其余28天中唯有8月20日为“晨雨”天气，且日记对当天上午活动情况只字未提，唯记有“下午赴交际处宴蒙古参观团”。(23)因此，笔者推测，那场夏日“晨雨”估计确实太大，致使年过62周岁的谢觉哉只好连门都没出。 依据之二：查阅华盛顿大学图书馆藏斯特朗遗存文稿目录后，可以发现：1946年8月21日，斯特朗共写有4篇文稿，标题分别为《在中国新疆地区有天主教堂被用作折磨人的场所》《毛泽东号召誓死保卫边区》《中共准备为国民党发动的内战奉陪到底》《苏美开战之谈纯属烟幕……毛泽东如是说》(24)。后3篇文献与《毛版谈话》和《斯版谈话》中相关内容的关联度非常高。例如，当斯特朗提出中共在国共内战中能支撑多久的问题时，毛泽东回答说：“就我们自己的愿望说，我们连一天也不愿意打。但是如果形势迫使我们不得不打的话，我们是能够一直打到底的。”再如，当斯特朗提出如何看待美国是否可能举行反苏战争的问题时，毛泽东回答说：“就目前情势而言，所有关于美苏间战争的高谈阔论，仅仅是一种烟幕。这是美国反动派放出来以掩盖其面临更紧迫矛盾而耍的障眼法。这些矛盾就是美国反动派与美国人民之间的矛盾，以及美国与资本主义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 另外，查阅华盛顿大学图书馆藏斯特朗遗存文稿目录，还可以发现：在8月18日、27日、30日(即无日记记载的那3天之次日)，没有一篇文稿。这说明在此3天中发生第一次谈话的可能性不大。因此，根据斯特朗注明日期为“1946年8月21日”的那3篇文稿和8月20日特定天气，可以充分地推定，第一次谈话日期理应是1946年8月21日。 此外，中共中央安排第一次谈话的大背景，极有可能与当时刚刚发生的几件重大事件密切相关：一是8月19日上午，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国民党委员郑介民公然向中共委员叶剑英正式递交《备忘录》，内称：国民党军将对张家口、承德及延安采取自由行动，以协助大同方面的国民党军(25)。对此，中共中央研判后认为：“自从六月下旬以来，国民党军向各解放区进攻，侵占县城二十座，重要村镇一百五十处。国民党还向中共提出五项无理要求要中共撤出苏北、热河等解放区，蒋介石的八一三声明，又公开支持这些无理要求。现在郑介民正式宣布要进攻张家口、承德及延安，这是内战已经走上大规模阶段，值得全国人民严重注意。”(26)二是8月19日，张家口新华广播电台受权播发动员令，“号召军人、工农、复员军人、少数民族动员一切，从事反对国民党之内战，粉碎蒋介石的攻势，并组织自卫战争动员委员会。”(27)三是8月20日，驻扎在热河的国民党军开始自平泉方向进攻承德。(28) (二)第二次谈话时间经考订应为“1946年8月31日” 斯特朗遗稿中未见专文记载第二次谈话的情况，甚至连第二次采访的天气特征也无记录。乍一看来，准确考证出第二次谈话的确切时间似无从下手。但是，通过比较研究《斯版谈话》和《毛版谈话》，笔者发现：在谈话中双方的第二个问题上，两个版本有所差异。《毛版谈话》的记载是：“(斯特朗)问：如果美国除了它所已经给的以外不再帮助了，那末蒋介石还可以打多久？(毛泽东)答：一年以上”。而《斯版谈话》在毛泽东所答的“一年以上”一句之后，又以圆括号的形式专门加有注释，即“(蒋介石的部队只可以打一年多点时间的这一基本判断，是基于美国以原成本四分之一的超低价格，将大量剩余战争物资让售给蒋介石之前，国民党军队所能够全部用于发动内战的物资技术基础而作出的)”(29)。遗憾的是，这一对于破解第二次谈话时间的关键性注释，在《毛版谈话》中被删去了。其实，该注释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即此时毛泽东和斯特朗已经知道了美国以剩余战争物资售蒋的相关情况。因此，他们何时得以知悉美蒋关于剩余战争物资交易的情况，无疑是确定第二次谈话日期的关键所在。而根据笔者的推断，第二次谈话时间应在1946年8月31日下午，其理由如下。 首先，中共方面已于1946年8月29日获悉美蒋密谋剩余战争物资交易谈判正在加紧进行。根据美国政府出版的《美国外交关系》1946年卷披露：从1946年3月中下旬开始，美方就对日作战胜利后在西太平洋区域存有的大量剩余战争物资售蒋一事与国民党政府在重庆、冲绳等地多次进行秘密谈判(30)。直到8月29日，《解放日报》才发表了关于此事的两条电讯稿。第一条电讯稿对美蒋密谈一事进行了揭露(31)。第二条电讯稿则指出，“据可靠消息：最近来华的美国清算物资委员会代表陆军部助理彼得生和其他美国军事人员，正与蒋介石政府谈判出卖美国在西部太平洋的巨量剩余战争物资”；号召“中美人民奋起制止这一罪恶买卖，纠正美国当局这一罪恶政策。反对蒋介石政府出卖主权以换取外国武器、屠杀同胞的叛国行为”；并称“中国人民对此类密约不负任何责任”。(32)此前的8月26日，正在南京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得悉蒋美密谈剩余战争物资交易的风声，曾向美方代表马歇尔提交书面抗议。这也是目前所能查到的中共方面获悉蒋美密谈剩余战争物资事的第一时间(33)。上述史料表明：谈话中所涉及的剩余战争物资话题，极有可能发生在8月29日之后，且至少不会发生在8月26日之前，更不可能发生在8月21日第一次访谈时。换句话讲，这清楚地证明了谈话不是一次完成的。 其次，斯特朗的著作文献中多处记载表明：正是毛泽东本人告诉她美国把价值20亿美元剩余战争物资售与蒋介石，时间是在美国公开发表声明宣布交易合约已经正式签立的那一天。在她的《明日中国》一书中，有两处专门论及剩余战争物资问题。一处提到：“当美国宣布给予蒋介石价值20亿美元战争剩余物资的时刻，对延安来讲，‘停火令’的全部效力已变得再清晰不过了。”(34)另一处提到：“中国内战中最黑暗的一天，就是美国决定给予蒋介石价值20亿美元战争剩余物资的消息传到延安的那一天，毛泽东当时略带遗憾地对我讲：‘我们最终要依靠蒋军士兵。战场上我们会有所伤亡，但是我们也俘获敌军，他们又反过来加入到我们队伍中来。因而我们继续前进’……他面带微笑，成竹在胸地继续对我讲：‘蒋军士兵是很好的。只需对他们稍加政治训练，就可成为我们的好战士’。”(35)在她的《中国人征服中国》一书中，也同样有两处专门论及剩余战争物资问题。一处提到：“对1946年8月的延安而言，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刚过六周(36)，电波(37)中就传来美国宣布把价值20亿美元的剩余战争物资给予蒋介石，在这一时刻，‘停火令’的全部效力已变得再清晰不过了。”(38)另一处提到：“中国内战中让共产党人感到最黑暗的时刻——也就是1946年8月美国声明给予蒋介石价值20亿美元剩余战争物资的消息传到延安的那一天——毛泽东对我讲：‘我们最终要依靠蒋军士兵。战场上我们会有所伤亡，但是我们也俘获敌军，他们又反过来加入到我们队伍中来。因而我们继续前进’……他面带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继续对我讲：‘蒋军士兵是很好的。只需对他们稍加政治训练，就可成为我们的好战士’。”(39)她还在《忆毛主席论纸老虎》一文中写道：“在延安，让人感到最黑暗的一天，就是马歇尔决定给予蒋介石价值约20亿美元战争剩余物资的消息传来的那一天。美国的这个行为，令共产党看透了它先前口口声声声称要避免中国内战而进行调处的所有伪装；对蒋介石而言，美国此举无疑是赤裸裸地直接为他继续向解放区全面进攻打气。毛主席亲口告诉了我这个新闻。正是在这一次谈话中，他对我讲：‘我们最终要依靠蒋军士兵。战场上我们会有所伤亡，但是我们也俘获敌军，他们中的一部分又反过来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因而我们继续前进’。”(40)另外，当时身在南京的中共代表周恩来，也是在美国方面公开发布声明之后，才知晓美蒋剩余战争物资合约业已正式签立的确切消息(41)。 再次，根据当时相关新闻报道中的记载：美蒋就让售剩余物资合约已经正式签订一事发表联合声明的时间是1946年8月31日下午。当日下午4时(42)，美国驻上海领事馆新闻办公室受权发表关于中国国民政府代表、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代表、国外清理局局长麦基博(Thomas B.MaCabe)代表各自政府已于8月30日在上海正式签署《中美剩余物资让售合约》的联合声明，声称：“此项剩余物资，在美国政府方面之原来成本为五亿美元，散布于中国、冲绳岛、关岛、塞班岛及其他海岛之流动物资，及八千五百万元在中国境内的固定设备。此外，可作为抵消美国所欠之七千四百万美元者，尚有一亿三千万美元之其他剩余物资，又成本九千万美元之较小船舶，及成本二千万美元之积存中国西部剩余物资。”(43)同时，美方还分别发表彼得生(美陆军次长)、柯德(美海军少将)和麦基博等三位参与合约密谈代表人物的个人声明，诡称合约中的剩余物资不是军用物资而是建设器材，极适合于中国经济复苏之用等。国民党中央通讯社随即通过中央广播电台播发上述声明。(44)《新华日报》也以“本报上海三十一日专电”的形式发回新闻电讯稿(45)。而按照惯例，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当于当日下午6点至7点的时事新闻报道中播发了这一爆炸性新闻。(46) 综合以上，笔者认为：谈话应该发生在1946年8月21日和31日(即8月下旬)，这或许能更好地解释了毛泽东为什么在事隔仅一年多后审改胡乔木所拟社论稿时，脑子里一度把谈话时间记成“1946年9月”。如果谈话发生在1946年8月6日，即8月初，一般而论，记成9月的可能性会比发生在8月底要小得多。因此，谈话的确切日期应为“1946年8月21日、31日”。 注释： ①参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91-1196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1页。 ③Tracy B.Strong and Helene Keyssar,Right in Her Soul:The Life of Anna Louise Strong,Random House,Inc.1983,pp.215-232. ④[美]斯特朗：《毛泽东访问记》，中共晋绥分局宣传部，1946年，第1-6页。 ⑤许之桢编译：《毛泽东印象记》，东北书店(佳木斯)，1946年，第37-42页。 ⑥参见Anna Louise Strong,"A World's Eye View From A Yenan Cave:An Interview With Mao Tze-tung",Amerasia,Vol.11,No.4. ⑦[美]Anna L.Strong著，杜无门译：《毛泽东论纸老虎》，《文萃丛刊》第6期，1947年5月30日。 ⑧[美]史特朗：《毛泽东论世界局势》，《群众周刊》(香港)第19期，1947年6月5日。 ⑨毛泽东修改时所加的文句，在《胡乔木文集》中均以黑体字印出。参见《胡乔木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33-338页。 ⑩参见董边等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1-85页；齐得平：《我所了解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档案和手稿情况——兼驳所谓〈《毛泽东选集》真相〉》，《党的文献》2012年第2期。 (11)《毛泽东同志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人民日报》1958年10月31日。 (12)《〈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第二版编辑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27-96页。 (13)陈继馨、尹毅玲：《斯特朗的六次访华》，《党史研究资料》1985年第11期。 (14)[美]特雷西·斯特朗、海琳·凯萨著，李和协等译，唐建文校：《纯正的心灵：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一生》，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第242-247页。 (15)《史特朗夫人抵延 罗辛格先生飞平》，《解放日报》1946年8月1日。 (16)参见《史特朗夫人飞抵延安 罗辛格由延飞平》，《新华日报(重庆)》1946年8月3日；《史特朗夫人由平飞延》，《大众日报(临沂)》1946年8月3日；《史特朗夫人由平飞延安》，《人民日报(武安)》1946年8月4日。 (17)Carolle J.Carter,Mission to Yenan:American Liaison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s 1944-1947,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97,pp.53-54. (18)Anna Louise Strong,The Chinese Conquer China,Doubleday,1949,p.19. (19)Anna Louise Strong,Tomorrow's China,Committe for a Democratic Far Eastern Policy,1948. (20)The Chinese Conquer China,p.39.在Tomorrow's China一书中，无"my interpreter and"三个字，见该书第31页。 (21)英文标题是Chiang's Maneuvers Make Marshall Lose Face.另见Guide to the Anna Louise Strong Papers(1885-1971),http://digital.lib.washington.edu/ (22)Anna Louise Strong,"The Thought of Mao Tse-tung",Ameriasia,Vol.11,No.6. (23)《谢觉哉日记》，第965-967页。 (24)英文标题依次为：1.Catholic Church Used as Torture Place in Chinese Turkestan; 2.Death is Mao's Reward for Improving a Province; 3.Communists Prepare for Extended Civil War; 4.Russ-American War Talk Only Smokescreen...Says Mao Tse-tung.另见Guide to the Anna Louise Strong Papers(1885-1971),http://digital.lib.washington.edu/ (25)参见《蒋介石扩大内战又一证明 执行部蒋方代表宣称要进攻延安张垣承德》，《解放日报》1946年8月21日。 (26)《内战已走上大规模阶段国方宣布将攻延安 郑介民已正式提出此项备忘录》，《新华日报(重庆)》，1946年8月22日。 (27)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4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台北)，1985年，第553-554页。 (28)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4册，第553页。 (29)参见Anna Louise Strong,"A World's Eye View From A Yenan Cave:An Interview With Mao Tze-tung",Amerasia,Vol.11,No.4. (30)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6,Volume X,The Far East:China,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2,pp.1033-1098. (31)《美蒋商谈战争物资交易各方证实正在进行》，《解放日报》1946年8月29日。 (32)《中共中央委员会声明》，《解放日报》1946年8月29日。 (33)《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704-705页。 (34)Tomorrow's China,p.60. (35)Tomorrow's China,p.122. (36)国共双方对于全面内战爆发的起始日期，当时并无明确说法。1946年7月18日下午3时，斯特朗第一次参加了周恩来在上海寓所召开的中外新闻记者会议。在会上，周恩来强烈谴责国民党军队正向苏皖、中原等四个解放区发动的大规模联合攻势。此处的“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刚过六周”之说，恐缘于此。 (37)这里的“电波”一词，在斯特朗原著中对应的英文字为“the radio”。在1984年出版的斯特朗《中国人征服中国》一书的中译本中，将“the radio”一词译定为“延安电台”。参见[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刘维宁等译：《中国人征服中国》，北京出版社，1984年，第73页。 (38)The Chinese conquer China,p.75. (39)The Chinese conquer China,p.213. (40)Anna Louise Strong,"Reminiseences on Interview with Chairman Mao Tse-tung on the Paper Tiger",Peking Review,No.48,Novermber 29,1960. (41)《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706页。 (42)《中美反动派不顾人民反对罪恶买卖竟成事实中国内战将续扩大不可遏止》，《新华日报(重庆)》1946年9月1日。 (43)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6,Volume X,The Far East:China,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2,pp.1033-1098. (44)参见《美国助我经济复员售予我国大批民用剩余物资 将由行政院物资局负责处理预定廿二个月以内运输完毕》，《中央日报(南京)》1946年9月1日。 (45)《中美反动派不顾人民反对 罪恶买卖竟成事实 中国内战将续扩大不可遏止》，《新华日报(重庆)》1946年9月1日。 (46)当时延安台每天播音两小时，分两次：一次在中午11:30至12:30，一次在下午6:00至7:00。节目有新闻、通讯、评论、解放区介绍、解放区政策讲话、故事、记录新闻。参见温济泽：《回忆延安和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新闻与传播研究》198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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