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相对主义（笔谈）——3.文化相对主义：历史演变及内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相对主义论文,笔谈论文,文化与论文,内涵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化相对主义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它的内涵随着文化哲学的发展而不断扩大。我们要研究文化相对主义的问题，首先必须弄清它的历史演变，厘清它的确切内涵和逻辑结构。文化相对主义的提出是与文化哲学传统的创造相联系的。文化哲学产生于18世纪，它的创始人是意大利哲学家维科和德国哲学家赫尔德。维科和赫尔德创造文化哲学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以对历史的哲学提问来清理和批判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和思维工具，颠覆古希腊以来的理性主义哲学传统，创造一种新的哲学传统。在对研究对象的清理和批判方面，维科和赫尔德反对哲学以单一的自然界或人为研究对象，主张以民族文化的整体为哲学的研究对象。
维科把人类历史规律、人的文化创造活动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要求从人的创造活动本身和人所创造的制度之间的关系来说明民族文化的创造是如何可能的。赫尔德也提出了历史规律就是人的文化规律，主张把人的文化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在对思维工具的清理和批判方面，维科和赫尔德反对近代哲学以自然科学的演绎的或经验归纳的方法来构建人的理性，主张以语言为哲学的理性工具来揭示人的创造活动。在他们看来，语言是人的有意义的存在；语言不是神创造的，而是人的文化创造的结果；语言发展的不同阶段与人的文化发展水平是一致的。因此，哲学以语言为思维工具就是从人的意义的生存上揭示人的精神世界，说明人的文化创造活动。这就阻止了哲学从外部世界、以外部自然界的特性来说明人的存在，而是从人自身的特性、从人的生成上来说明人的存在。通过对哲学的研究对象和思维工具的上述清理、批判和转换，维科和赫尔德以文化理性消解了近代哲学的科学理性，以历史相对性原则消解了哲学对确定性的追求。
值得注意的是，维科和赫尔德确立的历史相对性原则根本不同于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相对主义：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相对主义是认识论的，其终结点是怀疑主义，而文化哲学的相对性原则则是本体论的，其本质是趋向历史主义。维科和赫尔德的文化哲学思想在克罗齐、狄尔泰、马克斯·韦伯、新康德主义的思想家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从而形成了这一阶段文化相对主义的特点。概括起来，这一阶段的文化相对主义具有三个特点：其一，它是借助于历史哲学和生命哲学发展起来的。在一定意义上说，维科和赫尔德的文化哲学就是他们的历史哲学，而狄尔泰的文化哲学也就是他的生命哲学。其二，它以人的生命创造活动为主要内容，建立了历史本体论，创造了新的哲学传统。确切地说，历史本体论构成了这一阶段文化相对主义的基本内涵。其三，它代表了与近代理性主义相对立的哲学传统。
文化相对主义的第二个阶段是在批判文化进化论中展开的。文化进化论形成于19世纪下半叶，其代表人物是爱德华·泰勒。爱德华·泰勒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为理论基础，提出了文化进化论。他认为，文化的发展规律不存在于具体的民族习俗和信仰中，而存在于文化的本质中，这种文化本质即是知识、制度和工具、技术。人们研究文化规律，就是要说明知识、制度和工具、技术在不同民族中的发展，以此衡量不同民族文化发展的高下。这种理论运用于说明世界历史，就形成了“西方中心论”。文化相对主义就是针对“西方中心论”及支持这一理论的文化进化论而展开的。
这一阶段的文化相对主义产生于20世纪初。当时，有两个因素刺激了文化相对主义的发展：第一个因素是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考古学的出现，为人类研究各民族文化现象的共时性存在提供了人文科学的根据；第二个因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工业危机的发生，充分暴露了西方世界的内在矛盾，显示了“西方的没落”。这使陶醉于“西方文化最高成就”的人们震惊，开始怀疑“西方中心论”。正是基于这两个因素，斯宾格勒、汤因比、本尼迪克特等人提出了文化相对主义，要求以民族的价值观念取代知识、技术等因素来考察民族文化的发展，承认各民族文化发展的特殊性。
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从哲学的高度提出了一个文化定义：“每一种文化都以原始的力量从它的土生土壤中勃兴起来，都在它的整个生活期中坚实地和那土生土壤联系着；每一种文化各有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情欲，自己的生活、愿望和感情，自己的死亡。”这一定义肯定了每一种文化都有其自身的根据，强调了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他把这一定义运用于考察世界历史时，就提出了“比较形态学”或“文化形态学”。所谓“比较形态学”，就是主张通过比较世界历史上存在过的各种高级文化，找出各种文化在其生命周期中表现出来的形态上的相似性和共同点，来理解各种文化，预测西方文化的前途和命运。斯宾格勒以此批评文化进化论，认为，文化进化论的根本缺陷就是把人类文化看作是一个单一的统一进化链条，其原因就在于它用机械因果方法考察历史。按照这种观点，人们不可能理解文化有机体，不可能把握它的生命的活动周期。
在斯宾格勒之后，汤因比把世界历史分为26种文化类型，考察它们各自的起源、生长、衰退、解体和死亡的发展阶段，批判了西方文化中心论。本尼迪克特提出了以目的、价值观为中心的文化定义，指出文化即不同人格心理特征的规范化、各种行为要素的构型。每一种文化都有其主导观念，将各种分散的文化元素整合起来，构成行为模式。这种整合是一种格式塔，具有整体的意义和价值。每种文化内部都有主导目的和内在结构，是多样化的，因此行为和价值都是相对的。本尼迪克特对文化的这一说明明确和深化了斯宾格勒的思想，使文化相对主义理论进一步完善。
从文化哲学的发展看，斯宾格勒、汤因比和本尼迪克特提出文化相对主义的贡献在于，结合世界历史的发展，创造了文化哲学的思维方式，推动着哲学从自然本体论发展到文化本体论，创造了20世纪新思维，从根本上变革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也深刻地揭示了造成人类思维变革的内在机制，表现了人类思维如何摆脱近代数百年来唯科学主义的影响，形成综合化的现代思维的历程。
文化相对主义的第三个阶段开始于20世纪70～80年代，主要是在批判西方以经济为核心的发展理念中展开的。在这个阶段，文化相对主义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
其一，以生态运动为基础，提出了生态发展观。20世纪70～80年代的生态运动直接挑战了传统的发展观，提出了建立新的发展观的要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适应了这一要求，从哲学上批判了传统的发展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传统的发展观有两个缺陷：一是只承认生产和技术对于发展的意义，而没有看到文化、价值在发展系统中的地位；二是只看到人对自然的作用，没有看到自然对人的作用，采取的是一种线性的决定论的发展观。针对这两个缺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探讨了文化、价值在发展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文化的生态发展观。
美国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奥康纳反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只是从意识形态上规定文化、价值，而没有看到劳动系统中的文化价值维度。他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不仅要受到技术因素的影响，而且还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文化因素的影响，比如，一定的社会文化传统、价值规范、语言、人化自然的特性与历史状况都会决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状况与发展。因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构成不仅包括技术的因素，而且还包括文化的因素。正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的文化因素创造了人化自然的历史，也创造了自然史，使自然成为人类的价值对象。不仅如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的文化因素还起着校正人们因单纯追求技术因素而导致的掠夺自然的行为的偏差的作用，建立起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联系。由此得出结论：人的生产、社会劳动是在自然维度和文化维度的辩证联系中建立起来的；自然的价值维度不断地调节人的历史的活动，从而构成了人类历史与自然之间的生态联系。
其二，以全球化运动为基础，提出了文化发展观。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化运动再度确立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经济、政治和文化中的主导地位。面对世界历史的这一变化，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对原有的发展观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原有的发展观以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为核心，代表的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理念。这种发展观理念的实现就是全球生态环境被破坏，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独立发展可能性丧失，因此，它根本不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必须采取文化的发展观。
土耳其哲学家约安娜·库丘阿迪在《“文化发展”的哲学质疑》中，从辨析人们普遍使用的文化的基本概念入手，提出了文化发展的内在根据和全球文化走向多元化的内在必然性。她认为，“发展”与“文化发展”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发展是西方用于说明国家模式和发展程度的概念，衡量发展的标准是工业化和人均收入的提高；而文化发展是说明个体价值实现的概念，个体价值的实现即个体的自我确认。所以，文化发展是以个体为基础的，而衡量文化发展的标准是个体价值能否得到确认。从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出发，她提出，人们在谈论全球文化发展时，多是采用“发展”的概念，即把工业化和人均收入作为标准。这实际上是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全球发展模式，而在文化上，又以“文化认同”概念来强化这一观念。因为“文化认同”在哲学上的意义，就是放弃个体价值的确认，去屈从外在的价值体系。这一意义在全球文化发展中的运用，其实质就是要发展中国家放弃自己的价值观念和自身的权利，放弃自己的发展方式，去遵从西方的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于是，全球文化发展就变成了单一的西方文化发展。然而，当代全球文化冲突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展现出“文化发展”概念意义上的发展，即要求在全球发展中确立非西方国家的价值。在这里，全球文化发展不是以“文化认同”为基础，而是以“文化的价值综合”为基础。“文化的价值综合”否定全球认同某一种价值观，而是强调每一种文化都是独立存在的，都是有价值的。这里，不仅要求修改我们原有的“全球文化发展”的观念和内涵，而且还要求制定新的文化政策。
约安娜·库丘阿迪所说的新的文化政策，就是新的文化发展观。这种发展观的实质就是反对以西方哲学为当今世界哲学的唯一话语系统，要求确立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存在意义和价值，而表达这一发展观的哲学观，就是多元文化论。概括文化相对主义的上述两个方面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文化相对主义在第三个阶段上是与发展观相联系的。这种发展观既有对传统发展观的否定，也包括对传统发展观的西方话语霸权的批判。
文化相对主义从18世纪发展到今天的历史演变，展示了文化哲学发展的历程：从历史的角度看，文化哲学随着历史哲学、生命哲学、语言学、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的兴起而不断增添新的内容，面对世界历史的变化而不断变换自己的研究主题，充分展示了它的时代特征；从逻辑的角度，即从文化哲学理论建构的角度看，文化哲学经历了本体论的构建、思维方式的变革和发展观的重构，创造了一种新的哲学传统、新的哲学世界观。这种新的哲学传统、新的哲学世界观不是实证的，而是批判的；不是科学主义的，而是人文主义的。文化相对主义与文化哲学之间的这一有机联系，要求我们结合文化哲学的整个发展来研究文化相对主义，并以此打通哲学的形上和形下的联系，以新的思维方式思考和解决当代中国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