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中国：30年代中国人的现实观和未来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梦想中国论文,现实论文,年代论文,中国人论文,未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3年、1934年，以《东方杂志》为首的一些刊物进行了《梦想中国》、《梦想的个人生活》和《个人计划》为题的专题征文，于是，以中国的知识界为主的全国数百人共同做了一场“中国梦”。数百位作者的地域分散于江、浙、沪、鲁、平、津、粤、汉、皖各省市以及日本、南洋，其中上海占大多数；职业分类则以大学教授、编辑记者、自由撰稿人、教师、官吏、艺术家、职员、学生、银行家企业家以及读者，涉及了党政军、文教、法律、新闻、出版等社会各界，尤以文教新闻界为多，几占75%以上。内有不少名人，如柳亚子、罗文干、章乃器、陈立夫、邹韬奋、张君劢、梁漱溟、杨杏佛、冯自由、马相伯、陈绍宽、王造时、朱自清、巴金、郁达夫、茅盾、老舍、楼适夷、林语堂、叶圣陶、胡秋原、张申府、李石岑、周谷城、陶孟和、俞平伯、周予同、顾颉刚、周作人、曹聚仁、马寅初、徐悲鸿、丰子恺、穆藕初、赵景深等人。他们以“梦想”的形式，反映了对现实社会的不满，设计了“未来中国”的各种框架，寄托了自己的希望。其视角之独特、信息量之大、感情之丰富，实在可以说是代表了当时各阶层中国人、尤其是代表了对时代、社会极为敏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强国之梦”，茅盾认为“煞是好看”。学者刘仰东撷取了这些“梦”，辑为《梦想的中国》一书。今天，当我们通过时光隧道，比照历史进程，检测这些70年前的当时人的预见性与想象力，不能不令我们产生浓厚的兴趣。
一、强国之梦——专家心中的未来中国
30年代的中国，是中国现代化深入人心的时代，尽管灾难深重，战乱频仍，中国现代化沿着崎岖的路艰难曲折地前进，但工业文明范例的昭示，吸引着中国知识分子不断做着“强国之梦’，描绘着理想的中国现代化蓝图。一些专家学者由此对“未来中国”做了从经济发展、社会生活、伦理道德等方面的全方位构思。
第一、对未来中国社会生活的规划。这是所有梦中涉及最多的内容。尤以祝伯英等做的“十全十福”美梦为典型，所论范围涉及社会分工、劳动时间、社会保障与休闲娱乐、社会问题等等，其中，既有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否定，又有对未来社会生活的详尽构想。
关于劳动及其分工：“一切黄包车夫，码头工人，生煤黑老虎，马路上的缝穷，早晨的粪车夫，蝗吃的农夫，逃避巡捕的小贩，城隍庙里宿夜的人，男盗女娼，轿夫，抬菩萨轿子的苦工，丫鬟，诸如此类‘新’‘旧’社会的‘支柱’，都一个一个消灭下去，再不存在。操劳的人，渐渐都穿上‘背上扣钮’的蓝色或白色‘工衣’，凝神聚思在机器上工作。……不见到他们的汗流浃背，气喘脸紫。操作是很有兴味的，以至于是艺术的。……美德等国偶有的电气厂屋，将普遍的用之于中国一切厂所。钢筋水泥的房子，满嵌着玻璃窗于玻璃门，好像水泥架的水晶宫。人们在里面操作，真是比现在城隍庙看戏还爽气。”工作时间也应不断的缩短，从“既在通行的起码12小时，减至8小时，7小时，6小时，5小时，4小时，特别危险，重难，有害的工作，操劳的时间，更其要短。操劳者获得的酬报，足已享受一切物质文明所创造的幸福。”（注：刘仰东编：《梦想的中国》，西苑出版社1998年版，第262页。）
关于休闲与娱乐，“中国现在通行的天天操劳不息，要改为每星期休息一天，……更要改成一天操作一天休息。一年之中，还得要有两星期以上的长期休息。许多重难危险有害的工作，或三年或五年，休息一年。”“除睡觉以外，还得娱乐才行。……电影、戏剧、弈棋、球赛、游泳、划船、跳水、滑雪、歌舞、阅书、看报，一切‘文’‘武’娱乐，都色色齐备，件件周全。人们做完了事，每天都可以享受各种幸福。”“一切休养游览，……不仅没有‘华人不许入内’或是‘闲人莫入’的限制，而且是具备人人都可以进去的条件。这些地方的用度，都是公费支出。”“休息、娱乐，虽然是调和精力，舒爽神思的举动，却也不能是纵情的狂欲的满足。淫佞放荡的娱乐，是腐化退化、没落人民的象征，未来人民的娱乐，决不如此。”（注：刘仰东编：《梦想的中国》，西苑出版社1998年版，第264页。）
关于医疗保养，应建立国家、社会负责下的医疗保障与福利制度，“我理想一个人害病的时候，生活条件要格外舒适。病人在光线充足、空气清洁、温度适宜的安静房间中。四周有美丽的风景可以供凭眺，游玩。”“医生，看护妇，到那时候，不会根据洋钱决定待遇。”“阴渗渗的医士面孔，饲牛般的看护妇态度，都一概消灭。……此外，还有两种人，就是年小而还不能操作的人，年老而失去操作能力的人，社会应得保养他们。”（注：刘仰东编：《梦想的中国》，西苑出版社1998年版，第266页。）这是当时人们普遍的向往。
关于社会问题，作者认为尽管不可能消灭，但也将随社会制度、社会生活及其质量的改变而改变，“盗贼、扒手、骗子、乞丐、妓女的恶习惯，是由于他们的恶生活。”那么，未来的理想中国中还会有犯罪吗？肯定还会有，但是，对待他们却“不能用英国工业革命时代割耳削鼻的方法，也不能用法国工业革命时代的上吊，”他们也有人仅，“一切肉刑，都要到历史博物类里去找。”有犯罪，就有监狱，“积极的说来，监狱是一所教育罪犯者的学校。那时候，在那里是有着许多专家，根据罪犯的性质，施以个别与集体的教育，训练他们各种操作。”“使他们或她们，学习成相当的职业，将他们或她们从社会有恶分子，变为社会有用分子。”（注：刘仰东编：《梦想的中国》，西苑出版社1998年版，第267页。）
第二、很多人认为教育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与支柱部门，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希望所在。不仅如此，首先是要为社会服务。“未来中国的教育，首先是与社会打成一片，却不是随社会的恶波而浮沉。教育的方针，就以改造社会，消灭社会上一切劣点为目标。中国所必要的一切工程，卫生，企业，机关，及其他社会有用技能，都由学校直接供给人材。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就以社会上各该事业机关，作为实验所。银行科学生在银行办事，工程科学生在工厂做工，政治科学生在政府办事”。教育不仅应该是灌输知识，更应该是改造社会培养现代人的重要途径。“学生们不仅学会应有的技能与学理，而且培养成改造现状的材干。”教育应该成为消除蒙昧、普及科学之利器，“农家子弟，在学校里所受的教育，应该包括破除迷信，农业上天文知识，地质知识，植物学中种子知识等等。农业区小学生回家，就会鼓着小舌，指小手画小脚的，演说晴雨规律，种子优良、土质改良等等方法。他会吃掉上供的礼物，证明菩萨是没有的，否则为什么不发生作用。”（注：刘仰东编：《梦想的中国》，西苑出版社1998年版，第266-268页。）张任天更提出了在全国各地设立各类学校，各设辅导区、实验区和中心区，取得经验后向亚洲和世界推广。（注：刘仰东编：《梦想的中国》，西苑出版社1998年版，第62页。）
同样，家庭关系及男女关系也将因教育程度和文明水准的提高而改变，“家庭终究要归于消灭。大规模的生产，社会性的生活，使家庭没有存在的余地。”作者认为中国女性只有解脱了家务劳动的枷锁，不断提高社会地位和文化水平，男女平等地“共处于一个社会里，生活才会快乐。”“婚姻自然是自由的，青年男女，在成年之前，已经在学校里获得两性生理上及其他应有的知识，谁也不会将女子当作奇货可居，将男子当作出钱的傻子看待。男女合则同居，不合则分居，并没有什么限制。……现在多少人倡导自由恋爱，自由结婚，结果不是将大红绣花蟠金的凤冠霞帔，换成桃红色的衣服白帔纱；便是根据自由买卖的原则，将身体一批的出卖。男女能一生自由的择一次配偶，这就算上上大吉。……在未来的中国社会上，却由于家庭累赘的去除，与两性关系的平等，而实行很美满的男女关系。”（注：刘仰东编：《梦想的中国》，西苑出版社1998年版，第267页。）
第三，对中国将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预构。这是所有的梦都涉及的最为根本的内容。江公怀在《论中国经济发展的将来》一文中认为，当今工业革命正在中国发轫，其经济发展和欧洲18世纪工业革命刚开始时相若。这个过渡阶段的经济结构由以下成分构成：1.游牧部落经济；2.自给自足的农民经济；3.小商品生产经济；4.私人资本主义经济；5.国家资本主义经济；6.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为此，必须注入新的“经济原素”，对残余经济采取“断然处置”。中国目下最需要的是“促进生产”。“只须资本主义能够确立起来，则不管其为民族的或是外国的都可以”。“只要我们能迅速摧毁旧时代的生产形态，置经济基础于最进步的技术与组织上，则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劳动者的生活，在劳动者为自己幸福而生产的新制度下，比诸现在为资产阶级利润而工作的美国劳动者的生活还要舒服得多。”（注：刘仰东编：《梦想的中国》，西苑出版社1998年版，第250-259页。）
焦颂周在《五年以后的中国》一文中，全面描绘了1933年以后五年即1938年中国发展的全景目标是：社会工业化、科学化和国防化。设想在南京紫金山南麓设中央政治区域，下设军事、经济、教育、卫生、工业、农业、交通等七个行政委员会，管理全国的基本行政事务。按国家现代化发展设电气、力学、化学、物理、植物学等研究机关，以直接为社会发展服务。五年内国防事业应有大发展。陆军废募兵制为征兵制，全国28行省各驻一个军团。平时保持兵力100万人，战时速增至1000万人。海军各类战舰的总排水量为60万吨，以葫芦岛、象山港、榆林港为三大海军区，防守整个沿海地区。空军建立四个集团军，总计拥有各类飞机达3000架，“预计在1938年合自制及购买的飞机当在1万架以上，可以称雄于东亚了。”电气事业应大发展，不仅要在主要城市而且要在小型城市建立发电厂和广播电台。充分运用植物学科技开垦荒地，增加生产。五年后，年增米2400万石；年增小麦1000万石；大豆1250万两；棉3000万磅。开发矿产为：金：72000两；银：60000两；钢：140000吨；铁：2300000吨；锡：239200吨；煤：51400000吨：石油：400桶等。建立北方、东方、南方等三个一级大港，大批二、三等海港。按孙中山铁路计划建成西北、西南、中央、东南、东北、扩张西北、高原等七个系统中主要干线40270哩。建造公路达42000哩，全国10万人以上的城市均建立民用航空公司和航空港。“在这1933年的年头，论述1938年的中国，这是甜畅的美梦，梦境的事实终有实现的可能，我们是存留这样的奢望。”（注：刘仰东编：《梦想的中国》，西苑出版社1998年版，第288-301页。）
二、破碎的梦——对现实中国的诅咒
不难看到，从这些“强国之梦”中，折射出了身处30年代这个大环境下的中国人对未来中国社会的希翼、幻想和对未来生活中国的憧憬。然而，做“强国之梦”的人面对的却是严酷的现实，于是，许多人的梦“破碎”了，从而引发对现实中国社会弊政与黑暗的诅咒。（注：转引自刘仰东编：《梦想中国》，西苑出版社1998年版，第306页。）兹随机摘引部分“梦”如下：
林语堂（《论语半月刊》主编）
我现在不做大梦，不希望有全国太平的天下，只希望国中有小小一片的不打仗、无苟捐、换门牌不要钱、人民不必跑入租界而可以安居乐土的干净土。
我不做梦，希望民治实现，人民可以执行选举、复决、罢免之权，只希望人民之财产生命，不致随时被剥夺。
我不做梦，希望内地军阀不杀人头，只希望杀头之后，不要以25元代价将头卖于死者家属。
我不做梦，希望人民有集会结社权，只希望临时开会抗日不被军警干涉。
我不做梦，希望中国有许多文学天才辈出，只希望大学毕业生能写一篇文理通顺的信。
朱自清（清华大学教授）
未来的中国是大众的中国，我相信。这不是少数人凭着大众的名字，是真的大众。
郁达夫（小说家）
我只希望中国人个个都不要钱，而只把他们的全部精力用到发明、生产、互助与有意义的牺牲上去。将来的中国，可以没有阶级，没有争夺，没有物质的压迫，人人都没有，而且可以不要“私有财产”。
俞平伯（清华大学教授）
对不起，“和梦也新做不来”。假如定要做的，恐怕也是妖梦吧。有一个人无端被邻居切了一个胳膊去，自然都嚷嚷要找去。而据那个邻居说：“你们不要只管来闹了，你们回去看看吧”。这真损得利害。原来那个巨人被切去胳膊以后，好像没有这回事一样。所以，假使我有了梦，也只是大大小小的恶梦。
楼适夷（新闻记者）
未来的中国，将是新锐青年的中国，不是老朽的中国；将是勤劳大众的中国，不是剥削阶级的中国；将是中华民族自主的中国，不是帝国主义者奴役的中国，笼罩目前的一切屠杀，榨取，欺骗……的阴霾，将以和平，劳动，信爱……的光明来代替。这不仅是我的梦想，同时也是我的确信。
顾颉刚（燕京大学教授）
第一，没有人种鸦片，吞红丸。
第二，打破旧家庭制度。
第三，奖励移民。
第四，知识分子肯到民间去，使全国民众都能受到教育，不要只管自己享乐，也不要只管喊口号。
第五，每个人都有职业，无不劳而获的人。
杨杏佛（中央研究院总干事）
我梦想的未来中国应当是一个物质与精神并重的大同社会，人们有合理的自由，同时有工作的义务，一切斗争的动机与力量应当用在创造与服务方面。物质的享受应当普遍而平等。
郑振铎（燕京大学教授）
未来的中国，我以为，将是一个伟大的快乐的国土。因了我们的努力，我们将把若干年帝国主义者所给予我们的创痕与血迹，医涤得干干净净。我们将不再见什么帝国主义者们的兵舰与军队在中国内地及海边停留着。我们将建设了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军阀的争斗，饥饿，水灾，以及一切苦难，都将成为过去的一梦。
茅盾（小说家）
对于中国的将来，我从来不作梦想；我只在努力认识现实。梦想是危险的。在此年头儿，存着如何如何梦想的人，若非是冷静到没有气，便难免要自杀。
巴金（小说家）
在现在的这种环境中，我连做梦也没有好的梦做。而且我也不能够拿梦来欺骗自己。“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只感到冷，觉得俄，我只听见许多人的哭声。这些只能够使我做噩梦。……有一个时期使我甚至相信中国是没有未来的。所以在一篇小说中我曾写过这样的话：“我们中国民族恐怕没有希望了，他已经是太衰老了。”
老舍（小说家）
我对中国将来的希望不大，在梦里也不常见着玫瑰色的国家，……天长地久，糊涂的是永生的，这是咱们。得了满洲，再灭中国，春满乾坤，这是日本。揖让进退是古训，无抵抗主义是新名词，中华民国万岁！
邹韬奋（《生活周刊》主编）
我所梦想的未来中国，是个共劳共享的平等社会，所谓“共劳”，是人人都须为全体民众所需要的生产作一部分的劳动；不许有不劳而获的人；不许有榨取另一部分劳力结果的人。所谓“共享”，是人人在物质方面及精神方面都有平等的享受机会。……在这个梦里，除只看见共劳共享的快乐的平等景象外，没有女娼，当然更没有乞丐。
冯自由（实业家）
在这政治败坏国势危殆生产衰落社会不安的今日，凡属稍有思想的人们，自难免胡思乱想，做出种种的怪梦。……这两年间也曾做过几个怪梦。恰值《东方杂志》先生们有痴人说梦的提议，故我不妨向大众一说。
第一个梦 国民党有力的现当局自从东北失陷及淞沪惨劫之后，深知国民合作御侮的必要，然向全党及国民引咎自劾，宣告遵守同盟会革命方略纲领，于最短期间结束训政，实行宪政，同时召集全国各省出兵恢复失地。由是人心奋发，举国一致。
第二个梦 现政府始终依赖国联，对日本侵略绝不抵抗，而国民亦仅空言抵抗，不采取有效的补救方法。于是日本复派兵进占热河，继又借口援助溥仪恢复清朝，尽夺黄河以北各省。现政府以人心尽去，始提议召集全国人才组织国难政府，同时宣布取消党治，以示全国合作。卒赖国联诸大国之力，在共管之下，勉强保有黄河以南各省。
第三个梦 现政府对内忧外患绝无办法，贪官污吏布满全国，苟捐杂税层出不穷，人民苦于苟政，多铤而走险，投入共产党，各省政治陆续苏维埃化，各国大惧。乃借口防止赤化，纷纷派海陆军占领沿海沿江各省。由是中原各省悉入共产军势力范围，而沿海沿江各省则被各国实行共管。
上述三个梦，我惟有希望第一个梦能够实现。
钱君匋（图案画家）
未来的中国是一团糟。……要他不一团糟，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我们生存的苦，跟着逐渐加浓。
李石岑（暨南大学教授）
经过若干年军阀混战之后，又经过几次暴动之后，中国必然的走上科学的社会主义之路。
周毓英（读者）
我想1933年，中国将有一个空前的大转变：中国对国际联盟失望，走第三国际的路子，而且没有流一滴血。因为第三国际放弃阶级斗争，主张阶级协力，便象产业革命时英国女皇及其皇室贵族与资产阶级合组政府一样，中国统治阶级与无产阶级合组了新政府。国民党加入了第三国际。所有监牢里的共产党政治犯都欢天喜地地释放了出来。
共产军和剿共军先后向边疆开拔，去防御帝国主义的军队。3个月的苦战，收复了东三省的失地。日本军国主义因为对外失败，内部发生革命。中国首先承认日本革命政府，与国民政府签定1933年中日和约。中国没有要求赔偿战费，只没收帝日及其资本家在华的一切产业与债权，以抵偿九一八及一二八两役中国人民的损失。中日两方承认朝鲜独立。
中国对一切不平等条约宣告无效。
社会制度全部改革。开始实行计划经济，民生主义逐渐实现了。
朱隐青（上海法学院教授）
无阶级专政的共产社会。
彭芳草（《读书杂志》特约撰述员）
我梦想着未来的中国，政府不守无抵抗主义，也不向国际联盟求救。
俞寰澄（银行家）
我想未来中国，一定是联邦社会主义的国家。
未来两字，是无穷尽的，我希望实现在30年之内。
武堉干（上海市政府参议）
现实的中国，太令人感觉得悲观了。……我的梦想中的中国是这样的：
那时的中华民国是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民”国，不是实际上的什么“军”国，“匪”国，“官”国，“×”国。
那时的官吏，只是一种“职务”，不是一种“职业”，……那时的军队是抵制敌国外患的，不是作内战的工具；那时的军事长官，知道“人间有羞耻事”，丧师失地，便应受国法的制裁，不会贪生怕死，把持权位。那时的军人，更知道“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不会“吃雄鸡血”“拜把兄弟”来干“南面称王”的故事。
周谷城（暨南大学教授）
我梦想中的未来中国首要之件便是：人人能有机会坐在抽水马桶上大便。
宋云彬（开明书店编辑）
未来的中国，将有一场大火，毁灭旧社会的一切，重新建设一个没有人对人的仇恨，阶级对阶级的剥削的社会。这也许不是一个梦吧？
周予同（安徽大学教授）
《东方杂志》的主编者说：“甜蜜的舒适的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利啊！”对的，谁说不是，然而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利又岂仅做“梦”而已。就“梦”而说吧，倘使你“不识相”，觉得你的梦太有趣了，而向大众公开着，“在这昏黑的年头儿”，保得住不掉“脑袋”吗？我们的神圣权利啊！我们早已空无所有。现实的生活窒息到这样的程度，连你皱眉叹气捱磨各自的生命的耐力都没有了。
主编先生，请恕我拒绝你这个说梦的请求，虽然，我对于这个请求的苦衷是了解的，而我自己也是一位喜欢白日做梦的人。
罗叔和（《上海文库》编辑）
近来的中国确实使人哭笑不得，没有法子说话，也不敢说话，于是乎只有做梦了。
孙伏园（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
“在这昏黑的年头儿”，还有梦想的闲暇的人未必多吧。
吃不饱的，睡不暖的，哪儿来的梦想？要有，还不是大批的窝头送到嘴边，大堆的破棉絮送到身边？
“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有的是饿，有的是冷，有的是虱子和跳蚤，有的是刺客和强盗，和哪儿来的“一两个甜蜜的舒适的梦？”
梦不是“我们所有的神圣的权利！”只有回忆，没有梦想！
“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解决当前的问题吧：快快夺取窝头，快快抓来破棉絮，快快扑杀虱子、跳蚤、刺客和强盗。
冯次行（浙江省图书馆）
1932年12月3日，吃过晚饭，我就上床，预备做梦。最初梦见的是一个日本人。他对我说：未来的中国吗？必定是一个内乱不绝，土匪蜂起，不是受国际共管，就是被列强瓜分的国家。最讨厌的是苏俄和美国，前者正在努力内政，后者又拼命在和欧陆清算旧帐。弄得我们日本渴不及待，所以想先来代中国建设满洲，然后再动手整理冀鲁。到那时候，恐怕列强都要眼红。西藏必易英帜，法兵将进驻广西，美国和苏俄也不由他不来分尝一脔。我听了真有些气不过来，不待他说完，骂了他几声，赏了他一个耳光。
第二个梦见的是一个美国人。他对我说：顶讨嫌的，是日本人和贵国的旧军阀。因为日本往往把轻工业制造品输入到贵国销售，攫夺了贵国多数手工业者的生意。所以贵国应该向敝国尽量购备各种机器，发展国产的轻工业制品，去抵制日货。又从前贵国军阀只知攘夺权利，不肯从事建设。现在贵国已统一，伟大的实业计划，逐步着手实行。我们美国以重工业制造品，驰誉全球。我很热望以经济力援助贵国，希望未来的中国，能够成功一个资本主义的新国家。
第三个遇见的是一个苏俄人。他对我说：喂！同志！全世界迟早是要进展到社会主义路上去的，中国哪能例外？不过这条路上，障碍极多。须走10年20年30年，是不能预想的。
第四个遇见的是一个意大利人。他对我说：中国要想建造一个速成的统一国家，最好采用国家资本主义和法西斯蒂主义。……
什么国际共管，列强瓜分啊！建设军国主义式的国家啊！建设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法西斯蒂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式的国家啊！各有各的理想，各有各的路线。许许多多的洋鬼子，都跑到中国来宣传。扰扰攘攘，闹个不休。正是在这样坚持不决，彷徨踌躇的情境中，猛听得太平洋上起了连珠的炮声。一觉醒来，原是一梦。
凌梦痕（中央大学教授）
我生平从没有做理想国的梦，但因国家现状和政治事实的刺激，就有了下列的梦想：在同一天晚上，散在各地的中国国民党的中央委员，都梦见了孙中山先生，翌晨，全体中央委员，都集中在总理陵墓，会商国家大事。
到中午时刻，全国各地报纸发行特别号外，所载的消息是：
（一）日军已进关，占有平津，将沿津浦路南下，苏俄将红军集中内蒙古，准备占领陕甘新疆各地，英军大队已开到西康，法军已集中滇越边界，美海军太平洋舰队全部已经开至长江。
（二）全体中央委员会今晨在总理陵墓集合开临时紧急会议，当场议决，全力应付国难。
（三）今晨全体中央委员开紧急会议，决议(1)自即日起凡为总理信徒，俱应团结一致，消弥政争，以挽救危局。(2)全国党员，于四小时内一律编成革命军先锋队，集中所在地，候令向各省前线开拔。(3)任命○○○为全国革命军总司令，全权处理全国军务，以抗外敌，限三日内将日军驱出平津。一个月内收复东三省失地。
隔了三日，报上又有大号标题，披露消息：
（一）今日上午，总司令亲赴山海关视察战后各地，定即晚赴锦州前线。
（二）日军退出锦州后，为沈阳义军所袭，溃不成军，纷纷向朝鲜边境逃散，吾军正在追击清除中。
（三）中央党部决议：(1)电奖○总司令收复失地。(2)通过彻底改组各级党部及国民政府方案。
（四）各地民众纷电中央，表示信任中央，愿以全民力量赞助中国国民党作民族复兴运动。
洪深（戏剧家）
年龄又增了1岁，在这一年中，那些妨碍社会改革和进步的人，当然也得老1岁，或者会多死去几个。这真所谓是“梦想”了。
夏丐尊（开明书店编译所长）
我梦见中国遍地都开着美丽的罂粟花，随处都可闻到芬芳的阿芙蓉气味。
我梦见中国捐税名目繁多，连屁都有捐。
我梦见中国四万万人都叉麻将，最旺盛的时候，有麻将一万万桌。
我梦见中国人都要生病。
我梦见中国人用的都是外国货，本国工厂烟囱里不冒烟。
我梦见中国市场上流通的只是些卷得很好看的纸。
我梦见中国日日有内战。
我梦见中国监狱里关满了犯人。
我梦见中国到处都是匪。（注：刘仰东编：《梦想中国》，西苑出版社1998年版，第3-95页。）
三、梦源何处——“无梦时代”
不难看到，“这些梦是形形色色的：有甜梦。又有苦梦；有好梦，又有恶梦；有吉梦，又有噩梦；有奇梦，又有妖梦；有夜梦，又有白日梦。”（注：同上，记者：《〈梦想的中国〉、〈梦想的个人生活〉读后感》，第305页。）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令人盎然生趣：有人对某个领域提出了具体的设想；有人描绘了一幅大同世界乌托邦式的蓝图；有人提出了改造中国的论纲：如主张英美式的资本主义的国家；更有人已经预见到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实现。由于不少人均为各个领域之名人，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对人生的感悟和对生活的体验较为深刻，故其“梦想”也就较可咀嚼，颇多令人回味和发人深省之处。其中体现了各自的政治观点、道德伦理、生活理念和对现实与未来的思考。正如《东方杂志》记者所说：“从这里边最能反映时代的真正的要求，和我们这辈子的幻想和憧憬。用这些梦来测量时代思潮的涨落，十成中可得其七八；用这些梦来试探我们这一辈子的地位和心情，离真实应该也不远了”。
这些梦大致可以分为“载道”与“言志”两类。所谓“载道”，即阐发各自对未来的期望。其共同之处是要创造一个美好、理想的未来中国。然抒发理想的“载道”之“梦”，终究是建立在抨击现实的“言志”这一“梦想”之上的。
众人在“梦想”中对现实的这些抨击绝非无的之矢。
30年代是个兵祸不断、天灾频发的年代。从民元到30年代中期，无年不战。新军阀混战、五次“剿共”战事及地方军阀之间、与国民党中央政府之间的战争，已经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使人们对现实生活的信心大为丧失。据统计，仅1927-1930年这三年之中，动员了10万人以上的内战已经多达30次，年均10次之多。（注：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页。）中原大战仅河南一地的民众死伤近20万人，难民119万人，损失达129万余元，其破坏力之大，“欧洲大战恐亦无此等情形也”。（注：河南赈济会编：《豫灾纪实》，河南郑州1930年版，第51页。）人祸加剧了天灾，据张水良统计，这10年中各地区乃至全国性的自然灾害极为严重，发生率极高，年均3次，灾民多达700-1000万人以上。（注：张永良：《中国灾荒史(1927-1937)》，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1928年到1930年，一场罕见的特大饥荒席卷全国，25省均受严重损失，北方随处可见龟裂的土地、逃荒的人群和遍地的饿殍。1931年长江流域发生了如美国学者杨格称之为“世界历史中‘创纪录的水灾’”，（注：（美）阿瑟·杨格著，陈泽宪、陈霞飞译：《1927至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24页。）灾民多达1亿人，一时惨象遍地，悲歌四起，连蒋介石视察后也叹为：“极人世残酷之悲境，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注：《大公报》1931年10月3日。）1932年又发生了全国性的大瘟疫，死者无算。1935-1937年间，虫、旱、水灾几行全国，饿殍载道，灾民上亿。（注：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43-48页。）从史料中不难发现，农村经济解构的速度与程度加剧，耕地荒芜，人力流散，那种男耕女织的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已经无法维持，卖儿鬻女、食草琰尸之事屡见于报端。据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编的关于1931年《水灾区域经济调查》中所统计的资料来看，湘、鄂、赣及皖南、皖北、苏北、苏南的流离男子在其流离人口中占50%以上。（注：转引自吴文辉：《灾害与中国人口问题》，载《中国实业》，第1卷第10期。）
30年代，民众生活指数呈日趋下降的趋势，从1929-1930年世界各国劳动者家庭收入的比较来看，美国家庭中人年均收入为31.80美元，德国为14.43美元，日本为10.54美元，即使是沦为英国殖民地的印度，每人也有3.67美元的收入，而中国产业工人的平均家庭收入仅为2.24美元。（注：中国经济研究会编：《中国经济》，第2卷第6期，第7页。）据国民政府工商部统计，中国一般工人5口之家在正常条件下维持肉体生存与恢复体力所需的最低费用（包括衣、食、住、燃料、杂项等生活必需的费用，不包括医药、社交、文娱与教育子女所需的发展费用）为每月27.2元。（注：《劳工月刊》第1卷第4期，第72页。）而从同期的物价指数来看，这些收入仅够勉强维持最低的生活。（注：《上海解放前后物价汇编(1921-1957)》，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7页。）即使从号称中国最为富裕的上海产业工人的生活水平来看，也很难令人乐观。从20年代到1935年，上海市社会局根据抽样，对上海305户工人家庭进行了长期的跟踪调查，从而提供了一些较为可靠的数据：305户工人家庭中户平均收入为416.51元，支出454.38元，收支失衡，户年均亏空为37.87元。故有借债的家庭占总数88.2%，有典当的占78%，合会的占69.5%，有赊欠的占48.5%……。（注：上海市政府社会局编：《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中华书局1934年版，第21页。）另抽样调查的24户工人家庭的衣物总值，平均为116.64元。（注：上海市政府社会局编：《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中华书局1934年版，第21页。）户均来算，则4口之家，人均仅一件棉衣、2件短衫、2件单裤。在这样的条件下，许多工人家庭成员养成了衣服互换共穿的习惯。一般工人“衣着不周，了是司空见惯的。（注：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6页。）上海产业工人如此，其它地方的人民生活程度可想而知。正因为如此，周谷城才会在“梦”中说：“我梦想中的未来中国首要之件便是：人人能有机会坐在抽水马桶上大便。”（注：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2页。）
30年代，是一个政治黑暗的时期。国民党政权建立后，以继承孙中山遗教的名义，提出：“由国民革命所产生之中华民国人民，在政治的知识与经验之幼稚上，实等于初生之婴儿；中国国民党者，即产生此婴儿之母；既产之矣，则保养之，教育之。”（注：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第685页。）“中国国民党独负全责，”并规定国民党“得就人民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在法律范围内加以限制”。（注：转引自王双梅：《历史的洪流——抗战时期中共与民主运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页。）“中华民国人民须服从拥护中国国民党，誓行三民主义，接受四权使用之训练，……始得享受中华民国国民之权利”。（注：转引自王双梅：《历史的洪流——抗战时期中共与民主运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59页。）采取血腥的手段、高压的政策和特务统治，在“以党治国”的名义下，加强了对社会的控制。在中央实行“以党统政”。在县区以下的地方，实行“保甲制度”。将封建社会中的株连法融合进了西方的法西斯统治之中，“保甲长都必须是当地的富农或地主”，罗兹曼评论说：这样“通过恢复保甲制度，国民党使自己与力图保持现状的乡绅们结成了联盟”。（注：（美）吉尔伯德·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88-389页。）从而建立起一个从上至下的统治网，在中国实行法西斯专政。（注：前揭王双梅书，第15页。）1933年夏，蒋介石在庐山军官训练团上说道：“法西斯蒂的特质，就是只有领袖一人，……一切的权利和责任也都集中于他领袖一个人”，“这一点是最要紧的”。（注：〔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1卷，第532-533页。）在全国实行白色恐怖。尤其是禁止思想自由，1931年10月，国民党查禁228种书刊，颁《出版法实行细则25条》。次年11月，复公布《宣传品审查标准》，规定凡宣传共产主义，流露出对“党国”不满的宣传品，一律视为“反动”，予以禁止。1934年颁《图书杂志审查办法》，设“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1935年蒋介石又命令军统局接管各地邮电检查所，由军统局“统一全国邮电检查事宜”，凡属各种进步书刊，一经查出就地予以销毁。从1929年至1935年，社会科学和文艺书刊被查禁、扣押的达千余种。（注：前揭王双梅书，第16页。）当时平津学生愤怒地揭露说：“著作乃人民之自由，而北平一隅，民国23年焚毁书籍竟达千余种以上。……此外，刊物之被禁，作家之被逮，更不可胜计。焚书坑儒之现象，不图复见于今日之中国。”（注：《平津10校学生自治会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全民月刊》第1、2期合刊。）进步文化人屡罹祸患：1931年2月，柔石等五位文化界左翼作家遇害；1933年5月，丁玲、潘梓年被捕；1933年6月，“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副会长兼总干事杨杏佛被刺；1934年1月主张抗日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上海《申报》的总经理史量才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在沪松公路上；当时有消息说蓝衣社特务已经开出了一个包括鲁迅在内的56人的黑名单……。（注：前揭刘仰东书，第4页。）一时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因言论而被捕而被杀者不绝于耳。1933年5月13日，《申报》“自由谈”载文惊呼“整个世界是疯狂了。历史已经回复到了中世纪时代。战争屠杀，恐怖，幽禁，破坏，魔鬼的舞蹈，奴隶的呻吟，整个世界是疯狂！……屠杀代替了‘自由’，‘逮捕’与‘幽禁’禁锢了‘意志’，……文明破产了，野蛮复活了，白茫茫的雾弥漫了整个世界。”（注：1933年5月13日《申报》“自由谈”。）连国民党元老伍朝枢也指责道，“似此黑暗情状，唯我国历史上的所谓乱世或欧洲中古时代始有之”。（注：伍朝枢“《致孙科书》，转引自徐矛：《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25页。）胡汉民也在1934年10月通电指责蒋介石及南京政府：“数年以来，中央对于人民言论之压迫摧残，无所不至，……出版刊物之检查，密如网罗，时政记载，动则得咎，报纸之封闭，记者之被囚被杀，尤日有所闻”。（注：《胡汉民等质询中央对齐电意见致中央执行监察委员会之有电》，载《三民主义月刊》，第4卷第4期。）上述背景，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这么多的知识分子只敢在“梦中”说些不满现实的”梦话”了。
30年代，又是一个内忧外患交织发生的时代。当时中国最大的现实就是日本对华侵略。每一个中国人都直接感受到了民族的危亡，而国民党政府仍热衷于内战。这是任何一个中国人都难以容忍的现实。中国共产党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御侮抗日。《大公报》、《申报》等都呼吁国民党政权改弦易辙，变“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为“举国一致的抗日政策”。（注：前揭刘仰东书，第3页。）上述“梦想”中不难看到关心时政的中国人的心声。
大多数人的“梦想”均直指抗日的话题。老舍讽刺道：“揖让进退是古训，无抵抗主义是新名词，中华民国万岁！”（注：前揭刘仰东书，第13页。）许多人期望未来的中国没有“国耻、国难”等名词。面对亡国灭族的现实，众人均感到没有出路，故所做“梦”大多是恶梦或噩梦，巴金说：“中国是没有未来的”。（注：前揭刘仰东书，第12页。）钱君陶认为：“未来的中国是一团糟”。（注：前揭刘仰东书，第30页。）谢扶雅说：“中国不是由日本独占便是国际共管”，（注：前揭刘仰东书，第72页。）罗叔和说：“近来的中国确实使人哭笑不得，没有法子说话，也不敢说话，于是乎只有做梦了。”（注：前揭刘仰东书，第48页。）有些人从善意的角度出发，希望政府调整政策，出兵抗日。中央大学教授凌梦痕的“梦想”就是一个代表，尽管他“全国国民党员于四小时中编成国民革命军先锋队，限三日内将日军驱出平津，一个月内收复东三省失地”的“梦想”未免过于天真和简单，但却反映了一个基本的社会心理，那就是：中国人民希望尽早结束内战，早日出兵抗日，收复失地。（注：前揭刘仰东书，第87-89页。）蒋介石后来在陶德曼调停时针对日本的无理要求说：“中国如果接受日本的条件，国民政府将会被舆论的浪潮所冲倒。”（注：《推进和平谈判》，载日本防卫厅编：《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4章，朝云新闻出版社1975年版。）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心理基础上，国共双方均调整自己的政策，开始了符合民心和时代潮流的长期的接触谈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有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于是，有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四、梦想——民族的希望
历史已经进入了21世纪，回忆与梦想已经成为了初涉21世纪人们的时代潮。30年代人们所做的梦，哪些属于空想，哪些已经成为现实。今天已经由历史和现实所检验和证实。70年后中国现代化深入发展的今天，重读这些前人的预见，确实令人有一番感慨。
我们在惊叹那些“梦想成真”的“梦想者”的惊人的预见力的同时，也同样赞赏哪些“梦未成真”的“梦想者”的想象力，也许这些“空想”到了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会“梦想成真”。昨天指向今天，今天创造未来。1936年上海一批文人受高尔基倡导编辑《世界一日》的启发，随机选出5月21日这非节假日的普通一天征文，编写《中国的一日》，收到了投稿3000多篇，正如茅盾所说的，是书以其真实可靠和覆盖面之广而“展示了中国人一日人生之多种面目。”（注：茅盾主编：《中国的一日》，“关于编辑的经过”，上海生活书店1936年9月版，第1页。）如果说，是书是由社会各阶层所反映的30年代中国世俗生活长河中的薄薄的现实切片的话，那么，这本《梦想中国》则是当时人们基于现实而做的“未来之梦”，“做梦者”——知识阶层为主体的知识水准和思想水准，使其“梦境”展示了当时的中国“未来之梦”的最高水准。两书反映的现实和未来的主题与内容不一，而其价值和内在联系则是同一的。
梦是人类所独具的特性，无梦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梦是在基于现实的基础上生发的对未来美好世界的期望，这正是人类生生不息、进化不止的动力所在。读过此书后，不仅使人大发思古之“幽想”，更令人作未来之“梦想”，我想，这也是《梦想中国》一书的魅力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