郊区化与逆城市化：中国都市群发展的重要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郊区论文,化与论文,模式论文,都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99.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359（2008）04－0016－07
向心力与离心力是城市发展过程中最主要的推动力，这两种力量此消彼长，造成了城市阶段性的发展。郊区化与逆城市化就是城市在集聚到一定规模之后出现的离心分散趋势，二者先后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如今又以汹涌的态势出现于中国的大地上。
一、逆城市化是都市化进程中的必然产物
郊区化与逆城市化是两个概念，郊区化（Suburbanisation）是指城市中心的人们迁移到郊区去居住。郊区化的理念最先出现于18世纪的伦敦，此后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人口的郊区化，第二阶段是制造业的郊区化，第三阶段是零售业的郊区化，第四阶段是写字楼的郊区化。在美国，这个过程可以用数字来表征：1950至1980年间大都市区人口增长的80％以上发生在郊区；到1970年，全国郊区人口超过居住在市区内的人口，形成继1920年美国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以来的又一次历史性转折；1990年，郊区人口占大都市区人口的比率更增至60％。
逆城市化（counter- urbanization）强调的是随着后工业化的来临，人口在从大都市区流向非大都市区的同时，也在大都市区内部由大城市向中小城市流动。美国经济地理学界权威学者布赖恩·J.L.贝里在70年代中期时就敏感地注意到了大都市发展开始趋缓的现象。及至1980年，美国十年一度的人口统计结果显示：70年代美国非大都市区人口增长率超过大都市区人口增长率，恰在此期间，西方其他发达国家也程度不同地出现了大城市发展迟滞的现象，由此，“逆城市化”一时间成为学者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正如城市化与都市化有着本质区别，郊区化与逆城市化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谓都市化进程，是指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都市群’为中心的城市化进程。它是城市化的升级版本与当代形态。”[1] 从这个角度来说，逆城市化是郊区化的升级版本，它不仅包括了资源从城市核心区向郊区流动，也包括了资源从大都市向中小城市、农村地区流动。
值得一提的是，都市群理论是法国地理学家简·戈特曼于1957年研究美国大西洋沿岸都市群后提出的，50年代以后是美国都市群的飞速发展时期。对照表1和表2两组数据，可以发现都市化与逆城市化在时间上的吻合，难道这仅仅是巧合吗？仔细分析，美国出现的逆城化现象其实是都市化进程的必然产物。城市化理论表明，当城市化率达到30％时，城市化进程驶入快车道，当城市化率达到70％时，其脚步又会自动放缓。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正是美国城市化进程放缓的转折点，一些城市的发展接近饱和，东北部的制造业开始衰退，西部和南部的阳光带蔚然兴起，大量的人口迁移到该地区，造成了该地区的人口增长占全国增长的96％。因此，某些城市的衰落是因为资源向都市群地区进一步集中造成的，正如刘士林先生在《暮色中的工厂：都市化进程中的审美景观生产》一文中指出：“以城市化与都市化的影响而言，城市化主要针对的是农村人口与农业地区，表现为农村人口与农业社会资源向城镇、城市、都市空间的匀速流动……作为城市化的升级版本与当代形态，都市化进程的直接对象则是普通的乡镇与中小型城市，意味着在城市化进程中聚集于这些空间的人口与资源向中心城市、大都市与都市群的进一步集中”，[2] 都市化进程不仅加剧了城乡的二元对立，也加剧了都市群之间、大都市与中小城市之间的竞争。
二、郊区化与逆城市化在中国初露端倪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现代城市化进程只有20多年，与西方上百年的城市化历史相较而言，还极不成熟，但是却不可避免地卷入了以全球一体化为背景都市化进程。“城市化”与“都市化”同步到来，使得郊区化与逆城市化趋势也交织出现，错综复杂。其主要影响因素如下：
（一）产业结构调整
现代科学与现代工业是城市化进程的核心要素与主要机制，它引起人口和其他经济要素从农村向城（都）市流动，表现在生产方式上，就是产业结构的大规模调整，即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各非农产业部门转移。而产业结构的变动必然体现为城市化的变动，城市化首先是产业结构由第一产业为主逐步转变为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为主的过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构成中的比例越高，城市化水平就越高。
美国地理学家诺瑟姆曾将城市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与不同的产业结构相对应（见表2）。由此可以看出，“借助于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与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现代人在城市中真正地成长为不依赖大自然而生活的巨人”[2]，工业技术将越来越多地富余劳动力解放出来，为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人力资源，而第二、第三产业的繁荣又反过来促进城（都）市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的城市化率在2006年已经达到了43.9％以上，这意味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进入了飞速发展时期，而产业结构调整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所以国家在十五和十一五规划中都强调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中国大中型城市也都积极响应，认真落实，于是出现了工业郊区化、逆城市化发展的态势。例如石忆邵、谭文垦在研究上海的郊区化现象后，得出了上海的人口、经济等产业要素正在经历从近郊化到远郊化的转变的结论[5]；冯健在杭州的郊区化研究中发现杭州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就开始工业郊区化发展，虽然最初的目的是考虑到西湖景区的保护而非产业结构调整的驱使[6]；最近珠三角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大量迁往西部、越南等不发达地区的逆城市化现象，正是珠江三角洲产业结构调整的大手笔[7]。
（二）老龄化社会到来
社会老龄化在本世纪也将成为郊区化与逆城市化的重要推动力。中国已有21个省（区、市）成为人口老年型地区。自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到2004年的22年间，中国老年人口平均每年增加302万，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85％，高于1.17％的总人口增长速度。2004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43亿，占总人口的10.97％。老龄化水平超过全国平均值的有上海（18.48％）、天津（13.75％）、江苏（13.75％）、北京（13.66％）、浙江（13.18％）、重庆（12.84％）、辽宁（12.59％）、山东（12.31％）、四川（11.59％）、湖南（11.51％）和安徽（11.18％）等11个省市。而到2050年，中国老龄化程度将达到30％。21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社会。
在这种情况下，养老问题成为备受瞩目的话题。毫无疑问，传统的养儿防老的模式已经不能应付来势汹汹的老龄化问题，新的养老模式急需建立。大都市高昂的生活成本，恶劣的生存环境催生了乡村银发公寓这一新生事物，很多自然环境优越、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的乡村地区都在开发老年人乡村休闲度假产品，而且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不知从何时起，越来越多的成都老年人开始‘上演’一出空前的‘出城记’，选择离开城市，到大自然和乡村田野去享受自己的晚年生活。据估计，分布在成都周边的青城后山、崇州、彭州乡镇一带，长期在此居住养老的成都老人至少有7－8万之众，而且还呈现继续增长的势头。”[8]
“由于近年来特大城市房价的高企以及生活成本的不断提高，也有越来越多的老人迫于生活压力考虑异地置业养老。媒体广为转载的一组数据是，近10万上海老人希望购买郊区或周边城市的养老型住宅，另有1万名左右表示愿意购买郊区或周边城市的养老型别墅。”[9]
“北京市老龄委办公室的一项调查显示：21.3％的老年人表示愿意异地养老。”[10]
郊区养老、异地养老不仅仅是个人选择与市场行为，政府也倡导这种养老模式，上海在《上海市民政局、市发展改革委等关于进一步促进本市养老服务事业发展的意见》中提到：“鼓励中心城区老年人到郊区养老。为缓解中心城区机构养老需求量大、床位紧缺的矛盾，各中心城区应制定引导、鼓励老年人入住郊区养老机构的补贴措施，对符合一定条件的本区域老年人入住郊区养老机构实施补贴。”[11] 在政府与市场合力作用下，郊区养老、异地养老必将成为重要的养老模式，老年人的郊区化与逆城市化流动也随之发生。
（三）农民工回流
目前中国有2.1亿农民工，这些中国农民工的数量，已超过了传统上由城镇居民构成的产业工人数量，使中国产业工人队伍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农民工已成为中国产业大军的主力，在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8％，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2％。在这一连串的数字背后，却存在着不太合时宜的回流现象。1997～2001年，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中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回流问题研究”课题组经过实地调查指出，回流劳动力占到农村劳动力总数的6.3％，占外出或者曾经外出劳动力的28.5％，仍占外出劳动力的39.9％，而且回流人数还有逐步增长的趋势。
农民工回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政策、制度方面的因素，也有经济、文化方面的因素。大量农民工的回流不仅造成了都城群地区的用工荒，同时也加剧了逆城市化进程。城市化与都市化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据经济专家统计，中国耕地产值只能保障1.5亿农民过上小康生活，这意味着还有3.5亿农村人口需要转移到都市与城镇地区。如此大规模的农民工队伍进城，势必会影响郊区化与逆城市化进程。
三、郊区化与逆城市化是中国都市群发展的助推器
郊区化与逆城市化是城市化与都市化进程中的离心力，有的学者认为这种离心力对都市和城镇起到了离散作用，是一种破坏因素，起到反城市的作用，例如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中这样描述：“那股自动促使在乡村旷野中建起公路、小汽车和房屋住宅等的力量，并没有创造出一个区域城市，却产生了一个无定形的城市分泌物。那些用魔术咒语想把这个混合体变成一个统一的有机体的人们只是在欺骗他们自己而已。……现在许多社会学家认为，城市与城市联成一片是城市发展的最后阶段，但是，城市的连成一片实际上产生的不是一种新的城市形式，而是一种反城市（anti- city）。像其他反什么的概念一样，当反城市冲击城市时就把城市毁灭掉。”[12]
也有学者对此持保留态度，例如库哈斯在《奔向现代城市》一书中强调了郊区化与逆城市化的作用：“在过去的10年里，我所参与的工程位于这样一些地方，它们不能再被称作郊区但又必须被当作是边缘区的边界或界线，而我们就是应该在这些边缘区的边界上观察事物的发展。当代城市包括了所有这些边缘地区，它应该发表一种宣言，作为一种对现代形势不太成熟的崇拜，和过去的城市相比，这个宣言也许显得幼稚，但将来我们会从中发现我们得失各半。”[13] 他明确指出，现代西方国家的郊区与芒福德笔下的20世纪前叶的郊区有了很大区别，他认为郊区化是“一些对不同的城市，如巴黎、亚特兰大活动京都起作用的明显自发而独立的过程，这些过程似乎不仅促成了当今城市必然的分裂，使城市活力的重心从城市中心转移到城市边缘，还为避免城市化规则而产生出非凡的创造力。”[13]
无论是否定或肯定，郊区化与逆城市化不可逆转地出现在城市化与都市化进程中，成为欧美国家都市城镇发展的重要模式。同样，当中国的城市化与都市化以汹涌的态势出现时，郊区化与逆城市化也相机而动，成为中国都市群形成发展的重要模式。
（一）郊区化与逆城市化调整了产业结构
正如前文所述，产业结构调整是郊区化与逆城市化趋势的重要驱动力，而大规模的郊区化与逆城市化运动又反过来加速了产业结构调整，居住、商业、工业甚至办公楼都迁移到郊区，这种趋势在欧美国家十分明显。以曼哈顿为例，在1955－1980年之间，许多大公司如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海湾石油公司（Gulf Oil），特萨科公司（Texaco），联合碳化合物公司（Union Carbide），通用电话电气公司（General Telephone），美国氰氨公司，施乐公司，百事可乐公司，美国烟草公司，切斯堡旁氏公司、雀巢公司、美国罐公司、美国胜家缝纫机公司、锦标国际公司以及奥林瓷砖公司等公司的总部迁出了曼哈顿商业中心。与此同时，在纽约的郊区地区带出现了大规模的办公区域投资，到1984年，康奈狄克州的费尔菲德县已经成为美国第三大重要的公司总部所在地，仅次于纽约和芝加哥。
众所周知，总部经济可以满足中心城市在规模不断扩张过程中，制造业向外迁移而出现“空心化”条件下城市产业接续、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求，而总部的外迁是否会造成城市中心和中心城市的衰落呢？按照经济学的边际效益理论，城市的发展有一个形成、壮大和分化的过程。当城市规模发展到边际效益为零甚至负数后必然形成递增与分化的对流趋势。这就是说，城市规模的边际效益总会接近极限。城市功能不同、特色不同、产业结构不同，边际效益的极限也不同。越接近极限，成本与收益的反差越大。由于城市化是不断地聚集资源和壮大产业的过程，城市空间的容纳力终会接近饱和，新的资源和产业要挤进大城市，而城市空间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曾经优质的资源、优势的产业可能异化为城市累赘，这时吐故纳新是必然的选择，也就是创造“向心与离心”对流的条件。这里的“离心”就是郊区化与逆城市化。
通过这种途径，城市中心与中心城市的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周边的地区也获得较多的发展机会。人民网2月2日有这样一则报道：“近年来，北京市重点区域CBD、金融街、中关村等发展迅速，然而高昂的办公物业成本、拥堵的交通、狭小的办公空间、低下的办公效率以及日益明显的环境问题等诸多负面因素也越来越不能被忽视，甚至成为许多跨国企业‘出走’的重要诱因。随着北京‘两轴－两带－多中心’规划的出台，郊区新城市中心的加速发展与城市功能完善，许多世界500强企业纷纷改变了在华总部的选址策略。北京市写字楼市场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多个地处城市边缘的写字楼热点地区也逐渐纳入国际国内知名企业选择总部办公地址的视野。在上地，华为、联想、浪潮等国内领头IT企业已经落户，搜索引擎龙头企业百度最近也高调宣布进入上地。北电网络、LG、摩托罗拉、爱立信等企业也纷纷逃离CBD。”[14]
同样，上海、广州等大都市也出现了这种趋势，郊区化与逆城市化已经成为都市产业调整的主要模式。
（二）郊区化与逆城市化改变了空间格局
随着住所、制造业、商业和办公楼的外迁，都市空间格局发生了极大变化。对于都市空间格局，影响非常大的是伯吉斯的同心圆区域假说，即以城市中心区为核心，自内向外，由五个同心圆组成：第一环是中心商业区，包括大商场、办公楼、剧院、饭店等，是城市社交和文化的中心；第二环带为过渡地带，这里绝大部分是老式住宅和出租房屋，轻工业、批发商业、货仓也占有半数位置；第三环带是工人住宅带，这里租金低，便于乘车往返，接近工作地，是工厂工人居住地；第四环带是良好住宅区，居住密度低，生活环境好，是中产阶层的住宅区；第五环带是通勤人士住宅区。这种理论尽管曾经遭到猛烈的抨击，但是对于正在快速扩张的大都市来说，是极具借鉴意义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和都市化进程以锐不可当的趋势出现，传统的城市格局被破坏，新的格局缺乏科学规划，混乱而无序，造成了大都市中市民生存环境极度恶劣。而郊区化与逆城市化使大规模的人口流向广阔的空间，不仅改善了人们的生存条件，同时也极大地改变了都市格局，由无序混乱的空间组织形式转变为多中心的同心圆格局，使得都市更加美好宜居，郊区化与逆城市化功不可没。
上海在总结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也对本市的空间布局提出了以郊区化和逆城市化发展为重点的思路：“合理人口布局，严格控制中心城人口规模，加快中心城人口向郊区重点发展城镇疏解。郊区实施‘三个集中’，依托大交通和大产业支撑，充分发挥郊区城镇在人口集中、产业集聚、土地集约利用中的重要作用，突出重点，有序推进，集中力量建设新城，规划形成若干个城市功能完善、产业结构合理、2010年人口规模在30万人以上的新城，充分发挥规模效益。郊区是新世纪上海城市发展的重心。借鉴国际上城市规划的先进理念，结合上海的地方特点、各城镇的功能定位和环境资源优势，以特色城镇、生态城镇为目标，营造整体环境优于中心城、城镇风貌特色鲜明的郊区城镇新景观。”[15]
由此，上海的都市空间布局形成了一城九镇的多核心、多元化格局，改变传统的摊大饼式的城市空间组织形式，改善了居民的生存环境。塑造了良好的都市形象。
（三）郊区化与逆城市化是中国都市群形成的重要模式
西方国家的城市化与都市化进程已经有200年的时间，郊区化与逆城市化也经历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其间也经历一个发展演变过程，后现代意义上的郊区与上个世纪20年代的郊区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西方学者罗杰，凯尔和克劳斯，龙尼伯格根据法兰克福的情况重新定义了郊区化与逆城市化：“向心化和离心化、集中化与分散化都不应该被看作是相反的两极，而应该被看作一个复杂的地区在扩大过程中的不同侧面。因为生产和服务行业具有可变通行，这使经济活动的各个部分有可能分布在城市和地区的不同地方。在中心的角度上看来某个地区好像是非城市化的产物，而事实上在这个地区任何地方的密度都在发生着戏剧性地增大。实际上，这个地区中的受政府增长政策支持的城镇正在不断发展，并正在先前的乡村地区创造出一个离心后重新又集中化的模式。”[13] 这种观点提出了后工业城市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像法兰克福就是典型的双重发展模式，因为当它展现出大家熟悉的同心圆或蜘蛛网模式的同时，自发发展的城市边缘区也在塑造着城市景观，城市中心与郊区的密度同时增加，以至于模糊了两者之间的边界，形成了大都市群。
虽然中国的城市化与都市化进程只有几十年的时间，但已经完成了西方国家用上百年完成的历程，并且形成了三大都市群。它们分别是环渤海都市群、长三角都市群和珠三角都市群。这三大都市群的形成各有其内在的动力，例如珠三角是源动力推动为主的内生发展模式，长三角是外生动力为主的体制拉动模式。这是都市群动力发展模式。而从空间发展模式上来看，郊区化与逆城市化无疑是中国都市群形成的重要模式。
以长三角都市群为例，最初。长三角是以上海为中心，南京和杭州为次中心，以沪宁和沪杭甬为交通走廊组织形成的点轴—之字形空间结构，但是随着人口大规模的流入，上海、杭州、南京大都市的郊区化愈演愈烈，随之苏州、无锡、常州、嘉兴、湖州、宁波、温州等城市勃然兴起，长三角最终形成了网络—葡萄形的结构。（见图1与图2）
图1 长三角“点轴—之字形”空间结构
图2 长三角“网络—葡萄形”空间结构
靖学青先生在《长三角大城市的郊区化趋势》一文中指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上海、南京、杭州中新城区的人数都出现了绝对下降的趋势，而郊区人口却大幅度上涨，其中上海整个郊区人口增加了39.3万，增加了6个百分点，人口密度由1079.3人／平方公里上升到1145.9人／平方公里，上升了6.2％。杭州近郊区人口增长幅度越来越大，上世纪80年代约增长40％，上世纪90年代约增长70％，远郊区在上世纪80年代人口增长约7％，上世纪90年代约增长6％。[16]
马荣华等人在《苏南沿江城镇空间扩展的空间模式及其测度》一文中用分形维度的方法定量分析了苏南沿江城镇的空间模式，发现苏南沿江地区2005年的城镇总面积分别比1984年、1991年、2000年增长了11.42、4.34、2.41倍。整体上从城镇扩展的HH（扩展速度快）区演化上看，苏南地区的城镇发展经历了一个中心集聚（1984－1991年），即城镇的快速扩展区集中在少数几个中心城市，苏州、无锡、常州三个地级中心城市主导着该地区的城市化进程。然后多点集片（1991－2000年），即多个城镇快速扩展区出现，并与原快速扩展区的外围集结成片，特别是无锡各市县的城镇发展表现出强势的特征，并辐射影响到常州，有与常州连接成片的趋势。最后连片成带（2000－2005年），即城镇快速扩展区不断扩张，并与新增的城镇快速扩展区相互粘合，逐渐演变为较连续的带状集聚区。[17]
从上海、南京和杭州的郊区化趋势以及苏南地区城镇扩展的情况来看，郊区化与逆城市化在长三角形成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长三角地区一直是我国城镇比较密集的地区，特别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设立了大量的吸纳工业集聚的经济开发区，多数开发区的规模超过了原城镇建成区，这些开发区或在城镇的边缘布局，或依托城镇对外交通通道形成组团或新城，经济开发区往往成为城镇的新增长空间和扩张牵引方向，城镇实体地域的快速城市化极大地推动了区域城镇群体形态的演化，尤为明显地表现在沿交通线的各级经济开发区在快速扩张中相互粘合，最终形成了“一核两翼”的长三角都市群。
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在《大都市》中提出了世界级都市群的概念，最先让我们认识到城市之间的空间几乎被完全占满这个事实，填充这些空间的既有来自农村和其他城市的资源，也有来自都市中心区的资源。可以这样说，从全国的角度来说，是向心力使得大量的资源向都市群聚集；而从区域的角度而言，正是离心力完成了区域结构调整，使得都市群连绵成片，郊区化与逆城市化正是离心力作用的外在表现。简而言之，向心力与离心力共同作用，形成了中国的大都市群，而郊区化与逆城市化是大都市形成的重要模式。
收稿日期：2008－0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