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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06)01-048-051
“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在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空前凸现的大背景下由绿色运动引发的一种社会思潮，是西方学者在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基础上，把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在全球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的今天，“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成为现代生态哲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话题。
一、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及其主要研究论题
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首先是由美国的威廉·莱斯(William Leiss)在《自然的统治》(1972)和《满足的极限》(1976)等书中初步提出，后由加拿大学者本·阿格尔(Ben Agger)在《论幸福和被毁坏的生活》(1975)、《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1978)和法国学者高兹在《生态学即政治》等著作中加以阐述和发展的。美国学者福斯特20世纪80年代开始从事生态问题的研究。1994年，他出版了生态学问题研究的专著《脆弱的行星》，2000年，他的《马克思的生态学》(Marx' s Ecology)一书出版，标志着他的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创立。他以生态学的观点重新反思马克思的自然唯物主义理论，以此建构起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生态哲学。另一美国学者詹姆斯·奥康纳的《自然的理由》(1998)一书的出版，标志着他走向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唯物主义的生态哲学。
“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其一是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全球问题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绿色运动，凸显了自然危机和自然环境对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极限问题，生态危机的出现不仅引起人们对科学技术及其利用问题进行深刻的反思，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唤醒了人们的“生态意识”，并以实际行动组织起来维护地球生态平衡。其二是后工业社会的崛起以及伴此出现的消费危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仅造成了人类自身的危机，而且还造成了自然的危机。人类要走出这双重的危机，就必须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自然哲学的研究结合起来，重建自然与社会、自然史与人类史的关系。“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是战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根据变化了的社会现实而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新的理论表达。他们既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又不满现存的社会主义制度，认识到必须寻找新的社会发展理论。他们从生态危机及由此而引发的“生态革命”中找到与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结合点。
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并非一个统一的学派，不同学者的理论观点有很大区别，且在不断发展。大体说来，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研究主要围绕三个大的论题，其一是关于马克思是否具有生态思想的论题。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中，就包含着生存思想，存在着生态学维度，而另一些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虽然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中并不存在着明确的生态思想，但其内在精神是一致的。还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中根本不存在生态思想，而其生产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旨趣，同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的生态意识根本不相容。因此，需要用生态学知识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创造性的改造、补充与转换[1]。其二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环境与生态危机的实质、根源进行探究。有的学者从技术层面，指出工具主义的技术理性及其指导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这一危机的根源。有的学者从消费方式上着手，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的消费方式，是导致危机的根源。其三是对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替代方案的研究，即寻求一种既不同于现今资本主义制度，也不同于现今社会主义制度的第三条道路，这一替代方案被称之为生态社会主义。
二、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及其基本主张
1.威廉·莱斯的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
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是加拿大约克大学学者威廉·莱斯，他在《自然的控制》(1972年)一书中，明确指出“统治自然”的观念是导致生态危机最深层的根源，“统治自然的观念起了一种意识形态的作用，这种意识形态所设定的目标是把全部自然当作满足人的永不知足的欲望的材料来占有，从而导致生产无限地扩大，最终结果是人的自我毁灭”。莱斯发挥了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马尔库塞的观点，并将之与生态学理论相结合，奠定了“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在《自然的控制》和《满足的极限》这两本著作中，他阐述了他的“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特别是生态危机理论。《自然的控制》一书着重发挥了法兰克福学派关于“双重统治”——对人的统治以对自然的统治为条件的论点，说明“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2] (P6)他把对自然的控制或统治的根源追溯到古代基督教传统，以及这一传统从古代到现代的发展。他认为对自然控制的加强不是转移或削弱对人的统治，而是加剧对人的统治。这种由对自然的控制到对人的控制是靠科学技术的手段来实现的。人们通过技术操作，即通过技术来控制自然和对自然资源进行分配，而日益对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产生影响。这样，技术便使科学的合理性渗透到社会之中。他进一步指出，当前人类的行为面临的最迫切的挑战，不是征服自然界，而是能够负责任地使用科学和技术手段来提高生活水平及质量，并在此前提和基础之上推进整个人类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和文明进步。
在《满足的极限》一书，莱斯则着重论述了生态危机及摆脱危机的途径问题。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必然导致生态危机，在他看来，自然并不是一个任人摆布的客体，它并不服从社会的意志，这就是非人自然的需要。因此必须把作为社会构成部分的自然和不是社会构成部分的自然，把受人控制的和不受人控制的世界区分开来，人类要生活就必须尊重自然的界限，人类正是通过在技术上操纵，适应自然环境而形成自己的历史的；人类只有适应自然，才能生存和发展。过去人类在意识形态上，在技术上强调控制、征服自然，这种倾向被资本主义的生产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资本主义生产以追求利润为目的，资本家的唯利是图，急功近利造成了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造成生产力和资源的严重的浪费；同时，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中，随着对自然和对人统治的加剧，科学技术变成统治的工具，变成新的生产力和破坏力的因素，而无产阶级则无力阻止这种情况。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已导致了过渡生产和过渡消费，导致人的异化和自然生态系统自动平衡的破坏，引起了生态危机。莱斯认为，为了使工业文明继续生存下去，必须发展一种新的需要观、新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必须实行稳态经济——这种经济要求缩减资本主义的生产能力和扩大资本主义国家的调节作用，重新评价人的物质要求，并大大削减这种需求。面对能源短缺，地球自然界的不断萎缩和生态支持系统的日益相互依存，或许还需要一种新的禁欲主义。在莱斯看来，组织社会必要劳动方式上的质的差别和这种劳动与消遣、闲暇活动的关系，是各种生产活动中产生的满足问题的主要因素，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是消费活动；当代发达工业社会造就了病态的消费方式，并以消费活动来确定是否幸福，这正是人的异化及生态危机的主要表现。总之，即将来临的生态灾难，迫使我们重新考虑工业化的生活方式，使我们转而采取一种分散的、放缓增长速度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改变现有的消费方式，“必须把人的需求问题当作更大的生态相互作用系统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3] (P113)
2.本·阿格尔的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
加拿大学者本·阿格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阐发了“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以及摆脱危机的社会变革的战略。其中心论点是：“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本马克思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经转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因此，当务之急是“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本质的见解出发，努力揭示生产、消费、人的需求和环境之间的关系。”[4] (P486)他认为，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由经营资本主义时期大量存在的劳动与资本的矛盾即使不是全部消灭了，也逐渐削弱了。这期间，超过资本家有效利用能力的资本积累的趋势已完全改变，引起了阶级的重新组合，因而改变了资本主义危机的特点，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已经过时，他关于异化劳动理论也不再能单独用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趋势了。他说，马克思没有充分分析消费领域，错误地认为只有生产领域中的危机趋势，才导致资本主义的崩溃。由于资本主义比马克思所想象的更富有弹性，所以他的不完全的危机理论就更加远离发达资本主义的具体现实了(不过阿格尔承认马克思的异化和矛盾理论即辩证法仍有适应性，主张把马克思的辩证法同他的危机理论的具体历史运用分开)。阿格尔宣称，要用对导源于消费领域的当代资本主义危机进行研究，用“异化消费”和“期望破灭的辩证法”来“分析同目前存在于像受广告操纵的消费与受到威胁的环境之间关系的这样一些危机的新形式”，[4] (P490)并通过“分散化”和“非官僚化”来克服异化消费和生态危机，他围绕这些概念展开自己的危机理论。
阿格尔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主要是由“异化消费”所引起的。所谓的“异化消费”是指“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纯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4] (P494)。他主张通过“期望破灭的辩证法”来克服异化消费及其引起的生态危机。所谓的“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指的是这样一种状况，即在工业繁荣和物质相对丰裕的时期，本以为可以指望的源源不断提供商品的情况发生了变化，而这不管愿意与否无疑将引起人们对满足方式从根本上进行重新评价。人们对发达工业社会可以源源不断提供商品的能力的期望破灭，最终走向自己的对立面，即对人们在一个基本上不完全丰裕的世界上的满足前景进行正确的评价。”[4] (P490-491)这种辩证法可以使人们看到进行社会主义变革的动力，一来可以导致人们对需求的重新表达，二来可以使人们对从劳动中获得满足的前景改变看法。因此，阿格尔主张用这种辩证法取代“植根于无政府状态的危机理论的原本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变革模式”。提出要用“分散化”和“非官僚化”等具体措施来克服异化消费及生态危机，认为，“分散化”和“非官僚化”既适应于技术(生产)的过程，又适应于社会、政治过程。通过使现代生活的“分散化”和“非官僚化”，不仅可以限制工业增长，保护环境，而且可以从性质上改变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
3.高兹的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
“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后起之秀高兹把生态学、生态危机和生态运动及时地纳入自己的理论视野，提出了一种“政治生态学”理论(正由于这一点，他被列入“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名单里)。他在《生态学即政治》这一论著中认为，在当代西方，随着科技发展及科技的资本主义使用，出现了严重的生态危机：资源的滥用导致资源的枯竭，空气、水、土壤的工业污染特别是核污染正摧毁全球的生态体系，世界人口的激增造成巨大的灾难。要改变这种情况，避免世界末日的唯一出路是停止经济增长，改变生活方式和限制消费，改使用不可再生能源为可以再生能源。他把现代技术分为两种：一种是高度集中的技术即核技术，这是一种独裁主义的政治选择，它导致决策权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并有利于对人民的控制，具有独裁和加强资本力量的倾向；另一种是分散的技术，它可以用来开发再生性能源，它服从于大家的控制而不能创造利润，具有潜在地反资本主义的倾向。因此，人们必须在两种社会之间做出抉择：一种是建立在独裁主义的技术基础上的社会——它加强了对人和自然的统治；另一种是建立在民主的技术基础的社会——它促进个人自主及与自然的协调。[5] (P102)
4.福斯特的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
福斯特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从事生态学问题的研究。2000年，他的《马克思的生态学》(Marx' s Ecology)一书出版，标志着他的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创立。福斯特跟随马克思的理论足迹，以充分的理性根据展示了作为生态学家的马克思。福斯特认为，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是将现代生态学原则嫁接到马克思主义，而生态社会主义则将社会主义嫁接到现代生态运动，但是这两种嫁接都不能够解决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所面临的生态灾难问题。福斯特分析了生态学的唯物主义起源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传统，主要围绕三个主题，以雄辩的事实恢复了马克思作为生态学家的本来面目。
第一、自然与人，福斯特指出，现代生态学家所关注的主题之一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恰恰就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所始终关注的内容。现代西方生态学中的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之争，完全可以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给予解释。如果没有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以及其唯物主义历史观之间关系的理解，就不可能全面理解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同时也不可能解决当代的生态危机，因为马克思的社会思想与生态学世界观是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是在总结唯物主义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以及在同唯心主义进行漫长的斗争中创立的，这一自然观确立了人是自然的组成部分，而自然是人化自然的思想。在历史唯物主义中，马克思把劳动作为人与自然之间进行交换的中介。为了消灭私有制下的劳动异化现象，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第一次提出了人的“联合”和“联合产品”这个概念，对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从而消除人和自然的异化，建立共产主义理论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福斯特认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构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人通过这种“联合”而废除私有制才得以实现的。人的自然本质和自然的人道主义本质只为人类的联合体而存在，共产主义社会将消除因私有财产的建立和财富的积累以及资本主义工业的推动力而造成的异化，是人同自然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福斯特系统地研究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观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特别是认真地研究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归纳出马克思的生态学关于人和自然关系的理论主张，从而为当今的生态运动指明了前进方向。
第二、自然与社会，如何解决自然与社会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是现代生态学所关注的重点。福斯特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为研究对象和理论根据，在其《马克思的生态学》中专门用“自然和社会的新陈代谢”这一章来阐述马克思关于社会和自然之间关系出现恶化的生态学分析。马克思分析了工业资本主义财富积累的两个来源：一是自然界，特别是土地，解释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源于对土地的剥夺；二是工人阶级的劳动，说明了资本主义财富的积累源自于工人阶级的劳动。对劳动的剥削、形成劳动的异化以及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分化和对立，造成了社会再生产的中断，破坏了社会内部的物质循环或者代谢。因此也就破坏了自然与社会组成的生态系统。最后，福斯特指出，马克思在分析自然与社会的代谢过程中已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这个现代生态学概念。[6] (P141)
第三，科学与生态学。从法兰克福学派到当代的绿色生态运动，一直有人将现代社会中的生态灾难归之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福斯特回顾了马克思对自然科学技术的高度评价，在马克思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中，马克思都把以科学技术为标志的生产力置于重要位置。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唯物主义战胜了唯心主义，也使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得以冲破宗教神学的束缚。在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中，马克思强调了科学理性对于控制自然和社会之间新陈代谢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意义。马克思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预言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生产力冲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束缚，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共产主义社会才是解决一切生态问题的最终出路。马克思的生态学的创立，最终确立了马克思对解决生态问题的发言权。
5.詹姆斯·奥康纳的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
美国当代社会生态学家詹姆斯·奥康纳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新的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图景。
首先，他对作为一种社会运动的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兴起进行理论反思，认为它的产生有着宏大的社会背景：其一，三种“古典管理模式”的瓦解，即西方国家的阶级和解、社会民主以及凯恩斯主义福斯利国家制度削弱；东方国家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在西方帝国主义的巨大推动下)的变化；南部国家(传统意义上的不发达“第三世界”)在大萧条和二战期间所发展起来的那些半自给自足式的民族主义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管理模式的瓦解和消亡。其二，资本的地区化和全球化，以及作为资本在政治意识形态维度上的孪生兄弟的新自由主义的传播，再加上各种类型的环境、生态和社会政治问题的成倍增加。其三，在这些背景之下，形成了新社会运动(例如：女权、种族、生态等)和工人运动向生活领域的扩展，作为这种新的社会变化的理论之一的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和与之相应的新的社会物质性实践活动的生态学社会主义应时而生。
其次，关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及其与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他在其研究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力作《自然的理由》一书中指出：第一，马克思哲学是理性的，不包含现代生态哲学思想，尽管他谈论过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但他只是从理性的角度加以考察，并未涉及生态学的问题，更不可能建立生态哲学的研究视野，所以，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应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中找寻哲学的框架，而应该从当代的生态学运动和理论中发现建立哲学思维框架的现实基础。第二，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的文化价值，而不是自然的物理实在。这是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分界点。
其三，以“文化”和“自然”解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模式。他认为，在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基本范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解读模式的分析中，其中“文化”和“自然”的线索是缺失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根本缺陷就是只从技术的维度规定劳动或物质生产的范畴，而缺乏从文化的维度规定劳动或物质生产的范畴，这必然走向技术决定论。要克服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技术决定论，就必须把文化的规定纳入劳动或物质生产的范畴之中，从技术和文化两个维度规定劳动或物质生产范畴。这就是他所说的“把文化与历史的论题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或物质生产范畴结合起来，或者融为一体”[7] (P35)。首先要建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文化维度，从生态学的观点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不仅要受到技术因素的影响，而且还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文化因素，比如，一定的社会文化传统、价值规范、语言、人化自然的特性与历史状况的影响。因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构成不仅包括技术的因素，而且还包括文化的因素。正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的文化因素创造了人化自然的历史，也创造了自然史，使自然成为人类的价值对象，起着校正人们因单纯追求技术因素而导致的掠夺自然的行为的偏差作用，建立起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联系。
其四，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内涵的拓展。奥康纳认为拓展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内涵已成为必然趋势，生态危机的全球蔓延，生态科学的出现和生态斗争的事实，为“重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客观实践的支撑。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在完成对历史唯物主义“重构”的同时，还对传统马克思主义中的社会劳动进行“重构”：社会劳动被赋予了文化的特征——“人类的劳动不仅建构在阶级权力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而且也建构在文化规范和文化实践的基础之上。”[7] (P77)同时社会劳动又被赋予了自然特征——“人类的劳动不仅建立在阶级权力、维持商品价格稳定的努力以及文化的基础之上，而且也建立在自然系统之上。”[7] (P77)在被“重构”的社会劳动中，自然和文化的因素相互并存和相互融合，使得文化生态学和生态文化学成为客观事实，但文化和自然两因素的结合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按照奥康纳的政治理想，单一生态文化所导致的单纯绿色政治和单一文化生态学导致的单纯红色政治，应该在物质性和政治性的维度上被扬弃，作为“红”“绿”结合的生态学社会主义在逻辑上和实践中应走向前台。
其五，对生态社会主义的预想。奥康纳还对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制度理想——生态学社会主义作了如下描述：“生态学社会主义是一种生态合理而敏感的社会，这种社会以对生产手段的对象、信息等的民主控制为基础，并以高度的社会经济平等、和睦以及社会公正为特征，在这个社会中，土地和劳动力被非商品化了，而且交换价值是从属于使用价值的。”[7] (P439-440))
随着工业化和全球化浪潮的席卷而来，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全球性的紧迫问题之一，如何解决生态失衡的危机，已成为全人类共同关注的焦点。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者力图将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以此融合的视角来剖析当代资本主义面临的生态环境危机，努力解决资本主义国家的深层矛盾。今天，深入了解和研究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对于我们正确分析和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生态状况与社会危机，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探讨当代世界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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