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人口转变理论的再探索——现代人口转变理论研究评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口论文,理论研究论文,理论论文,经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2-0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0672(2008)04-0107-04
始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工业革命，拉开了西方世界深刻变化的序幕。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部分西方发达国家相继出现了由“高出生、高死亡、低自然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长”的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为寻找对上述变化的科学解释，以兰德里(Landry Adolphe)、汤普森(Warren Thompson)、布莱克(C.P.Blacker)和诺特斯坦(Frank W.Notestein)等为代表的学者们经过不懈探索，最终完成了最主要的人口理论之一——经典人口转变理论。经典人口转变论者通过详细描述人口发展过程及其演变阶段的主要特征，第一次说明了自马尔萨斯和李嘉图时代以来，经济学家一直探讨的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是一种因果关系或者也许是互利的关系。[1]由于它考察了总人口发展过程和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之间的关系，打破了以往人口研究长期限于考察总人口变动的框框，[2]所以被看做是“总人口论”和“人口变动内在因素论”的一种综合。[3]
步入20世纪60年代，经典人口转变理论受到来自各方面的不断置疑：一些学者通过实际观察，发现该理论不仅不能应用于欧洲，甚至也不适用于不发达国家生育率变化的研究。[4]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人口转变论没有对生育意愿和行为的变化机制做出进一步的理论分析和解释。尽管种种争论使经典人口转变理论遭遇挑战，但却也极大激发了学者们对这一理论深入研究的热情，继而迎来了现代人口转变理论研究的蓬勃发展时期。
一、现代人口转变理论研究的主要进展
(一)人口转变的标志
美国著名人口学家寇尔是最早且较完整地对人口转变过程进行数量界定的学者。他早在构建其模型生命表的时候，便提出了配合一定数量标准的五阶段论(见下表)。[5]
原始静止阶段 前现代阶段 过渡阶段 现代阶段 现代静止阶段
出生率(‰) 50.0 43.7
45.7 20.412.9
死亡率(‰) 50.0 33.7
15.7 10.412.9
自然增长率(‰)
0.0 10.0
30.0 10.0 0.0
为确保数量描述的准确性，寇尔重新界定了与之密切相关的另一指标——“现代社会”的基本内涵，即满足5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2万人以上的城市，90％以上6岁到13岁的女性人口接受教育以及30％以下劳动力从事农业、渔业、林业。如若没有达到以上指标，即可视其仍处于传统社会阶段；处于两者之间的就是转变中的社会。
此外，国内学者在人口转变标志的认定上也做出了有益探索。如上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洪英芳在对比分析了世界上部分国家和地区的人口转变实际后，确定出人口转变的具体标志(起始标志为出生率降至30‰以下，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为20‰；转变完成标志是出生率降至30‰以下，且同时满足15岁以下人口的比率一直降到28％以下的低水平，自然增长率降到10‰以下，人口粗再生产率1.2—1.3之间以及有生育行为的妇女年龄分布幅度小[6])。学者向志强则将死亡率上升时所出现的拐点[7]视为人口转变是否完成。
(二)人口转变的模式
20世纪50年代，日本开始出现人口转变，但与此前发生在欧洲国家人口转变不同的是，日本的人口转变并非像部分欧洲国家那样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欧洲的出生率下降始于15世纪后期，而真正完成人口转变的结束时间却划定在20世纪[8])，它把经济发展与人口转变结合起来，在实现战后经济腾飞的同时，顺利完成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这一变化引起了日本学者安川正彬的注意，于是便开始了有关人口转变模式的探索。从目前各国实践看，人口转变模式不仅限于经典人口转变理论所描述的欧洲模式，还有现代化与人口转变并举的日本模式，以及带有鲜明政策性的中国模式等。
(三)人口转变的成因
在探讨影响人口转变的宏观原因方面，结构主义做出了较完整的解释。这种理论认为人口转变是现代化进程的产物，特别强调影响和制约人口转变的结构背景的作用，因此将经济、社会、人们的心态和观念以及现代化的进程等结构变化背景作为研究对象。而在研究决定人口转变的微观原因方面，戴维斯提出了“多方面反应理论”。戴维斯的理论建立在“人们的行为决策取决于他们个人的而不是国家的目的”[9]的假设前提上，认为家庭成员的寿命延长，意味着有更多的孩子将要长大成人，也意味着家庭养老的负担加重。面对这样的变化，人们自然地会做出一系列旨在确保自身利益不受损害的反应。[10]一般来说，家庭成员会开始出现迁移、有意识地推迟婚育年龄以及有计划地控制生育等。
对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生育率下降之间的关系问题，“临界值假说”认为存在一个经济发展对生育行为产生显著影响的临界值，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水平一旦超过这个临界值，生育率就可能出现明显的下降。后来，美国学者赫茨勒“现代化缓慢影响论”则将这一观点推向深入，认为生育率下降的快慢取决于人口城市化和生活优质化进程。但是与此相反的是戴维斯和布莱克，他们认为现代化并非是影响生育率的直接因素。持类似观点的还有邦加茨，他通过构建著名的中介变量生育率模型，对上述观点予以支撑。
此外，另有学者投向人口转变机制的研究，其中比较有代表的理论是调适理论和新发明扩散理论。调适理论认为只有使家庭作出调适反应的社会经济因素，才是生育率下降的决定性因素。而新发明扩散理论则强调新发明和新技术的出现和应用才是生育率下降的根本原因。对此，中国学者李建民也特别肯定了技术的影响作用，并将影响人口转变的技术划分为人类生命技术、传播技术和其他更为广泛的技术领域。[11]
(四)人口转变的微观经济学解释
进入20世纪60年代，生育率经济学异军突起。在这一时期产生较大影响的主要是卡德威尔的“财富流向理论”(即从家庭和社会文化的视角，提出代际之间净财富流的流向导致了家庭的生育模式)、芝加哥学派(即孩子对父母的效用在于所提供的服务，且孩子的数量和质量互为替代关系)以及伊斯特林的供求综合框架理论(即通过将影响生育行为的诸多因素进行分类，建立多变量的生育供求模型，解释生育行为的动因)。
(五)“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的提出
20世纪60年代中期，西北欧国家的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并相继出现人口负增长。于是，有学者开始研究这种生育率在达到更替水平后继续下降的原因。[12]特别是对完成转变后的人口走向问题，学者Philippe Ariès认为：第一次人口转变期间生育率的下降是由于“给予孩子精神和经济方面的巨大投资得到了释放”；在第二次人口转变中，人们对有关后代利他性因素的考虑逐渐削弱。后来，荷兰学者Van de Kaa和比利时学者Lesthaeghe相继发表多篇文章，对“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并在原有的人口转变理论模型基础上进行了修正(见下图)。
对于两次人口转变的界定问题，Van de Kaa认为“第一次人口转变”(即传统人口转变)是死亡率长期下降的结果；而第二次人口转变则应解释为生育率长期低于认为合理标准之下的结果。[13]在“第二次人口转变”期间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即婚龄更晚而同居和非婚生育现象增多，出现了除婚姻之外的更为多样的生活方式，婚姻与生育关系的被逐渐割裂开，人口也并未出现传统人口转变理论所描述的均衡以后的静止状态。与此同时，“第二次人口转变”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如进一步的老龄化，外来移民与多元文化的融合，家庭关系日趋不稳定等等。可以说，“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提出了一系列传统人口转变理论此前未有提及或是无法预见的新问题。
二、现代人口转变理论研究评价
与经典人口转变理论相比，现代人口转变理论研究突破了原有狭窄的研究视野，从更加广阔的社会、经济、文化、技术领域去寻求人口转变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并试图对各国人口发生的转变做出科学的解释。
(一)在人口转变的成因上仍存在争议
经典人口理论自诞生之时，就是以查找人口转变的动因为切入点的。学者们摆脱了之前对人口总体规模进行考察的局限，而从人口转变发生的动态进程中寻找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并特别强调了社会经济发展在人口转变中的作用。无疑，人口转变理论第一次给人们描绘出一个更为直观具体的人口变化轨迹，最重要的是寻找到了可以预见的，甚至可以调整人口变动趋势的手段。然而，此后发生在更多国家和地区的人口转变实践，却暴露出这一理论的缺陷和不足。部分国家的人口转变推动主要是由快速的经济发展完成的，但还有一些则是通过政策的强制推行实现，而另一些则与当地的文化习俗和观念息息相关。那么，引发人口转变的关键性因素究竟是什么？在可能影响人口转变的因素中，是不是应该存在一个权重的问题？有没有一个引发各因素作用对应的条件约束？目前，这些问题尚无定论，而难点还是在于人口的属性决定。众所周知，人口兼具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但其根本属性还是在于社会属性，特别是在现代化程度更高的社会，社会属性的一面会逐渐得到强化。结合考量人口转变的指标，我们可以看得更加真切：死亡率在技术进步的作用下已经降到了自然属性约束下的水平，而相比之下出生率背后的生育行为就显得更为复杂，社会面因素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着不同的解读，或者表现为经济的发展，或者是一种文化的体现，又或者只是一种意愿的反映……总之，影响出生率高低的因素肯定是复杂多样的。具体到个人，其行为总是会受到置身在特定环境的影响，但是还有更重要的源自于自身的因素。因此，笔者认为近年来国外学者纷纷将人口转变理论的研究视角转向微观层面，无疑是有助于该理论今后的发展。
(二)人口转变的标志认定尚未达成一致
尽管寇尔等学者早年在这一问题上做了大量的尝试，并试图在人口转变的数量认定方面取得突破。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一问题都还是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究其原因，主要在于：
1.在人口转变的内涵理解上存在分歧。一些学者认为，人口转变理论本质上就是对现象的一种描述，因此利用统计指标所反映的内容就概括了理论的全部。但另有一些学者对此并不认同，他们认为人口转变理论产生的背景就暗含了人口转变的重要前提，即单一的统计指标不能完整表述人口转变的内涵，必须加入社会经济因素综合考察，才能全面表达人口转变的意义。
2.对统计指标的选取难以达成共识。具体来说，考量人口转变问题所涉及的指标仅仅是反映人口变动的三个，还是应当附加了经济发展、文化以及观念等有关指标组成的一个体系。因为事实证明，发生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转变实践确有不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转变表现出极大的个性，如死亡率与生育率下降的时滞在相关政策的推动下较发达国家大大缩短，而生育率则以存在较大的反弹空间的可能性，在一定期间内和一定水平上保持相对稳定：而另一些发展中国家则是死亡率快速下降的同时，生育率却未象发达国家那样出现相应的大幅下降，如果以现有的统计指标来衡量，就很难判断这些国家是否完成了人口转变。对此，1997年国际人口联盟大会联盟主席J· C· Caldwell就呼吁应当尽快建立大一统的人口转变理论。可见，有关人口转变的数量认定问题，已经转化为人口转变是纯粹形式人口学意义上的人口变化，还是人口研究意义上的人口变化。[14]
(三)对转变完成后的人口走向无法预见
人口转变理论已经可以预见到未来人口变动么？在人口转变理论问世的之初，答案无疑是肯定的。但是随着之后进入转变的国家不断增多，存在的差异也越发凸显，人口转变理论的普适性受到了置疑。人类在完成转变之后，下一步的发展走向会是怎样的？现代人口转变理论还没有做出回答。
不过令人欣喜的是上世纪90年代，中国人口学界的有识之士立足于中国实际，开始了有关人口转变理论的新一轮探索。一场围绕中国是否完成了人口转变以及是否存在后人口转变的讨论，轰轰烈烈地拉开了序幕。讨论的起因源于中国人口变动出现的新情况，即生育率在经济发展和人口控制制度的双重作用下大幅度下降，且现已稳定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那么按照经典人口转变理论所述，中国究竟算不算已经完成了人口转变？针对此问题，中国人口学界大体上分成了两派：一派以李建民和于学军为代表，他们对发达国家的人口统计指标进行比较，并结合中国生育率和生育观念已经发生实质性转变的实际，认定中国已完成了人口转变，而且即将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认为后人口转变的历史起点正是人口转变时代的历史起点。而所指的“后人口转变”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准均衡阶段(人口发展处于死亡率和生育率低水平的均衡)和稳定均衡阶段(人口发展在低生育率和低死亡率水平上呈现静止状态)。[15]另一派则以李建新和叶明德为代表，他们认为判定是否完成人口转变不仅要看量化的指标，还要结合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由此来重新审视中国的人口变动。中国尽管达到了所谓形式上的标准，但是所谓的转变却是在现代化尚未实现的前提下完成的，所以还不足以认定中国已经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人口转变。
当然，近年来人口学界围绕人口转变完成后的走向以及后果问题的讨论也显得分外热烈。事实上，上世纪90年代国外学者提比的有关“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的论述，也是在寻找人口未来走向的线索，当然还有更多针对超低甚至是负人口增长水平现象背后所折射出的微观层面变化的关注(如个人价值取向以及婚姻家庭模式的改变等)。关于转变后果问题的研究，国内学者王学义以西方学者对人口转变后果的理论分析或经验论证为基本参照，构建出一套人口转变后果研究的一般理论分析框架，[16]旨在为解决中国的人口转变后果问题提供可参考的思路。以上的研究，无疑都将有助于增强人口转变理论的实用性和明确政府制定人口政策的着力点。
三、结束语
时至今日，围绕人口转变问题的争论仍未结束，但争论本身对人口学科未来发展的积极影响却是不容置疑的。正如朱国宏教授所说：“这样的讨论对于人口理论的发展，对于更深入地认识和探讨中国现实的人口问题是颇有裨益的”。[17]诚然，从经典人口转变理论到现代人口转变理论研究，部分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尚未弥补，留下不少疑问有待解答，但是它在人口学诸多理论中的重要地位仍然是不可替代的，而这也正是人口理论本身的最大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