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宋史学者关于历史文化认同的思想历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史论文,明代论文,历史文化论文,历程论文,学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67X(2008)06—0103-06
“夷夏之辨”与“正统论”①是儒家的传统思想。春秋时期，孔子从华夏礼义文明的角度指出了中原“诸夏”各国与周边“夷狄”民族之间的区别，“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1](《八佾篇第三》)显示了明确的“华夏”民族本位的立场。在其看来，华夏与“夷狄”之别，不在血统，也不在地域，而是华夏礼义。后人对此观点更有认识，唐人韩愈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2](卷38韩愈《原道》)。意谓只要“夷狄”践行华夏礼义，就是华夏族成员，反之则视为“夷狄”。然而在我国传统社会中，夷夏观常常有所反复。强盛的汉族大一统王朝适应华夏民族融合发展的客观趋势，有意淡化“夷夏”间的对立；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亦主张“华夷一家”的论断。但是，大一统的王朝统治一旦受到周边少数民族贵族势力的侵扰，民族关系比较紧张时，传统的“尊夏攘夷”说便迅速滋生。一些汉族士大夫甚至贬斥少数民族政权，使得基于“尊夏攘夷”的正统论变得严厉而偏狭。同样，明代学者在进行宋史撰述的过程中亦经历了一个从强调“夷夏之辨”到注重历史文化认同的历史过程。
一、元明鼎革与明初正统论的前奏
元明鼎革不单纯是改朝换代的变化，而且是汉族地主势力战胜蒙古贵族势力的变化。毫无疑问，政权上对于蒙古贵族势力的获胜，使得汉族儒生的文化心理得到了极大满足。然而，由于北元势力依然存在着对建立不久的明政权的威胁，一些坚守朱学夷夏观的士大夫开始阐发传统儒家思想中的正统观念及“夷夏”思想，其中尤以方孝孺为甚。
方孝孺(1357-1402)，字希直，人称正学先生，浙江宁海人。一生服膺程朱理学，称“斯道自近世大儒剖析刮磨，具已明白，所患者信而行之者寡”[3](卷10《答王仲缙五首》)，并自称“拳拳之心为天下生民虑”[3](卷2《后正统论》)。洪武间金华人王坤赞曰：“天台方君希直，……其言功业，则以伊周为准，语道德，则以孔孟为宗。……实有志于圣贤者也！”[3](卷首王绅《逊志斋集序》)《明史》称方孝孺“恒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4](卷141《方孝孺传》)。方孝孺矢志不渝地坚守儒家道统而深得后人称许，他以儒家道统为指导的正统论亦较前儒严细，这对明代史学中“尊夏攘夷”思想的“复苏”起了很大作用，如明代宋史著述的编纂格局、史家价值判断的取向等。
首先，方孝孺的正统论有明确的目的，即“假此以寓褒贬，正大分，申君臣之义，明仁暴之别，内夏外夷，扶天理而诛人伪”，从而“立天下之大法，以为万世劝戒”[3](卷2《释统上》)。显然，方孝孺的正统论主要是基于纲常道德来立论的。其所论之“尊夏攘夷”，亦由此而发。其云：“夫中国之为贵者，以有君臣之等，礼义之教，异乎夷狄也。无君臣，则入于夷狄。”[3](卷2《后正统论》)
其次，方孝孺论正统的标准与前不同。他提出“道德”、“仁义”、“政教”三者并重的正统论标准可谓儒家的道德标准，反对单纯以“全有天下，号令行乎海内”[3](卷2《释统上》)作为正统与否的依据，认为不是全有天下，而是“所贵乎为君者，……以其建道德之中，立仁义之极，操政教之原，有以过乎天下也。有以过乎天下，斯可以为正统；不然，非其所据而据之，是则变也”[3](卷2《释统中》)。显然，方孝孺是以“道德”二字统率正统论，成为其判断皇朝正统与否的关键，因此连朱熹“周、秦、汉、晋、隋、唐皆全有天下矣，固不得不与之以正统”[3](卷2《释统中》)的说法也给予了否定。
再次，方孝孺为了解决道德判断与事实判断之间的矛盾，又提出“变统”说，“所以扶人极”，“望望乎欲正统之复也”[3](卷2《释统下》)。所谓“正统”，就是“仁义而王，道德而治”的夏、商、周“前三代”和“智力而取，法术而守”的汉、唐、宋“后三代”。后三代虽不能和前三代相比，“然其主皆有恤民之心，则亦圣人之徒也，附之以正统，亦孔子与齐桓、管仲之意”[3](卷2《释统上》)。所谓“变统”，就是“取之不正者”，即篡臣、贼后、夷狄之流，如晋、南朝宋、齐、梁之君篡位得国，秦、隋不以仁义治国而使天下生灵荼炭，苻坚入主中原、武后谋居帝位等，如此诸种，只能列为变统而不得继承正统。方孝孺认为，夷狄“乱华”，篡臣、贼后“乱伦”，因而贵正统，贱变统。他说：“所贵乎中国者，以其有人伦也，以其有礼文之美、衣冠之制，可以入先王之道也。彼篡臣、贼后者，乘其君之间，弑而夺其位，人伦亡矣，而可以主天下乎？苟从而主之，是率天下之民，无父无君也，是犹可以说也。彼夷狄者，侄母蒸杂，父子相攘，无人伦上下之等也，无衣冠礼文之美，故先王以禽兽畜之，不与中国之人齿。苟举而加诸中国之民之上，是率天下为禽兽也”②。这里，方孝孺生硬地设立“变统”的说法，将以少数民族贵族为核心的封建一统政权列在变统之列，无视元、明时期人们普遍存在的华夏民族融合发展的心理，否定少数民族在华夏文明进程中所做出的重大贡献，主观地将汉民族与其他兄弟少数民族生硬地拉开，显示出其民族史观的严重缺陷。无怪乎连他自己也说：“自予为此文，未尝出以示人。人闻此言者，咸訾笑予，以为狂，或阴诋诟之。”[3](卷2《后正统论》)方孝孺讨论变统皇朝时，并没有提及元朝，但是他排斥元朝为变统的态度昭然若揭。
方孝孺不仅提出“正统”与“变统”理论，而且制定了详备的书法。如正统朝享受天子之礼；正统之君，则大书其国号、谥号、纪年之号，所实施的一些措置更革，曰诏、令、制；正统皇朝的军事行动称为“讨”、“伐”、“征”；正统皇朝的大臣降于夷狄，则以夷狄视之，其死不曰卒，而曰死。对于变统方孝孺主张“不废其迹而异其辞，则其为戒也深矣”，例如变统朝不能享天子之礼；变统之君，则以甲子纪年，曰某帝、某元年；书国号而不书其大，书帝而不书皇，书名而不书谥等等。规定详备，较之《春秋》、《纲目》更为严细。
据洪武二十九年(1396)六月二十二日方孝孺《上蜀府启》，他著有《宋史要言》一册，该书评论宋事自太祖至哲宗，因“尚未完，不敢上尘睿览”[3](卷9《上蜀府笺启十七》)。该书逸而不传[5](卷6《直文渊阁侍读学士改文学博士方孝孺》)。史家评论方孝孺的文章，称“发为论著，醲粹都郁，虽博极群书，而根据六经，宪章孔孟，宋程朱以前无有也”[5](卷6《直文渊阁侍读学士改文学博士方孝孺》)。可以推测，在这个没有写完的评论性简册里，必定有着严正的正统思想倾注其中。服膺程朱理学、人谓“读书种子”的方孝孺对于明代前期的宋史学者影响颇深。
二、明前期改修《宋史》与“夷夏之辨”的纷嚣
(一)改修《宋史》的尝试。在方孝孺之后，出身官宦世家的翰林院侍讲学士周叙，绍述祖父周以立的遗志③，上疏明廷请求重修宋史。周叙(1391-1452)，字功叙，江西吉水人。永乐十六年(1418)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宣德初，预修太祖、太宗实录。书成，转修撰。官至南京翰林院侍讲学士。周叙秉承家学，素有重修宋史的宏志，自称“自束发读书闻宋、辽、金三史统纪不伦，不惬天理人心之正”，后在翰林，亦“未尝不惓惓于中也”[6](卷1《与习侍读书》)。
正统初，周叙特意撰述《论修正宋史书》一文，请求明廷遴选博学之士重修宋史，“用班马纪载之体，仿文公去取之例，删成信史垂示万世”[7](卷174周叙《论修正宋史书》)，表达自己对重撰宋史的意见，体现了正统论指导原则，其具体内容主要有二点：一是道统为正统所系。周叙认为由于“宋承中华之统，礼乐教化之隆，衣冠文物之盛，仁义忠厚之风，三代以后之所仅见，……后虽南渡，而天命人心实所归附，盛德弘纲难以泯没”[6](卷2《正统丙寅奏疏》)，所以道统在宋，应该以宋为正统皇朝。“尊夏而外夷，不以势有强弱而殊分，不以地有偏全而异称”[6](卷2《正统丙寅奏疏》)，至于地盘的大小以及力量的强弱，都不能成为统属的决定标准。周叙所坚持的“道统为正统所系”的说法，古已有之，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以这种理念为前提，周叙不顾南宋统治昏暗的事实，赞其“天命人心实所归附”等等，就有些不负责任了。
二是内华夏外夷狄，否定辽、金以及元朝的正统地位。周叙对元末陈桱纂修《通鉴续编》，“效文公《纲目》之义，一以宋为正统，而附见辽、金之事”的做法，深为推崇。他认为当前“用班马记载之体”[7](卷174周叙《论修正宋史书》)重修一部宋史，“不可或缓”，并应该“以三史之书归统于宋，取唐宋二史删改之义(指唐太宗因何法盛等所撰《晋史》重加纂录，记载有伦；宋仁宗因刘昫所撰《唐史》再命编集，义例益精——笔者按)，宗仲尼、朱熹予夺之法”[6](卷2《正统丙寅奏疏》)，以达到“俾统纪之道明，夷夏之分定”[6](卷2《正统丙寅奏疏》)，正纲常，扶世教的目的。
可见，周叙所持正统论思想与方孝孺一脉相承，即以纲常道德为正统与否的判断标准，严格华夷之别。周叙推崇陈桱修《通鉴续编》的做法，实际上表明了其排斥元朝为中华正统的思想倾向，这一点也与方孝孺若出一辙。由于早在明初洪武时期，统治者援元朝入正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元朝全有天下近百年的事实，如朱元璋说元朝“八蛮九夷，尽皆归之”[8](卷17《祭元幼主文》)，宋讷说“混一寰宇，绍正大统”[9](卷7《敕建历代帝王庙碑》)，所以周叙的正统论以及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重修宋史活动，显然与明初统治者的原有解释背道而驰，因而未能得到统治者的支持，其撰修宋史未果而终④。
至成化年间，宪宗为了“内夏外夷，扶天理而遏人欲，正名分以植纲常”[10](《宋元资治通鉴纲目·序》)，彰明汉族皇朝正统而下令商辂等撰修《续资治通鉴纲目》。书成之后，商辂等在所上的《表》里，除了批评宋、辽、金三史各为正统外，对官修《元史》也提出了批评，指斥“著《宋史》者讫无定论，撰元书者罔有折衷”，并说《宋史》“杂于辽、金而昧正统之归”。不过，官修诸臣虽然批评蒙元，但仍旧承认元朝的历史地位，“若胡元之主中华，尤世运之丁极否泰，……故不得已大书其年，亦未尝无外夷之意”[11](卷1《进续资治通鉴目表》)。“土木之变”后蒙汉关系极度紧张，商辂等排元之意甚明，但碍于元朝全有天下近百年的历史事实以及本朝统治者的既定态度，在修史实践中并不敢轻易否定元朝的正统地位。是书对史学最大的影响，就是延续《纲目》体裁，彰明《春秋》大义于宋、元二史，而所揭櫫的辨名分、正纲常的褒贬笔法，以及推尊赵宋正统，升瀛国公与二王于帝位的编纂体例，均对日后重修宋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夷夏之辨”的纷嚣。蒙汉民族关系的紧张进一步刺激了宋史学者以正统论来指导宋史研究。成化年间，蒋谊汲取方孝孺的正统论，并结合宋代历史进行阐发，撰述《续宋论》。蒋谊，字宗谊，上元(今江苏南京)人。成化二年(1466)进士，好文学，引接儒生，谳决平恕，召拜御史。著有《续宋论》、《读宋论纪》、《憨翁新录》、《石屋闲抄》、《纪行录》、《吹吷余音》、《经纬文衡》等，以《考樵林摘稿》及《续宋论》见寄。
蒋谊旗帜鲜明地声称“予尤欲广方正学正变之说”，以有志于《春秋》。他补充了方孝孺正统与变统之说，称“盖日月行于天，光照四海者，此正道也；而风云薄蚀，亦有时而亏其光，此变道也。事之有正有变，亦犹道之有经有权。正、变之统立，不尤愈于正、闰之位分乎”？强调变统说的重要，并将事之正、变与道之经、权相比附，蒋谊的认识比方孝孺又进了一层。蒋谊还明确提出以明朝直接宋统，他说：“若夫元之灭夏、灭金、灭宋，巍然帝于中国。论其兵之壮也，过于强；论其地之广也，远于三代。奈何《春秋》尊中国而攘夷狄？本仲尼之深意，元乃夷狄尔，不足以接宋之正统也明矣。若接宋之统者，当以我太祖高皇帝神功圣德，取天下于群雄之手，直接宋传。”[12](卷3《帝》)又说：“接三代之正统者，如汉、如唐、如宋、如我皇明，则如天之嫡子焉。如秦、如晋、如隋、如五代、如元，则如天之庶孽焉，庶不可以奸嫡，此古今之通义耳”[12](卷3《帝》)。
蒋谊关于正统论的认识主要体现在《续宋论》中。他仅仅对方孝孺的正统论稍作推衍，自说自话的成份较多。即使如此，蒋谊明确将明朝定为汉、唐、宋以后的正统朝，并且排斥元朝的法统地位，“直接宋传”，却开了嘉靖时代史家王洙虚化“元统”，直接以“明统”接宋统的先河。
嘉靖二十五年(1546)，宋史学者王洙修成纪传体《史质》。该书不注重史实的撰述，而重视书法的谨严，其书法全效《春秋》，推崇《春秋》的微言大义。王洙认为：“史者，《春秋》之教也，论《春秋》者曰：明三王之道，辨人事之纪，别嫌疑，定是非，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斟酌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13](卷首《史质叙略》)因此，《史质》为政治服务的色彩甚浓，其表面为宋朝争正统，实则贬斥少数民族政权，“辟夷狄，尊中国”，排斥元朝法统，为当前政治服务。与以往正统论相比，王洙的正统论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其一，严格“夷夏之辨”，并上升到人类与禽兽的极端，极尽对少数民族政权的污蔑。王洙贬低少数民族政权，设立《夷服》列传，将辽、金视为夷服，与高丽、西夏同传，称元朝为“胡元”，他说：“中国虽微，天之嫡也，夷狄虽强，天之庶也，……外夷，置辽、金、元于夏人、高丽之列，正以见天王无偏安之业，中国有常尊之势。”[13](卷89《夷服传》)王洙还声明自己撰述《史质》的宗旨和目的：“辨人类而明天道也。……自此义一明，然后无王猾夏之罪始正，中国之势始尊，外夷之防始严，人类禽兽之辨始定。”[13](卷13《天王闰纪》)王洙不以蒙古民族建立的元朝为正统，而且以其为异类，摒于人类之外，极端地贬低了少数民族。
其二，尊宋朝为正统皇朝，尊称宋朝各帝为“天王”。王洙认为，史著应该着重发挥《春秋》笔法，他撰述《史质》就是为了“假宋人行事之实，明《春秋》一统之义”。所以，对于宋、辽、金并存的三个政权，应该尊宋朝为正统，而将辽、金这些“夷狄之国”列入《外国传》，从而达到尊王攘夷，突出宋朝中华正统地位的史学目的。为了给宋朝正统地位正名，王洙还在标目命名方面，改记载皇帝言行的《本纪》而称《天王正纪》，即尊称宋朝各帝为“天王”。他说：“《史质》独称‘天王’者，何也？曰法《春秋》也。作史不知《春秋》之义，皆乱也。《春秋》以尊周为主，……而惟曰天王者，应时正号之义也。……曰天王者，正名也。”[13](卷1《天王正纪》)由此可知，王洙认为，孔子撰《春秋》，称周天子为天王，深有“尊王”的用意，在此王洙并未再做进一步的揭示，但我们却不难理解：当时楚、吴、徐、越皆僭称王，所以《春秋》加一“天”以示区别，并表示无二尊也。在王洙眼里，辽、金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国君都是夷狄，应该只称“子”，但既已“僭称”，就只好仿效《春秋》的做法，将宋朝各帝称为“天王”了。他批评那种不明《春秋》义例的做法：“作史者正所以明禹、汤、文、武之道，例之于《春秋》；乃释其无王之罪而以某代、某祖、某宗、某号、某帝予之，不经之甚者也。将何以昭天下万世之龟鉴也哉！”[13](卷13《天王闰纪》)这是从书法方面再一次显示了王洙严格夷夏之辨，尊王攘夷的思想。
其三，排斥元朝法统，以明直续宋统。王洙在尊王攘夷的基础上，进而将元朝摒弃在正统之外，因立《天王闰纪》，曰：“胡元者，赵宋之闰位，昭代之驱除也，皆天命也。”[13](卷首《史质叙略》)又说：“世至胡元，兹何时哉！曰天地则反覆，曰山川则渤湮，曰人物则鬼魅，曰冠裳则左衽。洪水猛兽，不足当其灾；苞蘖炮烙，不足以方其惨；干戈锋镝，不足以拟其害。夫是之谓极乱，极乱不可以言道。”[13](卷末《道统后叙》)在极尽谩骂之能事以后，王洙认为应该以明朝直接宋朝统绪，明朝当继宋统而立；他对官修《续资治通鉴纲目》中宋、元并称的做法强烈不满，认为“《通鉴》及《续纲目》，具以宋、元并称，祖宗之号谥，视历代帝王无异”，所以他规定《史质》的书法：“削大元之号，而以闰纪名。去世祖皇帝等谥，而直书忽必烈等名。芟除其‘至元’、‘大德’等元，而概以一年、二年纪事。”[13](卷13《天王闰纪》)在《史质》的撰述中，王洙去元朝纪年，并以朱元璋之祖先虚接年月，认为：“以积气则千年，以积德则百年，以肇基则在于宋祚之末，以成命则在于胡运之初。天生圣君，主张夷夏，夫岂一朝一夕之故哉？由是推之，则天于胡元，固已黜夺之矣，是故后此曰《闰纪》也。”[13](卷13《天王闰纪》)以此摒排元朝的正统地位。
王洙这种以夷狄为异类，不在人类之列的夷夏之辨，自然是少数民族势力冲击下民族自我意识激烈爆发的一种表现。《史质》是一部从主观思想入手，立足对现实政治服务，针对元修《宋史》改编而成的一部史著，在“夷夏之辨”方面走得更远。此书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如明人秦鸣夏称赞王洙《史质》胜于《宋史》之处在于“有体”即体例严谨，“乃若明《帝纪》之正闰，志道统之断续，则又超然独得，可以俟后圣而不惑者，信哉其为良史也！”[13](卷首秦鸣夏《史质序》)但从史学发展的角度来说，这种设置所谓正闰的编纂体例却是不可取的，因为它不符合历史实际。至清代，出于同种原因，四库馆臣对《史质》大加抨击，称之“荒唐悖谬，缕指难穷，自有史籍以来，未有病狂丧心如此者。其书可焚，其版可斧。”[14](卷50《史质》提要)。《史质》仅在明代嘉靖年间刊刻过一次，可见出于学术而重撰的史著体现着认识的进步，而出于政治需要不顾客观实际地进行改编，则是不可取的。
综上，在汉族统治复兴的初期，明朝统治集团考虑的首要问题是自身统治的合法性，以及巩固自身政权的直接利益，当时的政治需要明朝廷承认元朝统治的合理性，官修《元史》、胡粹中撰述《元史续编》都是在承认元朝统治的合法性，而方孝孺、周叙等人在此时提出相反的论调，试图在史著撰述中生出许多所谓的“书法”来排斥少数民族的统治。从这一角度来防范民族矛盾，虽然是出于对朝代兴衰的责任感和忧患意识而做出的相应反应，但以正统论为指导去考察历史的治乱兴亡，无异于以先验的结论给已有的现实下论断，这并不是史家探讨历史、总结经验教训所应秉持的正确态度，也偏离了史学正常发展的轨道。
三、明后期求实思潮下的历史文化认同
明代后期，止步不前的程朱理学已成陈腔烂调，令人厌观，而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则成为学术主流。王阳明的心学重视人的主体意识，崇尚自由的精神，其所谓“大人者，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15](卷26《续编-》，P470)的道德观更是对整个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期的社会状况也繁杂多变，商品经济的发展，西学的输入，党争的激烈，“北虏南倭”的骚扰，农民起义的频仍，如此诸种，引发了明代思想文化界的繁荣与活跃，不独使士人学者的思想更为自由、深刻，而且其社会责任感亦有极大增强。史家们著书立说，将经世致用的实学精神贯彻于史书的编纂，宋史的研究也在更为广泛的层面上展开，谋求以不同的体裁予以全面反映，编纂形式灵活多样，呈现出向实用方向发展的态势。
宣扬“尊夏攘夷”，曾经是汉族士大夫抗击入犯的少数民族贵族势力的思想武器。嘉靖而后，黜虚征实的学术思潮逐渐勃兴，宋史学者在研讨宋、辽、金，尤其是蒙元政权之时，大多能够尊重客观事实，站在历史主义的立场上承认其统治地位，以期从历史实际中吸取资治的经验教训，体现出历史文化认同的意识。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用辞客观平正。嘉靖三十四年(1555)福建莆田人柯维骐撰述纪传体《宋史新编》，天启年间，河南开封人王惟俭又撰成纪传体《宋史记》，二者汲汲于义理以及在维护宋朝正统地位方面一脉相承。但亦不难看出：二书虽有正统论的观念，但着力于编次有伦、删削重复、订正讹误、补充史事、求实存真等，用辞方面少了许多前期的偏狭。如王惟俭撰述《宋史记》说：“宣尼作经，左邱立例。然后世学者，亦恐过为揣摩之词。今即不逐事立凡，亦须少为区别。如侯王曰‘薨’，宰执而封公王者亦曰‘薨’，卿辅曰‘卒’，官卑而直谏理学者亦曰‘卒’，其奸邪者削官曰‘死’，滥刑者备官而曰‘杀’，刑当而有罪者曰‘伏诛’。金、辽、夏、元，争战云扰，得其地曰‘取’，取而复陷者曰‘入’。宰执免罪，原无低昂，而奸回退位，方书‘罪免’。朱紫略分，用存体例。”又说：“《续纲目》诸书，于金、辽用师皆曰‘入寇’。如此之称，施之楚昌、齐豫逆命之臣可也；势均敌国，岂宜尔乎？今悉曰‘犯’、曰‘侵’，以示与国之义。”[16](《凡例》)显示出用辞的客观平正。
其二，认为宋元相承，承认元统。嘉靖时，江苏学者薛应旂和浙江学者王宗沐不约而同地各自编纂编年体宋、元历史，一曰《宋元资治通鉴》、一曰《宋元通鉴》，这是首次以编年体裁来撰述宋代历史的史著。薛应旂与王宗沐用“通鉴”体来撰述宋代历史，体现了会通前史，戒鉴未来的经世思想。两书均能从历史的继承性出发，承认元统。如，王宗沐《宋元资治通鉴》称：“元自至元庚辰以后，不得不以正统与之。”[17](《义例》)薛应旂《宋元通鉴》说得更为清晰，称：“元纪祖十七年混一天下，始为元纪。……宋祚既亡，而世祖偃然帝中国，南北尽属其疆理，此亦气数之一大变，而天寔命之。王、宋二公纂修《元史》，悉大书年号，盖不没其实。”又说：“太祖高皇帝明言天命真人于沙漠，宸衷睿旨，岂无谓哉！”[18](《义倒》)充分肯定为元朝帝王立纪，承认元统，并认为这种处置的方法“甚当也”[18](《义例》)。万历以后，江西学者陈邦瞻不但撰述《宋史纪事本末》，继而撰出《元史纪事本末》，亦是肯定元朝统治的显例。
其三，宋史著述体裁丰富多样，除了用以彰显皇朝正统独尊的纪传体以外，还有传记类、史论类、编年类等，其中以传记类居多。明代后期产生的宋史著述远远超出前期，流传于世的有二十八种。这二十八种史著中，以传记类居多。传记类宋史著述在纠补宋史史料方面的贡献最大，彰显出这一时期宋史研究的学术方向不再拘泥于夷夏之辨，而是转向了致用的史实补足研究。
其四，从统治集团内部寻找皇朝治乱兴衰的原因。明代宋史学者在探讨宋代得失兴亡的经验教训时，并非纠缠于“夷夏之防”问题，而是注重从宋朝自身来查找原因，这种特点在嘉靖之后的史著上表现更为明显。他们认为“亡宋者，宋也，非胡元也”[13](卷27《宰执年表附传》)，“元之乱华，皆本于宋之用匪其人所致，而千万世之永鉴莫有大于是也”[18](卷首《序》)，甚至直接指斥宋代君主，认为宋朝的灭亡，“亦主国者之失也”[13](卷81《权奸传序》)。具体来说，一是认为宋朝的灭亡与当时进小人斥君子的政治有很大的关系；二是认为人君的作为应对宋朝的得失兴亡负有责任；第三，从王道德治的角度分析论述宋朝三百余年的盛衰。
正统观念与夷夏之辨作为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其实质是通过对中原汉族皇朝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区分，来突出中原汉族皇朝的尊崇地位。明朝建立后，退居漠北的蒙古势力仍然对明廷的安全存在着威胁，这必然刺激了忧患意识深重的明代史家在史著中表达“尊夏攘夷”的正统思想，以期为现实政治服务。在历史大潮的冲击下，明代史家不再拘泥于“夷夏之辨”的纷攘，而是以客观求实的态度正视中华民族融合发展的客观趋势，从皇朝统治机构内部来探寻其治乱兴衰的原因，客观求实地认识宋、辽、金、元历史，反映了宋史学者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亦从历史文化角度上反映了我国多民族国家融合发展的客观趋势。
注释：
①笔者按：“正统”一词，滥觞于汉代公羊寿所撰《春秋公羊传》。其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书’王正月”，意在“重人君即位之年”；统者，始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王者受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换言之，就是“君子居大正”，“王者大一统”，简称“正统”。出于政治原因，历代对于正统论内容的解释不一，详见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一书(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②方孝孺：《逊志斋集》卷2《后正统论》。笔者按：方孝儒《释统》的上、中、下三篇和《后正统论》，均收在文集《逊志斋集》卷2中。方孝孺在《后正统论》中开宗明义地提出应当以《春秋》要旨作为判断是不是“正统”的标准。在《释统》中提出了“变统”的概念，区分了正统与变统的价值取向，还具体规定了书写正统与变统的方法。
③解缙《文毅集》卷11《周以立传赞》云：“值修宋辽金三史时，当道者多辽、金故臣之子孙，而正统卒无所归，以立奋然抗论，曰：‘此纲常大事，必求合乎天理人心之当者，当以宋为正。’由是不合，遂归。”《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明史》卷152《周叙传》：“叙贞气节，笃行谊。曾祖以立，在元时以宋、辽、金三史体例未当，欲重修。叙思继先志，正统末，请于朝。诏许自撰，铨次数年，未及成而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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