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视阈中的农村基础教育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础教育论文,取向论文,农村论文,视阈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目标的实现，我国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在此背景下，三农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农村教育也因此而成为研究者兴趣盎然的问题域，各种有关农村基础教育的讨论空前热烈。但无论是讨论宏观政策还是微观教学，都无法绕开一个基本问题，即农村基础教育在这样一个转型社会背景下应如何定位，也就是说，我们到底以什么样的方式和框架来思考和重构我国的农村基础教育。
在观点纷呈的讨论中，有一种倾向是相当明显的，也就是强烈反对农村教育的城市取向，主张农村教育要充分反映农村特点，为农村服务。笔者认为这种认识还存在许多没有解决的问题，在我国社会转型、农村面临新的任务的情况下需要重新讨论和修正。
一、确立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取向的理论误区
（一）把当前农村人口数量作为农村基础教育取向的现实依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表明，2000年，我国城乡人口总数分别是四亿五千多万和八亿一千多万，农村人口数量大约是城镇人口的两倍。而且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在受教育的年限和质量上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所以，当前农村基础教育改革必须尊重农村人口状况的事实，充分体现农村特点。显然，这种以农村人口状况来考察和构架农村基础教育的思维方式是静态的，它忽略了我国正在推进的城市化进程对人口结构的影响。根据我国社会学家陆学艺的预计，到2020年中国城镇化水平会推进到55％左右。相应地，到2020年将有约2.2亿-2.3亿人口要从农村转移到城镇，这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转移过程。[1]这种大规模的人口转移意味着我国城乡结构将要发生一个巨大的变化，农村人口在未来的几年内会急剧下降。因此，只把当前的农村人口看成是一个庞大的、静止的人群，看不到它的流动性和方向性，也就无法正确把握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
（二）以陶行知和梁簌溟等的乡村教育思想为依据来论证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取向的合理性。在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孕育而形成的陶行知和梁簌溟等的乡村教育思想对中国农村教育的发展无疑有着独到的见解和丰富的借鉴意义。但今天的研究者对这些理论的理解仍然是不够深刻的。首先，错误地把农村教育等同于农村基础教育，而这两者恰恰有着极其重要的区别。陶行知和梁簌溟等所论述的农村教育是一个包含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农村成人教育等范围广泛的概念，而农村基础教育虽然也属于农村教育，但它更多地包含有自身的内在规定性。这种规定性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普及性。其着力点应当是提高素质，培养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公民。二是基础性。即培养儿童和少年在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和身体心理等各方面素质的进一步发展所需要的基础。三是全面性。即既要求面向全体学生，又要求每个学生全面发展。其次，屏蔽了陶行知和梁簌溟等乡村教育思想发生的历史背景。从陶行知和梁簌溟等的乡村教育实验到今天，中国乡村历经了70多年的发展，无论是教育、经济，还是其他社会领域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尤其是当今农村基础教育所面临的要把几亿农村富余人口转移到现代化的城市、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准备人力资源的新任务是陶行知所处的时代绝无仅有的。
（三）认为使农村基础教育面向农村有助于遏制由城市取向所导致的教育不公平的继续扩大。许多研究者认为在我国长期城乡二元分立的背景下，基础教育的目标始终是以城市为导向的，缺乏对农村的关注。教育资源的分配、教育制度的安排、课程设置和内容的选择皆表现出明显的城市偏好，这种偏好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两者差距逐渐扩大，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的严重滞后，极大地损害了基础教育的公平性。这种认识在基础教育的某些领域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比如说在农村中小学的课程设置和内容编排上。但造成城乡基础教育两极分化的不公平现象的真正原因乃是农村基础教育的制度设计和投资管理体制，而这两个方面恰恰是应以农村为取向的，比如说“分级办学，分级管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两者发展的现实差距，正是农村取向所导致的。多年来我们一直以城乡分野的两极模式来设计和规划农村基础教育发展，强调农村教育要面向农村，缺乏对城乡关系的准确把握和城乡统一规划的思想，因此在制度设计不公平的情况下，加速了城乡基础教育发展上的“马太效应”。
二、确立农村基础教育取向的依据
（一）社会转型是思考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历史背景。随着我国开始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整个社会将出现许多非常明显的变化。按照我国经济学家林毅夫对我国未来经济增长及其影响的估计，未来20年、50年快速的经济增长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影响会表现在五个方面：第一，产业结构会快速变化。我国现在第一产业占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为17％，第二产业即工业占50％，其中制造业占24％，第三产业占33％。也就是说，我们会面临产业结构快速变化的情形，第一产业将急剧萎缩，农业可能会降到5％以下，制造业的比重会略有上升，第三产业也就是服务业、金融业等会超过50％。第二，产业结构的变化会引起就业结构的变化。我国农业劳动力，到2050年的时候将减少到20％或者更少，在服务业的劳动力将会大幅度增加，就业结构将会发生巨大变化。第三，随着就业结构的转变，城乡结构会发生变化。我国现在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62.3％，到2050年，农村人口会降到20％以下，城市人口则增加到80％以上。第四，技术变迁方式的改变。第五，全球化的速度与程度会比现在高很多。[1]这种大的历史背景和宏观发展走向，使农村基础教育任务发生了质的变化。一方面要适应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变迁方式（包括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工业技术和农业技术的同时进步）的需要；另一方面要为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服务，这种转移不仅仅是生活场所的变更，更重要的是使几亿农村人口实现从农村生存观念和生活方式向现代城市生存方式的转换。农村基础教育所面临的这两方面的任务是共时性的，且相互紧密结合在一起。因此，我国转型时期的农村基础教育始终处于这样一种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文明相互交锋的焦灼状态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村基础教育不仅要立足于当前的农村实践，满足农村的实际需要，更重要的是要从历史发展的脉络中高屋建瓴地把握基础教育的整体走向。
（二）准确地理解农村教育服务农村的现实含义是确立农村基础教育取向的关键。理解农村教育服务农村，首先必须准确地理解农村，而不是简单地把它限定在一个纯粹的区域概念上，农村存在哪些问题？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如何解决？正如温家宝总理2003年9月19日在全国农村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三农’问题是中国农村的主要问题，解决‘三农’问题最根本的出路是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农村教育改革必须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更新教育思想，坚持为‘三农’服务的方向，拓宽教育服务领域，增强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从而满足农村人口多样化的学习需求。”[2]这种针对性就是要求农村基础教育要为农村的城市化、农业的现代化、农民的转移进城服务。所以，在长期被边缘化了的农村需要迎接现代都市文明的城市化改造，传统的刀耕火种的个体作坊式农业面临着现代耕作技术和经营方式的革命，大量富余的农村人口需要背井离乡，在现代都市中重建家园时，农村基础教育已不再是培养“养猪大户、种田能手”了，它必须为一个行将到来的现代小康社会培养具有现代文明意识和生活方式的公民。
（三）公平原则是确立农村基础教育取向的重要理论支点。强调农村基础教育立足农村，更好地为农村发展服务，是农村基础教育效率的一个重要表现。但教育是一种公共事业，尤其是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基础教育，应该为所有人同样接受，也就是说，在基础教育领域，公平性应该是首要的。任何公平，从内容上看都应该包括起点公平、活动本身的公平及结果的公平，任何权利与义务、社会价值的分配都基本上包含在这三种基本形式之中。[3]教育公平当然不能例外。不过，仍然有两点需要强调，首先，起点公平是教育公平的前提，是实现其他两种公平形式的基础，没有起点的公平，所有教育公平的形式都是无法实现的。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城乡之间经济、教育和文化发展差距悬殊，应该根据各自不同的特点，加以区别对待。这些观点对于基础教育以外的教育形式是具有一定的解释力的，但是基础教育是由政府承担主要投资责任的公共产品，所有人都有同等的权利，农村经济、教育和文化发展的相对滞后显然不能构成“差别对待”的理由。其次，教育公平应该在很大的程度上表现为对人的自我选择的尊重，包括对教育内容、受教育形式以及教育目标等的选择。所以，对农村基础教育而言，其公平性除了要求国家公共政策领域给城乡基础教育以相同的制度保障外，还需要尊重农村基础教育根据社会发展变化所做出的自我选择。从公平角度考察我国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的历程和现实境遇，我们所缺乏的正是对农村基础教育发展选择权的尊重。在农村建设需要大量有文化、有素质、有丰富的农村、农业知识的时候，我们却以城市导向的精英教育在观念上和制度上诱致性地或强制地阻碍了人的自由选择。而当前，在社会转型、多种社会结构和关系面临重组、大量富余农村人口等待或选择离农之际，我们是否一定要强调农村基础教育的农村属性，这是一个在当下农村基础教育定位中值得深思的问题。在选拔制度以城市文化为主导地位（包括学习内容、考试内容、分数优待等）的情况下，我们却要求农村孩子在面向农村的教育中失去向上流动的机会，其公平性必然要大打折扣。
确立公平优先的基础教育发展观，倡导的是一种更加人文化的教育关怀，这种教育关怀将确保以政府为代表的所有利益主体或利益代理人，在总体上关注并致力于改变所有人的生存状况，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是成年人还是儿童，是富人还是穷人，是城里人还是乡村人，是沿海人还是内陆人，是平原人还是山区人。[1]
三、对当前农村基础教育取向的几点思考
（一）区分农村基础教育的实然状态和应然状态。农村基础教育的实然状态，是农村基础教育的当下背景，也是制定农村基础教育发展战略的依据，但这种依据不能成为我们固守农村教育现状的托词。教育本身的超前性决定了农村基础教育必须有对应然状态的追求，这种应然就是对现代文明的跃进和趋同，它集中反映了社会发展对农村基础教育的价值期待，构成社会对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的一种导向和规范，从而在更高的层次上得到新的实然。不过，这种应然能否顺利地转化为新的实然，还受制于诸多因素。其中，人们对我们所追求的应然的认同，坚持自觉地朝向这种应然的状态去努力，是实现由实然到应然转化的关键，也只有当我们对农村基础教育的实然了然于怀，并坚持在观念上和行为上自觉地趋向应然，农村基础教育才真正会走上现代教育的发展之路。
（二）坚持城市取向和农村取向的共时性。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已经造成了我国教育发展上严重分化的格局，也使农村基础教育在发展取向上始终摇摆于农村与城市两极之间。这种摇摆不仅使农村教育成为与城市教育相对应的概念，同时，也成为实际上被允许滞后于或落后于城市教育的模式。教育资源的分配，尤其是优质教育资源的分配表现出明显的向城市倾斜而绝不是优先农村的倾向。而更为重要的是，它固化了农村人的心态和受教育意识。
在社会转型的急剧变革中，我国当前所处的内外环境比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具有特殊性和复杂性。一方面世界在加速向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方向迈进。按照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的观点，全球化就是流动的现代性。我国在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在全球化的裹挟之下，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正在经受这种现代性的全面“洗劫”。而另一方面我们又是一个人口众多、发展极不平衡、城市化水平较低的国家，农业文明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文明演进的历程改变了贯常的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后工业文明的依次更叠的历时性路径，表现出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交互作用、共时推进的特征。所以，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就其实质而言乃是现代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的对抗过程。这种过程也决定了农村基础教育的城市取向和农村取向的共时性，而绝非两者相继发生。那种认为当前农村基础教育要面向农村，无疑是在潜在地告诉我们，只有在农村完全实现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以后，才可能对农村教育进行现代化改造。这种对农村基础教育的历时性思维是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在教育领域中的复制，显然已背离了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两种文明交互作用、共时推进的历史情境。
坚持农村基础教育的城市取向和农村取向的共时性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十分复杂的，它需要农村基础教育从微观教学领域到中观层面的学校现代管理体制建立，再到宏观制度安排三个层面上做出全面而深刻的回应。
（三）为转移人口服务，加速农村的城市化进程是农村基础教育的当然选择。应该承认在长期以农业为主、农村受教育水平极其低下的情况下，倡导农村基础教育为农村建设服务是有它特殊的社会意义的。但今天我们处于向城市化加速迈进的历史过程中，这种过程不能仅仅被看成是一场声势浩大的人口转移和“造城”运动，更重要的是一场在现代文明催生下的社会结构和生存方式的变迁。所以，大量农村人口的转移，从本质上看是人的现代化过程。
前已述及，未来20年内，将有近3亿的农民从农村转移进城，而在这庞大的转移人口中，今天的农村基础教育适龄儿童则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这对当前农村基础教育提出的挑战是不言而喻的。
（四）固守基础教育的基础性本质，准确把握小康社会目标的需要，确立农村基础教育的大众化取向。基础教育的基础性是人的发展的基础性，是儿童进一步成长的知识基础和能力基础，而不是区域发展的基础。农村基础教育和城市基础教育中的农村和城市只是区域性的定语，决不意味着两种不同性质的教育模式。
当前的农村基础教育承担着为实现我国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的任务，承担着为“小康”社会培养具有现代素质的国民的任务。这种“小康”不仅意味着GDP的增长、国民收入的提高和恩格尔系数的减小，更为重要的是人的现代性的成长。只提经济增长，不讲文明进步，“小康”必然是虚幻的、病态的。所以，正是把基础教育的本质和小康社会的目标相结合，我们提出农村基础教育的大众化取向。这个“大众”既不是传统的农民，也不是当下一般意义上的市民，而是具有现代文明素质、能适应现代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公民。
确立农村基础教育的大众化取向将有助于摆脱农村基础教育长期在农村取向和城市取向之间纠缠不清的状态，实现城乡基础教育在发展方向上的融合，逐渐消除两者在发展过程中的不均衡状态，从更长远的意义上看也有助于打破城乡二元分割，实现城乡一体化，因此，这种取向不仅对农村基础教育发展，而且对整个现代化进程都将具有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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