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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事科学院战略部研究员王保庆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西部生态问题是西部大开发的重中之重，而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超常规的思路和操作方法。
西部生态再造应作为产业
王保庆回顾，从历史来看，黄河中上游的森林覆盖率，在秦汉时为43%。以后逐代下降，到明末清初时为14%，1949年已降为6%。长江中上游的森林覆盖率，清末民初时为40%，到1949年，38年间降为19%；现在只有约12%。据统计，全国荒漠化土地已达39.3亿亩，占全国内陆面积的27.3%，相当于14个广东省的面积。其中，80%以上集中在中西部地区。近年来，我国的“三北”防护林工程成绩显著，然而荒漠化趋势仍十分严重，以年增1000万亩的速度扩展。它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200亿元，相当于西北六省区1996年财政收入的3倍。植被的不断破坏，促成了大面积水土流失，江河泥沙俱下，使黄河河床以每年10厘米的进度不断抬高。下游也成为悬河，3年一溃堤，百年一改道。全国主要江河下游的雨季洪泛，令人担忧，每年投入防汛抗洪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大都在200亿元左右。所以，大抓退耕还林、植树育林、再造生态，已成为中西部地区势在必行的一项战略性工程。大面积的生态再造，不仅有益于中西部，也有益于东部，并福及子孙，成为可持续发展，包括推动移民回流的千秋功业。
从生态恶化这一带有全球共性的事物来看，国内外经济学界关于“三大产业”的理论似应改进，即应增加植被保护或再造这一大产业。中国的西部大开发，不能片面地追求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软性化”，而应扎扎实实地从初次即生态产业做起。没有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就很难吸引国内外商家来投资建厂。这方面的建设，多不是高技术，但没有这种基础性的低技术垫基，高技术是不会去的。若不切实际地追赶美国第三产业占80%的软性化高标准，西部大开发就会严重受挫。西部大开发要体现“后发优势”，应着重严控接收夕阳产业中的笨加工、高耗能、大污染；而不是一般地排斥劳动密集型。西部大开发要重视区情，要有充满历史辩证法的产业结构理论。
西线调水的总规模，应以“适时适量、南北互利”原则来考虑。提出这个原则，就是不能以西线源头的向北调水，影响到水源区及东南方的用水，并通过适量调水，克服长江下游的防洪和水患压力。其科学的办法是在长江的水患期之前，在西部的源头储水，以所储之水向北部调流。这样做，便可使中国南北水量的分而不均有所改变，使南部的水患转变为北部的水利，是一种双向互利的最佳思路。落实这种思路的具体办法，就是在西部水源的多个适当位置，按照调水的基本路线，修建水坝水库。使之在雨季和洪水期储水，将所储之水，经黄河入口处，调向北部。
创立一种新的建设兵团模式
王保庆论证说，公元前119年，在当时交通极为不便的情况下，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开启了中原与大西北亲密交往的大门。公元前60年，西汉王朝设立了中央政府在西域的管理机构——西域都护。从那时开始，新疆的开发史基本上是一部屯垦戍边史。屯垦戍边，就是把经济开发同守卫边疆结合起来，把边疆管理、建设过程中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融为一体。1840年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纷纷侵入中国，沙皇俄国也先后入侵新疆。1871年，沙俄又陈兵伊犁。为此，左宗棠力排众议，坚持收复国土，并亲率军民驱逐外寇，继续坚持军民结合、屯垦戍边。实践证明，左宗棠的主张和作法是正确的。它对开发边疆、保卫边疆、稳定边疆，起到了重要作用。
解放后，党中央、中央军委组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从此，兵团扎根边疆，寓兵于民、劳武结合，加之其组织性、纪律性强，忠实地履行了屯垦和戍边的双重任务。多年以来，新疆选择了兵团，兵团建设了新疆。尽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疆建设兵团也遇到了像许多国有企业一样的困难，但总的看，建设兵团这种开发建设模式，成绩是主要的。我国历史上的学“南泥湾”，解放后的进军“北大荒”，以及建设“川藏”、“青藏”公路等辉煌，对我们今天的西部开发，也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首先，西部大开发可能会有多种大型基础建设工程。这些工程的实施，有的可以与赢利结合，由大公司、大企业提成。但做为基础性的大型开发建设项目，主要不是局部和自身的赢利，而是为企业的赢利和国家长远建设打基础。它所需要的人力是大量的，工作的开展需要严格管理，一般地招收民工，很难保证效率和质量。同时，以建设兵团承接基础性建设工程，也有利于在民用为主的同时，较好地兼顾军民两用、平战结合，一并解决国防经济建设的一些基础性问题。这可能使建设兵团这一模式，在西部大开发中应运而生。
其次，在西部较偏远和落后的地域大批量招工，以一般的企业或公司出面，吸引力不大，难以比较整齐划一地招收年轻、有一定文化、工资待遇又不高的劳动力。以征兵的方式组建与军人对等政治、经济待遇的适龄青年参加，不仅全国农村而且许多大中城市的初高中毕业生都会踊跃报名。继续裁军中的员额，可有选择、成建制地作为建设兵团的起步力量和来源之一。这也有利于减轻地方政府的转业安置困难。
第三，这种方式可以把缓解就业压力同西部大开发有机结合起来。到去年底为止，中国城镇待业和下岗人数已达1250万，另有农村剩余劳动力约1亿人。显型与隐型失业加起来，已达到1.25亿。在城镇，出于企业改革需要继续减员增效，这种情况在3-5年内，仍有进一步加大的趋势。因此，著名经济学家肖灼基和不少同志认为，解决就业问题，是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的一项重要宏观经济目标，其难度要大于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组建建设兵团，从事西部基础设施建设和植被再造等重大建设项目，不仅可容纳大批待业青年，而且可逐步形成千百万人的“孔雀向西飞”，改变东部地区过大的人口密度和就业、社会保障压力。况且，西部大开发中的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要的主体不是高技术人才，可在劳动力选用上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劳动力需求形成递度分配结构，相得益彰。组成建设兵团参与西部大开发真可谓一举多得，事半功倍。
建设兵团的组建，应视西部工程建设需要循序渐进，在具体管理办法和政策上要对头。起初可根据三五个决策实施项目的实际需要而组建，兵员的进出与陆军现行办法相同。但合同期满后可来去自由，既可转业也可回原籍，也可较成批地就地转业。从而使建设兵团不断地轻装滚动，建成一个项目，转移一个地方，改造一个地方，留下一片居民。使之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即西部大开发的一种最得力、最有效的组织形式和载体。组建西部大开发的建设兵团，可归总后勤部直接领导，接受国家有关部委下达的任务及指标。既要注重实施中的经济核算，又要严防步入经商。使之成为优质高效，特别能战斗的西部开发主力军、突击队，使人民军队为人民再立新功。初步估计，其生命期可达30-50年。到那时，西部地区便有了巨大变化，整个中国也已步入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
西部大开发应启用“看得见的手”
王保庆说，尽管市场经济不断趋于发达，中国的改革方向也在这一点上定了位；我们同时也应看到，无论市场经济再发达，国家在行政方面的计划和宏观管理职能始终没有完全消失。计划机制并非一无是处，而是有它独特的存在和采用价值。邓小平所说的社会主义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主要就是从这个角度揭示的。西部大开发，是党中央、国务院对中国全局和长远利益的重大决策。其中有一些重大项目，不仅在短期内不赢利，企业和个人无积极性；而且因资金需求规模很大，动用的人力、物力以及涉及的省区、部门很多，无宏观计划和协调的任何企业和个人也无力去办。这本身也是一种经济规律制约。不认清这一点，就容易流于混乱，甚至很难启动起来。
启用“看得见的手”，不仅是指国家要对西部大开发实施宏观规划。总体协调和投资铺垫，包括国家要对西部大开发制订规范和科学的管理标准，防止一哄而起。具体来说，有三点较为重要：一是开发的历史起点要高，在四大产业中都要体现“后来居上”，争取“后发优势”；二是对新设立企业，要防止数量规模型的重复建设，着力于“质量效益型”；三是对有些稀有自然资源，特别是与国防建设关系密切的矿产资源，要严控开发，尤其是不宜由外商和私营企业投资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