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泽东的农民观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历史性论文,农民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744(2001)04-0005-05
农民问题，是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无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期，对农民和农村问题的成功解决，不仅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而且对今天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都有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纵观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作为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毛泽东，对农民和农村问题尤为重视，在伟大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把对农民和农村问题的解决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一个突破口，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农民和农村问题的成功解决，是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具特色、最具创造性的贡献之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形成的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其内容和表现形式是多方面的，但在这一理论的形成过程中，农民和农村问题则是一个中心问题。从一定程度上说，对农民和农村问题的解决，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实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有效，也是最符合中国实际的途径之一。毛泽东紧紧抓住农民和农村问题，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第一，从近代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调查和分析，明确提出了农民问题是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的思想。进行中国革命必须“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1]，中国社会的最大国情，正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讲的那样，“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2]所以，发动农民参加革命，解决其土地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第一任务。
从1925年五卅运动以后，毛泽东开始重点研究农民问题。通过大量调查研究，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了深刻的分析。1925年年底至1927年年初，毛泽东先后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反抗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不仅明确地提出了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而且对农民中所蕴藏的革命性进行了论述。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泽东肯定了占农村人口绝大多数的半自耕农和贫农的革命性。尤其是贫农，对于革命宣传他们“极易接受”，他们和雇农一起，是农民运动的中坚，在中国革命中“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他充分肯定和讴歌了农民革命的重要地位和功绩，强调说：“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3]可以说，在当时还没有人能像毛泽东那样，用如此坚定、鲜明而又精辟的语言来阐述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
国民革命失败后，经过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毛泽东通过实践逐步确立了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主要依靠农民的力量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思想，即明确了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的思想。1928年至1934年，毛泽东在革命根据地亲自作了宁冈、永新、寻乌、兴国等10余个调查，这些调查较大革命时期的调查要丰富得多，它进一步明确了农村中的阶级关系，为制定农村的阶级政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到1939年，毛泽东在总结以往革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对农民是中国革命主力军的思想作出了完整的表达：“中国的贫农，连同雇农在内，约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贫农是没有土地或土地不足的广大的农民群众，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4]可见，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把农民阶级作为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中国革命的主力军的思想是十分明确的。
第二，把土地问题作为解决农民问题的中心工作来抓，极大地调动起农民参加中国革命的积极性。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则是土地问题。特别是当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村，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后，如何调动农民参加革命的积极性，依靠农民建立革命武装和革命根据地，则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作为解决农民问题的中心工作来抓，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并在土地改革的伟大实践中逐步完善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方案和路线、方针、政策。
从1928年12月，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提出“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分配给农民耕种”开始，到1929年4月，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兴国土地法》对土地没收对象作出了重要改正，将“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但是，如何分配土地以及地权归属问题，仍未妥善解决。1930年5月，毛泽东通过对寻乌农村调查，又提出对土地进行平均分配，在实践中，形成了平分土地，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地分配原则。1931年2月27日，毛泽东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的名义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写信，在信中明确指出，土地归农民所有，允许自由买卖。这样，就彻底纠正了《井冈山土地法》的不足。至此，基本形成了“依靠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土地革命路线。此后，1933年2月，毛泽东为纠正“左”倾土地政策所推行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做法，提出了进行查田运动，通过量的分析，正确划分了农村各阶级，使土地改革得以顺利进行。
抗战时期，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提出“共产党愿意停止使用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5]，以实行减租减息为基本的土地政策。抗战结束后，针对农村中地主与农民的矛盾日趋尖锐，广大农民迫切要求从地主手里夺回土地，毛泽东主张“改变土地政策，由减租减息改为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6]，并于1947年9月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在消灭封建性和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的原则下，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7]。从而改变了1946年《五四指示》中，对某些地主照顾过多的不彻底性。1947年12月，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中，其中第一项就是“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至此，中国共产党人的土地路线已日臻成熟。
纵观中国共产党实行土地改革的历程，可以看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农民土地问题的解决是十分重视的，其方法也是逐渐完善和符合实际的。农民土地问题的成功解决，不仅从根本上废除封建的地主土地所有制，使广大农民获得了十分渴望的土地，而且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参加中国革命的积极性。从一定意义上说，毛泽东抓住了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土地问题，这是唤起亿万农民积极投身中国革命，并最终取得胜利的关键。
第三，把对农民、农村问题的解决和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结合起来，最终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道路。
国民革命失败后，党把工作重心逐渐转移到农村，解决农民问题，即主要是如何领导农民起来进行革命的问题。这不但是中国农民的惟一出路，也是中国革命的惟一出路。在我们党内，首先提出这一点的是毛泽东。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早在1927年革命失败以前，毛泽东同志就已经明确指出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以及在这个问题上的右倾危险。革命失败后，他是成功地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保存、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的主要代表。”
早在大革命后期，基于对中国农村、农民的深刻了解和对历史上农民战争经验的正确总结，毛泽东就多次提出国民革命失败后“上山”的思想。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更加坚定了这一思想。正是因为有了“上山”的思想，他才能在秋收起义失利后，改变原来进攻城市的计划，向农村进军，开始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并在一年多的斗争实践中，提出了“红色政权”的理论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这为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打下了基础。
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核心，是全党工作要以农村为中心。不解决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哪里的问题，新道路的开辟是不可能的。中共六大前后，全党上下几乎都认识到了建立武装割据的必要性，但占统治地位的观点，仍然是必须以城市为中心。解决这一问题的障碍主要是来自共产国际和党内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共产国际对中国国情缺乏深刻的了解，习惯于套用俄国革命的经验。他们担心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农村会失去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变成农民党。因此，不主张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在党内也有不少人对建立根据地缺乏深刻的理解，有的人甚至对农村斗争的前途表示悲观。对此，毛泽东于1930年1月5日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从理论上初步论证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对中国革命的战略意义。他明确指出，如果认清了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就会明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那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他认为，“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8]这篇文章，实际上提出了中国革命要“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根据对日作战的新形势，进一步明确中国革命必须继续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他发表的大量文章中，批判了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照搬照抄别国经验的教条主义，科学地论述了中国革命为什么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不仅在实践上，而且在理论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历史证明，毛泽东首创的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符合中国的国情和中国革命战争发展的规律，特别是把农村作为中国革命的中心，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依靠农民阶级来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发展人民武装力量的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革命新道路的开辟和这一理论的形成，成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重要成果之一。
第四，在党和人民军队的建设上，成功地解决了如何把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党和军队，改造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和人民军队的问题。
中国革命战争以农民为主体，以乡村为中心，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那么，在长期处于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如何把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党和军队，改造成为一支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和人民军队，这是摆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实践证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和建军的理论，给予了独创性的发展。
一是在党的建设上，重点解决了思想上建党的问题，并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由于中国共产党刚成立时，作为党的阶级基础的工人阶级，只有200多万人，而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和环境中党要发展壮大自己的组织，就要吸收大批农民革命分子入党，而且他们和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在党员中占了大多数。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边界的经济，是农业经济，有些地方还停留在杵臼时代。社会组织是普遍地以一姓为单位的家族组织。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在这种情形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9]难就难在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他们加入党内，不可避免地要把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带进党内。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要成为坚强有力的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就必须格外重视党的思想建设，并把它放到首要的地位。
对此，毛泽东在他的许多文章中，都强调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如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明确指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10]1929年12月毛泽东又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说到：“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11]《古田会议决议》重点解决了在农村环境中如何建设党和在长年处于武装斗争的条件下如何建设党这两个问题，形成了毛泽东党的建设理论的鲜明特色。此后，我们党采取整党整风对全党进行思想教育的有效形式，这是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解决党的思想矛盾的一个独创。
二是在人民军队的建设上，首先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三湾改编”最初确立了党领导军队的组织制度。1929年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进一步强调了红军必须置于党的领导下的原则。此后，针对红军长征中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毛泽东深刻指出：“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12]其次，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军宗旨。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创建的第一支军队取名为“工农革命军”。并指出红军与雇佣军性质的不同，首先就是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打仗。《古田会议决议》进一步强调，人民军队必须确立为人民打仗，为人民建立革命政权的斗争方向。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精辟地概括了人民军队的宗旨，并深刻阐述了这个宗旨对于军队建设和进行人民战争的深刻意义。正是因为确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我军才能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并最终打败敌人。再次，规定了人民军队的三大任务，即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生产任务。这是人民军队建军宗旨的具体体现。《古田会议决议》指出，红军不是单纯的打仗。它除了打仗之外，还要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多项重大的任务。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党发出大生产的号召，要求军队一面打仗，一面生产，以减轻人民负担，坚持抗战。此外，毛泽东还指出了“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强调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等，在实践中，提出和总结了一套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方法和原则。以上措施，系统地解决了如何将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组织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坚强的人民军队的问题。
第五，新中国成立后，根据我国的国情，毛泽东从发展国民经济和巩固政权的高度，强调要重视农民和农村问题，并提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以及按农、轻、重为序来发展国民经济的战略思想。
如果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对农民和农村问题的解决，重点集中在如何发动农民，教育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推翻三座大山，实现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的伟大革命运动的话，那么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则放在如何变革农村社会生产关系，促进农业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以保证国家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方面。对此，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继续强调农民和农村问题的重要性，并一贯要求全党要以农业大国、人口大国这样的基本国情作为思考问题、制定政策、安排计划、发展国民经济的基本出发点。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明确指出：“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13]同年，《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中，毛泽东告诫“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14]可见，毛泽东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仍是十分重视农业和农村问题的。
那么如何发展国民经济呢？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在总结了国内外建设社会主义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要按农、轻、重的顺序发展国民经济的战略思想。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毛泽东在论述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时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15]因此，他提出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在这里，毛泽东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观点，但其中已包含了这一深刻的思想内容。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又从6个方面论述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国民经济必须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同时还提出了要按照农、轻、重的顺序来发展国民经济。1960年8月，在《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加强农业战线是全党长期的首要的任务，并规定了发展国民经济要“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可见毛泽东重视发展农业，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以及按农、轻、重的顺序发展国民经济的思想，是从中国是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农业大国的国情中总结出来的，它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农业为基础的思想，而且更具有中国特色。
第六，在农业的发展步骤和方向上，提出了先搞合作化，后搞机械化，逐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的思想。
毛泽东对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贡献之一，就是从理论和实践上，初步解决了我国农业发展的步骤和方向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针对我国小农经济普遍存在，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的问题，毛泽东及时提出了对小农经济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号召农民成立具有某些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性的组织，在此基础上以土地入股和统一经营为特点，组织起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最终组织起大型化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正是在毛泽东农业合作化思想的指导下，我国成功地对个体的小农经济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并在农村建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合作经济和实行按劳分配的制度。可以说，社会主义集体化的确立，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和农业生产力的提高。
要对我国原有的与落后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传统农业进行根本性改变，使之能与新的生产关系相适应，惟一的出路是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更多地思考中国农业的现代化的问题。在1957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他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6]的思想。1959年4月，他在为纠正农村工作中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等错误倾向时指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他还就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具体步骤和时间作了考虑。指出，农业机械化问题要“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17]。提出每个省地县都要设立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技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匠人搜集各种比较先进的农具，加以比较、试验、改进，然后加以推广。可以说，毛泽东从改造农业入手，实行合作化，并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的思想，是符合中国农业的实际和发展方向的正确选择。
综上所述，毛泽东关于农民和农村问题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和思想，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形成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重大突破。从这些基本观点中我们不难看出，它始终贯穿着我们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这也正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之所在。正如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一样，毛泽东的农民观，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既是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也是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形成的，是马列主义关于农民的经典理论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尽管这些理论仍有许多不完善、不科学，甚至错误的地方，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许多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并造成一些重大的失误。但总体来说，毛泽东的农民观确有其独到之处，特别是对于今天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仍有其借鉴的伟大意义。同时，它也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民观的形成提供了直接的思想材料和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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