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消解:现代教育管理的人文反思_人性论文

人性的消解:现代教育管理的人文反思_人性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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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485(2013)04-0016-04

教育管理是人对人的管理,教育管理的根本目的是促进人的完满、和谐的发展。但随着信息化时代物质生产技术的极大进步,现代教育管理获得坚实的物质基础的同时却陷入了现代性危机:旨在涵养人性、关怀生命的教育管理逐渐被演变为一种制度化、程序化、技术化的控制过程,无限崇尚理性、迷信数字、追求效率的现代教育中非人性化的管理和管理中非人性化的现象大量存在,在现代社会中,不能不令人感到教育已经成为实利的下贱俾女,成了追逐欲望的工具。[1]在人学理论观照下,现代教育管理呈现出什么样的图景?存在什么样的现代性危机?教育管理现代性危机的结果及其根源究竟是什么呢?

一、麦当劳化的管理:教育管理的现代性危机

现代性是现代社会特有的一种精神特质和思维方式。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将现代社会的出现及其进程归结为社会合理化,并将社会合理化的根源归结为人们世界观的理性化。据此,社会现代化的实质就是技术理性主义的强权渗透化,即经济生产、技术发展、科学研究、制度建设、机构组织、教育管理等,完全按理性的法则行事,精确计算、量化控制和效率至上成为现代化社会所遵循的基本逻辑。按照马克斯·韦伯的理论,主导现代社会发展的内在线索是体现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所谓“合理化”的过程。乔治·里茨尔则把“麦当劳化”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经济运动的典型来加以分析。乔治·里茨尔认为麦当劳各店的经营方式典型地体现了现代社会的合理化进程,他从麦当劳这一独特的视角入手,对技术在现代社会的影响做了深刻的、精辟的分析。信息技术化时代的现代教育管理,同样无法避免“麦当劳模式”的浸染。在没有生命意义和精神价值观照的奴化和物化的现代教育中,教育管理成了通过非人性化惩戒和机械化训练而大批量复制产品(即所谓的人才的流水生产线)的有力保障。以人学理论为分析框架,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精确计算、量化控制和效率至上的“麦当劳化”的教育管理正逐步陷入现代性危机。

(一)效率至上的现代教育目标管理

管理学最早的起因就是试图通过探寻和运用科学的管理手段和方法,降低社会必要劳动量,提高生产效率。奠定管理科学理论基础的古典管理无论是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法约尔的组织经营理论,还是韦伯的行政集权制,虽然学术视野不同,理论侧重点有差异,但核心都是指向生产效率的提高,都无一例外地体现着效率哲学的品性。

麦当劳化之所以成为现代社会的“合理化”模式,其第一要义就在于它对效率的无限追求。伴随着现代工业管理、行政管理而生的现代教育管理,也不同程度打上效率至上的“烙印”。反思现代教育中“优胜劣汰”、“一考定终身”的管理现实,我们不难发现,在理性工具主义的强势渗透下,效率至上的现代教育目标管理存在着对人性的遮蔽甚至戕害。一方面,现代教育中“大一统”的单一目标管理,忽略了人类个体的差异性;整齐划一的学制,预设了同龄段学生能力都处于同一水平的潜在逻辑,忽略了不同个体间存在的差异。另一方面,效率至上的现代教育目标管理使得人被遮蔽在以时间、成绩、竞争为主导而轻视甚至远离人性的实践活动中,在“是否有用”的价值天平上,教育目的更多的是指向于“未来”而很少关注“现在”,忽视了教育启迪人的智慧、充实人的精神世界的本真。现代性教育及其组织管理根本目的是片面追求教育的外在价值——教育如何适应社会的要求,而忽视了教育促进人自身的和谐发展,使人成人,提升人性的内在本真!

(二)线性控制的现代教育过程管理

从笛卡尔时代开始,所有关于现代性的理论都被视为知识与社会进步的源泉而受到无限推崇,工具理性主义在管理理论和实践中已经根深蒂固。在现代组织管理中“通过理性和对组织成员进行控制,就能够使成员‘顺从地’进行有效地工作”已成为管理公设。这种纯粹通过外部控制、重视功利性的管理模式,充分发挥了人的工具理性,并使理性演化为控制人性以获得利益的机制,从而形成管理制度的机械化。在理性控制的销蚀下,人性变得消极、冷淡从而丧失主动性和创造性。

现代教育同现代社会的其他领域一样,没有逃脱麦当劳化的另一要义——追求可计算、可预测和可控制的浸染。教育管理过程中同样淋漓尽致地彰显了机械论的线性控制思维。首先,现代教育管理推崇可量化计算的数字主义,而对数字背后暗含的意义毫无关心,入学率、优秀率、升学率、毕业率等量化操作管理将学生赤裸裸地放到了“分数”的天平上,一串串冰冷的数字,使现代教育越来越外在化,越来越远离充实人的内心世界和提升人精神生命这一本真。其次,现代教育管理追求确定性、可预测性的线性特征日益突显。在现代主义范式下,教育陷入了追求内容的确定性、过程的可控制性和方式程序化的漩涡。最后,现代教育管理过程中强调规训与控制。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把现代社会称为规训化的社会。这样的时代,教育承载着规训个体的职能,成为社会控制系统的一个规训机构。通过规训与惩戒,教育管理在追求技术对人的控制方面彰显得淋漓尽致:无视人的情感需要,否定了生命世界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人的自由受羁绊,人的尊严遭羞辱,人性被漠视、被消解。

(三)甄别独尊的现代教育评价管理

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为人类追求评价过程可操作性和评价结果的可量化性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量化范式下的标准化测验成为一切范围内盛行的评价工具和手段。教育评价是教育目标达成程度的度量手段,教育评价管理是对教育应然状态和实然状态之间的价值判断,它对教育管理现实实践活动及其结果既应有甄别功能,更该有引导、改进和激励等功能。但在麦当劳化的现代社会,人们追求知识的完备性和确定性,教育评价就完全变成了一个甄别、筛选过程,使得现代教育很多时候不是促进人自身的全面和谐自由发展,使人成“人”,而是屈就于社会的需要,使人成“材”、成“器”,本应在生活世界中无拘无束感受生命、体验自然的孩子,却被越来越多地封闭起来。甄别独尊的教育评价管理使“我们的孩子失去了应有的天性,失去健康成长和获得德性的环境,失去了除知识以外的几乎所有的一切”[2]。

二、生命意义的消解:教育管理现代性危机之结果

人是自然生命、社会生命和精神生命的三维存在,无论是自然生命的发育、社会生命的成长,还是精神生命的完满,都离不开教育。正如康德所说:“人是惟一必须接受教育的造物,人只有受过教育,才能成为人。”教育为提升人的生命而存在。然而,在技术主宰一切的现代性社会,人们无限发展人的技术理性的同时,却忽略了对人之灵性的涵养,使人成为没有思想、没有情感的机器。在强大而迅猛的现代性语境下,在强势的科学理性主义和工具主义渗透下,“上帝死了,‘人’也死了!”教育管理肢解了生命的完整性,压抑了生命的灵动性,阉割了生命的独特性,荒芜了对人精神生命的提升。

(一)人文的失落和自由的压抑

人是教育的对象,是教育管理活动的前提和出发点,教育管理应该为提升人性而存在,教师也应该是点拨人生智慧的“灵魂之师”。然而,现实的教育管理却存在让人心寒的负面事实:管理者(教师)主宰着被管理者(学生)的一切,学生则成了“工具”;教师既是学生道德和知识的源泉,更是标准、规范和秩序的化身;学生成了一种容器,一种等待加工的“产品”,几乎丧失了作为独立自主个体的地位和意识,由“人”变成了“非人”……“人不见了”……工具化的、无限崇尚科学理性的现代教育不以成“人”为终极目的,教育管理追求规程化,强调控制、抹杀人性,最多也只能为现代社会培养出“单向度的人”、“无人性的技术专家”![3]一统量化的标准化教育教学、高强度控制的教育管理忽略了对人性的舒张,泯灭了人的自由个性。

(二)个性的丧失和创造的消解

“是什么”和“为什么”是来自人们内心世界的原始渴望,更是人类追求真理的永恒动力,人类正是在对“是什么”和“为什么”的追问中开启了智慧之门。然而,现代教育却正在远离使人产生“是什么”和“为什么”等追问的现实场境。认真审视每个人接受教育的历程,我们会发现在规训化时代强制性现代教育管理的控制下,一个个活泼可爱的孩子带着对教育的美好向往进入学校,却立刻被一大堆他们还不甚理解的条条框框所桎梏。在强调可控制性、追求规程化的现代教育管理体系中,常常是考试的指挥棒指向何处,教师的教育教学及其管理就投向何方,学生的学习甚至是父母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完全忽略了我们的受教育者鲜活的生命和情感的体验,孩子活泼可爱的灵性在强制性现代教育中慢慢消失殆尽,现代教育所培养的是个性消解、创造性丧失的现代理性工具!

(三)人格的扭曲和道德的失范

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剧造成了现代社会科学与人性、技术与道德之间的失衡。“现代人正处于深刻的‘和自然疏离’、‘和社会疏离’以及‘和上帝疏离’的伦理困境的焦虑之中。”[4]科学理性主义统摄下的现代“人”因无法领悟生活的意义而处于生活的边缘。我国传统的教育理论强调的是以社会需要作为育人基本要求,而忽视了人性论基础和现实生活的根基,虽然一直在强调德育为先、以德育人,但在教育及管理实践中往往只关注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的抽象知识,甚至不适当地将道德教育纳入意识形态范畴。在日常教育中,教师往往以道德的权威者、真理的化身对学生进行控制与灌输,忽略了对学生整体人格的塑造,忽视或无视学生的精神感受和情感体验,人本身被边缘化了[5],使今天的道德教育出现“理想高尚,行为失范”的悖论:从应然角度看,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教育活动而促成学生人格的完整发展,从而增进学生之道德福祉。教育管理作为塑造人、培养人的人文性活动,促进学生个性的发展、铸就良好的人格是其核心价值诉求。但是,从实然状态看,在强大而迅猛的现代性语境下,在科学理性主义和工具主义的强势渗透下,出现了“学校的繁荣,教育的衰退”,强制性的现代教育及其管理出现了压抑学生个性,甚至扭曲学生人格的现象。

三、人性预设的偏误:教育管理现代性危机之根源

现代性重新定义了“人”的概念——以理性去定义人,人的理性所表现的权力意志规定了新时代的人的本质,使人的存在失去了根基。人通过“控制的理性”而表明,人在与一切存在物包括人自身的一切关系中,是作为支配者与统治者的身份出现的,这就把世界设置为可统治的对象的整体,世界变成了纯粹的材料的世界,“事物的全部构成都可能为了人的使用目的而加以改造”,万物被抽象为可塑造的某种对象。人本身与他的世界成为对象化的物质。[6]因此,因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驾驭一切引发的现代性危机,其实质是技术理性的危机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人性危机[7]。现代教育的“异化”、教育管理的现代性危机其根源正在于此。

教育管理的现代性危机其实质上是现实的教育管理问题在理论层次、思想观念和实践活动中的具体表现,究其根源就是人性假设的偏失、“人”的观念的危机,也就是由于单向度的理性人假设造成的结果。现代性进程中,科学理性无限膨胀,工具理性主义下单向度的人性假设把人看成是理性的动物,把理性看成是人的本质,人被抽象化、理性化与工具化。在教育世界里,科学理性主义驾驭一切的结果致使教育与生活世界的割裂、教育与社会不相适应;技术本身的不平等性造成社会不同阶层、不同地区、不同性别之间教育的各种不平等;对技术的盲崇使得文化、语言、道德等教育出现危机。在绝对理性主义时代,教育管理同样陷入了现代性危机之漩涡,在最应该体现人性和人的价值的教育管理实践活动中,却存在着严重的对人性的漠视和人的价值的缺失现象。人道的残缺、民主的遮蔽、公平的戕害、公益的褪隐等,使得我们当前的教育管理活动难以涵养生命,出现人性的荒漠,没有生命意义和精神价值观照的“奴化”和“物化”的教育管理,训化出的是旨在提高效率的“理性工具”、单向度的“经济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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