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共（布）、共产国际与广州起义——围绕三个重要问题的分歧及我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产国际论文,我见论文,分歧论文,广州起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2；E29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7）-05-0041-07
在联共（布）、共产国际指导下发动的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重大事件。近年来，我国党史学界根据新的史料，对于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在广州起义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讨。但由于受历史上形成的观点影响，有些研究者对于联共（布）和共产国际作用的评价存在一些偏颇之处。这些偏颇之处不仅影响到对到联共（布）、共产国际与广州起义关系的客观评价，也影响到对广州起义有关问题的正确认识。本文试图通过探讨联共（布）、共产国际内部围绕要不要举行广州起义、要不要与张发奎进行谈判、广州起义是不是盲动主义这三个重要问题上的分歧，解析联共（布）、共产国际与广州起义的关系，并就这三个问题提出自己的拙见。
一、要不要发动广州起义
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最初决定在广州发动起义，是为了配合南昌起义军占领广州，并最终在广州建立苏维埃政权，以作为继续革命的基地。但是，南昌起义部队在南下失利后，还要不要发动广州起义？在这一点上，联共（布）、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之间，存在着意见分歧。
1927年10月初，南昌起义部队在南下途中遭到重创。这一消息在莫斯科引起很大震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分别召开会议，分析失败的原因，研究善后工作；要求中共中央务必使党联合起来，将干部集中在大工业中心城市和农民革命运动的主要地区，避免在这个时期分散党的力量，防止在新的革命浪潮高涨时有可能耗尽力量。① 这实际上是积蓄力量、以利再战的方针。中央临时政治局也曾致函中共广东省委，指出：“中央认为叶、贺既已溃败，在最短时间暴动夺取广东全省政权的计划，暂时已经不可能”，“广州暴动的计划应即停止”②。
然而，在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指导下于11月9日至1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不承认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认为中国存在着“直接革命”的形势。会议未从南昌起义军的失败中吸取应有的教训，而是确定了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并要求农村暴动同城市暴动相结合，且以城市暴动为“中心及指导者”，以形成城乡的武装总暴动，直到造成一省或几省的革命胜利的局面。11月17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通过《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彻底放弃了此前关于停止执行广州起义计划的决定，要求广东省委号召全省工农暴动；号召广州市的工人捣毁反动工会，杀死反动领袖，形成全市总同盟罢工，以夺取政权。③ 此时以张太雷为领导的中共广东省委，对广州起义也抱着非常积极的态度。
正当张太雷等人积极准备起义之际，11月28日，共产国际代表纽曼到达广州。从他11月29日发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电报可以看出，他是坚决支持广州起义的。电报说：“我们决定在广州采取准备起义和成立苏维埃的坚定方针。我们正在组织大罢工，开始成立在革命工会领导下的赤卫队。”④
此时，在苏联和共产国际内部，也有一些人对举行广州起义持反对态度。苏联驻广州领事馆的成员，“都不相信起义会取得最后胜利，因为广州外围的反动势力太强大了”⑤。11月29日，苏联驻广州领事馆总领事波赫瓦林斯基在给加拉罕电报中明确提出：“立即举行暴动的方针是错误的，因为党没有力量在广州夺取和建立政权。”⑥ 共产国际驻上海代表佩佩尔在也认为，南昌起义军在汕头失败后，“意味着（至少在目前和最近一个时期）丧失了最后一支革命军、最后一块革命地区和国家机关……这等于反革命势力的某种加强和联合，工人阶级和农民的一定削弱，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延缓革命的速度”⑦。在广州起义前的12月4日，在苏联工农红军参谋部工作的越飞在给加拉罕的报告中指出：“最近，我们得到了关于在广东准备举行武装起义的情报。然而，有些情报人士担心，发动可能为时过早，因为党没有足够的力量。有鉴于此，看来必须：1.通过派专业人员加强从中国的情报来源。2.准备一批受过军事训练的同志，按共产国际执委会系统派到中国去工作（军事工作，组建红军，农会工作等）。3.放弃局部的和单独的发动，准备在一个大的地区同时举行大规模的工农暴动。”⑧ 遗憾的是，这些重要的建议都没有引起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足够的重视。
而此时，广州起义已经箭在弦上。12月9日，纽曼接连向莫斯科发出两封电报，报告了起义计划：黎明时首先由独立团和赤卫军占领警察总局（指公安总局），然后占领其他战略据点和机关，同时举行总罢工，选举苏维埃代表，用缴获来的军用品进行武装，颁布法令，农民从郊区冲进市内等等。电报还说，如果接收不到莫斯科的答复，起义将按计划发动。⑨ 纽曼的电报转到联共（布）中央书记斯大林手上后，斯大林没有就如此重大的事情召集专门会议，仅仅是通过电话征询了政治局委员意见，便于12月10日给纽曼发去电报。内容是：“关于广州事变的电报收到。鉴于群众中存在一定的情绪和当地比较有利的形势，不反对你们的意见，建议行动要有信心要坚决。”⑩ 就这样，在纽曼和中共广东省委的坚决主张下，在联共（布）领导人的支持下，广州起义于1927年12月11日凌晨爆发。
广州起义爆发后，远在莫斯科的苏联工农红军参谋部的人，着实揪着一把心。曾在中国工作过的越飞就“很不安，甚至有些悲观”。当他看到苏联《真理报》12月13日发表的有关社论后，警告说：“要写得小心谨慎些……在最近2—3天内可能出现致命的结局”。（11） 别尔津在12月12日晚经过对总形势的分析，得出结论：“工农政权有被广东反革命势力和香港武装力量摧毁的危险。只有工农英勇抵抗以及我们及时给以武器、经费和人力支援才能挽救局面。”（12） 他立即将自己的想法写出来报告有关领导。然而，当这些建议都还来不及讨论的时候，起义就失败了。
笔者认为，发生在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之间关于要不要举行广州起义的分歧，根源在于对中国革命总形势和广州形势估计上的分歧。坚持举行广州起义的人，看不到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认为中国共产党有能力领导工人举行城市暴动。在他们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内对于如何从大革命失败过渡到苏维埃运动，也存在着相当大的盲目性，同时为了表示与右倾错误的决裂，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不顾主客观条件是否允许，急于通过发动起义来推进革命进程。于是，一场涉及数千人生命的起义，就这样在策划者没有多大胜利把握的情况下爆发了。
要不要发动广州起义，关键是看起义的目的能否实现。在革命的低潮时期，尤其是在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相继失败的情况下，在广州这个中心城市发动起义，目的是什么？在纽曼和广东省委的报告中，除了一些空洞的口号外，最具实质意义的就是建立广州苏维埃政权。然而，对于能否长久占领广州并使苏维埃政权发挥作用，就连纽曼和广东省委领导人都不敢肯定。纽曼在给莫斯科的电报中说：“占领广州的希望是很大的，但要守住是非常困难的。但我们想，利用军阀之间的斗争，工人发动的规模，解除士兵武装和农民暴动，是能够对付的。”（13） 从“对付”二字来看，纽曼当时并无绝对把握。再看中共广东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广东省委指出：“我们的力量并不大，但是我们相信发动后一定能得广大群众的拥护，这种平民革命的行动，一定能影响敌人的军队使之瓦解。假使我们坚持两星期，一定能得到国际具体的帮助。”（14） 将坚守广州的希望寄予一些不可知的因素，这显然是在打无把握之仗，违背了战争的一般原则。有人根据纽曼和中共广东省委的报告，认为当时起义的条件是成熟的，因而断定起义的决定是正确的，不是盲动。这实际上是只看到广州城内一时的力量对比，看不到长远的力量对比。斯大林后来评价说：“广州暴动不是革命高涨之开始，而是革命退后之结束。”（15） 既然广州起义时革命已经处于低潮，那么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之下，以牺牲5000多人的代价换取仅坚持了3天的“广州公社”，这不是盲动蛮干又是什么。当时如果联共（布）、共产国际领导人能够听取有关忠告，如果中共领导人、纽曼和广东省委能够从南昌起义军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像毛泽东一样，放弃在广州这个中心城市的起义，将可以支配的力量撤退到农村去，这不仅可以保存有限的革命力量，还可以为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打下基础。
二、要不要与张发奎进行谈判
1927年11月，张发奎在夺取广州政权后，即面临李济深所部三面围攻的压力。为了摆脱可能被李济深打垮的危机，张发奎曾数次派代表与中共广东省委负责人进行接触，要求共同磋商如何保卫广州、抵抗李济深等事宜。
当时在广州担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顾问的谢苗诺夫认为，张发奎与李济深的冲突，是小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的冲突，如果共产党现在举行广州暴动，即是帮助了李济深。他主张以共产党军事委员会名义和张发奎、黄琪翔进行谈判。对于谢苗诺夫的建议，苏联驻广州总领事波赫瓦林斯基是坚决支持的。但广东省委大多数人认为，张发奎与李济深的战争，不过是一场互相争夺地盘的军阀混战，不主张与张发奎的代表谈判。为了争取多数人的支持，谢苗诺夫又到香港，召开广东省军委会议，陈述自己的意见。但除了个别人支持他的意见外，多数省军委会成员仍然认为“绝对不能与张发奎妥协，广州应准备暴动”（16）。广东省委成员不同意与张发奎谈判，还对谢苗诺夫产生了反感，要求撤销他的职务。（17）
纽曼坚决支持中共广东省委的意见，并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对谈判下了“禁令”（18）。在给莫斯科的报告里，纽曼将与张发奎谈判的主张斥之为“腐朽的惊慌失措的方针”（19）。在纽曼的支持下，广东省委坚持所谓“不妥协”的立场。直到暴动前一星期，张发奎还寻找中共代表，要进行谈判，“但广东省委拒绝与他对话”（20）。
要不要与张发奎派谈判，实际上是在革命力量面临强敌时，要不要对敌人采取分化瓦解政策，要不要尽可能争取能够合作的对象，哪怕是一时的合作。不赞成与张发奎派谈判的人，认为张发奎等也是反动军阀，也属坚决反对之列。实际上，比起一般军阀来，张发奎和黄琪翔还是具有一定民主意识的。正如波赫瓦林斯基所分析的：张发奎和黄琪翔虽然有其反动性，但在国民党内可以称为“改革派”。对国共两党关系更为了解的谢苗诺夫，认为张发奎派确有争取的可能。他说：早在南昌起义部队占领汕头时，张发奎就开始和中共谈判。而张发奎的助手黄琪翔对苏联和共产党还有一定的好感，共产党员在他的军队里担任许多负责的职位。（21）
谢苗诺夫和波赫瓦林斯基的判断是否正确，还是来看一看事实。且不说大革命时期在张发奎部队中共产党的力量，即使在南昌起义之后，张发奎部队中的共产党员也并没有被赶尽杀绝。在广州起义中担任主力的国民革命军第4军教导团，是根据张发奎的命令到广州的，全团共1500多人，其中有200多名共产党员，还有一批受共产党影响的先进青年。再看张发奎到广东后成立的警卫团，全团有1000多人，团长梁秉枢即是共产党员，领导骨干中也有一批共产党员，党还通过叶剑英的关系把一批党员军事干部调到该团工作。对于这两个团的情况，张发奎不可能不了解，但他没有动手清除，说明他还是不想同共产党彻底反目，还想以此作为同共产党谈判的基础。
为了证明张发奎是反动军阀，证明张发奎没有诚心谈判，中共广东省委于11月28日公开向张发奎、黄琪翔提出进行谈判的六项先决条件：“（一）即刻释放一切革命的政治犯；（二）即刻交还现被走狗改组委员会所强占的革命工会会所；（三）完全保留并保护省港罢工工人原有一切权利；（四）完全恢复言论、出版、集会、示威、罢工及工人阶级组织的自由权。共产党、革命工会及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完全享有公开活动的自由；（五）逮捕处罚一切惯于以恐怖手段对付工人阶级的分子；（六）即刻武装广州工人，在广州工人代表大会指挥之下。”广东省委认为，“张发奎、黄琪翔绝对不会接受我们这些条件，因为他们是军阀”。（22） 对于张发奎来说，这六项先决条件确实是难以接受的。但尽管如此，张发奎还是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黄琪翔、陈公博赞成，张发奎无表示，朱晖日极力反对，李福林未出席，卒无结果”（23）。如果广东省委能够利用张发奎积极主动要求谈判的愿望，从合作的目的出发，将条件订得低一些，也未必不能达成一致。
要不要与张发奎合作，还要看合作是否对共产党有利。1928年6月27日，周恩来在中共六大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言时，分析广州起义失败的原因是：“1.它是在工人被击溃后发生的。2.工人没有受过训练。3.作战计划不好。没有进攻精神。根本没有撤退计划。4.没有做士兵工作。5.没有同农民建立联系。”（24） 这几个原因都说明广州起义的准备并不充分。如果广东省委能够利用与张发奎的合作关系，争取一定的时间和机会，将工人训练好，将农民充分发动进来，同时做好瓦解敌军的工作，并制定详尽周全的起义计划，这样即使起义后不能长久占领城市，也可以在保存力量的前提下有计划地撤到农村去。
事实证明，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拒绝与张发奎派合作，实际上是将可能成为同盟者的派别，推到了对立面。这样做，除了使革命力量更加孤立，徒然增加被敌人消灭的风险外，并无任何好处。
三、如何评价广州起义
广州起义以失败而告终。5700多名中国人和100多名朝鲜人被敌人残杀。而令斯大林等人感到切肤之痛的，则是包括苏联驻广州领事馆副领事哈西斯在内的5名苏联人被害。对于牺牲如此巨大的广州起义该如何评价？在联共（布）、共产国际内部存在着不同意见。
广州起义失败后，在共产国际内部有一批人进行了沉痛的反思，认为广州起义是在条件并不成熟的情况下采取的盲动和冒险行动。他们提出，广州起义的社会基础不够广泛，取胜的条件不够成熟，革命和反革命军事力量的对比不利于起义，起义的时机选择不当。（25） 红色工会国际总书记洛佐夫斯基还特意指出，广州起义时没有考虑到列宁关于如何组织和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组织起义的忠告。（26） 列宁的忠告是什么呢？列宁说：“起义要获得胜利，就不应当依靠密谋，也不是靠一个党，而是靠先进的阶级。此其一。起义应当依靠人民的革命高潮。此其二。起义应当依靠革命进程中的转折点，即人民先进队伍中的积极性表现得最高，敌人队伍中以及较弱的、三心二意的、不坚定的革命朋友队伍中的动摇表现得最厉害的时机。此其三。在这三个条件下提出起义问题，正是马克思主义和布朗基主义不同的地方。”（27） 而广州起义在发动时，实际上并不完全具备这三个条件。因此，洛佐夫斯基认为，中国党存在着盲动主义倾向，他担心“盲动主义会造成党和群众之间的裂缝。只要这种裂缝一形成，那么它就会自动地发展和扩大”（28）。
1928年1月31日，布哈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讨论中国问题的会议上，针对纽曼认为广州起义的失败只是由于军事技术上的原因，指出纽曼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他认为，“没有足够广泛的社会基础来举行胜利的暴动”才是根本原因。他说：“在未做一些准备工作之前，我们本应等一等再举行暴动。”他总结广州起义的经验教训是：“必须加强党在群众中的工作，工会工作，说服群众的工作”，并提出“要同恐怖主义和盲动主义作斗争”（29）。这说明，布哈林也认为广州起义存在着盲动主义的成分。
在上述认识的影响下，1928年2月2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会议在肯定“广州暴动是中国无产阶级建立苏维埃政权之英勇的尝试，对于工农革命的发展有极大的作用”的前提下，批评指导机关的错误是：“工农之中预备的工作不充分，敌人军队之中的工作也不充分，对于黄色工会会员的态度不正确，党部及青年团本身的准备不充分”等等（30）。在总结广州起义教训的基础上，共产国际执委会提出，“必须坚决的反对工人阶级某种成份之中的盲动主义，反对无准备无组织的城市与乡村中的发动暴动，反对玩弄暴动”；党的当前任务之一是“反对‘左倾的高调’（‘先锋主义’，组织‘新共产党’的论调，恐怖主义，盲动主义，强迫罢工等等）”（31）。
在联共（布）、共产国际内部一些人从总结经验教训的角度出发，对广州起义的有关问题进行反思，提出要警惕和反对“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时候，斯大林直接对中国共产党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1928年6月9日，斯大林在会见中共领导人时说：“广州暴动是否是盲动主义？不是！盲动主义是幻想出人工造成的军事阴谋，广州暴动则不是。广州暴动的结论是，中国党和工人阶级想巩固革命地位的英勇的企图。……这个企图结果是失败了。当暴动者去暴动时，一定要想是可以战胜敌人的，故他们可以说，这是新的革命高涨的开始。但在客观上只是工人阶级在过去高潮中的最后一次斗争——回光返照的企图，故遭到失败了。”（32）
根据斯大林对广州起义的评价，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认为：“把广州起义看作盲动是完全错误的。广州起义是中国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过去一个阶段所进行的英勇的后卫战，尽管领导犯了严重错误，但它终究是中国革命的新的、苏维埃阶段的一面旗帜。”（33） 在共产国际影响下，中共六大也认为：“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尤其是广州暴动，在政策上决非盲动主义的政策。”“广州暴动是必要的英勇的尝试，是为保障革命胜利的斗争，是使革命深入，直接创造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不过客观上广州暴动在革命失败过程中成为‘退兵时的一战’。”（34） 为了宣传广州起义的伟大意义，中共六大还决定将广州起义日定为固定的纪念日。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斯大林公开否认广州起义是盲动主义的谈话之后，1928年6月27日，周恩来在中共六大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作报告时说，在举行广州起义时，“我们没有搞懂什么是起义。这是盲动主义。我们不懂农民暴动的作用和意义”（35）。许多参加广州起义的人反思了广州起义失败的原因，提出这次起义存在着党的领导不得力、群众发动不充分、起义计划不详尽等缺点。但是，在充分肯定广州起义伟大意义的强有力的声音面前，这些声音或者被压制，或者受到指责和攻击。
共产国际六大之后，随着由斯大林发动的反对布哈林右倾的斗争愈来愈激烈，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内部的“左”倾情绪也愈来愈高涨。在“左”倾思想泛滥的情况下，一些认为广州起义犯有盲动错误的人，被扣上“托洛茨基派”、“孟什维克”的大帽子。而对广州起义的评价，则在“左”倾思想的鼓噪下愈来愈高。本来对广州起义就有极高评价的中共领导人，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对广州起义的宣传更是不遗余力，乃至超过了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不再是“退兵时的一战”，而成为“中国苏维埃革命阶段的开始”，“是一个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著作，与英勇的、伟大的巴黎公社有同样的价值”（36）。评价广州起义的高调就这样一直唱下来，人们不敢也不想将调子降下来，似乎这样做是对英勇牺牲的张太雷和5700多名同胞的不敬。
笔者认为，毫无疑问，以张太雷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广州起义期间用生命和鲜血所谱写的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将永载史册，永远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财富。但广州起义毕竟是失败了，中国共产党毕竟为此付出了巨大而惨痛的代价。列宁曾经指出：“无论过去和现在，我们的力量就在于我们对最惨重的失败也能给以十分冷静的估计，从失败的经验中学习怎样改变我们的活动方式。因此应当直言不讳。这一点，不仅从理论的真理来看，而且从实践的方面来看，都是重要的和值得注意的。如果昨天的经验教训没有使我们看到旧方法的不正确，那末我们今天就决不能学会用新方法来解决自己的任务。”（37） 当年，由于斯大林等人不愿承认广州起义是“左”倾盲动的产物，致使已经存在于中共党内的“左”倾错误迅速泛滥，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广州起义过去80年了，今天，如果我们仍然迷恋于欢呼“广州公社”的伟大意义，用“虽败犹荣”来宽慰自己，显然就是不负责任的了。只有对广州起义作出冷静客观的评价，才能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并对未来有所裨益。
评价广州起义是否犯有“左”倾盲动错误，首先应该看广州起义是在党的思想状况处于何种情况下决定和发动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形势是敌强我弱，革命处于低潮。但是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否认中国革命这个现实，将革命形势夸大为“不断高涨”，不是指导中国共产党人组织有秩序的退却，反而要求在各地发动毫无胜利希望的起义。南昌起义军在进军途中惨败后，中国共产党人本应吸取教训，将革命力量有组织地退到广大农村去。但在莫斯科驻华代表指导下，中央临时政治局在1927年11月召开的扩大会议上，认为中国革命是“无间断的革命”，这使得党内已经存在的急躁拼命情绪进一步发展，导致“左”倾盲动思想在党内占了主导地位，一些地区发生了强迫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和盲目烧杀等情况。对于中共党内“左”倾思想的抬头和迅速膨胀，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佩佩尔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中有如下反映：近来在党内存在着“盲动主义”的危险，认为需要赶紧举行革命暴动，而不考虑力量对比，“工农革命”的思想被错误地解释成只有暴动，只有暴动这一招儿是群众同统治阶级作斗争的武器，而不管力量对比、不管当前的政治形势和地方上的具体状况如何。还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暴动不是群众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顶点、顶峰，而是应当取代其他一切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方式的奇效手段、万应灵药。他警告说：“这种盲动主义的观点十分危险，因为它会导致轻率的暴动，造成对组织上和政治上的准备估计不足，甚至完全忽视这种准备，还会导致流血的惨败、群众的涣散和党的毁灭。”（38）
广州起义正是在急躁和盲动情绪在党内占支配地位的情况下促成的。起义前虽然做了一些准备，但从起义没有退却计划、领导人支持纽曼的“进攻进攻再进攻”的盲目蛮干的观点来看；从领导人明知起义后很难守得住广州城，却一再急切地希望举行暴动的情况来看，这次起义确实是在“左”倾盲动错误指导思想之下发动的。而广州起义的结果，也正如佩佩尔所担心的那样，是“流血的惨败”。
如果说广州起义前，斯大林等人对佩佩尔的严重警告没有在意的话，那么广州起义失败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米特凯维奇再次警告说中国党内存在着“革命急躁情绪和盲动主义病症”（39），则应该引起斯大林等人的警惕。然而遗憾的是，斯大林等人此时对中国革命的高潮非常期待，既对中共党内“左”倾错误的严重性估计不足，也不愿承认广州起义是“左”倾盲动错误指导思想之下发动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就不能正确地指导中国共产党人对广州起义进行正确的反思，并从起义的失败中吸取应有教训。其结果是，中共党内存在的“左”倾错误非但得不到有效的遏止，反而很快在党内泛滥成灾。
综上所述，联共（布）、共产国际内部在要不要举行广州起义、要不要争取张发奎、如何评价广州起义这三个重要问题上的分歧，实际上是如何正确看待中国革命形势、如何正确制定中国革命策略上的分歧。如果当时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认清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的形势，认清敌强我弱的力量态势，以保存革命力量为目的而不是盲动蛮干，广州起义失败的悲剧是可以避免的。毛泽东正是因为认清了形势并采取主动退却的策略，才领导秋收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保存了革命力量，开辟了革命根据地，为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寻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笔者认为，广州起义失败的教训是相当深刻的。只有在解放思想的前提下，对广州起义的有关问题进行深刻反省，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才是对广州起义最好的纪念。
注释：
①《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35、138页。
②《广州起义资料》（上），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9、30页。
③《广州起义资料》（上），第55页。
④《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第140页。
⑤〔苏〕波赫瓦林斯基：《广州的悲剧——一个目睹者的记述》，《广州起义资料》（上），第288页
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第141页。
⑦《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第145页。
⑧《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第191页。
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第169～171页。
⑩《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第173页。
（11）《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第186页。
（12）《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第195页。
（13）《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第170页
（14）《广州起义资料》（上），第90页。
（15）《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第477页。
（16）《广州起义资料》（上），第82页。
（17）《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第161页。
（18）《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第330页。
（19）《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第171页。
（20）《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第330页。
（21）《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第330页。
（22）《广州起义资料》（上），第70～71页。
（23）记者：《广州大暴动纪要》，《布尔塞维克》第9期，第263页。
（24）《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第502～503页。
（25）《广州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第339页。
（26）《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第197页。
（27）列宁：《马克思主义与起义（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信）》，《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35～236页。
（28）《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第197～198页。
（29）《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第238、242页。
（30）《广州起义》，第328页。
（3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760、761页。
（32）《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第481页。
（33）《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575～576页。
（3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307、308页。
（35）《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第503页。
（36）《广州起义》，第361页。
（37）列宁：《论新经济政策》，《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71页。
（38）《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第147～148页。
（39）《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第2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