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瑶[1]2000年在《战后初期苏联战时经济向和平经济的转变》文中指出战时经济转向和平经济，是二战后许多国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苏联作为受损失最大的反法西斯国家之一，其经济转变的任务尤为艰巨。苏联是如何面对这一要求，推行了哪些政策，其效果又如何?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长期以来，中外学术界都没有做出令人满意的回答。有鉴于此，笔者选择它作为研究对象，以期能有所突破。 文章的正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详细分析了苏联由战时经济向和平经济转变的历史背景，指出了苏联经济转变的客观必然性，可能性和迫切性，为文章以后的论述做铺垫，笔者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初，苏联民生凋敝，原有的经济和经济结构遭到严重破坏，战时体制急需调整；同时，此间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愈加突出，国际形势相对缓和，为苏联经济转变提供了难得的良机；经济改革思潮逐渐兴起，使经济转变日益迫切；另外，由于苏联的官方史书历来否认外援和战争赔偿对苏联的作用，文章特意辟出一节对此问题进行分析，认为这种影响不容忽视。 在文章的第二部分，笔者着重分析了当时苏联领导人对于经济转变的指导思想。在当时的中央集权体制下，苏共领导人指导思想的变化是经济转变的思想根源，而斯大林等人的指导思想更是直接左右着国内的经济制度和政策，并影响经济建设的效果。 文章分析了斯大林、温和派和强硬派、以及计委主席沃兹涅先斯基的经济主张，认为：斯大林在战后初期对国际局势较为乐观，其短期计划主要是国民经济改组，与经济转变的要求较吻合，但随着冷战加剧，他开始放弃短期计划的思想，转而追求长期计划的目标；持温和主张的日丹诺夫派从得宠到失宠，对经济转变带来一定影响；沃兹涅先斯基的经济主张中和了领导人整体的思想，直接影响了经济计划的制定和经济政策的实施。整体看来，中央对经济转变基本认为是短期就能完成的事情，且重视不够，所以，到1947年基本回到30年代的思路上。 第叁章则分析了当时围绕指导思想而产生的各种方针，法规和管理机构的变化。由于苏联领导人在经济转变指导思想上的游移，导致了战后初期苏联经济转变方针的摇摆和不明确性，文章以四五计划为参照，认为：四五计划包含了经济转变的部分内容，即规定1946年完成国民经济改组，但远远不是经济转变的全部要求。因此，苏联对经济转变缺乏明确而系统的方针。在其相应的法律法规和管理机构方面，尽管调整了一些相关法律法令，中央下放了一些经济管理权力，但总体而言，这并没有能够营造出符合经济转变所必需的条件，甚至可以说，在很多方面，还长期保留维持战时体制的内容与特征。 由于存在着诸多问题，所以在文章的第四部分；笔者指出，苏联在战后初期的经济转变的成呆大打折扣，国民经济调整的实际情况参差不齐：在经济布局上，东部地区重要性下降，使地区经济出现新的不平衡；1946年，工业部门比例趋向协调，但也没有完全完成国民经济改组和经济转变的任务；对农业来说，1946年是个大灾荒年，以后到50年代中期才达到战前的水平，而且，战后没收人们耕种的部分土地，也压制了农民的积极性；由于农业出现问题，商业调整也随之推迟，但贷币改革和取消配给制使战后商业得到一定发展。 由此可见，在国民经济领域，1946年是没有完成改组的．而且，战后又逐渐回到36年代确立的模式：偏向西部的区域结构，重工业重新成为重点建设的部门，轻工业、食品工业、农业和商业相对受到抑制．在有些方面，由于继承了战时体制，反而比30年代更加仁化． 根据以上分析，文章在最后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在战后初翔，苏联的经济有所发展，战时经济有所改变，但是没有完全转向和平经济的轨道．
杨维[2]2007年在《战后初期美国战时经济向和平经济的转变》文中提出战时经济转向和平经济，是二战后美国最重要的任务之一，美国顺利实现了转变。这次战后经济转变，作为重要的历史和经济现象，国外研究较多，但主要是集中在某一个方面，不全面；国内，基本上都是简要论述和评价。本文运用历史学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从回顾历史、分析背景入手，论述转变的具体过程，然后得出结论，做出评价。全文力求论述全面、分析透彻。全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回顾历史。通过回顾美国独立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从战时经济向和平经济的转变，得出结论：美国在历史上一直未能顺利实现这一转变。美国在二战后顺利从战时经济转入和平经济，就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第二章，分析二战后美国从战时经济向和平经济转变的历史背景。首先，国内因战争摆脱了“大萧条”的影响，进入战时“繁荣”，但因为民用生产被压缩，民用需求被抑制，临近战争结束时，国内对转变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其次，战争结束后，国际形势相对缓和，恢复和发展经济成为主流。最后，领导人大意，战时准备不充分，经济学家们的意见未能被重视，为战后美国战时经济向和平经济的转变增加了难度。第叁章，论述二战后初期美国战时经济向和平经济转变的具体过程。面对战后严峻的国内形势，艰巨的转变任务，美国政府强化国家干预，通过对经济的大规模的新的干预，顺利实现了战时经济向和平经济的转变。第四章，论述转变的效果，进行评价。转变顺利进行，促进了经济发展，并使失业率一直保持在较低的水平，同时，转变带来了深远影响，有重要的现实和历史意义。
陈建平[3]2004年在《在“公平施政”的旗帜下——杜鲁门政府内政研究》文中指出杜鲁门继任总统后，在内政方面，顶住保守派的巨大压力，继承罗斯福的政治遗产，提出了公平施政纲领。公平施政不仅捍卫了罗斯福新政的成果，而且还在继承新政成果的基础上对新政加以完善和拓展，是美国20世纪新自由主义改革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公平施政对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提高美国人民物质文明生活水平、实现更大程度的种族平等、使美国进一步向福利国家迈进等方面都起了积极作用。正是杜鲁门的公平施政，才传承了美国20世纪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把美国社会推上新的发展台阶。因此，本文以《在“公平施政”的旗帜下——杜鲁门政府内政研究》为题，力图对杜鲁门的公平施政作一个全面的论述。 全文约22万字，共分为7个部分，即绪言、第一章公平施政纲领的出台及背景、第二章宪政制度的完善和政府机构改革、第叁章杜鲁门政府的公民权利问题、第四章杜鲁门政府的经济政策、第五章杜鲁门政府的社会保障政策和结束语。 绪言部分简要介绍了本课题的研究意义、杜鲁门的生平及其所处的时代、国内外史学界对本课题的研究现状以及本文写作的初衷。 第一章公平施政纲领的出台及背景。本章先介绍杜鲁门继任总统时所面对的国际国内局势，特别是在国内政治和经济方面所遇到的一系列难题。然后叙述杜鲁门公平施政纲领的主要内容及其演变过程。 在大战结束时，杜鲁门向国会提出了包括政府机构改革、充分就业、扩大社会保障、解决公共住房等计划在内的21点纲领，从而拉开了“公平施政”的序幕。1948年竞选连任成功后，杜鲁门在其1949年的年度国情咨文中，把过去各种建议综合起来，形成一个更广泛、更系统、更具体的计划，正式提出了“公平施政”的口号。从此，“公平施政”就如罗斯福的“新政”一样，成为杜鲁门政府内政纲领的标志。公平施政是罗斯福新政的继续和发展，公平施政是20世纪初以来美国新自由主义改革的一个承前启后的历史阶段。 最后再分析杜鲁门提出公平施政的叁个因素：杜鲁门个人政治上的需要、杜鲁门个人政治信仰的反映以及杜鲁门政府对外政策的必然要求。 第二章宪政制度的完善和政府机构改革。本章介绍杜鲁门对国家机器进行的必要调整，即对政府机构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并完善了美国的宪政制度。 杜鲁门修改了美国总统继任制的有关规定，进一步扩大总统的权力，特别是在立法、外交等方面的权力，从而完善了美国的宪政制度。 杜鲁门的政府机构改革包括裁减战时机构和改组、增设一些新机构两个层面。杜鲁门把政府机构改革作为公平施政的一个重要内容，大力裁减在新政和战争期间设立的一些政府机构，提高办事效率，减轻政府负担。同时根据形势的需要，增设国防部、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委员会、原子能委员会、参谋长联席会议、经济顾问委员会等一些重要机构，使美国政府行政机制得到进一步完善，更加适应时代的要求。 杜鲁门进行的政府机构改革使美国政府的决策机制更加完善，决策程序更加规范，更具有科学性和民主性。同时，总统权力的扩大提高了总统解决日益复杂、广泛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的能力，完善了美国的宪政制度，这些都对战后美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叁章杜鲁门政府的公民权利问题。本章介绍杜鲁门时期同公民权利有关的叁个问题:联邦雇员忠诚调查计划、同麦卡锡主义的斗争、黑人民权状况的改善。 杜鲁门之所以在任内进行忠诚调查，既是美国反共产主义传统的反映，也是杜鲁门与保守派、特别是同共和党进行政治斗争的需要，同时也与杜鲁门自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关。忠诚调查在实施的过程逐步升级并越来越多地侵犯公民的自由民主权利，这是杜鲁门不愿看到的。杜鲁门虽然也是个坚决的反共产主义者，但是，他同共和党人对形势的判断完全不同，认为国内不存在着共产主义颠覆的危险。杜鲁门进行忠诚调查初衷是为了驳斥共和党对民主党政府对“共产主义软弱”的指责，希望在不剥夺个人权利的基础上来确保美国的国家安全。当杜鲁门感到忠诚调查对公民自由的威胁越来越大时，己经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改变它了。这是杜鲁门最悲哀的地方。 同麦卡锡主义的斗争是本章的第二部分内容。麦卡锡主义是麦卡锡等在美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掀起的一股反动政治潮流。杜鲁门对麦卡锡主义日益泛滥的非常痛心，也试图与之进行斗争，但收效甚微。 黑人民权状况的改善是本章的第叁部分内容。在黑人民权运动日渐高涨的背景下，杜鲁门在民权问题上采取一些重要措施，其力度大大超过了罗斯福时代。杜鲁门建立“总统民权委员会”对民权状况进行全面调查，该委员会经调查提出了《为保障这些权利》的报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在委员会报告的基础上，杜鲁门向国会提交了关于民权问题的立法的10点纲领。此外，杜鲁门还以颁布总统行政命令的方式绕过国会保守派的阻挠，取消了军队中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在杜鲁门政府的影响下，美国最高法院在几个有关民权的诉讼中做出了有利于黑人的判决，为最终废除“隔离但平等”的原则创造了条件。 第四章杜鲁门政府的经济政策。在经济方面，杜鲁门顺应20
郑淑云[4]2004年在《单极霸权——20世纪美国国策强度的叁次提升》文中认为国际社会是一个动态系统，系统内成员及其相对位置的发展变化是个常态。作为 20 世纪末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竞逐单极世界霸权的过程是不断调整自己与其他国家（尤其是主要国家）的实力位置与权力关系的过程。自身的国策调度、运作是其获得单极霸权的根本性因素。因此，循着 20 世纪美国成功登临单极霸权的道路考察其国策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于正致力于跨越性发展的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也应当能有所裨益。 鉴于总统在美国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核心地位，本文主要以国际战略学的原理，按照复杂问题简单处理的原则，以美国向单极霸权跃升的幅度为标准，选择罗斯福、里根和克林顿叁位总统，以叁个人物、其执掌的国策的内外两条主线为经纬梳理 20 世纪美国国策整体，探究美国成功登临单极霸权的奥秘，并对美国霸权的根基与运行机制，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启示阐述了个人的观点。 第一章 5→2→１：单极霸权的历史演进 美国政治文化关于其世界领袖地位的设定与美利坚民族脚踏实地的务实传统使美国追逐世界霸权的过程呈明显的渐进方式。２０ 世纪美国单极霸权地位的获得也是其实力与国际地位渐次提升的结果。在美国向单极世界霸权跃进的整体过程中，从美国实力与权力地位在国际社会动态系统中的变动看，２０ 世纪美国的霸权地位有叁次明显的提升：罗斯福总统利用二战契机，在“新政”恢复美国经济实力的基础上将美国的霸权从西半球扩展到全球；里根总统在战后历届总统遏制苏联的累积效应之上，以实力为根基，利用苏联内部的裂缝，催动苏联的解体过程，扫除了美国独霸世界的最大障碍；克林顿总统则以确保实力与地缘战略优势的国策安排使美国从冷战后不确定的单极时刻进入到“单极时代”。经历了从地区霸权到全球霸权，从两强之一到惟一的超级大国的转换，美国在２０ 世纪末登临单极世界霸权。 第二章 内向求强:美国国策的根本起点 霸权是国家实力与国际权力的内在统一。其中，实力是一个国家走上世界强国之路的决定性起点，也是决定其全程的关键。作为促进美国国势和国际地位叁次关键性提升 68<WP=75>的总统，罗斯福、里根和克林顿的国策整体都是以国内政策的调整、变更为美国竞逐世界霸权的起点。经济是霸权实力的核心。罗斯福“新政”终止了 1929-1933 年经济危机冲击下的美国实力地位下滑，固定了处于摇摆中的美国社会，为其投入二战的力量角逐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秉持“一半对一半”的国策理念，罗斯福新政对美国工业垄断部门和农业非垄断部门、垄断资本与消费者大众之间财富分配的结构性失衡进行纠正，为战后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国家干预的道路。经济与社会结构的相对均衡及相对平缓的周期波动为美国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奠定了基础，从而也为战后美国追逐单极霸权的过程提供了实力与政治保证。在此基础上，战后美国始终居于世界首要经济强国之位。但是，对内求得安定和对外争霸全球同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使美国的经济发展在 70 年代出现停滞膨胀和 80 年代的高预算赤字，领先于其他国家的相对优势不断缩小。里根和克林顿分别以“变革”性经济政策转变美国经济发展态势，前者引导美国初步走出滞胀，扭转了美国在国际经济力量对比中的不利态势，强化了与苏联对抗的基础；后者积极推动美国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迈进，率先构建了美国单极霸权的经济底座。从总体上看，20 世纪美国经济的发展态势与美国霸权地位的渐次提升具有内在一致性。第叁章 外向求权：从隐性霸权到惟一的超级大国实力是获取霸权地位的关键性因素，但实力转化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权力需要国策的调度。罗斯福总统以铸就美国世界霸权为整体目标，通过教育与引导，及“进两步，退一步，然后再把秋千向前荡”的策略突破民众对美国主动角逐全球霸权的心理束缚，在贡献于反法西斯战争的过程中赢得外部世界的认可，完成美国从经济大国到军事大国、政治大国的过渡，奠定美国世界霸权的全方位基础。而且，通过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安排，罗斯福总统将美国的“权力”制度化，实力与制度互相支撑，成为美国全球霸权的良性起点。从整体来看，战后美国历届总统无不以扩展美国的世界霸权为己任，在提升自己的基础上极力打击对手，实现美国世界霸权的依次推进。里根和克林顿辨识历史性机遇，以经济、军事、科技多层次的国策运作调度对手或挑战者，促成美国从两极中胜出，进而扩大单极优势的历史性转折。20 世纪美国霸权地位的叁次提升是从制度掩饰下的隐性霸权到公然压制一切挑战者的一超独霸的转化过程。第四章 内外反向运动：美国的霸权机制在国际竞争性社会中，20 世纪美国能够在整体上保持向单极霸权不断跃进的态势，内外反向运动的霸权运行机制是关键。经济力量是霸权实力的最基本源泉。面对危机或挑战，罗斯福、里根和克林顿依次提升美国世界霸权的起点是对国内实力的优先锻造， 69<WP=76>在国家干预与自由放任的周期性波动中寻求创造财富与分配财富的最佳结合，实现霸权实力质与量的螺旋式上升
苑基荣[5]2010年在《美国军工复合体：帝国支柱与挑战》文中认为军工复合体是以国防美元为核心以国家安全部门、军工企业及与国家安全相关的科研机构和国会中与国家安全相关的主要委员会为主体的拥有共同政治、商业、心理、道德和物质利益的正式或非正式的不断变化的结合体。同时还有城市官员、固定资产投资者,产业工人,与国防相关的股民及其相关的商业利益集团。军工复合体作为美国社会一股特殊的经济、政治势力兴起于冷战年代,其对美国的内政外交产生了独特而深刻的影响,对这一特殊利益集团进行深入研究对于我们了解美国当代民主政治运作、深入认识美国的对外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军工复合体政治关系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将美国社会中这一神秘力量及林林总总隐秘的政治、经济社会关系展现出来,揭示了这一力量在美国如何呼风唤雨,推动二战后的美国如何染上日益浓重的军事色彩,并如何在美国的政治制度框架中制造出国内民主与所谓国家安全之间的紧张关系,既成为帝国运行的支柱之一,又是帝国衰落的滥觞之一。军工复合体的兴起既是冷战作用的结果,也是美国民主体制演化的产物,其中还夹杂着公众对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崛起及其结合的恐惧。自二战以来,作为美国社会中一个超级利益集团,军工复合体已经发展成一个大社会,美国社会就是一个军工复合体。军工复合体通过各种渠道从国会和行政部门获取信息和情报满足自己需求,利用民主参政各种途径对选举、立法乃至整个政治体系和决策过程施加影响达到其目的。这些渠道和途径包括:各种顾问咨询委员会,金融机构网络,政治行动委员会,高层人员流动,草根运动,华盛顿办事处,广告,娱乐,制定国家战略,军售,军事援助,军事研发以及各种行业协会等。美国社会中民主秩序的稳定有赖于冲突与共识之间适度的平衡。从这个命题出发可以发现,军工复合体对帝国民主秩序构成了重大消极作用:第一,迎合了进步时代和新政以来的联邦集权化趋势,成为这一趋势的代表。第二,形成了一个垄断国家安全和武器采购的紧密小集团,排斥公众参与和可替代选择,混淆了公私界限,动摇了民主的根基。第叁,成为国际暴力和不稳定的根源,走向了民主秩序的对立面,威胁到民主秩序的稳定和发展。同时,军工复合体又是帝国民主秩序稳定的根基之一:首先,美国军工复合体以国家安全名义,在全球范围内与集权体制斗争,维护民主秩序的繁荣与稳定。其次,从参政渠道来看,它冲击了帝国民主秩序,但依然是美国社会内各种冲突力量之一。第叁,它是帝国战略的主要制定和执行力量之一。美国民主秩序的稳定关系到帝国的生死存亡,因此,军工复合体在成为帝国支柱之一的同时也是帝国破坏性力量之一,成为帝国衰落的滥觞。
尹爱栋[6]2015年在《战后美国劳工政策研究—从杜鲁门到艾森豪威尔》文中提出随着二战的结束,自新政以来为大萧条和战争所一度掩盖的劳资矛盾顿时尖锐起来。在冷战的国际大背景以及复杂的国内形势下,美国国内保守主义情绪空前弥漫,垄断资产阶级控制下的国会随之出现了急剧的右转趋势,其中以1947和1959年相继出台的《塔夫脱——哈特莱法》和《兰德勒姆——格里芬法》这两部重要法案为代表,对整个劳工阶级尤其作为其政治代表的工会组织权利进行了极大的控制和削弱。期间虽然也有像“21点纲领”、《1946年就业法》、“公平施政”等若干有利于劳工阶级的法律的出台,但终究却无力扭转战后劳工阶级日渐衰微的大势。从哈里·S.杜鲁门至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冷战前期的美国劳工政策逐渐由战后初期的较为激进转变为保守和较为务实,其间逐步确立的美国劳工政策的基础原则基本沿用至今。
参考文献：
[1]. 战后初期苏联战时经济向和平经济的转变[D]. 王瑶.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0
[2]. 战后初期美国战时经济向和平经济的转变[D]. 杨维. 湖南师范大学. 2007
[3]. 在“公平施政”的旗帜下——杜鲁门政府内政研究[D]. 陈建平. 华东师范大学. 2004
[4]. 单极霸权——20世纪美国国策强度的叁次提升[D]. 郑淑云. 吉林大学. 2004
[5]. 美国军工复合体：帝国支柱与挑战[D]. 苑基荣.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0
[6]. 战后美国劳工政策研究—从杜鲁门到艾森豪威尔[D]. 尹爱栋. 兰州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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