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势的理论化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均势论文,国际关系论文,其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6)01-0055-60
在国际关系史上，作为一种权力结构的均势并不是偶然的现象，它对人类历史和早期世界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西方学者有关均势的早期思想正是来源于历史经验，为了追求和平与理想的世界秩序，均势体系因其内在的政治稳定功能而深受学者青睐。政治学家开始把均势看作是一种实现国家政治稳定的权力结构，后来又把均势概念引入国际政治领域，均势被设想成为一种实现国际和平的条件，从而赋予均势以国际关系意义。
一、世界历史上的均势和均势思想
均势思想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代西方思想家的历史经验及对理想世界秩序的思考。亚里士多德最早论述了权力平衡分配思想。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主要关注国家权力的平衡分配与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这种权力均衡的思想不仅对民主政治的权力制衡论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也间接地影响了国际政治理论。亚里士多德关于国家权力均衡分配的思想包含着均势论的原始因素，“均势的最初含义是权力的均匀分布，在这种状态下，没有一国可以占据如此优势，从而对他国造成威胁”。①
奥古斯丁更倾向于用均势概念来界定国家间战争与国家间关系，即战争与和平问题。尽管奥古斯丁认为国家、阶级和集团之间的战争将持续到历史的终结，和平只是一种暂时的休战，却仍然对和平世界满怀憧憬。奥古斯丁设想的理想国际秩序是一个通过均势来维持的小国体系：世界由小国组成，每个国家满足于不大的领土面积和有限的权力，人类生活在和谐与和平之中。也就是说，国际社会将由野心不大、权力大致相同的国家组成，这种国际社会的控制性原则是势力均衡。如果发生战争，各国将像和平时期一样尊重交战双方的利益，即征服者以及被征服者的利益，以保持一种基本的平衡。② 生活在4-5世纪(354-430年)的奥古斯丁被认为是古典思想和现代思想之间的桥梁，他把亚里士多德关于国家赖以良性运作的权力平衡分配思想明确地运用于对国家间和平状态的思考，其关于国际秩序的均势构想堪称均势思想的最早版本。
但是，对均势的历史经验进行理论总结，并把它抽象为一种国家对外策略的是马基雅弗利(1469-1527)。他虽然没有直接使用“均势”这个概念，对势力均衡态势的分析却比奥古斯丁高明得多。在《君主论》中，马基雅弗利阐述了一种均势的统治艺术：“一个君主如果占有语言、习惯和各种制度同本国不同的地方，他就应当使自己成为那些较弱小的邻近国家的首领和保护者，并且设法削弱它们当中较强大的势力，同时要注意不让任何一个同自己一般强大的外国人利用任何意外事件插足那里。”③ 对那些弱小势力，“他(君主)只要注意不要让他们取得太大的力量和太大的权威；他依靠自己的力量并且在他们的帮助下，是能够很容易迫使那些较强大的势力屈服的，从而能够继续成为这个地区的完全的主宰。”④ 马基雅弗利认为，罗马人正是利用了均势艺术才得以稳固其统治，⑤ 相反，由于违背了均势原则，路易十二在1499-1512年间对意大利的军事占领招致了失败。⑥ 在马基雅弗利看来，国家生存与扩张的成功与否，在于能否处理好与己相关的各种力量的平衡。
如果说马基雅弗利在《君主论》中关于均势状态重要性的阐述只是出于一种经验的直觉，那么他在《李维罗马史疏义》中则把权力平均分配的观点发展成为了一种政治学理论。马基雅弗利认为，在每个共和政体里都有两个对立的集团，即平民集团和贵族集团，无论是贵族集团还是平民集团完全处于支配地位，共和国都容易腐化甚至恶化，走向极端。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制定一种与政治制度相关的法律，使对立的社会势力之间构成一种相互制约的均势。在这种均势中，所有利益集团都能参与政府的事务，彼此互相监督，这样就能防止“贵族的傲慢”和“平民的放肆”。由于彼此竞争的集团相互猜疑并时刻注视着对方的任何夺取最高权力的迹象，这意味着只有那些有益于公共自由的法律和制度才能被通过。因此，所有有利于政治自由的法律都来自集团之间的相互倾轧和争执不休。⑦ 显然，马基雅弗利的论述已经包含了权力制约与平衡的思想，难怪肯尼斯·汤普森在认为马基雅弗利对“邻国交战，这个国家该做什么”的问题只是“粗浅地思考”的同时，又说他是均势方面的理论家。⑧
大卫·休谟(1711-1776)第一次对均势进行了系统论述，《论势力均衡》是西方关于均势问题的最早论文。从这篇论文中透视出这样一种深刻的见解，即保持国家间的均势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经验，而且是一种必须遵守的规则。“帮助一个大国获得别国无法抵抗的优势，这永远都是不对的，必须有一个权力的平衡分配”。⑨ 按照马丁·怀特的分析，休谟所表述的“均势”本质上是指“权力应当均匀分布的原则”，这就使均势思想完全脱离了简单的经验层面而走向思想化，正如汤普森所说，“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或一个概念来表达休谟与当代国际关系的关系，那就是他帮助我们理解了均势。”⑩
与休谟同时代的卢梭(1712-1778)也论述了均势问题，而且卢梭的均势思想比休谟进步了许多。王逸舟认为，卢梭对国际政治理论的影响之一是国家间的势力均衡及在均势基础上形成历史性国际体系的思想。在《建立永久和平的方案》中，卢梭明确提出了国际势力均衡的观念。“凭借同样的宗教、国际法和道德标准，凭借文字和商业，凭借一种均衡，欧洲列强构成了一个体系；这种均衡是上述所有联系的一个必然后果”。卢梭还意识到，由均势形成的国际体系具有历史性，欧洲的国际体系是一种历史的安排，列强的势力平衡是由历史决定的。“一旦特定的历史条件改变，这种体系也会发生相应改变”。卢梭把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看作欧洲体系的历史前提，“不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只要这一制度存在，欧洲的均衡就不会被打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可能会成为我们的国际体系的长久基石。”(11) 卢梭的均势思想与前人(包括休谟)的最大区别在于：不再单纯地从国家生存或扩张的角度出发，把维持均势看作是国家在处理外部环境时应该采取的计策，而是用均势的概念来建构一种国际体系，把均势原则当作国际政治的一个规律。“无论你是否意识到，这种均势始终存在，而且可以完全不靠外力影响而维持下去。”(12) 卢梭对均势的阐述使“均势”完成了从经验的总结到经验与权力制衡思想相结合而形成一种策略，最后到成为一种国际体系思想的演进过程。18世纪以后，政治思想家们经常用均势思想来分析欧洲秩序，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不遗余力地贯彻均势思想，实行均势政策，使“均势”成为近代欧洲秩序的关键词。
从均势思想的形成过程中，可以总结出如下几个特点：第一，国家中心主义。奥古斯丁出于对战争的厌恶及对国家间和平的憧憬而向往均势，马基雅弗利视均势为一种国家统治艺术，休谟把均势看作是国家及其盟国安全的依托，卢梭明确地把均势当成维护国家间和平的规则。均势思想的发展始终以“国家”为中心。第二，从经验主义到理性主义。从奥古斯丁到卢梭，每一位思想家对均势的讨论都是从古希腊、罗马的历史经验开始的，即从“常识与显而易见的推理”(13) 演变成为一种统治艺术或国际体系规则。第三，国际体系演变推动着均势思想的发展。马基雅弗利从对国家(意大利)安全的思考出发讨论均势，休谟以希腊、罗马和英法战争为例讨论均势对国家的重要性，卢梭使均势的概念超越了敌我的限制而用于欧洲地区秩序。
二、从均势思想到均势理论
均势思想由于反映了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的一般常识而影响广泛，但严格说来它还不能算是一种理论。均势思想的理论化与战后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派的兴起与发展密不可分。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学派的“双璧”——汉斯·摩根索和肯尼思·沃尔兹都将均势理论作为构建国际政治理论的核心，马丁·怀特、恩斯特·哈斯和亨利·基辛格等现实主义大师无不奉均势思想为圭臬。基辛格不仅是均势理论大师，而且还是当代均势外交的代表人物。当然，理论家们对均势的理解是不尽相同的，他们在均势概念、均势的生成机理和均势功能等方面都存在着广泛的分歧和争论，正是这些学术分歧和争论促进了均势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首先，关于“均势”概念的内涵。在这个问题上，学者们各执一端，莫衷一是，迄今仍没有普遍公认的定义。汉斯·摩根索认为，均势是“旨在造成某种特定状态的政策，实际存在的一种状态，接近平均的权力分配，任何形式的权力分配”。(14) 马丁·怀特较早系统地阐述了均势理论，他在《权力政治》中单辟一章讨论“均势”。怀特认为，均势是一个既含糊不清、又含义丰富的术语，足以涵盖国际政治中所有的复杂因素和矛盾，因之他给均势总结了七种含义：权力的均匀分布；权力应当均匀分布的原则；多数国家在大多数情况下为维护本国安全而奉行的政策；一个特定时期主要的力量对比关系；一个大国拥有维持力量均匀分布的特殊作用，即通常说的“保持均势”；形容国际政治所固有的导致权力均匀分布的倾向；表现一种不断变化与重组的政治规律，是国家体系本身的同义词。(15)
美国学者恩斯特·哈斯对均势给出八种含义：均势意味着权力、力量的分布；均势意味着平衡，指国际关系力量对比的一种平衡状态，有时也指把实现这一平衡状态作为目标的政策、战略或理想；均势意味着优势或霸权；均势意味着稳定与和平；均势难以是永恒的态势，意味着不稳定和战争；均势意味着“权力政治”；均势意味着“历史的普遍法则”，是一种稳定需要的常态；均势是一种重要的、基本的国际体系样式，是一些国家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理论、政策和战略方针。(16)
可见，无论是摩根索的四种定义、怀特的七种解释还是哈斯的八种含义，都认为均势是一个可以从多层面、多角度加以理解的概念、现象、理论或政策。因此，多尔蒂等人认为：“在理论上仍可以把均势视为一种局面或状态，一种国家行为的普遍倾向或法则，国家领导的一种行动指南，或某类国际体系特有的维持自身的方式。只要我们从平衡考虑而不是从优势考虑，上述四种用法并不一定互相矛盾。假如把均势想象成一种局面或状态，那么这一概念意味着一种客观安排，各方比较普遍地满意于这种权力分配，而且各国并不过分担心其安全。……均势作为一种政策指南，可以指导采取理性行动的政治领袖时刻提高警惕，准备组织联盟来对抗破坏平衡的力量。均势作为一种体系指的是在一个多国的社会，所有的主要行为体通过平衡过程保持它们各自的身份、统一和独立。”(17) 这些解释既是对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均势现象的总结与抽象，也明晰了均势作为一种理论所应该阐述的基本内容。
其次，学者们对于均势的生成机理存在着严重分歧。在均势思想形成时期，由于对均势的生成机理始终缺乏一种系统而明确的阐述，人们对均势的认识还停留在对均势现象的描述和分析上。战后，现实主义学派对均势的生成机理进行了系统探究，摩根索和基辛格等人认为均势是主观追求的产物，怀特、哈斯认为均势是自动生成的规律，沃尔兹则明确提出“均势自动生成论”。
摩根索认为国际间的均势不会自动生成，理由是：首先，均势自动生成“要求有一个容易辨识的、各国间的相对权势可以据此而加以衡量和比较的量化标准”，以便各国对权势做出正确估价，但是，权势的复杂性限制了各国对权势的准确估量。其次，因为权势无法加以准确估量，因而为确保任何估算错误不至于威胁到国家的安全，所有那些积极参与权势争斗的国家，实际上并不就是以均势(即相等)为目的，而恰恰是以追求权力的相对优势为目标。(18) 摩根索认为，均势能否形成取决于相关的国家间能否为此形成一种共识。
基辛格也认为均势来自于国际社会的共识，是国际社会各成员主动追求的结果，“均势是刻意设计用来增强平衡的”。(19) 他在论述欧洲均势政治的产生原因时说，“拥护均势的理论家常让人以为权力均衡是理所当然的国际关系形式。其实这种国际关系体系在人类历史上实不多见。”(20) 正是基于把均势的生成看作是偶然性及主观能动性的，基辛格才不遗余力地推行均势策略，实践其均势理论。
虽然怀特和哈斯没有对均势的生成机理进行系统研究，但他们对均势含义的解释本身已包含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怀特给均势下的第六个定义是“国际政治所固有的导致权力均匀分布的倾向”。(21) 哈斯对均势的第七种解释是“均势意味着‘历史的普遍法则’”。(22) 这说明，他们实际上主张均势自动生成论。
沃尔兹关于均势生成机理的论述极为重要。他提出，在无政府状态中，国家为了追求它们各自的生存利益必然导致均势，因此均势的生成本质上是必然而不是偶然的，“均势与其说是政治家强加于事态发展的，还不如说是事态发展强加给政治家的。靠雄辩不能够消除均势。如果我们要消除均势，那么就只有彻底地改变产生均势的环境。而这种环境不过是有一些想要保持自身独立的主权国家的存在。”(23) 在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中，均势无可避免地要扎根于由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中，无论部分或所有国家是希望建立和维护平衡，还是希望称霸全球，均势的倾向都将自动产生。
最后，均势在国际关系中究竟发挥着什么作用？此即均势的功能问题。与均势的含义和生成机理一样，人们对其功能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大部分学者肯定均势对国际关系的积极作用，认为均势能够防止建立世界性霸权，维护体系的组成部分及体系本身，保证国际体系内的稳定和相互安全，通过威慑防止战争爆发来巩固和延长和平。摩根索认为，在一个无政府、各国相互竞争的国际体系里，均势是驾驭权力的最有效方法。基辛格强调，均势体系虽不能避免危机或战争，但如能作妥善安排，其作用则在于使一国控制他国的能力及发生冲突的规模受到限制，它所追求的是稳定缓和，甚于和平。怀特的观点更鲜明，“替代均势的选择不是全球无政府状态就是全球霸权。稍稍思考便可看出均势比前者更可取，而且尚未有人说服我们后者比均势更可取，从而应当接受后者”。(24)
但是另一种意见却对均势维持稳定的功能提出质疑。从前面关于均势含义的讨论里可以看出，均势除了意味着权力的均匀分布外，往往还意味着保持均势的能力，即优势或霸权，而优势或霸权往往又是不稳定的根源所在，因此势力均衡与和平稳定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尼古拉斯·斯拜克曼就认为均势理论不能充分解释实践。“实际情况是，各国只希望看到对它们有利的平衡(或不平衡)。它们的目标不是均衡，而是自己远胜别国。如果一个国家同潜在的敌人同样强大，就没有真正的安全。只有比对方略强，才有安全，如果一国的力量完全被制约住，那它就无法采取行动。只有当一国拥有一部分可以自由支配的多余力量时，才有可能采取积极的对外政策。”(25) 摩根索虽然肯定均势是驾驭权力的最有效方法，但又认为均势有几个方面的缺陷：不确定的，因为尚没有绝对可靠的方法测量、评估和比较权力；不真实的，因为国家领导人试图谋取优势以弥补均势的不确定性；不充分的，不能充分说明1648年到1914年的大部分年份里国家关系缓和的原因。结果维持多国体系的成本是经常发生代价巨大的战争。(26) 哈斯有类似观点。他指出，用均势理论来指导政策，就是假设国家的决策具有高度的灵活性，政治领导人必须不停地计算权力，并随时准备加入联盟以维持平衡，而不考虑意识形态分歧、经济利益、国内的政治态度。哈斯质疑政策制定者，特别是民主国家的决策者是否拥有均势理论所要求的那种高度灵活性。(27)
三、均势理论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首先在国际政治中，不少国家奉均势理论为圭臬，基于均势原则制定外交战略。正如怀特所说：“均势是大多数国家在多数情况下寻求自我保存的政策。只要没有国际政府，国家因此而主要专注于自己的生存，国家就会去寻求在各自间维持某种平衡。”(28) 由于国家实力的区别，不同的国家对国家利益的界定不同，在国际体系中追求的目标不同，运用均势理论的表现也不同。大国推行均势政策是为了控制权力的分布，维持有利于己的国际环境。小国自然无法玩弄均势，但一些小国仍然希望提供某种力量，或者见风使舵保持均势，即使他们提供给维持均势的任何一方的只是道义上的影响，而非决定性的实力。
其次，均势理论是解释国际关系现象的重要工具。一些学者批评均势理论简单、过时，还有一些学者在均势理论问题上争论不休，但人们对国际关系史的叙述还是离不开均势概念。维也纳体系和雅尔塔体系之所以比较稳定是因为建立在均势和共识基础上，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和凡尔赛条约之所以迅速瓦解是因为没有照顾到均势；美国人认为欧洲问题出在均势上，事实却是欧洲保持均势时美国也太平，美国两次卷入世界大战都是因为欧洲的均势瓦解；冷战的基础是核均势；冷战期间几乎所有主要国家都在玩弄均势理论和均势游戏，最典型的是尼克松时代的美国采取均势政策来处理与中国和苏联的关系。
第三，均势理论给国际关系既带来和平也带来战争威胁。这一点实际上是和均势的功能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一方面平衡意味着稳定，稳定意味着和平，尤其在大国之间维持某种势力均衡无疑有助于国际格局建构一个稳定的框架。另一方面，从本国利益出发可能导致对均势的不同理解，一些国家认为是均势的格局在另一些国家看来可能不以为然，甚至是一种威胁，或由于对权力分布的错误判断而导致均势的瓦解。而且因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同均势对和平的作用，一旦均势被破坏就必须得到修复，修复的方法往往又是非和平的。因此，围绕着均势，国际关系既会出现和平也会出现战争。在大多数情况下，均势是与和平还是与战争牵手取决于各成员国是在均势的何种含义上运用均势理论。如果大家都主张权力的均匀分布并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均势就是和平的保证；反之，如果成员国哪怕只是其中一个国家以均势之名行霸权之实，过分追求对均势的控制权，它或它们就可能成为均势的破坏者，均势就会成为战争的前奏。
注释：
①[英]马丁·怀特：《权力政治》，宋爱群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页。哈斯关于均势的前两种解释与此相似：均势意味着权力、力量的平衡分布。
②转引自[美]肯尼思·W.汤普森：《国际思想之父——政治理论的遗产》，谢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7页。
③④⑤⑥[意]尼科洛·马基雅弗利：《君主论》，潘汉典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0、11、11、15页。
⑦参见马基雅弗利：《李维罗马史疏义》，吕健忠译，台北左岸文化2003年出版，第5-35页“最理想的政府形态”。
⑧参见《国际思想之父——政治理论的遗产》，第114页。
⑨引文见"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Knud Haakonssen( ed.) 《休谟政治论文集》(影印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4-160页。
⑩《国际思想之父——政治理论的遗产》，第114页。
(11)引文转引自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8页。
(12)转引自马丁·怀特：《权力政治》，第121页。
(13)"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休谟政治论文集》，第154-160页。
(14)(26)Hans 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New York,1985,pp.226-227.
(15)马丁·怀特：《权力政治》，117-121页。
(16)(22)转引自楚树龙：《国际关系基本理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167-169、169页。
(17)(27)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5、47页。
(18)Hans 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New York,1985,pp.223,228.
(19)(20)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805、13页。
(21)(24)(28)马丁·怀特：《权力政治》，第121、125、125页。
(23)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1979,p.128.
(25)Nicholas J.Spykman,American Strategy and World Politics,New York,1942,pp.2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