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 -空间 -时间 -实践”：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的原则与方向 ^*

沙 垚¹,王 昊²

(1.中国社会科学院 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北京 朝阳 100021；2.西安工业大学 人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21)

摘 要：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文化尤为重要。当前媒体关于乡村文化振兴的讨论较多地聚焦于具体的文化形态，或多或少地忽略了乡村文化振兴的原则与方向。本文提出乡村文化振兴在中观层面需要把握的四个原则，分别是：以农民为主体，激发乡村的内生动力，重新勾连历史与当代，超越职业化的文化实践；并以此为基础建构出乡村文化振兴“主体-空间-时间-实践”的四维框架，从而保证乡村文化振兴的社会主义方向。

关键词： 乡村文化振兴；主体性；内生性；历史性；实践性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文化尤为重要。文化是社会运行的持久、深厚的根源性力量，为乡村振兴提供了精神动能、智力支持和道德滋养。乡土文化是中华文明孕育的母体，耕作、节庆、婚丧、庆典等织构着乡村文化的方方面面，融汇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核。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可见当前农村从文化形态上讲，主要包括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当代文化。传统文化“有如一道洪流，离开它的源头愈远，它就膨胀得愈大”，^[1]乡村传统的戏曲、庙会、宗祠文化，积善行孝的价值判断依然烙印在农民的思想观念里，地缘、亲缘关系仍是他们应对现代社会种种危机的主要文化资源；革命文化展现为文化礼堂、文化站、农村通讯员，他们依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虽然生产队在几十年前已经不复存在，但直到今天农村婚丧嫁娶的人际关系网络依然是以生产队为基础建立的；当代文化更是色彩纷呈，既包括快手、抖音等网络数字文化，也包括广场舞、乡村春晚等集体性的文化联欢。综上三种文化形态共同演绎着当代农村文化传播的现状。

这种模式的主要特点：1）组织形式较为松散，以农户个体为主，接待能力有限，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一般居住在同一个院落；2）政府、集体功能较弱；3）存在一定的农户与顾客之间、农户和农户之间纠纷、不良竞争的隐患；4）不利于村集体统一品牌形象的建立；5）抵御客源不足风险能力较弱。

但在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中，对三者的把握却多有偏颇。论者或者过于强调主流意识形态，导致实践中的形式化与符号化；或者忽略了20世纪的革命史，直接回到明清、民国的传统；或者过于强调数字技术和资本对农村文化的影响……当进入乡村文化真切情境中，乡村文化的主体是谁，文化实践的原则有哪些、推动力是什么，以及如何处理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当代文化之间的关系等是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本文因之提出乡村文化振兴的四个原则，并以此为抓手来探讨上述乡村文化振兴的系列问题。

“魔方就像生活，看起来混乱不堪，却有其规律和秩序。”萧健说，“如果你不急走的话，我给你表演一下。”他将魔方打乱，让静秋帮他计时。他的手飞快地转动着魔方，他令人不可置信的灵巧与熟稔让楚墨眩晕。少顷他将魔方猛地拍上桌子，魔方已经被神奇地复原。他问静秋：“多久？”静秋说：“一分钟四十八秒。”他看着楚墨，说：“今天发挥得不好，我的记录是一分钟二十九秒。”

一、以农民为主体

在乡村社会空间中，谁是文化的主体？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农民是农村的主人和文化的承载者。对农村衰落的体会，没有谁比农民更深切；对重建农村美好家园的愿景，没有谁比农民更为强烈；探讨农村文化复兴的途径方法，也没有谁比农民更了解农村的过往、当下与未来。

但遗憾的是，无论知识分子和媒体似乎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一点。比如在诸多明星乡村生活题材的综艺节目中，田园是没有农民的田园。当下种种返乡叙事，农民的声音在何处，当全社会都在如火如荼参与和讨论乡村文化将往何处去的时候，农民却声如细丝，仿佛他们从来没有什么能力来探索和把握自己的未来。

奥特纳(Sherry B.Ortner)曾在批评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时感慨，“缺乏民族志视角”，其意并不在批判一种研究方法的缺失，而是批判其“运用自我来理解另外的生活世界”^[2]的研究视角，更确切地说，是缺少农民主体性视角，缺少农民自己理解和阐释自己的文化、社会和结构的视角。高默波在《高家村》一书中明确提出“历史由谁而写，为谁而写”的问题，他认为精英的故事“不能代表中国”，更不是“全中国人民的故事”，虽然“相对于大多数的中国工人和农村人来说，我们确实有写历史的特权和资源；但这不等于历史仅仅就是我们写的那样或这样。”^[3]汪晖在此书的中文版序中亦肯定了“一种立足于经验和思索”的“人民的历史”观。^[4]共同张扬了一种历史叙述回到农民，让农民成为乡村文化和历史书写的主体的历史观。

农民文化的主体性与共产党在乡村的社会主义实践密切相关。比如20世纪50年代风靡全国的户县农民画，“有十一、二岁的孩子，也有木匠、扎彩匠，以及年过七十的民间剪纸老大娘，他们……根据自己的生活体会，根据实际的需要和群众的要求，同时也根据伟大和美丽的生活理想和幻想，他们大胆而豪迈地进行创作，充分表现了劳动人民的天才和智慧。”^[5]倪伟由此认为，农民画是“农民自己拿起了画笔来描画自己的生活与理想”，“农民第一次用自己的手创造了一个可供自我认同的崭新的农民主体形象”。^[6]

2016年，笔者参加了陕西省G县乡村口述史项目。这一活动由县文化馆发起，工作人员走访了辖区内1 000多个村庄去寻找志愿者，通过发动退休教师、退休乡镇干部和在读大学生去采访老人，以此来记录G县的村庄史、生活史、文化史、民俗史，展现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文化变迁。这是典型的群众动员群众的群众路线，通过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参与感，把历史和文化还之于人民。

这种农民的文化主体性在今天并没有式微，蔡翔甚至认为，在道德和公平日益“沦丧”的当代，是“底层(包括农民)将这个世界默默托起”。^[7]只是在精英主导的时代，农民无法和知识分子、政界要员、商业大腕在公共媒体平台上平等的分享话语权，以至于被错误地认为他们彻底沉寂了。

2018年，浙江省H村的党支部书记在微信上撰文批判学者对乡村的错误认知，认为学者们常常给村庄贴上空心化的标签加以否定，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村里留守老人、妇女、儿童的主体性，没有看到乡村留守人员的价值感和正能量。他在自己的村庄里把妇女动员起来进行垃圾分类，发展庭院经济；把老人动员起来整理村史、进行文化与道德建设；同时，也培养孩子对自己村庄的热爱，积累他们的乡土知识 。^①当媒体把农村留守的妇女、儿童和老人建构为“386199部队”，认为他们是亟待施舍与拯救的对象时，哪里还有主体性？因此，借助一位村支书的文章，有必要重新召回被媒体所忽略的农民的文化主体性。

（二）临诊症状和病理学诊断 急性病猪出现高热、严重的呼吸困难、咳嗽、拒食、死亡突然，死亡率高。死后剖检病变主要局限于胸腔，可见肺脏和胸膜有特征性的纤维素性和坏死性出血性肺炎、纤维素性胸膜炎。

如今，激发乡村的内生动力已经成为不争的共识，那么如何激发？2017年一则关于陕北黑龙潭庙会的新闻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庙会是中国乡村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乡村文化传承、社会秩序维系、地方认同建构与人文、自然资源管理分配等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影响。虽然不少地方的庙会功能逐渐萎缩，大多仅余集市和娱乐功能，但庙会组织并没有完全退出乡村的公共领域，比如黑龙潭庙会，它利用庙会的香火收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持续投资地方公共事业，涉及环境、教育、医疗、农村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等多个领域，俨然类似一家具有庙会背景的社会企业。^[16]可以说，黑龙潭庙会贡献了一个关于乡村内生传统参与乡村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的积极案例。

因此，惟有深入到农民的日常生活之中，才能发现他们在政府、媒体、学者和企业的夹缝中微弱、却从未间断的实践，他们正用自己的力量自觉地为自己的文化寻找生长和出路。

二、激发乡村的内生动力

“乡村文化传播的内生性视角”^[8]——即从文化主体的实践、文化与社会的互动、以及文化传统内部生长出来的文化属性——同样适用于乡村文化振兴。如果不以内生性原则为遵循，那么即便是有着良好初衷的乡村文化政策，都会在实践中遭到“冷遇”，甚至走向初衷的对立面。

比如“图书下乡”，就发生了“村民们对大多数书不感兴趣，没人借阅，村里只好把它们挪到仓库，积满灰尘”^[9]的浪费现象；再如“电影下乡”，在一些地方出现“只有7个观众，开场5分钟之后，只剩下两个人还在坚持”^[10]的惨淡局面。究其原因，这种“一厢情愿”和“心血来潮”的新农村文化建设，期望在短时间之内实现“大规模运作”，实则忽略了村庄的“可持续生存的内部逻辑”。^[11]这一“内部逻辑”就是“民间社会运作的真正逻辑和民众思考的真实感受”；^[12]这使得在乡村我们必须“扎根日常生活的本土的心理、价值、文化结构”，紧紧把握“深入到隐藏的历史情景中去，从内部去探察文化，了解其运行机制，而不是站在外面对文化进行描述和叙述”^[13]的原则，否则就会出现“阉割的焦虑”。^[14]近百年前，梁漱溟先生就曾指出，中国社会秩序，演自礼俗，而不是国家法律，法制是外来的，而礼俗则是自然演成发展的，即尊重农村的内生性传统。^[15]

控制成本费用的支出、降低成本是任何企业都想要实现的目标。供水企业不仅要在企业的内部树立起新的成本管理的理念，同时还应该顺应市场的经济发展需求，在企业的内部建立相应的成本管理体系。持此之外，供水企业还应该结合自身的实际特点以及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对企业中不同环节的成本费用进行有效的把控，从而实现对企业成本的全面控制。

2017年笔者在参加浙江省J县的乡村春晚时，有人质疑农民说，你们为什么要在网上学歌舞呢，为什么不保持原汁原味的农村文艺演出呢？但是，农民学习或复制了代表城市文化的电视节目或互联网上的视频，恰恰体现了他们的学习能动性和文化再生产的能力——根据农民自己的审美，有所取舍，留下了他们认为适合村庄、能够给村民带来快乐的节目。

不止是庙会，笔者曾关注过陕西H县的社会“耍歪官”。第一回合，“敲蛮鼓”，双方敲鼓，阵容强大，激发起热闹红火的气氛。第二回合，“出板对”，在木板上写对联披露对方村庄在过去几年里所做的有失公允、道德失范之事，如不负责任的水电工、拖欠农民工资的包工头，很容易便成为被批判的对象。第三个回合，“出歪官”，双方均会排戏，册封讨虏大元帅(即歪官)，这位选出来的“大元帅”骑在马背上，有专人牵马，有人扮演衙役，有人高举帅旗，在锣鼓队簇拥下，前往几个选定的地点，如村口、村委会等，表演排定的剧目，2010年，他们在乡镇府门口演了一出有关“打黑除恶”戏，并质问为什么“马路不平、路灯不明”，最后大元帅训话，要求乡官遵守科学发展观，兑现为人民服务的承诺。表演过程既幽默诙谐，又切中时弊、鞭辟入里。当晚有上万村民前来观看，屋顶、树上，但凡能站得下人的地方都挤着好几个人。该活动结束之后几个月，道路和路灯的问题就都解决了。因此，民俗事象之中不仅有淋漓尽致的乡村舆论监督，更有基层民主自治等诸多积极元素。如果能将这些内生性传统文化元素利用得当，则可在很大程度上规避基层组织涣散、基层干部腐败、乡村文化荒漠化等系列问题，并能有效降低乡村治理成本。

在乡村文化振兴的道路上，传统文化不应仅仅是漂浮于乡村社会结构表面的展演，更应是参与乡村政治经济，发挥结构性功能的力量，也即是这里谈到的“内生性”，并以此来深度发掘农民自身蕴积的巨大能量，只有“潜在于生活世界的实践性能量……达致人心所向的政治复苏、文化创造和价值重建”，才是乡民所需所要，同时在外部以制度和经济等的方式去保障和养护他们，助他们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开显出中国之道，真正体现吾土吾民的历练与担当”。^[17]

颗粒饲料成品的水分含量南方控制在不高于12.5%，北方不高于14%。在此条件下，应通过技术手段使颗粒饲料的水分活度维持在0.7以下。

三、重新勾连历史与当代

20世纪，一个未曾走远的时代，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深刻地影响着乡村文化的发展和建构，这其中既有农村社会的历史文化传统，也有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还有消费主义的流行文化。表面上看，三者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但实质上自五四以来，它们便以极为复杂的方式不断碰撞与磨合，并形塑了当下。因此，乡村文化振兴需要以一种整体性与连贯性的史观来统摄历史与当代。

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叶，中共八大的决议就明确要求，对有益的传统文化“必须加以继承和吸收”，同时“努力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如果粗暴地否定传统文化，便是“对人民性的理解混乱”。^②具体而言，一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肯定历史上人民创作的文艺作品，将之置于历史语境中进行评判；二是激励文艺工作者深入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以现实主义的方法和经验创作鼓舞人民前进的时代作品，而不是想当然地、机械地进行创作。这些对于今天的乡村文化振兴同样具有启发意义。

可是在未来，我们更有兴趣的是，戴上VR的装置后，我们主演一部由周迅、章子怡、姜文“陪我演的电影”。无论是想要夺宝，还是跟梦中情人谈一场恋爱，或是跟TFBOYS同台办演唱会，都可以做得到。

新时代，文化礼堂是乡村春晚演出的主要场所，多种参与力量与多元文化资源在这里集结和重组。从“村晚”的组织上看，如赵月枝所说，不仅“乡村春晚有机于村庄共同体”内部，而且能够把“外部力量”，尤其是“各级政府”的资源整合起来。^[19]因此，一场乡村春晚，可以视为农民群众主动对村庄内外可供调动的资源的总动员，将从返乡的打工者、大学生、创业青年、附近小学幼儿园的教师、乡镇文化干部以及热爱文艺的村民都动员起来了，以文化的方式，凝聚人心，探索村庄未来的发展方向。从节目内容上看，主要基于地方性知识，有非遗展演，有政策释读，但更多是反映农村社会问题，比如婆媳问题、留守问题，并将之置于城乡流动和不平等的社会结构的视角下寻求答案，他们认为家庭伦理(孝道)与和睦，可以将乡村团结起来。这体现了当代农民敏锐的洞察力，他们不仅反映时代，而且以文艺的方式主动寻找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这是一种文化自觉。

计算机网络在当前信息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如今，已经被运用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网络信息化也是农机安全监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像农机监理办证局域网、服务器、程序运行以及数据存储等都需要网络的支持，运用网络信息技术，农机监理工作很好的实现了数据集中管理，提升了农机监理办证业务的效率。除此之外，农机监理部门还要将与监理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培训内容以及事故处理等放在农机平台上。这样，农机使用者就可以直接在平台上下载自己所需的内容。

再如广场舞，广场舞在当今之中国，尤其是在广大农村以及城乡结合地区，发展之快、规模之广、动员力之强，令人瞠目结舌，成为当代乡村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为什么一个靠农民自发的以舞蹈为主要表达方式的民间传播活动，会得到如许的欢迎？与乡村春晚一样，广场舞未尝不是具有主体性的农民面对农村文化和价值困境的一种自觉探索的方式。比如王芊霓意识到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多重断裂，她将广场舞置于这样的背景下，作为一种消弭社会结构性危机，塑造多元包容文化价值体系的可能性。^[20]黄勇军和米莉同样认为广场舞回应了“诸如理想主义的破灭、集体时代的残留记忆、城市化进程、商品房小区、人口高度流动、陌生人社会、空巢家庭、原子化家庭、老龄化社会……”等社会问题，并认为广场舞“有效地填补了社会与心灵的双重真空地带”。^[21]

如近年来浙江省积极推动的乡村文化礼堂建设，试图把文化礼堂建成农民的精神家园。笔者在田野中发现，乡村文化礼堂作为一个物质载体，有不少是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人民大会堂、古代存留下来的旧书院、旧祠堂过度而来，如今又作为一个精神载体，发挥着社会主义的群众文化活动和当代基层文化服务的功能。在这里，可以看到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传统的文化观念以及群众自发文化活动的结合，共同引导着乡村文化发展的方向。正如汪晖所言，“应把社会主义看成持续存在的历史现象”。^[18]

乡村文化实践在承载时代压力同时，也生成着自己的追求意义和人生规划，这体现为朝着集体主义的方向回归。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农村主要的文化活动是在家看电视，这是一种原子化的文化行为，与之相伴随的是乡村认同逐渐降低、人际关系的日益疏远；同时，村民通过电视，想象并向往着城市生活。可是当他们来到城市，他们却被称为“边缘群体”，他们的孩子在城市长大，却陷入“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乡村”的窘境。于是，集体主义的文化活动重新成为时代的诉求，比如广场舞和乡村春晚，村民们以这样的方式重新团结、聚集力量、整合资源。某种程度上说，乡村文化振兴的时代性表现为农民对乡村文化的自我救赎和图存发展。资本主义的工业链条性的生产中人渐趋原子化、个体化、陌生化，相互分离的个体是没有力量抵御资本的剥削与现代社会的种种风险。但团结就是力量，重新沦为社会底层的工农惟有以集体之名，建立新的社会联结与主体想象，才能在当代断裂的社会结构中获得生存和发展。

赵汀阳讲过一个故事，在非洲有一种木船，如果其中一块木板坏了，换成新的，不断地更换，最后所有木板都是新的，但船却仍然还是“那条船”。^[22]这个故事形象生动地说明了历史与当代的有机勾连。传统是延续的，乡村文化传统历经数千年之变迁，中国农民的价值观念、情感结构和世道人心绵延不绝，顺应传统的延续性，不要人为地制造文化的断裂；但传统又是流动的，在具体历史阶段，发挥主体的能动性，创造出具有时代气息的文化。然后，再将这种时代的文化汇入到历史的长河中去。如今，无论是要求回归农村历史传统，还是重返毛泽东时代的文艺路线，或者完全交给市场来主导农民的文化，都是不可能的，都是带着某种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一厢情愿的浪漫主义想象。因为这三者已经紧紧结合起来，共同作用于当下的乡村文化振兴。

四、超越职业化的文化实践

农民的主业永远不可能是文化娱乐，超越职业化的文化实践，指的是与职业化相对，农村文娱活动不能耽误生产，唱戏、说书、写诗等是农民群众必要的业余文化生活，但不能出现职业化倾向。如果以专业主义的标准来要求乡村文化实践，会导致乡村文化主体或者因专业水平过低而放弃和拒绝参加文化活动；或者因专业水平提高逐渐演化为职业化的演出团队，进而脱离乡村。这两种情况都不利于乡村文化传播，都不符合乡村文化振兴的要求。

2017年，浙江卫视赴全省各地，汇聚乡村春晚中优秀的节目，在浙江卫视播出。这一行为固然极大地鼓舞了民心，一些村民从来没想过这辈子会在省级卫视上表演节目，因此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自豪与自信。但是“优秀”的标准是什么？所选粹的节目，艺术性和职业化取代实践性，成为最重要的标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追求艺术性，群众可以去看央视春晚，为什么要看乡村春晚？反过来，若以艺术性、职业化为标准，乡村争着上卫视，则可能出现铺张浪费，聘请舞蹈名师，请专业团队写剧本等种种偏离乡村春晚初衷的现象，这是需要警惕的。在乡村文化振兴的过程中要通过政策来引导和保证乡村春晚的业余性和实践性，惟有如此，才能保证人民性；惟有如此，才能把乡村舞台上的文化表达涵养成一个时代的世道人心与文化认同。

回望历史。传统社会的庙会、社火等，大多是在丰收之后，或春节期间开展活动的，农忙时必须保证生产劳动，文化活动更多放在农闲时。并且，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农民创造性地探索出了“半农半艺”的戏班组织形式，即农忙时务农，农闲时演出，做到了文化活动有机镶嵌于社会结构之中。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文化主管部门便明确提出乡村文化活动的遵循原则“业余、自愿、小型、多样”，体现了广泛的群众性。比如规定业余剧团应根据农村生产季节的特点，以在本村本队活动为主。应本着农忙不活动，农闲时间适当活动的原则，排戏、演戏，必须利用节日、假日、雨天等农事空隙时间进行，不得占用生产时间，不得影响社员休息，更不得因排、演戏而记工分。严禁农村业余剧团向专业化、规模化与营业性的方向发展。^③这代表着农民对于自己业余生活的有意识的规划和安排，导之以向上、导之以积极，自觉抵制着过度和粗俗。

再如通渭书画，很多农民家里，每间房都挂着书画，每个人多少都会一些书法，书法是农民增进文化素养的文化实践方式之一。虽然农民的书法实践始终是业余的，很难发展为职业书法家，但这不影响农民去钻研书法、热爱书法，而这种现场客观上讲很多传统和文脉传承至今，比如耕读传家的理念。正如一些艺术史论的学者谈到民间美术时认为“乡间里简单质朴的手工是否是‘美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乡民构建生活和自我表达”^[23]的方式，换言之，重要的不是专业化、职业化，而是对生活、对生命的一种理解。

护理前，两组FMA及BI评分比较，差异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护理前相比，两组患者护理后FMA及BI评分均明显提高，且观察组护理后上述评分改善更为明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因此，乡村文化振兴应当区别于乡村文化发展的职业化，这恰恰是20世纪中国乡村文化实践的历史经验与特色之处——文化职业化的发展路径并不是人类社会或文化发展的唯一路径，或许还存在另外的可能性。如何重新定义劳动、如何在当代重建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新联结却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秉承业余性的乡村文化振兴思路，我们是否可以抵达马克思所期望的“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24]的境界？

五、结 语

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村常常作为“三农”问题的一个方面出现在公众视野，潘家恩批判了长期以来一直被当作前提与常识的一种思维定势，即把乡村当作一种需要被克服的问题。^[25]如果将乡村置于二元对立的城乡关系之中，将城市作为人类未来社会的唯一可能性的目标，那么当代乡村确实出现问题了，但这并不是从实践出发的问题。^[26]恰恰相反，乡村可以作为一种方法去解决城市人情淡化、空气混浊、交通拥挤、食品安全等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乡村振兴不仅仅关涉到乡村，更关系到整个城乡关系和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乡村振兴，文化必须振兴，这已经成为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和乡村实践者的共识，但如何振兴，还需要进一步地探讨。

据中国磷复肥工业协会原理事长林乐介绍，在胶磷矿选矿技术和经济关没有攻克，只有大量中低品位磷矿可用，技术和资金又都缺乏的条件下，直到1990年，普钙和钙镁磷肥一直占据我国磷肥产量的94%以上，最高年产量分别达到426万位磷矿做原料，降低投资和生产成本，我国科学家自主开发成功料浆法生产磷酸一铵的技术，并于1988年建成了年产3万吨的示范装置。1993年，又成功研发出独创的硫基复合肥技术，大大降低了投资和成本。如今，磷酸一铵产量已占到全国磷铵产量的一半，为大力发展复混肥料提供了充裕而廉价的原料，而硫基复合肥也已成为我国高浓度磷复肥中仅次于磷铵的一大主要品种。

本文提出“主体-空间-时间-实践”的四维结构作为乡村文化振兴的原则，尽管这些原则的内涵多有重叠，但它们各自也有自己的倾向。从逻辑上说，乡村文化振兴必须有主体、有实践，而主体实践则是在一定空间和时间中进行的。由此回答：乡村文化振兴是谁的振兴，通过何种性质的实践实现振兴，又受到什么样的时空限制。

具体而言，首先是主体的视角，乡村文化振兴具有多元主体，如政府、知识分子、艺术家、企业家等等，但农民是最重要的主体，他们不是被动的、“被振兴”的对象，他们的智慧、实践和传统中内含着振兴的诉求和力量；其次是空间的视角，乡村内生的资源禀赋需要被激活，可以振兴的文化一定是与社会结构有机镶嵌、而不是飘浮于结构表面的文化，乡村许多民俗、组织等都可以在新时代发挥治理功能；再次是时间的视角，传统是流动的，乡村文化勾连着历史与当下，既不能厚古薄今，也不能人为地割断历史，整体性的史观是必要的；最后是实践的视角，文化产业振兴不是乡村文化振兴唯一的方式，一种内嵌于日常生活的、业余的、超越职业化的文化实践对于乡村文化传承发展来说，更为重要。

如此，既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遵循和依据，而且也进行了必要的限制或界定，帮助我们辨识一些举着乡村文化振兴大旗进行文化侵蚀和生态破坏的行为。尊重农民及其实践、尊重历史传承、尊重乡村内生文化，不仅能响应十九大报告提出的要求，而且有助于在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践过程中把握社会主义和人民性的方向。

注释：

①参见何允辉的《村支书谈振兴：学界的看法是错误的，乡村留守人员的价值亟待发掘》一文，2018年4月23日，发表于微信公众号“乡村振兴评论”。

②参见张庚的《关于戏曲剧目问题的报告》一文，载《陕西省第一届戏剧观摩演出大会的纪念刊》，存于陕西省图书馆，1956年，第256-260页。

③参见《关于整顿农村业余剧团的指示》，存于陕西省档案馆，全宗号232，目录号1，案卷号395。

近年，一些地市成立了城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协调指挥全市防洪减灾工作，但这些城市同时设立城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和城市防洪指挥部，存在城区防洪工作多头管理的现象。防汛机构尚未延伸至基层组织，城市街道、社区和企事业单位等基层防汛机构存在人员和设施不足、岗位和职责不清等情况。城市防洪应急管理涉及水利、交通、电力、气象、城建、园林、市政、城管等多个部门，部分工作交叉重合，以上这些情况都容易导致城市防洪应急管理中出现职责交叉、衔接不顺甚至管理缺位。

参考文献：

[1]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M].贺麟、王太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10.

[2]ORTNER S B.Resistance and the Problem of Ethnographic Refusal[J].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1995,37(1):173-193.

[3]高默波.高家村：共和国农村生活素描[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17-22.

[4]汪晖.序言[M]//高默波.高家村：共和国农村生活素描.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13-16.

[5]最美丽的画图——“江苏邳县农民画展”明日开幕[N].人民日报,1958-8-30(7).

[6]倪伟.社会主义文化的视觉再现——“户县农民画”再释读[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7(6):35-40.

[7]沙垚.传播学底层研究的范式更迭与当代探索[J].江淮论坛，2017(1):146-150.

[8]沙垚.乡村文化传播的内生性视角：“文化下乡”的困境与出路[J].现代传播,2016(6):20-30.

[9]杨汉祥.今日谈：把什么送下乡[N].人民日报，2015-8-22(1).

[10]罗翰.没人看也得放，电影下乡“遇冷”[EB/OL].[2018-04-30].http://roll.sohu.com/20140619/n401037783.shtml.

[11]何慧丽.乡村生态自洽与新农村建设[J].文史博览(理论)，2013(4):1.

[12]杨念群.“理论旅行”状态下的中国史研究——一种学术问题史的解读与梳理[C]//杨念群,黄兴涛,毛丹.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22-123.

[13]麦克卢汉.序言[M]//哈罗德·伊尼斯.帝国与传播.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

[14]黄万盛.革命不是原罪[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40.

[15]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175-177.

[16]尹春涛.用香火投资公共事业，陕西黑龙潭庙会是如何做到的[EB/OL].[2018-04-30].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701257.

[17]张炼红.历炼精魂：新中国戏曲改造考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350.

[18]严海蓉，林春，何高潮，汪晖，王绍光，老田，吴重庆，宋少鹏，柏棣，潘毅，李云雷，韩东屏.社会主义实践的现代性[J].开放时代，2012(11)：5-23.

[19]赵月枝，龚伟亮.乡土文化复兴与中国软实力建设——以浙江丽水乡村春晚为例[J].当代传播，2016(3):51-55.

[20]王芊霓.污名与冲突：时代夹缝中的广场舞[J].文化纵横,2015(2):74-81.

[21]黄勇军，米莉，等.喧嚣的个体与静默的大众：广场舞中的当代中国社会生态考察[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7.

[22]赵汀阳.历史知识是否能够从地方的变成普遍的[M]//杨念群，黄兴涛，毛丹.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36.

[23]张西昌.“民间”与“美术”：意识错位的历史邂逅[J].民艺，2019(1):28-32.

[2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5.

[25]潘家恩.城乡困境的症候与反思——以近年来的“返乡书写”为例[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7(1):128-134.

[26]沙垚.乡村文化治理的媒介化转向[J].南京社会科学，2019(5):136-142.

Subject-Space-Time-Practice:The Principles and Directions of the Rural Culture Revitalization in the New Era

SHA Yao¹,WANG Hao²

(1.Institute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21,China ;2.School of Humanities ,Xi ’an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Xi ’an 710021,China )

Abstract :Culture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n implement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At present,the media’s discussion on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culture focuses more on specific cultural forms,and more or less neglects the principles and directions of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culture.This paper puts forward four principles for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culture at the medium level,which are as follows:taking the peasants as its main body,stimulating the inner motive force of the countryside,reconnecting the history with the contemporary and surpassing the cultural practice of professionalization.On this basis,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subject-space-time-practice” for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culture is constructed to ensure the socialist orientation of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culture.

Key words :rural culture revitalization,subjectivity,internality,history,practicality

中图分类号： G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035(2019)05-0111-07

*收稿日期： 2019-07-22

作者简介： 沙 垚 (1986—)，男，江苏南通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传播学博士；王 昊(1979—)，女，河北玉田人，西安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学视阈下的乡村实践研究”(18CXW01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基于社群文化振兴的关中乡村庙会研究”(19XJC840004)

(责任编辑 方 胜)

标签：乡村文化振兴论文;  主体性论文;  内生性论文;  历史性论文;  实践性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论文;  西安工业大学人文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