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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21(2011)04-0001-05
近些年来，国内外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越来越多。这有助于我们认真总结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乃至当代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但如果把握不好，模糊地或者过分宽泛地使用“中国模式”这个概念，把尚在发展中的“中国模式”绝对化，那么，就不利于我们对此问题的探讨，不利于中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需要对“中国模式”这一概念进行界定，并对其内涵、特征等进行分析。
一、“中国模式”概念的界定
目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没有使用“中国模式”这一概念，这是有道理的，因为目前这个概念还比较模糊。在西方一些人看来，一个模式就是一个具有普适性的样板，其他国家都要学习，我们认为这是不对的。在社会发展当中，由于各个国家的情况不同，没有一个普遍适用的模式，更不能强行推广某一种模式。当然，作为一种学术探讨，相对一定条件，说有某一种模式也是可以的。比如，邓小平就讲过，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过去有苏联模式，实践证明，只有这一种模式不行，还应当有其他模式。那么，社会主义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模式，也要根据各个国家的情况而定。每个国家的情况不同，模式也不会完全一样。中国人民经过30多年的探索，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如果说有一个“中国模式”的话，那就是有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这是相对于传统社会主义而言的。抽象地、笼统地讲“中国模式”不太科学。
目前，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还带有很强的抽象性、初始性。大家都在谈“中国模式”，但常常不在同一个层面上谈问题，所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原因就在于没有对“中国模式”这个概念进行界定。要想使这个问题的探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不断向纵深发展，至少应当对“中国模式”概念做三个方面的界定。
首先，“中国模式”是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这就是说，它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有多种，如英美模式、德国模式、北欧模式等，但其基本的社会制度相同。例如，在经济上，它们都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主体；在政治上，实行议会制和多党制；在思想上，以资产阶级思想为主导。“中国模式”则是社会主义发展的一种模式。例如，在经济上，它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在政治上，实行以人民代表大会为基础的民主政治制度，以及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即中国共产党执政、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政；在思想上，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一句话，“中国模式”是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的，即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所以，研究“中国模式”，首先要把握其社会主义性质。
其次，“中国模式”是经济全球化时代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这就是说，它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传统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主要是苏联模式。尽管过去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体制不完全相同，但其基本原则是相同的。“中国模式”则是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模式，在许多方面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最突出地体现在我们党自改革开放以来所提出并长期坚持的基本路线上。这条基本路线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既包括传统的四项基本原则，又包括新增加的两条内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这条基本路线也就是我们这些年经常讲的“六个坚持”。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会从根本上丢掉社会主义；不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就会使社会主义落后于时代发展的步伐、失去生命力。要发展社会主义事业，这六点必须坚持，一个都不能少。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的改革是一种增量的渐进改革，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当然，“中国模式”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坚持和创新还体现在其他许多方面。要深化对“中国模式”的研究，就需要认真分析它与传统社会主义的联系和区别，特别是要研究它在哪些方面创新了社会主义。
再次，“中国模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这就是说，它不同于其他新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20世纪80年代以来，很多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改革，提出了新的发展纲领和措施。但结果不同，有的因为改革不当而丢掉了社会主义，有的则因改革成功而发展出新社会主义。“中国模式”作为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模式，既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主义，也有别于其他改革后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例如，中国与越南、老挝改革后的社会主义有很大不同，尽管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方面有相同之处，但在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方面、政治体制方面、思想理论方面等，都有很多区别。要深化对“中国模式”的研究，就要把它与其他新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做比较研究，弄清其真正的特色所在。
可见，从总体上看，“中国模式”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当然，对“中国模式”的研究，可以有多个角度。除了从上述社会总体性质考察的角度，还可以从现代化角度，或分门别类地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角度进行研究。但不论从哪个角度进行研究，我们都需要对它作界定。不宜抽象地、笼统地讲“中国模式”，更不能把这个概念强加于人，而要提倡在社会发展问题上的民主化，每个国家都有选择和创新自己发展模式的权利，各种模式之间可以相互学习借鉴，但不能相互干预。只有这样，“中国模式”的研究才会健康进行，也才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
二、“中国模式”的基本内涵
“中国模式”作为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又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而是对这二者的扬弃和超越，主要体现在其独特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层面。
就“中国模式”的经济层面看，这是一种崭新而高效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它既超越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又超越了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同时把二者的优点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新的经济制度。大家知道，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虽然各不相同，但基本制度大体一样，这就是实行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形式、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交换制度、以按资分配为基础的分配制度。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比封建主义经济制度优越得多，实现了“货币”面前人人平等、“市场”交易人人自由，大大调动了人们创造和拥有财富的积极性。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然而，这种不加限制的自由主义经济常常带来不可避免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和社会两极分化，最终造成经济危机。这是被理论和实践反复证明了的。正是鉴于资本主义的弊病，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从根本上否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尽管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不完全相同，但其基本制度大体一样，这就是实行以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为基础的制度。这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比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有一定的优越性，特别是在其建立初期，不仅实现了社会成员经济地位的平等，而且保证了政府可以掌握经济，以便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苏联在短时间内实现工业化的重要制度保证。然而，这种过于严格管理的计划经济体制越到后来越显示出其弊病，它不仅限制了人们经济活动的自由，而且平均主义泛滥，严重影响了人们创造和拥有财富的积极性。实践证明，过分自由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过分管制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都不能保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和高效运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则是否定之否定的结果。它避免了以上经济发展的两种极端形式，既坚持了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框架，又吸收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的合理因素，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形式、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交换体制、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制度。它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比先前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都要优越。由于它坚持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形式和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制度，就在根本上坚持了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了国家可以代表人民管理经济，保证了社会成员的平等经济地位；由于它实行市场经济，就保证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充分调动了人们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通俗地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在于“两只手”都能够发挥作用，即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同时发挥作用。这就既保证了经济的稳定运行，又保证了经济的自由高效。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再次证明，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不能保持经济长期稳定而高速的发展，只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大型的国有银行、航空、铁路、粮食、石油、电力、电信等企业，中国政府很难调控经济，那么，中国经济在这两次金融危机中也就很难逃脱厄运。
就“中国模式”的政治层面看，这是一种全新而有效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它是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扬弃和传统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超越。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虽然多种多样，但基本政治制度大体相同，这就是实行以议会制、多党制为特点的政党政治制度。这种政治制度比封建主义政治制度优越，实现了各利益集团在政治上的自由竞争，大大调动了人们参政议政的积极性。然而，这种过分自由主义的政治常常带来不可避免的政治纷乱，乃至出现无政府状态，广大劳动人民被排除在政治竞争的边缘；而且，过分频繁的政党和政要的更替，使得社会发展缺乏长远规划，推诿扯皮，效率低下，影响了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和人民的安居乐业。正是鉴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弊病，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反其道而行之，采取了以苏维埃代表大会、一党制为特点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这种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比资本主义有一定的优越性，特别是在其建立初期，不仅保证了社会成员政治地位的平等，而且保证了党和政府可以牢牢掌握政权，并用以保证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和国家安全。这是苏联在短时间内成为世界政治军事大国的重要制度保证。然而，这种过于死板的政治体制越到后来越显示出其弊病，它过于限制人们政治活动的自由，特别是一党制排除了其他政治党派参政议政的可能，使得执政党严重脱离群众，形成官僚主义。实践证明，过分自由的资本主义多党政治和过分集权的社会主义一党执政都不能保持一个国家政治局面的长期稳定和高效运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则避免了以上政治发展的两种极端形式。它实行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为特点的政党政治制度，既不是多党制，也不是一党制，而是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新型政党政治制度。这种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在于，既保证了广大人民群众和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权利，又保证了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稳定，从而保证了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实践证明，这种新型的政党政治制度有巨大的政治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比如，新中国建立初期，我们党和国家在短短几年里就扫除了封建社会长期存在的黄、赌、毒、匪等污泥浊水；在历次抗震救灾中，我们党和政府的组织动员能力之强在世界上都不多见；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连续高速发展，进一步证明这种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尽管今天的中国政治舞台上还不时有官僚腐败现象出现，但我们相信，随着政治体制的完善化，这些政治弊病能够得到逐步根治。
就“中国模式”的文化层面看，这是一种开放包容、富有活力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体系。它是对资本主义思想文化体系的扬弃和传统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体系的超越。资本主义国家的思想文化体系虽然各有千秋，但基本体系相同，这就是以人文主义运动以来所形成的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等为核心价值的思想文化体系。这种思想文化体系是反对封建主义文化的重型武器，对推进人类文明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然而，到后来，这种自由精神在实践中越来越被证明是有严重缺陷的，它日益变成资产阶级压迫剥削国内人民、掠夺殖民地人民的工具。而且这种过分的自由主义思想常常带来不可避免的思想混乱，甚至引起社会分裂，政治动荡，使人民群众饱受折磨。为了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在思想文化上走上了另一个极端，采取了罢黜百家、独尊马列的思想文化发展道路。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人们统一思想，提高文化素质，反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等腐朽思想文化，树立共产主义思想观念，培养新型的社会主义文化，就像我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那样。然而，这种过于单一的思想文化体系越到后来越显示出其弊病，它过于限制人们思想活动的自由，影响思想文化的繁荣发展，我国的“文革”就是著例。实践证明，过分自由的资本主义思想文化和过分单一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都不利于一个民族思想文化的长期繁荣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体系则避免了以上思想文化发展的两种极端形式。它以一元指导、多样发展为特点，即主张用一元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同时允许多种多样的思想文化共同繁荣发展。这种思想文化体系的优越性在于，既保证了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不受多元思想文化的干扰，以便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推进实践，促使全社会人们为共同理想和美好生活而奋斗；又保证了其他各种思想文化的共同繁荣发展，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实践证明，这种既统一又多样的思想文化发展模式有更强的凝聚力和包容性，更受人民欢迎。比如，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仅大力提倡社会主义新思想新文化，而且允许引进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允许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允许各种宗教思想文化存在和传播等等。中国近30多年的繁荣发展，与这种革故鼎新、开放包容的思想文化体系建设分不开。
“中国模式”是一个巨系统，其内涵十分丰富，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子系统。当然，要真正研究清楚“中国模式”，也应当研究其更多的子系统，如社会、外交、军事等等。同时，还应当研究这些子系统之间的复杂关系。由于篇幅有限，本文不可能展开论述，只能大致勾勒这种研究的框架。
三、“中国模式”形成的基本特征
“中国模式”作为一种新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中国人民经过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最近30多年来长期探索的结果。它有很多特征，但比较显著的特征至少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理论先行。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一刻也没有停止，一直引领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到后来提出“三步走”现代化发展战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执政党建设思想、科学发展观等。这些理论是在不断总结中国和世界发展的经验，不断进行理论和实践探索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凝聚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智慧。正是这一系列新的思想理论成果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内容。这些内容之间的逻辑的历史联系反映着中国30多年改革的历程，也就从根本上解释了“中国模式”形成的秘密。
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相一致，30多年来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都取得了丰硕成果。例如，在哲学领域，对人的价值、人的存在、人的主体性等进行了全面研究，正是在此基础上，“以人为本”思想最终成为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之后，成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理念；在经济学领域，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推进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完善。政治学、法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也取得了重要的成果，都从不同方面为推动“中国模式”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二是上下联动。“中国模式”的形成是政府和人民相互促动的结果。由于历史原因，加之政策失误，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很低，同时，政治、思想等方面也存在很多问题，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这种状况。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顺应民心，制定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在经济上，从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企业改革、发展民营经济、引进外资、实行股份制等等，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在政治上，从平反冤假错案，到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实行干部“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加强法治建设、建立公务员制度、实行干部选拔考试制度、实行政务公开制度等等，保证了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同时，进一步完善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制度，使得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在思想文化上，提倡解放思想，从积极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大讨论，从根本上否定“文革”，到学习引进国外科学技术、管理方式以及思想文化，学习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大力繁荣主流思想文化和大众文化，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推进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在社会其他各个方面也都如此。“中国模式”的形成是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推动、党和政府积极组织引导的结果。仅仅把中国的改革看作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都有失偏颇。
三是刚柔相济。这是中国改革的又一个成功之道。中国古代哲人很早就懂得了“刚柔相济”的道理。在他们看来，任何事物都有刚性和弹性，而且正因二者不可分离，相互作用，才形成了事物的运动变化，即所谓“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在这里，“刚柔相济”既是对事物客观规律性的揭示，是一种世界观，又是一种分析和处理问题的方法论；既是治国理政的原则，也是做好日常工作乃至修身养性的方法。
“中国模式”形成的30年，就是其经济社会结构不断调整并不断增强弹性的30年，但在这个过程中，又始终没有失去其刚性。这个刚性就是党在新时期的基本路线，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始终坚持，没有动摇。在坚持刚性的同时，又通过改革创新不断增强其弹性或灵活性，这就是对基本路线的内容不断进行调整。比如，我们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做进一步完善，把原来的以GDP增长为主要指标调整为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的指标；把“四项基本原则”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标准由原来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调整为今天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特别是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结合起来，是刚柔相济的典范。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具有刚性，又有了无限发展的空间和灵活性，具有弹性。
四是增量改革。有的学者把中国30多年的改革归结为渐进式改革，这固然不错，但还不够。实际上，中国改革的渐进性仅仅是现象，其增量性才是本质。所谓增量改革，就是在不触动原有根本制度和人们既有利益基础上的改革，旨在使得我们的制度更加完善，人们的利益更加丰厚。也只有这样，改革才能够获得各个方面人们的支持，而不会受阻。最典型的就是我们的很多政策不搞“一刀切”，而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例如实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这样制定的政策，既保证了原有社会成员的利益，又能够为新的社会成员所欢迎。正是通过不断完善体制机制，不断提高社会的经济政治发展水平，不断给社会大多数成员带来利益，中国的改革事业才不断深入推进。
总之，“中国模式”还在发展当中，对它的研究也才刚刚开始，如何正确把握这个概念，厘清其内涵、外延、特征、意义等，本文做了一点分析，仅属管见，还望大家共同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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