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中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冲突——以中国近代公园为中心的考察（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殖民主义论文,民族主义论文,之二论文,日常生活中论文,中国近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民族主义空间的生产
租界公园所体现的殖民主义空间特征以及国人关于“华人与狗不能入内”的历史记忆，使得中国人在引进公园时就已经将其作为某种象征而加以建构。一般而言，民族国家兴起后产生了国民教育或普及教育的概念，全民教育成为政府进行意识形态整合国家与社会的重要渠道之一。中华民国建立后，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家对教育的管制日益严格，不仅对体制内教育进行了控制，而且加大力度发展社会教育，对民众的观念进行引导与控制，通过潜在的形式实施政府的影响。现代民族国家在政治方面对国民的重新塑造，是现代国家的本质特征。在近代殖民主义入侵背景下进入中国人日常生活空间的公园，此时由政府纳入国家市政建设体系之中，逐步成为社会教育的新空间，由于公园曾经承载着沉痛的民族集体记忆，因此，民国时期的公园又转化为传输民族主义精神的政治空间，在日常生活中引导着人们的观念，塑造着新型国民。
公园作为空间存在首先基于其具有物理特性。尽管公园曾带给中国人以巨大的精神创伤，但中国人仍然一定程度上将公园与“文明”等同看待，甚至将其视为文明的象征。清末新政时，清廷将兴建公园作为一项重要举措，各地公园数量迅速增加。（注：参见闵杰：《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二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32页。）还有士绅认为，地方自治应该将兴建公园作为重要的社会教育内容，建“公花园”，“以活泼人民之精神”，启迪“社会之知识”，（注：参见李维清：《上海乡土志：第八十三课·地方自治之缺点》，上海易制堂本1907年版。）公园成为塑造现代国民的重要空间场所。民国建立后，各地市政建设更将公园列为标志性项目，像上海、北京、南京、天津、广州、青岛、成都、武汉、杭州、西安、苏州、无锡、济南、太原等城市都有数个乃至十个以上公园，甚至一般县城都有公园：湖北枝城有卢园；广东乐昌有昌山公园；四川三台有中山公园；贵州贵阳有贵阳公园；云南马关也有中山公园。（注：参见：《中国公路旅行指南》第一集第一编《江苏省》、第三编《安徽省》，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编印，1936年；王子观：《宜都卢园——中山公园》，政协武汉市汉阳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枝城市文史资料》第3辑；1989年；乐昌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乐昌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8页；三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三台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68页；贵阳市志编纂委员会编：《贵阳市志·城市建设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46页；张全琛供稿、范朝茂整理：《马关中山公园今昔》，政协云南省马关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马关县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1989年。）不仅国民党统治的区域内公园大量出现，而且江西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对“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有着切肤之痛的方志敏也于1930年建立苏区第一个公园——葛源列宁公园。[61]民国时期，公园已成为城镇比较普及的娱乐场所。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引进公园时在建筑风格与空间布局上与西式公园迥然相异，这有文化差异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由于设计者主观上强调民族特色。与西方公园主要以花草为主有所不同，中国人所建公园一般都有古典式的亭台、楼阁、荷池、花坞等，有的还辅以假山，保持了中国传统园林的格局，体现出天人合一的理念。而且，公园建筑风格亦独具民族特色，园内亭台、楼阁也都是古典式建筑，最典型者当推北京中央公园。该公园原为明、清两朝的社稷坛，而发起改建者朱启钤又极推崇中国古典建筑学，所以，公园按照中国园林的格局布置。不仅原有的社稷坛、拜殿（即今中山堂）和墙垣仍保持原来面貌，而且新建的房屋、石坊、长廊、水榭、亭台、荷池、植物均体现出民族特色。[62]全国许多公园也大体如此，到30年代，中国建筑界掀起文化复兴思潮，各地传统建筑增多，与西式建筑相抗衡，如青岛若愚公园建成古典式中间高两边低的三开间飞檐入门牌坊， 完全是中国传统风格。[63](p.190)民族主义体现于公园建筑所呈现的文化精神之中。
在西方，公园是相对独立、单一的休闲娱乐场所，但由于中国人在公园问题上受到殖民主义戕害的集体记忆深刻，因此，经过长达半个世纪与殖民主义的斗争及公园本土化运动后，公园成为教育大众、培养民族主义精神的政治空间。中国公园建设者最初的目标就是“发人兴趣，助长精神，俾养成一般强健国民，缔造种种事业，而国家因之强盛”。[64](pp.40—41)此后，国民党在《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中更明确将公园定位为社会教育空间，以培养民众“三民主义精神”和社会公德，“陶冶民众情感”。[65](p.17)因此，公园成为社会教育的场所，在地方志中也被列入“教育志·社会教育”目下，如湖南《民国醴陵县志》。[66]为宣传国家观念、振兴国货，许多公园内建立国货陈列所，如天津最早华人建的公园就已设有国货陈列所，（注：参见石小川：《天津指南》卷二《食宿游览》，文明书局1911年版，第12页。）而后，南京第一公园、太原中山公园等亦设有国货陈列馆，其目的是引导人们使用国货，激励民族经济的振兴。[67](p.178)[68](pp.149—150)福建省台江县南公园内也有国货陈列馆，并在馆旁列“请用国货”石碑。[69]
民国建立后，无论是北京政府时期，还是国民政府时期，各地当局及士绅都利用公园进行民族主义宣传，在公园内建立纪念碑、纪念亭，这些纪念性建筑成为民国时期公园的主要空间布置。北京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将原来德国人建的克林德碑移到中央公园（即后来的中山公园）内，并改为“协约战胜纪念碑”，“以便众览，亦雪国耻之意也”。[70](p.31)1926年9月5日，英舰炮轰四川万县惨案发生后，万县遂将建设中的公园命名为“九五公园”，并在园内建“九五图书馆”，[71]以告诫人们不忘国耻。而当1931年收回威海卫租界后，国民政府即在鲸园花园建“收回威海卫纪念塔”。[72](p.595)1933年，江苏宿迁在马陵公园内建杨公亭，以纪念该县固守台湾、抗日殉国的民族英雄杨泗洪。[73]抗战期间，公园内建体现民族主义精神的纪念性建筑更具普遍性。1940年，国民党陆军兽医学校驻贵州安顺县，因为当地“既无公园可供游憩，又无其他高尚娱乐”，于是学校为当地建“七七”公园，园中建“七七亭”、“卢沟桥”等建筑，以“发人深省，唤起敌忾同仇”。[74]江西赣州公园内1940年建成“抗日战亡将士纪念碑”。[75]这样的空间布置出现在全国各地的公园内，公园成为宣传抗战、传输民族主义的重要空间。
就各国民族主义发展史而言，民族主义意识产生于与“他者”的交往及冲突中，是与国际意识紧密结合的，只有明确本国与“他者”的关系，国家认同才能真正实现。因此，国民政府为让民众认识到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将南京原来的玄武湖公园改为“五洲公园”，湖上五个小洲分别被改名为亚、欧、美、澳、非五大洲。[76](p.4)这种命名完全是为促成民族主义空间的生产。更为典型的是早在1925年建成的北京京兆公园。该园完全将民族主义意识空间化，园中建有世界园，并设中国地图，对联为：“要有国家思想，须具世界眼光”，横批是“莫忘国耻”，还建有世界模型，标明我国所失国土，另写“竞争生存”几个大字。民国时期市政建设者设计公园的目的是为了“养成一般强健国民”，甚至在体育场也附有对联：“提倡尚武精神，发扬民气；辅助通俗教育，陶铸国魂”。[71](pp.33—34)此外，许多公园内建有培养民族文化认同的古物陈列所、博物馆，提高民族素质的民众教育馆、图书馆，甚至还有国术馆。（注：参见拙文《论清末民国旅游娱乐空间的变化——以公园为中心的考察》，《史林》2004年第5期。）公园成为塑造新型国民的重要教育空间，以开启民智、强国强种、塑造文明国民。它表明中国作为弱势国家向西方“文明国家”的一种反弹，中国人也能建立“文明”的公园，进而建立文明的民族与国家。中国公园这样的空间完全不是具有娱乐休闲特质的一般空间，而是列斐伏尔所言的空间：“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77](p.48)
民国时期，中国公园发展进程中还有一个极为突出的现象，即中山公园遍布全国各地，具有民族主义象征意义的“中山”符号渗透于公园空间。众所周知，孙中山推翻满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力主废除不平等条约，而且建构民族主义理论，他被尊为中华民国“国父”，成为民族主义精神领袖。早在孙中山逝世刚三天，即有部分个人及多个团体建议建立中山公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海人陈滨伯建议在沪建中山公园的意见书，既是为纪念孙中山，但更重要的是“外人园游睹迹，亦知萎靡之中国，尚有独立之精神在也”，正因为如此，中山公园一定要“建诸华界，即吾人所谓国土……费用不稍借重外资，庶符先生生前独立不依之精神，而扫近代假借外力之恶习”。[78]显然，上海民众对于建立中山公园既有纪念孙中山的考虑，同时也是为与西式公园相抗衡、激发民众的民族主义精神，由此，中山公园成为表达民族主义的空间。与中国近代公园的普及进程同步，民国公园建设运动俨然是中山公园建设运动。据笔者对各省市县民国时期出版的地方志、旅游指南和当代地方志、各市县文史资料进行统计，民国时期全国建成的中山公园约243座，偏远地区云南、贵州、宁夏都有中山公园。值得强调的是，“中山”作为公园名称的民族主义象征意义在抗战爆发后更加凸显，不少中山公园建于抗战期间，并成为当地抗日宣传活动的主要场所，如福建永安、广东乳源、湖南长沙等地数十座中山公园均建于抗战期间，（注：参见李锦泰：《永安中山公园》，政协福建省永安市委员会文史研究会：《永安文史资料》第7辑，1988年；乳源瑶族自治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乳源瑶族自治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53页；苏时松：《青少年宫现址的历史沿革》，《长沙市北区文史资料》第3辑，1987年。）浙江淳安县1938年兴建中山公园，建成后浙江省主席在该中山公园作抗日形势报告，举办抗日防空演习等活动。[79]1945年抗战胜利后，许多地方庆祝活动也在中山公园内举行，如江苏江阴人民在中山公园内举行庆祝仪式，武汉中山公园内举行接受日军投降的受降仪式。（注：参见沙钟群、薛应龙：《江阴三民主义青年团概况》，《江阴文史资料》第6期；徐怨宇著、萧志华整理：《参加武汉受降始末》，《武汉文史资料》1995年第4期（总第62辑）。）此外，还有不少公园在抗战胜利后改名，如沈阳千代田公园、长春儿玉公园、苏州公园均在抗战后改称中山公园。（注：参见沈阳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编：《沈阳市志》第二卷《城市建设》，沈阳出版社1998年版，第194页；李野光：《历经沧桑的胜利公园》，政协长春市宽城区委员会文史办公室编：《文史资料》第3辑，1986年；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苏州市志》第一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5页。）
显然，中山公园不仅是民族主义象征符号，而且是民族主义集会、举行仪式的活动场所，是民族主义话语宣传与实践的空间，因此，中山公园已经成为民族主义精神象征空间并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结语
近代公园作为舶来品和文明的象征而随着西方殖民势力进入中国，它本是一个休闲娱乐场所，但因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被形构为殖民主义势力宣扬殖民权威及歧视、凌辱中国人的特殊政治空间，促使国人形成挥之不去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民族集体记忆，影响直至今日。当数年前法国上演《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荒诞剧时，立即引起华人世界的强烈抗议直至告上法庭，尽管作者最初想表达的是对法国人在上海曾经挂有限制华人入内牌子的义愤与批判，但华人无法容忍，直至诉诸法律与外交交涉。（注：参见柳鸣九：《文化差异引发〈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标题风波》，《南方周末》2000年12月11日。）也正因为近代公园进入中国时既是作为文明的象征又是殖民主义空间，因此，当中国人建造公园时则将在西方近代公园建立的原初功能——休闲性降至次要地位，而将其建构成为有别于西式公园的鲜明的民族主义空间，中国公园成为兼具娱乐、教育与政治性质的特殊空间，尤其随着国民党势力的增强，公园俨然成为国民党宣传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的重要政治空间，中山公园的普遍设立及其在抗战中集合民意、鼓舞民众的作用显现出中国公园建设过程中民族主义精神的张扬。公园是与大众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公共空间，其间所承载的社会内涵极其丰富，对日常生活及民众记忆影响也最为深刻，近代公园折射出的日常生活中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冲突值得我们深思。
近代中国公园作为旅游娱乐空间的拓展是在外来文化的浸润与带动下发展起来的，它促进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汇融合，也促进了中国人生活方式的改变。但是，近代中国公园的发展又反映出中国社会在走向现代化进程中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冲突，以及对人们日常生活及社会心态的影响。近代中国公园的发展从一个层面折射出近代中国纳入现代化与国际化进程的历史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