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型地区经济增长动力构成及转换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动力论文,地区论文,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增速放缓。2015年，全国GDP增速为6.9％，各省域之间差异较大，有实现两位数高速增长，也有不到4％的低速运行。值得关注的是，资源型省份如东北三省以及山西等，经济持续下滑，位列全国末尾。与21世纪初期十年相比，资源型地区落差较大，尤其是煤炭资源丰富的山西省，从全国中游水平，骤然降为倒数第一，经济出现断崖式下滑。为什么资源丰裕的山西以及东北三省经济会出现大幅滑落?针对目前经济增长乏力，是等待市场回升还是加快转型、实现动力转换以适应经济新常态? 从资源型经济转型理论以及成功规避“资源诅咒”的资源丰裕国家/地区实践来看，资源型地区发展初期主要依靠资源开发获取原始资本，推动工业化发展并逐步实现产业升级、结构演进和经济增长动力转换，顺利完成经济转型。但大多数资源型地区往往陷入了“经济趋好、资源价格上扬时无暇转型，经济低迷、资源价格下滑时无力转型”的困境，以资源开发为主要动力的经济体，受制于资源市场波动，经济增长大幅起落。经济低迷时被动转型或者无奈的等待，经济回升时再次强化对资源开发的依赖。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可谓化石能源市场的“黄金十年”，高资源价格膨胀了资源型地区的野心。资源开发的规模不断扩张，经济体系对资源开发的依赖持续加强。这个阶段，若能将资源开发获取的收益用于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的完善，用于产业转型和社会福利改善，为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和坚实的基础，那么在经济形势下滑时，也就不会如此艰难。但因为矿业收益分配以及相关制度的缺失，资源收益不仅未能集中起来用于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反而成为引致各类要素向资源部门集中的诱因。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常态，结构优化、效率提升等成为新特征，自然会减少对资源等初级产品的使用。能源革命时代，可再生能源对不可再生的化石能源的替代，将会进一步减少对煤炭等上游产品的需求。煤炭等资源价格回升的空间有限，资源型地区已经错失的“黄金十年”不大可能再现。面对新形势，资源型地区只有转型这一条路可走，否则将趋于衰退。 资源型地区经济增长的问题是什么、增速下滑的原因又是什么?Sachs和Warner①选取多个国家为样本，测算较长一段时期内的经济增长率与资源丰裕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二者显著负相关。这是因为可贸易的制造业部门具有“干中学”特征，而资源部门不具备这样的特征，当要素更多向资源部门集中而制造业部门萎缩时，生产率增长下降，长期经济增长也必然下降。②也有学者认为，资源开发对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以及人力资本具有挤出效应③，长期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此外，在资源丰裕国家，企业倾向于开展非生产性活动，通过寻租来获得利益④，而寻租腐败会减少生产性活动进而降低经济增长效率。那么，资源依赖程度在什么水平上就可能对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Mehrara⑤的面板数据研究结果表明，石油收入增长率在18％以下，对经济产出起正向推动作用；超过18％则对产出起反作用。治理措施主要有平准基金制度，用以调节石油价格波动⑥；产业多样化政策，以摆脱资源依赖⑦；资源收益透明化管理，通过披露相关信息以调查腐败活动。⑧国内也做了大量实证检验工作，如邵帅、齐中英⑨验证了我国西部地区存在“资源诅咒”现象，其原因在于能源开发对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的挤出效应，以及寻租腐败现象引起的政治制度弱化效应。如何适应新常态，实现资源型地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关于资源型地区的研究探讨相对较少，多数是关于我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研究。如周小亮⑩认为，为了避免中国经济失速增长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需要深入探寻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转化规律，构建一个行为与绩效互动演化下的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新分析框架。李富强等(11)认为，制度越完善，经济增长就越表现为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的发展，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产权制度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解释更具效力。武鹏(12)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由改革之初的资本、劳动和TFP的平衡拉动，转换成现阶段的资本投入和TFP反向角力态势，未来需要由投资拉动向效率驱动转换。任保平(13)认为，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方向主要在于结构转变、要素配置效率、制度供给、规模经济等；而动力机制的形成主要在于再工业化、自主创新、完善市场体制、区域经济整合等方面。 综上，资源型地区大多遭遇“资源诅咒”，出现经济增长难题。要破解这一难题，需要分析资源型地区经济增长动力构成及形成机理，进而找到动力转换的突破口。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增长动力转换指明了方向。基于此，本文以煤炭资源丰富的山西省为例，从供给侧分析资源型地区经济增长动力构成、形成机理及其转换机制，以期对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新形势下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及“十三五”时期经济实现稳定增长等提供参考。 二、资源型地区经济增长动力构成 从供给侧分析资源型地区经济增长动力构成，主要包含产业层面、要素层面、经济主体以及要素配置效率。 (一)产业层面：资源部门一枝独秀、制造业被挤出 资源型地区经济体系构成以资源(型)产业为主。资源(型)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占有较大比重，同时也导致区域经济增长的波动性。以山西为例(见图1)，1993年至今，经济增长波动起伏。1993-1996年，煤炭市场化改革后山西保持了两位数增长；1997-2000年期间，受全国经济形势影响，经济下滑，1999年增长率跌至7.3％；2000-2007年，山西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最高时达到15.9％，增长率在全国31个省份中排第16名；2008年骤然下降，2009年跌至5.5％；2010-2012年恢复到两位数增长，2013年再次下跌，2015年跌至最低点。从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看，资源(型)产业贡献率较高，尤其是在经济上升时期，资源(型)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0％以上；而在经济下滑时期，资源(型)产业给山西带来的影响也是灾难性的。相较之下，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相对较低，且基本稳定，徘徊在10％左右。
图1 山西经济增长与产业贡献 说明：数据根据历年《山西统计年鉴》计算得到。资源型产业包含采矿业及以矿产开发为主的资源初级加工业，如电力、炼焦、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此处制造业减去了炼焦、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图2同。 从产业构成来看，资源(型)产业在经济体系中所占比重持续上升，甚至挤出了制造业。如图2所示，1992年山西资源型产业占GDP的比重为21.9％，制造业占GDP比重为13.4％，资源型特征显著。在经历短暂的上升之后，资源型产业与制造业占GDP比重均下降，直到2000年到达最低点，其中资源型产业为16％，制造业为7.2％。2000年之后，伴随煤炭价格上升，采矿业及资源型产业迅速繁荣，在GDP中的占比持续上升，2011年达到历史最高点，分别为34.1％、46.3％。制造业占GDP比重，与采矿业、资源型产业占GDP比重表现出基本一致的趋势，但比例偏低，基本保持在6％-8％之间。如果从工业内部看，资源型产业显然挤出了制造业，出现“反工业化”现象。2012年开始，伴随煤炭价格下跌，资源型产业占GDP比重迅速下降，2014年降为28.6％；而制造业占GDP比重上升为10.9％。对资源型产业的过度依赖增强了经济增长风险，加剧了经济增长波动性。
图2 山西产业构成及演变趋势 (二)要素层面：资源、资本推动为主，人力资本、技术进步被挤出 从要素禀赋结构来看，资源型地区经济增长是以资源、资本推动为主，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动力不足。资源丰裕形成了资源密集型产业发展特征，大量的资源消耗与资本投入推动了经济增长。而由于资源依赖对科技创新的挤出，加剧了要素禀赋的初级化与经济增长的粗放性。山西一次能源产量占全国的比重在20％左右浮动，其能源产量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同方向变化。赵康杰、景普秋(14)使用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等解释变量，分析了资源型地区经济增长，在中国省域层面，如果是资源依赖程度较高的地区，则其经济增长主要靠物质资本推动，人力资本的贡献相对较弱；而在资源依赖程度较低的地区，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人力资本的推动。结论说明，资源型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靠的是物质资本的投入，区域投资率较高，进而形成物质资本推动经济增长；而资源型地区资源依赖可能对人力资本产生了挤出效应，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低。 2000年以来，伴随煤炭价格上升，山西煤炭开采增长迅速，采掘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持续上升；而同期，原本与全国平均水平有较大差距的山西科技创新，随着经济对资源部门的依赖程度加深，这种差距进一步扩大。1995-2012年，山西资源部门占GDP的比重上升，而科教文卫支出占一般预算财政支出的比重、专利授权数占全国的比重却是持续下降。这说明山西经济发展在资源开发的驱动下，对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视程度低于全国，科技创新产出能力下降。山西研发经费占GDP的比重虽逐年上升，但上升速度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如表1所示，山西采矿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变化趋势，与山西科技创新相关指标，如科教文卫支出占一般预算财政支出的比重、山西专利授权数与全国专利授权数之比、山西科研经费占GDP比重与全国之比等之间是反方向变化关系，这说明期间煤炭价格变化引起资源部门的强化发展，进而挤出了科技创新。 (三)经济主体：国有企业、政府推动为主，民营企业、市场作用有限 资源型地区大多以国有、大中型资源企业为主，民营、中小企业发展相对不足。以全国为参照系，山西中小企业发展相对缓慢，中小企业数量偏低，产值贡献偏低，利润贡献低。2011年，山西中小企业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91.8％，远低于全国97.2％的平均水平。2008年，山西中小企业总产值为5158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的比重为51.5％，远低于同期全国66.6％的平均水平；2011年中小企业产值水平普遍下降，全国平均水平下降为58.4％，山西下降为41.3％，与全国的差距进一步拉大。2008年，山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为322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的比重为50.8％，低于全国同期65.6％的平均比例；2011年全国平均水平下降为56.9％，山西则下降到37.6％。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山西中小企业发展相对滞后，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济发展的活力。
(四)要素配置：非生产性部门比例加大、生产性部门比例缩小 因资源开发或者资源价格上涨带来资源行业高额收益。为了追逐高额收益，企业主等经济主体通过向政府官员寻租，以获得资源开采权，或者在竞标中能够以较少投入获得资源品质高、埋藏条件好的矿体。政府官员则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参股，官商勾结，腐败问题频发。这意味着要素从生产性部门向非生产性部门的转移，降低了社会效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调查显示(15)：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大多数石油生产国，其生活状况接近甚至低于所有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平均水平。石油繁荣，能够促进暂时的经济增长，但其后遗症却深深影响了长期经济增长。对石油等能源、矿业资源的依赖，不仅带来经济增长滞缓，而且伴随暴力冲突的风险、巨大的不平等、少量的民主和更多的腐败。(16)山西近年来煤焦领域腐败案件频发，尤其是2014年以来山西系统性塌方式腐败，均印证了资源型地区因为相关收益分配制度等缺失，要素大量集中于非生产性部门用于寻租，减少了生产性部门的比例。 资源产业在价格高企时带来经济快速上涨，但是长期经济增长的风险性随之加大，不仅经济增长波动性强，而且由于资源依赖会挤出科技创新与人力资本、中小企业，以及引起要素从生产性部门向非生产性部门的流动和集聚，弱化了经济增长的动力，也降低了经济增长效率。 三、资源型地区的挤出效应与经济增长动力锁定 资源型地区为什么会形成资源依赖、创新不足、国有企业为主、寻租腐败盛行等现象?从起因看，当资源价格趋高时，资源部门存在大量的额外收益，引起要素向资源部门的流动和集中，挤出了制造业、服务业、中小企业以及人力资本等，引致产业生态恶化，新产业难以生长发育，长期将要素锁定在资源部门(见图3)。
图3 资源型地区的挤出效应与经济增长动力锁定 (一)资源型地区的挤出效应 非资源产业的挤出与资源依赖的形成。从资源型地区的实践来看，资源依赖成为区域的一种常态，甚至会出现资源部门强化发展的态势。矿产品价格波动频繁，只要价格高企，资源部门要素报酬高于制造业、服务业等非资源部门，就会引起劳动力、资本等要素从制造业部门、服务业部门等持续向资源部门转移，出现资源繁荣，制造业和服务业被挤出。即使矿产品价格下跌，因锁定效应和退出壁垒(见图3)，大量生产要素仍滞留在资源部门。生产要素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流出，提升了要素的边际报酬，与周边非资源型地区相比，其生产成本上升、效率下降，制造业和服务业竞争力下降。资源型地区对制造业产品的需求，可通过区际贸易实现；对服务业产品的需求，有些通过服务业外包来实现，有些直接到外地去消费，出现服务业外溢。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挤出，导致资源型地区产业结构单一且长期初级化。产业结构单一，意味着产品种类少、产业链条短、产业生态弱，对其他产业的带动能力缺乏，不利于工业化进程。尤其是制造业的挤出，本身就是反工业化。 人力资本挤出与要素结构初级化。资源型地区对资源开发的过度依赖，会从几个方面挤出人力资本与技术。首先，资源部门的强化发展，尤其是资源价格趋高时，资源部门唾手可得的“横财”(windfall revenue)以及能够在短期快速促进GDP的增长，引起资本、劳动力等要素向资源部门的过度集中，采掘业比例迅速提升，直接或间接地挤出了科技创新。其次，创新要素在部门间的非均衡配置以及不同创新性要素之间的非匹配现象，降低了创新产出效率。创新要素在部门间的非均衡配置表现为：创新要素在资源部门和制造业部门、在研发部门和生产部门等的非均衡配置，不能发挥人力资本等创新性要素的潜力，引起生产效率和创新效率的下降。资源部门存在的额外收益，引起创新者对资源部门的偏好而放弃研发部门，导致创新主体被挤出；更多人力资本集中于对创新要求不强、但收益高的资源部门，引起效率下降。不同类型创新性要素，如人力资本、与之配套的物质资本、科研经费投入等，出现不匹配现象，也会制约创新效率。再者，资源部门产品具有同质性，创新多为集约节约利用资源的工艺创新，其社会效益高于企业主能够获取的经济效益；制造业部门的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直接为企业主带来经济利益；创新特征的差异，降低了资源型地区企业的创新动力和企业对创新的吸收能力，弱化了其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最后资源依赖形成的“资源文化”、创新投入少、创新效率低以及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缺失，恶化了区域创新环境，创新服务、创新体制、创新文化缺失。 中小企业挤出与产业组织结构大型化、国有化。中小企业、民营企业以其规模小、经营灵活、善于适应市场等优势，有利于激发区域发展活力。但资源型经济对中小企业存在挤出效应，具体表现在：资源开发的规模效应意味着“大矿经济”更适合于资源产业发展；资源产业的战略属性决定了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所有制结构，民营经济发展不足；资源产业的嵌入性、弱产业关联性，不利于中小企业发展。大型国有资源企业，其经营不同于中小企业。首先，大型国有资源型企业，因其规模及产品的战略属性，产业垄断性强，竞争性弱；中小企业恰恰相反，竞争性强，善于适应市场。其次，与制造业产品相比，资源产品多属工艺创新，较少产品创新，且工艺创新大多情况下是为了节约资源、减少生态环境破坏等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企业本身创新的动力不足，更多是产业规制下的一种创新；而中小企业中，制造业、服务业部门居多，创新能力强，尤其是产品升级换代、市场扩张，产品创新居多，有利于增强企业的创新意识和竞争意识。最后，大型国有企业培养的企业家数量有限；而中小企业相对数量多，有利于大量的有市场竞争意识、创新意识的企业家的培养，有利于推进资源型地区工业化进程。 非生产性寻租与社会效率下降。矿业收益引起利益相关者之争。为获得采矿权等，可能出现寻租、腐败现象；也可能出现非法开采问题。矿业收益的争夺会弱化制度效力，反过来也会进一步加强矿业收益的耗散。大量的生产要素不再用于生产性活动，即做大蛋糕，而是用于获得更大的蛋糕份额，其结果是矿业收益财富随着寻租活动耗散。矿产品市场的寻租包括厂商的过度进入与生产要素的过度流动。伴随矿产品价格波动，尤其是当矿产品价格上升时，会带来两方面影响：一是矿产品市场各类生产要素的报酬上升，引起要素在部门间的流动。事实上资源部门大多为国有企业垄断，进入的劳动力有限，且工资水平一旦上涨，轻易不会因为劳动者的进入而下降。经济主体通过寻租等非生产性活动以进入资源部门就业。二是矿产品价格的上升并不会带来产量的大幅度上升。从区域发展战略的角度考虑，产量会有一定限制，以避免萧条时期设备大量闲置。恰恰是产量的限制引起更多的厂商竞相进入，产生了大规模的寻租者。此外，寻租活动中大量专业人才从事非生产性活动造成了专业人才的浪费。 (二)经济增长动力的锁定 资源型地区动力锁定源于三个机制的作用(见图3)：部门间收益异向诱导机制，要素向资源部门流动和集中，形成资源依赖；资源部门退出壁垒约束机制，因资源型产业的资产专用性和沉淀成本制约了要素向其他部门的转移，使其滞留在资源部门；新产业成长的生态恶化机制，资源依赖引致的挤出效应，恶化了产业生态，不利于新产业的发育和成长。 部门间收益异向诱导机制，也可以称之为产业间非合理竞争机制。一般而言，完善的市场制度与合理的利益导向，有利于企业的市场竞争和产业演进，要素从附加价值低、技术含量低的资源、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附加价值高、技术含量高、易于创新、有广泛的市场需求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这是因为技术进步快、市场需求广的产业有较高的收益率，吸引要素的进入。但资源部门因为矿业本身的特殊性，其矿业收益分配与使用不合理，使得资源产业在有些情况下成为一个高收益率行业，矿业收益转化为要素报酬和企业的超额利润，误导要素从制造业、服务业部门向资源部门流动，而不是从低附加价值、低技术含量的资源、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高附加价值、高技术含量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 资源部门退出约束机制，是因为资源部门的资产专用性强、沉淀成本高以及锁定效应的约束，即使矿产品价格下跌或资源枯竭，要素依然被锁定在资源部门。以矿产品价格下跌为例，假设制造业部门要素报酬率不变，因为矿产品价格下跌，资源部门劳动者工资下降。虽然制造业相对较高的工资吸引资源部门的劳动者，但是制造业对劳动者有技术方面的需求，需要参加培训方能就业。如果资源部门工资下降的幅度小于劳动者从事制造业部门工作而必需的教育投入，那么资源部门的劳动者是不会向制造业部门转移的，新的劳动者还是有可能选择资源部门。对于资本而言，由于资源部门具有很强的资产专用性，存在巨大的沉淀成本，除非制造业部门的资本收益率非常高，足以补偿沉淀成本，否则很难实现向非资源部门的转型发展。可见，沉淀成本等是否能得到补偿，劳动力是否能得到相应培训和就业安置，以及矿产资源是否能够流转等，这些问题往往形成退出壁垒，制约了产业从资源部门向非资源产业的转移。 新产业成长的生态弱化机制，起因于资源依赖引致的挤出效应，恶化了新产业发展的生态环境，制约了制造业发展，也强化了要素进一步向资源部门集中。从产业演进的一般规律看，伴随经济发展，要素逐步从资源部门退出，向具有高附加值和高技术含量的制造业部门演进，但事实是要素从资源部门退出之后，能够进入哪些产业，哪些产业适合发展?这既涉及产业种群即关联产业发展、产业要素即企业家和人力资本充裕，也离不开产业服务及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以及产业环境，政府的作用和机遇也是重要的条件。而恰恰是在资源型地区，资源依赖形成的后果之一就是恶化了产业生态，不但抬高了新产业发展的成本，还缺乏新产业成长的土壤、水分、气候等。 四、资源型地区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核心与突破口 资源型地区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方向沿着产业、要素、经济主体、配置效率四个方面展开。其核心是改良产业生态，促进新产业成长发育，避免资源过度依赖。增长动力转换的突破口，围绕锁定机制，破除三个方面的制约(见下页图4)。 (一)动力转换的方向 从产业层面看，从单一的资源产业到多元产业支撑；从要素层面看，从资本、资源推动到人力资本、科技创新驱动；从经济主体看，从国有大中型企业到民营中小企业主导；从要素配置看，要素集中于生产性部门，且配置效率不断提升。
图4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资源型地区经济增长动力转换机制 (二)动力转换的核心 动力转换的核心是产业生态改良，以促进新产业成长发育。根据资源丰裕国家/地区成功转型的经验，将资源开发获取的收益用于基础设施、社会服务，促进矿业收益向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转化，优化产业生态，促进新产业的发育、成长。完善交通、通讯以及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与学校、图书馆等社会设施，加强教育和科技创新投入，增强人力资本积累能力，提升劳动者素质，转变政府职能，优化当地的投资环境。建立信息公开、权力明确的问责制度，在矿业收益的征收、管理与使用的各个环节做到公开、公正，保证收益的有效性；推进廉洁发展，避免寻租腐败，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注重对中小企业的创新扶持，培育一批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鼓励更多的人创新、创业，将资金从游离状态转向制造业、服务业领域的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产业等，提供创新服务，促使小企业的发展。通过示范、鼓励等方式，对政府、公共部门、社会、公民多主体进行引导，打破因循守旧、依赖资源的传统心理，借鉴吸收区外优秀的文化，形成鼓励创新与竞争、宽容失败、诚信与合作的新文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产权制度、国有资产管理制度、投融资制度的改革，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通过传统产业升级、产业结构优化，加快推进产业多元化发展。采取纵向和横向方式，延伸产业链，改变资源产业内部采掘业和初级加工业占主导地位的现象。挖掘资源型地区的其他资源优势，例如农业和旅游业，脱离现有的资源产业，以空降产业方式选择新型产业，从而建立新的产业体系。加强产业融合，促进资源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互相渗透交叉。 (三)动力转换的突破口 针对资源型经济增长动力的锁定机制，需要完善制度，调控矿业收益分配，协调资源产业与非资源产业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需要政策引导，支持资源产业退出，化解过剩产能，提升资源产业效率和部门间要素配置效率；需要改良产业生态，优化新产业发展环境，培育新产业并助其成长、繁荣。 完善矿业收益分配、使用制度，协调产业发展。首先要建立适合于矿业开发特殊性的资源收益分配机制，推动制度创新，包括体现资源稀缺性的基本租金、体现资源可耗竭性的浮动租金、体现外部性的完全成本、体现价格波动的稳定基金；借鉴国际上矿业收益分配模式，调整矿业收益在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分配，建立有利于资源型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收益分配机制。其次要监督与调控资源部门与非资源部门之间的要素报酬比价，防止出现大规模要素流动：对资源部门的价格与利润进行监督，如果出现价格迅速上升或下滑，则要适时启动稳定基金制度，调控或保证资源部门的利润空间；对不同部门间的工资水平、资本收益率进行监控，防止要素在部门间出现大规模流动，避免资源繁荣现象的发生。再次是提高资源部门技术进入门槛，增强资源开发集约度，将资源部门从低技术含量的初级部门，转变为高技术含量的、能够带来规模报酬递增的现代化产业部门。 合理评估资源储量与企业发展，建立产业退出机制。加快资源部门的固定资产设备折旧，计入生产成本，从而将固定成本从更短的投资年限中收回，以增强企业未来的融资能力和竞争力，也可按照税法的规定减少应纳税所得额，获得税收优惠。政府可以在高专用性资产投资时给予一定的支持和激励，以降低企业投资的风险和成本。对于投资者的风险偏好锁定，应当从民众心理上进行破解，加大非资源产业的示范产业宣传，增加投资者信心。计提资源部门转产发展资金，建立资源部门转型发展的援助基金。正确评价生态环境破坏及其恢复治理情况，建立企业信誉档案，成为企业是否能获取转型援助基金、是否能获取新矿产资源的依据。通过税收、技术补贴、土地优惠激励技术含量高、劳动力就业弹性系数大、产业关联性强的非资源产业发展。同时，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政府资金引导，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是否具备良好的产业生态，是推动新产业发展的关键。资源依赖会通过挤出效应恶化产业生态。但是如果将资源部门获取的高额收益通过权利金、稳定基金形式收归政府统一支配，一方面约束资源产业发展，另一方面通过投资，将矿业收益转化为基础设施、社会设施、科技创新等，改善投资环境，吸引非资源产业发展并提高其产业竞争力，以此促进产业多样化。 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对资源型地区而言，既是挑战，更是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良好契机。我们要把握好这一新机遇，完善相关制度，重塑产业生态，加快资源型地区动力转变和经济转型。 注释： ①Sachs J.D.and Warner A.M.,"Natural Resource Abund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NBER Working Paper 5398,1995; Sachs J.D.and Warner A.M.,"The Big Push,Natural Resource Booms and Growth,"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59(1),1999. ②van Wijnbergen S.,"The Dutch Disease:A Disease after All," The Economic Journal,94,1984. ③Atkinson G.and Hamilton K.,"Savings,Growth and the Resource Curse Hypothesis," World Development,31(11),2003; Gylfason T.,"Natural Resources,Education,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45(4-6),2001. ④Torvik R.,"Learning by Doing and the Dutch Disease,"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45,2001; Baland J.M.,Francois P.,"Rent-seeking and Resource Boom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61(2),2000. ⑤Mehrara M.,"Reconsidering the Resource Curse in Oil-exporting Countries," Energy Policy ,37(3),2009. ⑥Cappelen
.and
L.,"Can Norway Be a Role Model for Natural Resource Abundant Countries," UNU 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 Paper,No.23,2009. ⑦Mursheda S.M.and Serinoc L.A.,"The Pattern of Speci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The Resource Curse Hypothesis Revisited,"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22(2),2011. ⑧Bac M.,"Corruption,Connections and Transparency:Does a Better Screen Imply a Better Scene," Public Choice,107(1-2),2001. ⑨邵帅、齐中英：《西部地区的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基于“资源诅咒”假说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2008年第4期。 ⑩周小亮：《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理论回溯与框架设计》，《学术月刊》2015年第9期。 (11)李富强、董直庆、王林辉：《制度主导、要素贡献和我国经济增长动力的分类检验》，《经济研究》2008年第4期。 (12)武鹏：《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转换》，《中国工业经济》2013年第2期。 (13)任保平：《新常态要素禀赋结构变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动力转换》，《经济学家》2015年第5期。 (14)赵康杰、景普秋：《资源依赖、资本形成不足与长期经济增长停滞——“资源诅咒”命题再检验》，《宏观经济研究》2014年第3期。 (15)Jan-Peter Olters,"Old Curses,New Approaches? Fiscal Benchmarks for Oil-producing Countries in Sub-Saharan Africa," IMF Working Paper 07/107,2007. (16)C.Leite & J.Weidmann,"Does Mother Nature Corrupt? Natural Resources,Corrup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MF Working Paper 99/85,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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