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荷兰病”与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荷兰论文,中国论文,收入分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荷兰病”与中国式“荷兰病”理论概述
在国际经济学文献中，根据Peter Neary(1984)的定义，“荷兰病”(Dutch Disease)是指荷兰在20世纪60年代大规模开发Slochteren天然气田而遭遇的宏观经济问题和政策困境。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荷兰在其海岸沿线发现了储量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从而使荷兰在60年代迅速成为以出口天然气为主的国家。然而，在自然资源带给荷兰巨大财富的同时，荷兰盾大幅度升值，国内其他工业特别是传统的机械制造与出口工业则不断失去国际竞争力，出现了逐步萎缩的所谓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现象。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荷兰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十分痛苦的结构调整危机。
作为一种经济病症，“荷兰病”在20世纪80年代吸引了理论界和决策层的广泛兴趣，Max Corden(1984)、Peter Neary(1984)、Sweder van Wijnbergen(1984)等就对“荷兰病”进行了深入、全面的理论分析与政策探讨，并以研究“荷兰病”而著称。作为该领域基础性和代表性的成果，Corden和Neary(1982)的研究发现，自然资源大开发将导致由巨额财富带来的所谓支出效应(Spending Effect)以及由繁荣工业诱发的所谓资源转移效应(Resource Movement Effect)，从而产生其他工业因遭受挤压而不断萎缩的去工业化现象以及国内非贸易品(Non-Traded Goods)对贸易品相对价格上升的真实汇率(Real Exchange Rate)升值现象。
Neary和van Wijnbergen(1986)进一步探讨了“荷兰病”对小型开放国家宏观经济的影响及其宏观经济政策走向，他们阐述了以下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一方面，如果政府维持固定汇率政策，那么国内物价水平就可能需要上涨以促使相对价格产生相应的变化；另一方面，如果政府实施浮动汇率政策，那么，在没有相应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前提下，国民经济就可能因资源性产业繁荣而承受通货紧缩冲击，并在短期内对产出和就业造成不利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理论界和决策层更多是从发展经济学角度关注“荷兰病”，这就是“荷兰病”揭示的所谓“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假说，即丰富的自然资源可能诱导政府选择不合理的发展模式和不恰当的经济政策，并滋生制度改革和技术创新的惰性（即体制惰性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从而拖累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作为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成果，Sachs和Warner(1995)通过对跨国截面数据的实证研究显示，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和社会福利水平反而更低。不仅国家层面如此，徐康宁和王剑(2006)的实证研究进一步表明，即便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也存在着“丰裕的自然资源并未成为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反而制约了经济增长”的现象。为此，人们常常以“荷兰病”来警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过分依赖于某种相对丰富自然资源的危险性。
众所周知，在社会财富生产所必需的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和管理技能等四种稀缺的基本要素中，占世界人口20%的中国无疑拥有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对外开放的时代背景下，与传统意义上的自然资源大发现和大开发一样，劳动力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利用也会产生某种形式的“荷兰病”。由于这种“荷兰病”与传统意义上的“荷兰病”产生原因不同，当然，这种“荷兰病”产生时机、作用机制和表现形式也有所不同，所以为了区别，我们称之为中国式“荷兰病”①。
事实上，龚秀国(2008)已经在分析传统“荷兰病”的Corden和Neary(1982)模型基础上，从实证角度验证了中国外向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在中国2001年11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的确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并探讨了这种空前繁荣对中国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影响②。换言之，以入世后大规模开发外向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特色的中国式“荷兰病”是确信无疑的，从而为我们正确、系统地解读入世以来以及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所遭遇的宏观经济问题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理论视角。
按照传统“荷兰病”和中国式“荷兰病”理论的相关研究成果，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繁荣至少可以通过传统的“支出效应”和“资源转移效应”影响中国宏观经济，并成为现阶段中国宏观经济问题和政策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一方面，在2001～2007年间，在繁荣的加工贸易和对外贸易带动下，中国经济以平均每年10%左右的速度迅猛增长，到2007年已跻身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特别地，中国人均GDP也在入世后5年间成功地翻了一番，由2001年的1017美元上升至2006年的2045美元。中国大力开发外向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收获了巨大财富，而由巨额财富诱发的支出效应已十分明显。另一方面，随着入世后外向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繁荣以及相关产业劳动力工资收入的提高，中国也产生了显著的全国范围内的劳动力大转移，这就是所谓的资源转移效应：一是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青壮年劳动力大规模涌入中心城市以寻找收入更高的就业机会；二是经营困难或者发展前景看淡的国有企业的大批熟练技术工人、工程师等转入其他待遇更高、条件更好的其他所有制企业特别是外资企业工作；三是发展滞后的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大量涌入比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
在此基础上，龚秀国(2009)，龚秀国和邓菊秋(2009)分别从实证研究角度进一步分析了中国式“荷兰病”对中国农业发展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不仅发现中国传统农业在入世后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面前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繁荣所带来的资源转移效应的双重挤压下，出现了农业逐步萎缩以及农业创新能力和发展动力日益弱化的典型的去工业化现象，而且发现人民币汇率效应（即人民币升值及其影响）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十分明显的积极作用。
入世以来，长期存在于中国社会的“三大差距”（即城乡差距、工农差距以及脑体差距）不仅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和解缓，而且东西部差距（即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内陆地区之间的差距）不断恶化，国富民穷现象日益突出。因此，基于实证的、适合中国具体国情的中国式“荷兰病”理论，深入细致地探讨入世以来在体制惰性效应、技术创新效应、人民币汇率效应等作用下中国收入分配问题所受之影响及其演变态势，已经自然而然地成为现阶段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不利影响并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和谐与协调发展的一个崭新思路，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明显。
本文将理论联系实际，从实证研究角度深入分析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收入分配问题在中国式“荷兰病”影响下的诸多特点及其发展态势，并以此为基础对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收入分配政策走向做初步探讨。
二、中国式“荷兰病”对中国收入分配的影响分析
与传统“荷兰病”来源于大规模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不同，中国式“荷兰病”来源于中国入世后大规模开发利用自己最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以及外向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空前繁荣。而且，与荷兰等小型开放的发达经济体不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虽然刚刚步入中低收入国家行列，但市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很不完善，目前正在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所以，在入世后由外向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带动的经济繁荣面前，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势必将展现出迥然不同的表现特征、作用机制或者发展态势。
单纯地从国际经济学理论或者著名的Samuelson-Stolper定理来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扩大对外开放将使中国广大的普通劳动者成为中国式“荷兰病”理所当然的最大受益者，而其他资源所有者（如土地、资本、知识或者管理技能所有者等）应该是中国式“荷兰病”的利益受损者，从而减少他们之间的收入差距。然而，中国的经验和事实却并非完全如此。
首先，入世以来，中国经济随着外向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空前繁荣而不断崛起，但在体制惰性效应的影响下，社会财富加速向政府部门集中转移的“国富民穷”现象日益突出，从而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最大阻碍。
自2001年入世以来，在外向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持续繁荣的有力推动下，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和财政收入双双高速增长，而且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大大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从而使财政收入占当年GDP的比重一直保持持续、快速的增长态势：目前，已由2001年的不足15%迅速上升至2007年的20.6%，增加近6个百分点（见表1）。这种持续、快速的增长势头恰恰如实地反映了中国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源正在加速地向政府部门集中和转移，这就是所谓的“国富民穷”现象。
其次，入世后，随着外向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持续繁荣和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迅速提高，生活质量也不断改善，但与此同时，传统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却在强化，特别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在持续扩大。
入世以来，随着外向型经济的空前繁荣和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和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在2001～2007年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分别从6860元和2366元迅速增加至13786元和4140元，绝对数几乎翻了一番；与此同时，中国城镇居民家庭和农村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也分别从38.2和47.7稳步下降至36.3和43.1，分别下降近2个和4个百分点（见表2）。
与此同时，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也在同时持续、稳步地扩大。2001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2.9倍，到2007年这个倍数便迅速地扩大至3.3倍；而且，即便到2007年中国农村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43.1)也显著高于2001年时中国城镇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38.2)（见表2）。这充分说明，在城乡严格分割的现行体制下，同样作为劳动力，中国入世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繁荣的主要受益者是城镇居民而不是农村居民，即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带来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繁荣不仅没有打破反而强化了根深蒂固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换言之，要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就必须从体制上寻找突破口。
此外，由于入世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扩大，所以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大背景下，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居民自然而然地出现了整体消费支出乏力的现象。入世以来7年间，8亿多人口的农村消费支出从2001年的15791亿元缓慢增加至2007年的23914亿元，增长仅51%，不仅绝对数大大低于几千万人的政府部门和2亿多人口的城镇，而且增长速度也远远不及后两者翻番的速度；反映在居民消费支出和最终消费支出的占比上，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一直呈现持续、稳步的下降趋势，分别从2001年的32.1%和23.6%迅速降低至2007年的25.6%和18.6%，而城镇居民和政府部门则相应地大幅度上升（见表3）。这从反面说明，要转变中国传统的外需型经济增长方式为内需型，中国政府就必须从增加广大农民收入和消费支出着手。
再次，随着入世后外向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及其推动的国民经济的繁荣，中国各地区城乡居民收入特别是由它决定的各地区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持续、稳定增长。但在体制惰性效应影响下，东西部差距却在稳步扩大，而在汇改后人民币汇率效应影响下，东西部差距存在明显减缓趋势。
根据当代经济学理论，居民储蓄主要是由居民收入决定的。所以，入世以来，在国民经济和居民收入不断增长的促进下，中国各地区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额也不断增长。比如，作为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典型代表的上海市和江苏省，其年底储蓄存款余额分别从2002年的3892亿元和6276亿元迅速增加至2007年的8745亿元和13015亿元，绝对值在6年间增加了一倍多；与此同时，作为中国西部地区典型代表的重庆市和四川省，其年底储蓄存款余额也成功地翻一番，分别从2002年的1582亿元和3665亿元增加至2007年的3228亿元和7451亿元（见表4）。这与同期中国人均GDP翻了一番的事实完全吻合。
众所周知，中国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是十分明显的。比如，在2002年年底，位于东部沿海地区的上海、江苏城乡居民占全国储蓄存款余额的比重是4.48%和7.22%，超过相对应的西部内陆地区重庆和四川1.82%与4.22%的比重各2～3个百分点。在入世后的最初几年时间里，即在2005年中国对自1998年以来长期执行的人民币钉住美元制度做出重大改革之前的几年时间里，由于受体制惰性效应影响（中国没有出台任何严重影响中国对外贸易平稳发展的体制改革举措），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逐步扩大了。在2002～2005年间，上海、江苏在全国城乡居民存款中的比重持续、稳步地增长，重庆、四川的比重却一直徘徊不前甚至有所减少，从而使2005年上海与重庆、江苏与四川在全国储蓄存款中的比重之差扩大至3个百分点以上（见表4）。这充分说明，在体制惰性效应作用下，入世后的经济成果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而不是在西部内陆地区。
但令人惊奇的是，在2005年汇改后人民币稳步升值效应或者人民币汇率效应作用下，中国东西部差距却出现了明显下降的趋势。从2005～2007年间，随着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不断升值，上海市城乡居民占全国储蓄存款的比重显著下降，江苏省基本持平，重庆市和四川省则开始上升，从而使上海与重庆、江苏与四川的比重差距从2005年的3.63和3.32稳步减少至3.20和3.22（见表4）。
最后，入世后中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繁荣有力地改善了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结构，这使中国城乡协调发展有了一定基础。但在体制惰性效应特别是传统“以农养工”或者现代“重工轻农”思想的影响下，政府调节收入分配不平等的转移性支付政策实际上并没有减少城乡差距，反而加大了城乡差距。
事实上，入世后，在繁荣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推动下，不论是城镇居民家庭还是农村居民家庭的人均年收入都在迅速增长，分别从2002年的8177元和3449元增加至2007年的14909元和5791元，绝对值在6年间都接近翻了一番，从而使普通城乡居民都分享了经济发展的成果，生活水平迅速提高。
在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过程中，由于受传统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中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源泉却存在显著不同。一方面，城镇居民家庭收入仍主要来源于工薪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尽管二者占比之和在入世后呈现稳步下降趋势（从2002年的94.7%下降至2007年91.3%），但一直都超过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的90%；而且，入世后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在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中的比重稳步上升，分别从2002年的4.1%和1.2%上升至2007年的6.3%和2.3%，尽管二者之和仍然没有超过城镇居民年收入的10%，但这同时也说明，相对富裕的城镇家庭收入结构在不断改善（参见表5）。
另一方面，中国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来源主要仍是工薪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入世后在资源转移效应影响下，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性收入比重稳步下降（从2002年的69.0%下降至2007年65.2%），而工薪收入比重则一直稳步上升（从2002年的24.4%上升至2007年27.6%），二者之和也一直都超过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的90%；与此同时，入世后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比重稳步上升（从2002年的1.5%上升至2007年的2.1%），转移性收入比重也先大幅降低后缓慢上升（从2002年的5.1%降至2003年的4.0%，再缓慢上升至2007年的5.0%），二者比重之和仍没有超过农村居民年收入的10%（见表6）。特别地，随着农村居民工薪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比重的稳步上升而经营性收入比重的稳步下降，农村居民收入结构也在不断改善，但政府对农村居民家庭的转移支付明显不足。
实际上，尽管入世后政府对城镇居民家庭的转移支付在其收入占比中有所下降，但仍是其主要收入来源，2007年仍占到其总收入的22.7%；与此相对，尽管入世后政府对农村居民家庭的转移支付在2003年以来在其收入占比中有所上升，但2007年农村居民家庭的转移性收入比重仍不过区区的5.0%，竟然不如入世之初的2002年（见表6、表7）。
特别地，入世后中国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的比值更是出现了先大幅增加、后缓慢降低的变化趋势，从2002年的11.30急剧增加至2003年的14.74，然后缓慢降低至2007年的11.67。这说明，尽管自2003年以来政府着实加大了对农村居民家庭的转移支付水平，但与对城镇居民家庭的转移支付水平相比，2007年竟然不如2002年！正因为如此，入世以来中国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总收入比值或者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一直在稳步扩大，从2002年的2.37倍增加至2007年的2.57倍（见表7）。
三、总结与讨论
前面实证分析发现，在入世后中国式“荷兰病”的体制惰性效应等的综合作用下，中国收入分配既有的地域性特征（城乡差距）、区域性特征（东西部差距）和部门性特征（国富民穷）进一步恶化，从而妨碍了经济增长方式由外向型向内需型的转变以及国民经济在区际间、城乡间和部门间的协调发展。为此，本文认为，政府应审时度势，积极从发展全局或者长远战略着手改革和完善现行财政税收体制与政策，防范和减少中国式“荷兰病”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以及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不利影响。
首先，随着入世后社会财富越来越多地向政府部门集中，政府应不失时机地利用充足、宽裕的财政能力，因势利导地加快城乡统筹发展的步伐，积极推动城镇化、城市化建设，从而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及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打下坚实的社会经济基础。
特别地，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政府更应增加对环境保护、社会保障与就业、教育、科学技术、医疗卫生以及农业等重要领域的财政支出比重，从而为下一个即将到来的繁荣周期打下坚实基础。然而，迄今为止，环境保护和医疗卫生等问题基本上是地方政府和地方财政直接管理的事务，而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并支出的比例极少，甚至没有任何直接的财政支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较大的遗憾。
其次，针对“国富民穷”严重挤压居民消费投资的现象，政府应及时有效地改革税收体制，并进行实质性减税，真正地“还富于民”，从而为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创造良好的外部政策环境。
最后，为了推动东西部地区产业转移步伐和减少东西部差距，政府应适时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并更多地让市场来决定人民币汇率的升值或者贬值。当然，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还可以帮助中央银行积累更多、更丰富的人民币汇率的市场管理经验，有助于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减少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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