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异及旅游开发模式探究
赵鹏霞,石惠春,谢敏慧,宋 媛
(西北师范大学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甘肃 兰州730070)
摘要： 运用定量统计和GIS空间分析技术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异,对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结构、区域分布、区位商和时序空间分布特征等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县(区)级别结构、传统手工技艺和民俗项目类型为主;②甘肃省不同类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集聚化程度不一,形成“三团两轴”的空间分布;③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时序空间格局上分布不均衡,主要集中在陇中东黄土高原文化板块;④非遗资源密集区为定西市和甘南州,而旅游资源密集区为天水市和酒泉市,说明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和旅游资源开发不协调,可对甘肃省不同类型的非遗资源采用主导模式和辅助模式进行旅游开发。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异;旅游开发;甘肃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是一个国家、民族和区域文化的重要表征,承载和积淀着深厚而复杂的文化内涵。在当前全球化和大数据时代语境下,非遗原有的历史和传承意义逐渐消失,其赖以生存的社会文化环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西方文化对本土区域文化的强烈冲击,非遗传承和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危机。如何挖掘出非遗深厚的文化内涵,找寻非遗与现代生活的衔接点,激活非遗的现代性转化,实现非遗的文化和社会经济价值再生产,是目前保护和发展非遗的关键性环节,也是当前非遗研究领域关注的重要问题。
由表6评价结果可以看出，K136+500—K136+800和K49+540—K49+740边坡处于Ⅳ级不稳定状态，K144+685—K144+880边坡处于Ⅱ级稳定状态，根据长期监测以及现场勘察情况表明此次评价结果符合实际情况。
纵观国内外研究进展发现,国外学者在非遗保护和传承研究中起步较早,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非遗概念的提出、起源和历史探究[1]，非遗的内涵与传承、保护和利用等[2-5]情感方面的研究。从非遗理论的初级层面到保护体系建构和保护方案实施方面,创新性地提出保护方式研究[6]，重视教育机制在非遗中的作用,提出非遗不只是静态保护,更需要活态传承[7,8],探究非遗的连贯性及其在旅游开发中的作用,以及各种新技术、数字化对非遗旅游的影响[9,10]。研究尺度较大,多数学者主要在宏观角度把握非遗内涵,较少涉及到具体区域研究[1-8]。国内专家学者早期研究集中在非遗概念分类和保护利用[10]等方面,后期主要是非遗创新性旅游开发与教育传承策略方面[11-14]。从研究内容来看,主要集中在非遗的价值评估、开发利用、旅游响应、空间分布、教育传承等方面。从研究视角来看,主要集中在社会学、民俗学和教育学等学科视角,较少从地理学视角进行研究;从研究区域来看,从全国范围内进行非遗研究[15-17],再聚焦到某一省域[18-20]研究;从研究方法来看,多采用核密度法、热点聚类、最近邻指数和最近距离聚类法等[15-20]分析方法研究空间分布格局。多数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非遗的空间分布特征、形成原因和影响因素等方面,具体到非遗的空间分异及如何恰当激活现代性转化等问题的研究普遍较少。非遗的明显社会文化功能已逐渐消失,如何将其纳入资本空间生产范畴之中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之一。本文选取非遗丰富的甘肃为研究区,通过搜集现有非遗资料,对已纳入国家级、省级、市级等非遗名录数据进行处理,对甘肃省非遗类型结构特征、区域分布特征、区位商等方面进行研究,一方面揭示甘肃省非遗空间分异状况，一方面研究非遗资源优势度和旅游资源开发之间的关系机制,为探索非遗现代化再生产模式提供借鉴。
牛皮糖打开报纸，里面一扎一扎有五扎。他拿起一扎，一手抓着钱的一头，另一手食指抵住钱的顶端，大拇指迅速在钱页上啪啪拨弄了一番。然后依旧包好报纸，塞进一只塑料袋，提在手里。
1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甘肃省文化厅官网(www.gswh.gov.cn)、甘肃政务服务网(www.gsta.gov.cn)、甘肃省旅游网(www.tourgansu.com)、甘肃省人民政府网站和14个市(州)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文化类相关网站。根据Google Earth获取非遗申报单位所在县级单元行政中心的地理数据,以甘肃省矢量地图为底图(包括市、县图层)。有关人口、地域面积等数据是在甘肃省人民政府统计局官网和有关网站上获取,具有真实性和权威性。
1.2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核密度分析法、区位商和资源优势度分析法等从不同角度分析了甘肃省14个市(州)非遗空间的分异特征。核密度分析法主要探究不同地区的非遗集中程度;区位商法是对甘肃省非遗的空间分异进行量化分析,测度不同类型的非遗集中度;资源优势度分析法最早是用来测度区域旅游资源丰裕程度的指标,本文用其来描述非遗资源禀赋的丰裕程度。
甘肃省非遗数量庞大、类型结构众多,以传统手工技艺和民俗项目为主,为第一阶梯;传统美术、音乐、舞蹈和民间文学项目次之,为第二阶梯;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和传统戏剧项目较少,为第三阶梯;传统医药和曲艺项目最少,为第四阶梯。非遗类型数量结构特征表现为:①传统手工技艺数量最多,共600项,占总数量24.86%;其次为民俗,共403项,占总数量16.69%。甘肃是我国古代丝绸之路和唐蕃古道的黄金地段,东西方文化往来频繁,带来了精湛的手工技艺;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铸就了独特的地域文化景观,形成了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富集地,地理位置和社会历史原因导致非遗手工技艺和民俗类项目繁多。②传统美术、体育、舞蹈和民间文学项目数量较多,约占总数量40.73%。甘肃省拥有独特的多民族文化和黄土地域文化,由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夜光杯雕、砖雕、木雕、泥塑、香包刺绣和剪纸等技艺。③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和传统戏剧数量较少,约占总数量11.80%。由于缺乏完整的保护体系,传承人大多年迈体弱,非遗生存的土壤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此类项目遗失较多。④传统医药和曲艺项目最少,约占总数量5.93%。大多数传统医疗方式较少有文字记载,多为艺人口口相传,传承人断代问题严重。
(1)
式中,x为非遗点;h为核密度半径值;n为点数,k()为核函数,分布在非遗点中心处的密度最高,并向外围不断降低。
区位商法:利用区位商对甘肃省非遗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量化分析,以测度不同类型的非遗集中程度[22]。计算公式为: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将非遗分为五类[23]: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表演艺术，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等。甘肃省不同类型非遗分布结果见图6。为了便于分析,本文在探讨旅游资源开发模式时采用上述分类办法。
(2)
式中,i为非遗类型;j为地区样本;Qij为j地区i类非遗区位商;Gij为j地区i类非遗的得分值;Gi为j地区不同类型的非遗得分值;Gi为全省i类非遗的得分值;G为全省非遗的得分值。
资源优势度分析法:非遗是旅游资源的一种,因此可借鉴旅游资源优势度分析方法[23]。非遗资源优势度由非遗丰度和品位度决定,资源优势度用在市级中观尺度中计算。丰度计算公式为:
R i =M i /(Σi M j )(i =1,2,…,n )
(3)
式中,Ri为i市域的非遗资源丰度值;Mi为i市域非遗资源类型数。
非遗资源品位度是衡量非遗资源质量水平高低的指标。计算公式为:
Q i =P i /(Σi P i )(i =1,2,…,n )
(4)
式中,Qi为i市域非遗旅游资源品位度值;Pi为i市域非遗旅游资源数量。
从表5可见:①非遗资源Ai≥0.80的密集区,包括非遗资源优势度大于1.4的定西市和甘南州,分别为1.6685和1.5916;在[0.8,1.5]之间的陇南市和天水市两市,为0.8325和0.8114;旅游资源优势度大于1.4的有天水市和酒泉市两市,分别为1.6701和1.4247;在[0.8,1.4]之间的旅游资源密集区有张掖市、兰州市和甘南州,分别为0.9376、0.8513和0.8513。②非遗资源0.10≤Ai<0.80的较密集区,包括非遗资源在[0.1,0.8]之间的酒泉市、临夏州、平凉市、庆阳市、张掖市、兰州市、白银市和武威市,分别为0.5696、0.5206等。旅游资源优势度在[0.1,0.8]之间的陇南市、武威市、庆阳市、平凉市、庆阳市、定西市和临夏州较密集区,分别为0.7843、0.4656等。③非遗资源Ai<0.10的匮乏区,包括金昌和嘉峪关地区,分别为0.0610、0.0176;旅游资源优势度在[0,0.1]之间的有嘉峪关市、白银市和金昌市匮乏区,分别为0.0718、0.0505等。
通过复习课，学生具备了相对稳固的知识体系，具备了一定的科学探究能力与问题解决能力。教师可以引导学生结合本地资源开展多种形式的科学实践活动，尝试解决现实生活中与生物学息息相关的问题，进行社会责任的渗透。
综合考虑非遗资源丰度和品位度来反映非遗旅游资源的优势度。评价模型为:
A i =R i ×Q i ×100%(i =1,2,…,n )
75岁的张奶奶是济南市历城区小辛庄社区恒协基爱养老服务中心的“长驻客”。每天早饭后，张奶奶便像小孩上学一样，来到养老服务中心，看看电视、打打麻将、跟一帮老姐妹唠唠嗑，中午花3块钱吃一顿三菜一汤的午餐，睡个午觉，下午四五点钟准时回家。张奶奶高兴地告诉记者：“中午三菜一汤的餐标是10元钱，营养搭配均衡，每天不重样。但是我只需要支付3元钱就可以,剩余的费用由居委会和养老服务中心分担。”
(5)
2结果与分析
2.1 非物质文化遗产结构与类型特征
甘肃省花儿和环县道情皮影戏被评选为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甘肃省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68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493项、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851项、县级非遗代表性项目4342项(表1)。从级别来看,甘肃省非遗呈现“金字塔”结构,以县(区)级代表作名录为主,其比重为64.27%;其次是市级,比重为27.40%;省级较少，比重为7.30%;国家级和世界级的非遗最少,分别为1.01%、0.03%。从金字塔型的非遗结构可见,民间潜在的非遗类型多样,具有深厚的挖掘潜力,如此丰富的非遗资源必将助力旅游业发展,因此开拓非遗资源成了甘肃省旅游从观光型旅游到休闲体验式旅游发展的强烈诉求。
表 1甘肃省不同级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
本文讨论非遗类型划分依据主要是以2008年国家《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分类为标准,将非遗划分为十大类,甘肃省非遗类型统计结果见表2。
表 2甘肃省不同类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
核密度分析法:甘肃省非遗核密度分析是以每个非遗点要素为圆心,以半径h为单位圆的密度值,分析单位面积内空间密度连续变化的过程[21]。计算公式为:
2.2 甘肃省非遗区域分布特征
本文根据甘肃省各地区在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相似性,将全省东中西部划分为陇中、陇东、陇南、河西和甘南五大区域(图1)。其中,陇中包括兰州、定西、白银和临夏地区;陇东包括庆阳、平凉和天水地区;陇南包括陇南地区;河西包括酒泉、张掖、嘉峪关、金昌和武威地区;甘南包括甘南地区,见表3。从表3可见,甘肃省非遗在各区域上呈集中不均衡分布态势。
图 1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域分布
表 3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域分布
陇中地区非遗数量居于首位,有1896项,占非遗总数的28.06%;陇东地区1748项,占非遗总数的25.87%;河西地区1693项,占非遗总数的25.06%;甘南地区828项,占非遗总数的12.25%;陇南地区相对较少,只有592项,仅占非遗总数的8.76%。按照地区面积密度可分为三个层次,区域平均密度为1.5866项/万hm2,陇东、陇中地区密度最高,分别为3.3254项/万hm2和3.1062项/万hm2；甘南地区和陇南地区次之,分别为2.2627项/万hm2和2.1265项/万hm2,高于省内平均密度1.5866项/万hm2；河西地区因其地域面积广大的缘故,区域密度最低,仅为0.6831项/万hm2。按照地区人口密度可划分为三个层次,人口平均密度为2.5889项/万人,甘南地区最高为11.6587项/万人,居于首位;河西地区次之,为3.4699项/万人,高于平均密度2.5889项/万人;陇东、陇南、陇中地区低于平均密度,三地区合计均密度为2.1349项/万人。
甘肃省非遗行政市域空间分布的多寡和等级高低是非遗资源对旅游者“吸引力”大小的一个衡量尺度[17]。本文运用ArcGIS10.1软件,对甘肃省14个市(州)的非遗资源(国家、省、市、县四级)进行数据分析,分别进行可视化处理,得到甘肃非遗行政市域空间分布(图4)。对不同品级的非遗资源进行赋值:世界级非遗赋值为8、国家级非遗为4、省级非遗为2、市级非遗为1。根据区位商公式(3)得到不同类型非遗区位商(表4)。研究发现,甘肃省14个市(州)非遗呈现出空间不均衡集聚特征格局。
甘肃省国家级非遗共计68项,临夏州非遗数量最多(11项),国家级非遗在区域分布层面形成了1个极核、1个高度密集区、2个次级密集区和1个带状区域(图2)。其中,极核区是以陇中民族文化为代表的临夏地区;高度密集区主要为陇东天水始祖文化地区;次级密集区为陇中定西地区中医药文化密集地和陇东庆阳地区高原文化密集地;带状区域主要是以丝路文化、敦煌文化和长城文化为主的河西走廊非遗带。
图 2甘肃省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核密度
甘肃省省级非遗项目共计493项,以兰州(58项)、天水(51项)、甘南(51项)数量最多,省级非遗在区域分布层面呈现出2个极核、1个高度密集区、1个轴线分布状态。其中,极核区为兰州和天水地区,兰州是黄河文化发源地和黄土高原文化板块地带,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天水是始祖文化发祥地,也是周朝先祖的故乡;高度密集区为甘南地区,自古就是少数民族聚居地,独特而丰富的游牧民族文化是形成非遗的历史文化土壤;一轴线是河西走廊文化区,河西地区地形平坦,是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大通道,地理位置的相对封闭性和历史延续性,造就了以敦煌文化为代表的河西走廊文化。
通过核密度方法，本文分析了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集中与分异状况,发现甘肃省非遗呈现出“三团两轴”的空间分布结构(图3)。即主要是以兰州—临夏为核心的“一级团”,以平凉—庆阳、天水—陇南为核心的“二级团”,以酒泉、张掖、武威为核心的“三级团”。“两轴”主要是指黄土高原区分布的陇东南地带(庆阳、平凉、陇南、天水、甘南地区),这些地区共3168项文化遗产,占非遗总数的65.17%;另一轴主要是沿河西走廊地带(武威、金昌、张掖、嘉峪关、酒泉地区),共1693项文化遗产,占非遗总数的34.82%。
图 3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核密度
图 4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市域空间分布
2.3 非遗市域尺度特征与区位商量化分析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经济是旅游的表象，文化是旅游的本质。从旅游发展史看出，各个时期的旅游活动都有其独特的表现形式及其不同的主题倾向，但在本质上具有一个共同之处，即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追求的是文化享受③。
区位商研究发现曲艺集聚态势最明显,最大值为2.50,显著聚集于临夏地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次之,为2.08,高度集中于甘南;传统手工技艺区位商广泛分布于嘉峪关;传统医药区位商差异显著,最大值为1.95,最小值为0,集中分布于省会兰州。民间文学高度集中于武威和平凉;传统舞蹈、传统音乐、传统美术、传统戏剧、民俗类项目的区位商在各地区间差异不明显;嘉峪关地区面积有限,只有一个甘肃省直辖市,故非遗种类奇缺。
表 4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区位商
图 5甘肃省不同批次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核密度
2.4 非遗时序空间格局分布特征
历史上甘肃处于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华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汇地,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由此形成了数量庞大、类型丰富的非遗资源,共计4批(图5)。经过分析,我们发现甘肃省4批国家级、省级非遗在时序空间上分布不均衡。主要表现在:①第一批甘肃省国家级、省级非遗主要分布在以黄河文化、农耕文化为代表的兰州谷地和庆阳山地,以民族文化为代表的甘南藏族和临夏回族自治州等地区,主要以传统音乐、舞蹈、戏剧、美术、手工技艺和民俗等项目为主。②第二批非遗重心南移,主要分布在以始祖文化、高原文化为代表的天水盆地、陇南高山地带,以黄河文化、民族文化为代表的兰州谷地、临夏民族地区等地,以传统舞蹈、美术、传统手工技艺和民俗等项目为主。③第三批非遗范围较前两批有所扩大,主要分布在以中医药养生文化、伏羲文化为代表的定西、天水地区,以及以长城文化、河西走廊文化和民族文化为代表的嘉峪关、武威、临夏等地区,还有宗教文化盛行的平凉等地区,以传统手工技艺、音乐、舞蹈、民间文学等项目为主。④第四批国家级和省级非遗项目集聚化特征明显,主要分布在以黄河文化为主的兰州谷地和以伏羲文化为主的天水等地区,以传统手工技艺、传统美术、民俗等项目为主。
2.5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发展的相关性
本文分析了甘肃省非遗的类型结构特征、区域分布、行政市域分布,以及区位商量化分析和时序空间格局分布等方面,梳理了甘肃省非遗资源禀赋情况,说明非遗资源与旅游发展之间存在有某种联系,如此丰厚的非遗资源在推动甘肃省旅游发展方面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本文利用式(3)—(5)计算出甘肃省14个市(州)的旅游资源和非遗资源丰度、品位度和优势度,见表5。
东方宇轩不同意，他说：“积薪兄，天外有天，谱外有谱，万花谷得天之助，破解媪妇谱，是我辈弈人之福，人力有尽，棋道无穷，积薪兄正要指点这几个孩子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切莫自谦至此。”
表 5甘肃省 14个市(州)的非遗资源和旅游资源优势度
国内外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旅游资源禀赋、交通和地理区位条件是旅游经济空间差异的原因,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22]。旅游资源优势区中的天水市和酒泉市的地理位置优越,是全省旅游的集散中心,旅游吸引能力强;定西市和甘南州拥有丰富的非遗资源,但旅游经济发展能力并不显著。可见,非遗资源禀赋多寡并不是促成旅游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虽然一方面保护了地区非遗资源的完整性,但在一定程度上让非遗活态传承与创新发展受到了局限,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提出适合非遗旅游资源开发新模式。
2.6 非遗旅游资源开发模式探究
Q ij =(G ij /G j )/(G i /G )
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类非遗包括民间传说、故事、诗歌和少数民族史诗等民间文学。从图6a可见,民间文学类非遗以河西宝卷为主要代表在各地区的聚集性不强,旅游开发适用性较低,通过口头传承的文学旅游开发缺乏相应的载体,因此在旅游规划过程中应在文化源地以传承人为核心将文化元素渗透到开发的各个环节,政府提供一定的资金保障和政策支持,针对旅游价值潜力大的文学项目采用旅游形象经营模式开发,有关专家与学者需要进一步挖掘文学内涵,以数字化媒体作为宣传媒介,提高非遗文化的影响力。
图 6甘肃省不同类型非遗分布
表演艺术类非遗主要有传统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体育、游艺与杂技等。从图6b可见,表演艺术类非遗主要集聚分布在陇中东、陇南、甘南等地区。不同地域有不同风格的艺术文化,甘南地区独特的藏族文化衍生出了与众不同的藏族民歌、兰州的太平鼓舞、凉州贤孝、秦腔、曲子戏等以其深刻的内涵流传至今。针对旅游开发价值潜力大、盘活力度高的表演艺术类项目以资本市场为主导采用休闲演艺开发模式,遵循“遗产真实性”理论,将传统非遗依托景区创新性采取集中舞台化的表演方式,加入游客体验性环节;对保存难度大、地处偏远地区且濒临消失的非遗项目,以政府为主导采用静态博物馆保护模式。
社会实践、仪式和节庆活动类非遗主要包括传统节日节庆、礼仪、婚俗和服饰等民间风俗。从图6c可见,民俗仅次于传统手工艺类非遗在各地区聚集分布,主要集中分布在甘肃省的陇中、陇南、甘南和河西地区。对某些现代社会可宣扬的民间风俗和礼仪庆典,政府必须提供资金支持和价值引导进行旅游开发体系建设,以民间社区为主导的可采用节庆旅游开发模式,文化源地居民积极参与,依托节庆仪式活动增加相应的非遗旅游体验项目;对某些濒临灭绝、价值独特、旅游开发产品单一的民俗文化应由政府主导建立相应民俗文化生态园进行保护，达到永续利用的目的。
当前，各种污水处理技术的除磷原理主要是生物除磷[1]。污水中总是存在一些活性污泥，其内部含有一些聚磷微生物，将这些微生物植物厌氧条件时，其细胞内部的聚磷就会转变为正磷酸盐，将其释放到细胞外后，能够摄取污水中比较容易降解的有机物等，经过化学反应后合成聚β丁酸，并将其存储在微生物的体内。当环境变为好氧环境时，这些聚磷微生物就可以将游离氧与PHB结合产生化学反应，从而产生一些能量。这些能量能够吸收污水中的磷，并且在细胞内合成聚磷酸盐。
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实践类非遗主要包括针灸法、中药、藏医药等传统医药。从图6d可见,传统医药在甘肃省各地区呈均匀分布,特别是甘南藏族地区的藏医药已入选为国家级非遗项目，应进行保护性开发利用。传统医药类非遗旅游的吸引力不强,可对部分药用价值高的非遗项目进行开发,以政府为主导,走品牌化道路,资本市场介入可采用旅游商品的开发模式,集中在当地或旅游景区集中进行展示出售。
此外,新的学习培训方式,通过临床遇到问题或疑惑去寻找解决的方法,再不断的分析、比较、总结、实践,发现新的护理方法及证实现行护理方法的利弊,再将总结的内容以论文形式发表交流,以便发挥更大的指导与借鉴作用,给患者带来真正好处同时,也有利于提高医务人员的开拓性和创新性。
2.3 不同分期的宫颈癌组织中Ki-67、p16及p53表达情况的比较 16例宫颈癌患者中，Ⅰ期10例，Ⅱ期6例。宫颈癌Ⅰ期与Ⅱ期患者Ki-67、p16及p53表达阳性率的比较，存在明显差异(P<0.05)。见表3。
传统手工艺类非遗包括雕铸、制造、印染、编织技艺等传统手工技艺和美术。从图6e可见,传统手工艺类在甘肃省各地区高度聚集呈不均衡分布态势,传统技艺类的非遗旅游资源开发要以资本为主导,采用主题公园开发模式,依托当地景区开展观光旅游;手工艺类项目可操作性最强,旅游体验性最高,应充分利用原生态文化地域,在文化源地进行现场集中展示。如刺绣和剪纸这种传统手工技艺,可物化为手工艺旅游纪念品,走品牌化道路,集中在旅游地进行出售。
3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甘肃省非遗类型结构分布差异化明显,呈现“金字塔”结构,以县(区)级代表作名录为主,传统手工技艺和民俗类项目丰富,传统医药和曲艺类数量偏少。甘肃省14个市(州)非遗呈现出空间不均衡集聚特征格局,陇中地区聚集程度最高,临夏州曲艺集聚态势最明显,嘉峪关地区面积狭小,非遗种类缺乏;核密度分析呈现出“三团两轴”空间结构,国家和省级非遗空间集聚重心以陇中东黄土高原文化板块为主;非遗资源在时序空间分布上呈现出不均衡特征,进入保护名录体系的项目越来越多,范围不断扩大,为进一步挖掘保护开发非遗提供了基础。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地域文化景观是非遗形成和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脱离非遗本身文化生态环境谈保护开发是缺乏真实性的。甘肃省非遗和旅游资源优势度结果分析表明,非遗资源丰富的地区旅游发展差,两者开发并不协调;针对不同类型的非遗资源,其旅游开发模式有所不同,政府主导开发的主要目的是保护,提供相关政策支持和法律保障,将人类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保存下去;资本主导开发主要是盈利,发掘高价值非遗项目是将旅游产品化,尽可能将非遗经济价值最大化;社区主导开发目的是传承,在原有基础上加入现代化表现方式,鼓励社区居民积极盘活传统文化。
传统的通过径向振动信号诊断转轴裂纹的方法中，最有效的就是监测对比转子过1/2、1/3等临界转速时的1、2、3倍频信号幅值改变程度和观察对比转子临界转速的改变量，也就是轴裂纹的径向振动信号特征，只有在机组启停机转子升降速时才有明显的表现，但是石化等流程企业中运行的大型机组，通常运行周期多在一年以上，中途不会为了检查转子裂纹而做停机升降速试验，这样对企业来说少则是几百万元、多则是数千万元的损失，而转子轴的裂纹从生成到扩展断裂，时间就短得多，因此就需要有一个新的方法，在转速变化不大的正常运转中，监测诊断转子轴裂纹的生成与扩展。
3.2 讨论
非遗是重要的旅游资源,旅游开发推动非遗的活态传承、自我发展和改革创新,是非遗保护和利用的一种最有效的方式。在非遗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应当始终坚持遵循遗产保护的真实性理论,科学合理可持续地进行非遗旅游资源开发。本研究仅仅对甘肃省非遗的空间分异做出不同角度的分析,针对不同类型的非遗资源提出了相应的旅游开发模式，但在建立详细的非遗旅游开发价值评价体系方面还尚未研究,同时针对不同文化地区的非遗尚未进行具体分析,对挖掘更深层次的旅游内涵等方面未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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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Model in Gansu Province
ZHAO Peng-xia,SHI Hui-chun,XIE Min-hui,SONG Yuan
(College of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Lanzhou 730070,China)
Abstract :Using quantitative statistics and GIS spatial analysis techniques to explore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this paper studied the type structure,regional distribution,location entropy and temporal-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Gansu Province.The results showed that:①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Gansu Province was mainly composed of county (district) level structure,traditional handicraft skills and folk custom items.②The degree of agglomera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Gansu Province was different,forming a "three groups and two axes" spatial distribution.③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Gansu Province was unevenly distributed in the time series spatial pattern,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loess plateau cultural plate of Gansu middle east.④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source-intensive areas were Dingxi City and Gannan Prefecture,while the tourism resource-intensive areas were Tianshui City and Jiuquan City,indicating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sources and tourism resources were not coordinated,and tourism development could be carried out by adopting dominant and auxiliary modes for different type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sources in Gansu Province.
Key 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spatial differentiation;tourism development;Gansu Province
中图分类号： F590.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5-8141(2019)10-1314-08
doi： 10.3969/j.issn.1005-8141.2019.10.016
收稿日期： 2019-04-16；修订日期： 2019-08-15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41161022);甘肃省科技支撑项目(编号：090NKCA075)。
第一作者简介： 赵鹏霞(1995-),女,甘肃省定西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旅游资源开发规划与管理研究。
通讯作者简介： 石惠春(1965-),女,甘肃省兰州人,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生态经济、旅游资源开发规划与管理等方面的研究。
标签：非物质文化遗产论文; 空间分异论文; 旅游开发论文; 甘肃省论文; 西北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