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变化析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性论文,体系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际体系处于深刻转型之中，有人称之为500年来的第三次大转型。①转型的动因和最大特征是一批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但学者们在分析新兴国家崛起对世界权力格局和国际秩序所产生的影响时却是见仁见智。本文从国际体系的边界和层次性入手，考察后冷战时期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力量格局的消长、第三世界加速分化以及体系外国家竞相融入主流国际体系，导致全球体系和国际秩序发生了什么样的结构性变化。
国际体系是诸多单元或构成部分按照一定规则互动构成的整体，其存在的形态与特征取决于单元权力的分配和单元之间互动的意图。国际体系是有边界的和层次性的。在19世纪末以前，所有国际体系都是地区性的。西欧国际体系不断扩展，逐渐形成以其为核心的全球性国际体系，其中欧美国家是主导者，游离于体系外的其他国家和集团长期处于主动或被动融入主流体系的状态。彼得大帝于17世纪末推行的西方化改革和日本在19世纪60年代脱亚入欧的明治维新是体系外国家主动融入西方体系的成功实践。第三世界国家在二战后赢得民族独立时，大都选择了资本主义制度和西方式发展道路，有的还与西方国家保持着战略同盟关系。但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世界主流体系只涵盖数量有限的西方发达国家。在主流体系之外，不仅存在大量体系外国家，而且还有强大的竞争性体系与之抗衡，全球体系并不存在。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冷战结束以非战争的形式开启了国际体系转型的过程。这次体系转型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开展的，虽然意识形态对抗、军事集团结盟对峙的情况依然存在，但大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对抗减少，主流体系的吸引力增强，与体系外国家的对抗性减少。这源于体系转型的内在动力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即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和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引发力量结构和国家间互动方式的变化。来自非西方世界的新兴强国在保留自身特色的同时，逐步成为西方体系的成员，第三世界国家的身份日趋淡化。体系外国家的大量涌入对主流国际体系形成了重大冲击，使之发生了明显的结构性变化——集权化和制度化。
国际体系的集权化主要表现在居于主导地位的霸权国权力集中，霸权国权势的合法化和主导国际体系的认同度高。根据肯尼斯·华尔兹(Kenneth N.Waltz)的定义，国际体系的结构就是单元之间的能力分配。而经过对单元的两层抽象，他最终以大国数量界定体系结构。②对于国际体系的稳定来说，两个方面的实力分配至关重要：一是体系内成员之间的实力分配，二是主导体系与体系外国家间的力量对比。二战后的整个冷战时期，西方国家凭借战后的制度安排和经济发展成就，奠定了西方国际体系的优势地位。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和一大批发展中大国的迅速崛起形成权力分散化的现象，③然而，崛起国家都选择了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世界范围的权力显示集中化趋势。
国际体系集权化表现之一是大国力量不平衡的加剧，即唯一超级大国与其他大国实力差距的拉大。主要国家间的权力分布对国际体系的稳定性有重要影响，而体系中两个最强的国家间的权力比是关键。④自从苏联解体以来，美国作为体系中的唯一超级大国，与第二大国的实力差距拉大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在世界美、日、德、法、英、俄、中7个主要国家中，美国的综合国力遥遥领先，在陆地、海洋、空中和太空等各个层面上都居于主宰地位。⑤2010年，美国的军费开支为6871.05亿美元，比位居其后的12个国家的总和还多1563.26亿美元，是位居第二的中国的6倍多；⑥GDP为146578亿美元，占世界总额(629093亿美元)的23.3％，位居第二的中国仅相当于其40.1％。⑦在此情况下，“一超多强”中的“多强”，无论就单个力量来说，还是就每个力量的组合来说，都不足以牵制“一超”主导和领导世界的意志。⑧近年来反恐战争、伊拉克战争和金融危机虽然使美国的软硬实力有所下降，但并没有改变它在全球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⑨
国际体系集权化的表现之二是超级大国在国际事务中掌握了权力优势和道义强势，出现了体系内主要国家团结在霸权国周围的局面，形成体系内集团霸权主义的趋势。自从全球国际体系形成以来，体系中霸主与二号强国之间的实力差距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大，其他国家更是如此。这种实力差距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体系性后果，那就是各大国不仅没有与美国分庭抗礼的能力，基本上也没有进行对抗所必不可少的意志。在此情况下，美国的谋霸企图和单边主义冲动被激发出来，使其敢于对世界各国以反恐画线，不顾俄法德和中国的反对而发动伊拉克战争；其他大国虽然对美国的单边主义行径有诸多不满，甚至有可能对美国提出严正抗议和强烈批评，但由于在不同领域和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对美国的依赖，更多的还是顺应等级体系改善与它的关系，而不是横向联合共同制约美国。⑩这样，美国得以将世界主要国家纠集或吸引在自己周围，形成了在体系中占压倒优势的集团霸权主义。(11)以前的霸权国无一例外地都把自己置于世界的对立面，美国则成功地把世界主要和多数国家变成自己的盟友或战略伙伴。居于体系主导地位的美国可以使用武力对付别国而较少受到道德和政治上的束缚，霸权国的权势在国际体系中出现合法化趋势。
国际体系集权化的表现之三是权力核心的吸附能力增强，权威的覆盖性强。第三世界的大国和富国纷纷加入国际体系，导致世界权力迅速向国际体系内集中。不同的国家集团卷入国际体系转型这一进程的速度和方式是不同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批发展中国家实现了经济大发展和国力大提升，有的早已达到、甚至超过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新兴大国的群体崛起”成为国际体系结构变化的最重要特征。(12)我们通常所说的第三世界的发展、力量的增强和地位的提高，实际上指的主要是这些国家。新兴崛起国家自70年代以来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和提升国力，在全球化和信息革命加速发展的情况下，它们只能参与和适应现有国际体系，搭乘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和制度创新快车实现发展经济和崛起的目标，与大国对抗或游离于国际体系之外是没有出路的。2010年，世界150个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GDP共213 782亿美元，占世界总额的33.98％，其中42个较为发达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占新兴经济体经济总和的98.29％(210 121亿美元)，而“金砖国家”、“四小龙”、东盟五国和墨西哥(158 092亿美元)占了73.95％。(13)新的实力和地位使这些国家与一般发展中国家渐行渐远，也越来越认同体系内的制度和规范。它们积极融入体系不仅使世界权力迅速向国际体系内集中，而且还造成了国际体系的制度化加强的趋势。
在进行国际政治分析时，国际体系视角强调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和力量分布，国际社会视角则侧重于在行为体互动增强的基础上，带有强制性的价值观和制度、规范的形成。(14)二战后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关系中制度、规范的作用越来越强，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盛行各种规则的国际社会。在1990年前后，国际社会的各种规则得到更多国家的认可。在国际体系变革中，最重要的是对使用武力和如何防止使用武力而进行合作出现了新的见解，其次是经济、社会和环境领域相互依存的增长，以及不断演进的相应管理措施。(15)新的国际体系并不是随着苏联解体而立即出现的，国家之间经过20余年的互动，国际体系的制度化趋势得以强化。但当今国际社会基本上是不对称的力量扩展和利益追求的结果，其主流价值观、制度和规范的内在局限性产生了一系列使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后果。
国际体系制度化的表现之一体现于既有国际制度的强化和变革。国际制度网络遍及各领域并具有越来越强的约束力，国际组织、制度和规则的作用在上升，国家日益受到一个由合作安全或规则等制度形成的网络的羁绊。国际制度在很大程度发挥着国际权威的作用，在国际社会日渐强化和全球化越发深入的今天，国际关系已经远非无政府性可以描述的了，而是正在形成某种由霸权和国际制度共同主导的等级制。二战后，以西方国家为主导，涌现和构筑了一系列国际组织、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并以此为支柱确立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等领域的国际制度。有些国际组织最初并不具有广泛代表性，但在西方国家强势权力的支撑下不断扩大，如今已经成为各有关领域的主要或主导性制度安排。国际组织、制度的改革在提速，博弈更加激烈。金融危机的全球性危害更加显示国际制度改革势在必行。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为例，2010年是该组织改革的一年，迅速增长的新兴市场国家在其运作和与成员国开展工作中将拥有更大发言权。美国和欧盟成员国的投票权之和将首次降到50％以下，长期研究IMF的一位历史学家指出：2010年达成的协议是“该机构成立以来最重要的治理改革”。(16)依据2011年3月生效的IMF 2008年的投票改革方案，中国在IMF的特别提款权份额占3.72％，投票权占3.55％，位居第六位。预计在2012年正式生效的“2010年改革方案”中，中国的投票权将跃居第三位。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这一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然而，投票权的变化反映了新兴国家在经济领域引起的国际制度的变化，紧随着的必然是国际制度内规则、制度、决策程序和基金组织文化的改变。
国际体系制度化的表现之二是新国际制度的创建和发展。权力格局的变化为在转型中的国际体系内完成制度创新提供了可能和平台。在金融危机推动下，形成了应对危机的有效协调机制——二十国集团(G20)。在2009年的匹兹堡峰会上，G20被确定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且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会议。“金砖四国”协商机制的逐渐形成显示了新兴国家试图创设新国际制度的尝试，四国外交部长自2006年以来每年都举行会议，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频繁见面。2009年6月，四国元首于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会晤，首次开幕性质的峰会虽然没有产生具体成果，但建立了良好的对话机制。2010年，四国首脑在巴西利亚再次聚首；2011年，在中国海南召开了“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三次峰会。新兴国家创设新的国际制度虽然仅仅是开始，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发言权必然增加。
国际体系制度化的表现之三是国家主权的衰变，小国的主权权益有时不得不服从于大国主导的国际制度。国际制度的强化对于强国和弱国的影响截然相反。大国特别是超级大国既能依仗实力追求霸权，又可利用国际制度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同时对其他国家进行约束；小国和弱国不但难以据此享受国际社会的庇护，反而被大国主导的体系规则剥夺了挑战和改变体系现状的权利。一个时期以来，西方国家大肆鼓吹“人权高于主权”，挑战和否定国际关系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联合国60周年首脑会议通过的《成果文件》强调“人权”和“民主”的普遍性，决定创建“人权理事会”，负责处理各种侵犯人权的情况，还初步确立了“保护责任制度”，授权国际社会对未尽到“保护责任”的国家实施国际干预。在当代国际体系中，弱小国家的主权受到越来越多的侵蚀是不争的事实。
国际秩序是国际体系在国际结构的作用下形成的明示或默示的国际行为规则，是国际体系中主要战略力量之间围绕某种目标和依据一定规则相互作用的运行机制，也是国际体系中力量对比等级关系的外部表现。一定的国际秩序反映着特定的力量对比关系，主要行为体之间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必然导致国际秩序发生变化。
作为前述一系列结构性变化的结果，当今国际体系呈现出“霸权主导的等级体系”特征。美国雄居国际体系的顶端；最底层是国际弱势群体(17)；中间上层是欧洲、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发达国家，以及转型中的俄罗斯和中东欧国家；中间下层是“四小龙”等新兴工业经济体和“金砖国家”等正在兴起的大国。由于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和中间力量的壮大，这个体系日益朝着一种“两头小、中间大的新型结构”发展，(18)笔者把它称之为国际体系的“中产阶级化”。在国际体系发生中产阶级化的情况下，国际秩序表现出如下三个基本特征。
首先，美国仍然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其单独主导世界事务的能力在下降。冷战后的美国作为有史以来第一个全球性超级大国，确立了实力、制度和文化三位一体的霸权体系。美国的超强实力和主导国际机制的能力既建构了等级制国家力量格局，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国际无政府状态，同时获得了一种道义强势地位。在亚当·沃森(Adam Watson)的“无政府状态—霸权—宗主权—自治领—帝国”光谱排列(19)中，美国正在试图由霸权直接通向世界帝国。美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话语霸权和道义强势，致使霸权行径常常能够披上合法的“集体意志”外衣。美国成了“民主”、“人权”、“人道主义”原则的卫道士，对第三世界弱小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品头论足，直至发出国际通缉令、进行跨国武装逮捕。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政府面对西方的民主要求和民众的不满情绪处于一种道义上无所适从的困境，以至于无形之中被解除了武装。
“9·11事件”后，国际体系中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对美国的“普遍配合”状态。不论各国对美国如何批评，由于在不同领域和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对美国的依赖，更多地还是顺应等级体系改善与它的关系，而不是横向联合共同制约美国。大批中小国家宁愿选择依附美国，希望从对美国的依附中获得经济和安全方面的利益。(20)对于一直以来不绝于耳的“美国衰落论”(21)，我们应当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美国主导国际事务的能力近年来确实呈下降趋势，但“一超”地位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虽然世界格局发生了“一超走弱，多强易位”的趋势，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际体系的权力分布状态。(22)美国主导世界事务的能力仍然是无可匹敌的，其主宰世界的意志也没有严重动摇。美国不仅是能力上的霸权国，积极推行霸权政策，美国的大战略实则是霸权政策。(23)历次“美国衰落论”的始作俑者都是美国人自己，其后就是美国的一次改变、一次转机、一次提升。因此，美国人的“衰落论”不是要唱衰美国，而是一次又一次地给美国带来动力和凝聚力，其作用不亚于“奋进曲”、“警钟歌”和“冲锋号”。(24)
其次，一批新兴大国的实力和影响力迅速扩大，但它们更多地是配合而非制衡美国。近年来，世界格局的新变化就是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并开始逐渐进入国际体系的中心。这些国家的迅速发展不仅仅是一个实力消长问题，而且也是国际体系从西方国家大权独揽到非西方国家积极介入的转型。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新兴经济体成为国际经济体系不可或缺的成员。(25)“金砖四国”的重要影响来自经济分量，它们是除了经合组织成员国之外的四个最大的经济体，是世界上仅有的年度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亿美元的发展中国家。“金砖四国”都跻身于世界十大外汇储备国，总共拥有世界40％的外汇储备。如果“金砖四国”拿出外汇储备的1/6，就能成立一个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等规模的基金。(26)传统大国俱乐部闭门讨论世界事务已经没有太多意义，它们因而不仅邀请新兴大国参加近年的八国集团峰会，还把世界经济事务的决策平台让位于二十国集团。更为重要的是，一批新兴大国的经济实力正在接近传统的欧日强国。中国的经济总量于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00-2008年，“金砖四国”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了30％，2007年金融危机以来，“金砖四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更是达到45％；七国集团(G7)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由20世纪90年代的70％下降到了40％。(27)
“多强”作为国际体系的中间阶层，在数量和实力上都快速增加，制约“一超”独霸的能力得到了加强。理查德·哈斯(Richard N.Haass)甚至宣布这是一个“无极时代”，认为“世界不再由一两个或多个国家支配，而是受几十个拥有并运用各种力量的角色控制。(28)值得关注的是，各新兴大国走的都是体系内崛起的道路，更多的是向美国的偏好靠拢而非对其进行制衡。中国和其他新兴强国不想抗拒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基本规则和原则，只是想在秩序内获得等多的权威和领导力。(29)新兴大国开始成为现有国际体系的既得利益者和现状维护者，当它们与第二世界国家一起配合或默认美国的做法时，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几乎不再有制约美国霸权的能力。海地、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局势的发展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最后，国际体系中间力量整体上向霸权国靠拢，被边缘化的国际弱势群体处境维艰。西欧、日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原本就是美国的盟友，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又进一步深化了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使它们与美国关系中的合作领域远远多于冲突面。第三世界大国在崛起过程中，新的实力地位使它们与一般发展中国家渐行渐远，在利益诉求、行为规则、国际话语甚至国内结构上越来越向西方发达国家靠拢，共同形成一个日益壮大的“国际中产阶级”。这样一来，全球国际体系就形成了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新型结构。由于霸权国美国的实力远远大于第三世界小国，这个新型结构的两头严重失衡，呈现的是“纺锤形”而非“菱形”。这个新结构削弱了发展中国家阵营而壮大了国际霸权集团，使第三世界中的多数国家沦为国际弱势群体，并有进一步降为“第四世界”的危险。
由于新兴大国都奉行融入主流国际体系的政策，西方发达国家的政策和偏好成为具有普世性的意识形态。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工业化国家集团主导的文化霸权体系巩固了一元化权力领导结构的正当性，并赋予这个结构高度的内在一致性。它设计的基本规范准则被塑造成“普世原则”和“自然秩序”，迄今几乎没有任何能与之抗衡的替代模式。(30)美国的霸权不仅是基于无可匹敌的实力的政策霸权，更是基于无可比拟的先进性的制度霸权，从而使美国的行为在国际体系中具有强大的穿透力和示范效应，使其他国家无法拒绝美国的资金、技术和制度、机制创新，无意长期而公开地奉行美国不愿看到的外交政策。各大国均把修好对美关系视为外交的优先考虑，纷纷向美国的国际价值观和行为偏好靠拢，以期为本国的力量提升创造最优条件。
当今国际体系的集权化和制度化使国际秩序形成了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新型结构。在国际秩序中产阶级化的情况下，国际行为体参与国际交往的互动规则逐渐改变，中国的国际身份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在体系变化中扮演的角色、中国重塑国际秩序的途径需要中国对国际体系的变化有客观和清醒的认识，并进行一定程度的外交战略调整，以求在日益增多的国际互动中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和利益。
由于当今主流国际体系是由西方体系演变而来的，中国曾长期扮演其反对者和革命者角色，并以第三世界为立足点同西方发达国家对抗。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开始了以融入主导国际体系为取向的改革开放，如今已经成为国际体系中积极的参与者和建设者。在融入国际体系的过程中，中国的综合实力快速增长，国际身份也在发生多方面的转型：一是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型，二是由地区大国向世界大国转型，三是由国际体系的反对者向合作者转型。
中国虽然已经是国际强势集团的成员，但国际身份的转型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而将面临来自上下内外各方面的挑战。从上方看，中国经常被强势集团要求承担发达国家的责任，这与中国自身的诸多发展中国家属性产生冲突(如人民币汇率)。从下方看，发展缓慢的第三世界小国沦为国际弱势群体，面临着经济、政治、社会和外交等多重危机，需要中国继续提供经济帮助和政治支持。从内部看，中国作为一个具有辉煌历史的文明古国，在发展模式和国际观念等方面将继续保持独特性，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将长期处于若即若离状态。从外部看，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奉行僵硬的内外政策，被贴上“失败国家”、“无赖国家”甚至“邪恶轴心”标签，但大都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了顺势而为地应对这些挑战，中国外交进行调整在所难免。
首先，继续坚定不移地加强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合作。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经济总量先后超过加拿大(1995年)、意大利(2000年)、法国(2005年)、英国(2006年)和德国(2007年)。2004年和2010年，中国的军费开支和GDP分别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军费大国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差距也在迅速缩小。1980年中国的GDP仅相当于美国的7.26％，2010年的比例已经提高到40.10％。中国领导人自2003年起连续7次参加八国集团与主要发展中国家的“南北领导人非正式对话会议”，2008年起连续3次参加二十国集团峰会关于全球经济和金融事务的讨论。这表明中国继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从政治上成为大国俱乐部的一员后，又从经济上跻身于世界事务的核心决策圈。
中国的这些发展成绩是执行改革开放政策的结果，而改革开放首先是面向西方发达国家的。经过3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中国已经深刻地融入世界主流国际体系中，与主导该体系的西方国家成为相互依存的利益攸关方。与大国关系的和谐对于捍卫中国的核心利益仍然很关键。西方发达国家和新兴大国组成的国际强势集团，囊括了世界绝大部分经贸活动、科技创新和经济决策权。中国的合作伙伴和争端对象主要在这个集团内部，因此应当把它作为主要活动舞台，既致力于同西方发达国家发展战略关系，又把新兴大国作为“强国之路的战略新依托”(31)。
其次，继续从战略高度处理好与霸权国美国的关系。在“两头小、中间大”的纺锤形全球体系中，顶端的美国和中间的国际中产阶级共同组成了国际强势集团，后者包括第二世界、新兴大国和俄罗斯。虽然国际中产阶级的整体实力已经超过美国，拥有制约美国霸权主义强大物质基础，但两个大国群体并未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处理具体国际事务时，各大国基本上各自为战，更多的是配合而非制衡美国。这样一来，美国的相对实力虽然呈下降趋势，但其主导国际事务的能力并未明显减弱。因此，我们有必要记住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的这句话：“我的忠告是，无论是在美国国内还是国外，那些认为美国衰落并低估美国韧性和活力的人终将被丢进历史的垃圾堆。”(32)
在国际强势集团内部，美国将长期是各大国外交活动的中心。由于形成了以美国为核心的集团霸权主义，任何大国一旦与美国发生冲突，只能独自承担来自美国的打击。冷战后的经验表明，任何大国都无法组织起抗衡美国的可靠联盟。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虽然因为俄法德三国和中国的联合抵制，美英两国未能事先获得安理会的授权，但上述四国很快就默认了美英制造的既成事实，并支持联合国协助美国收拾战争残局。中国把国际强势集团作为主要活动舞台时，关键是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对美外交的原则仍然是“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
最后，要灵活务实地推动国际体系变革。当今国际体系主要反映了欧美发达国家的利益和价值观，中国和其他新兴大国作为后来者，在这些制度和规范面前也处于不利地位。最为重要的是，中国经常发现自己在强势集团和弱势群体之间首鼠两端：随西方国家的节拍起舞会疏远第三世界的穷朋友，甚至有可能招致国际恐怖主义分子的仇视；与后者走近又影响与发达国家的合作，还可能被视为“无赖国家”的庇护者。近年来，西方国家对中国同伊朗和苏丹等国的合作颇多微词，中国公民和援助队在第三世界又屡遭袭击，这种“两头不落好”的尴尬处境应引起高度重视。
这种尴尬处境并非中国独有，其他新兴大国也有不同程度的境遇。对于新兴大国来说，最可取的策略是继续融入国际体系中，在从中受益的同时推动国际体系改革，逐步缓解乃至消除其消极面，使国际制度和规范兼容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否则，如果一些体系外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利益长期无法表达和实现，它们极有可能不计代价地采取一些以卵击石行为。这种非理性行为固然无法撼动体系的稳定，但足以令强势集团坐拥巨额财富和庞大军队却如坐针毡。随着国际强势集团主导世界事务能力的提高，它们享受和平与安宁的意愿将越来越强。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政府提出的“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战略恰逢其时，同时照顾了强势和弱势群体的利益。中国应推动新兴力量的联合，强化与欧洲国家的合作，从战略高度处理中美关系，积极阐释“和谐世界”理念，增强国际社会对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认同和支持。
注释：
①参见[美]法里德·扎卡利亚著，赵广成、林民旺译：《后美国世界：大国崛起的经济新秩序时代》，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第ix-x页；林利民：“21世纪国际体系转型析论”，《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6期，第3页。
②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Reading，Massachusetts：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Inc.，1979，pp.79-101；李义虎：《国际格局论》，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44-45页。
③权力分散化的观点最早见于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时的文章，其最新著作进一步阐述了权力分散化和权力转移的趋势。参见Joseph S.Nye，“The Future of Power”，Public Affairs，2011.
④[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79-480页。
⑤[美]法里德·扎卡利亚著，赵广成、林民旺译：《后美国世界：大国崛起的经济新秩序时代》，第177-178页。
⑥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提供的最新数据，参见http://www.sipri.org/databases/milex.(上网时间：2011年4月11日)
⑦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1年版《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中提供的数据测算。参见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1/01/weodata/index.aspx.(上网时间：2011年4月21日)
⑧宋玉华等：《新兴大国——历史性崛起的博弈与前景》，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6页。
⑨参见秦亚青：“国际体系的延续与变革”，《外交评论》，2010年，第1期，第8-9页。
⑩牛军：“冲击带来变化”，《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3期，第17页。
(11)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03页。
(12)秦亚青：“国际体系的延续与变革”，《外交评论》，2010年，第1期，第13页。
(13)数据来源：http://www.imf.org/extemal/pubs/ft/weo/2011/01/weodata/index.aspx.(上网时间：2011年4月21日)
(14)参见Hedley Bull，The Anarchical Society：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2nd edit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7.pp.9，13.
(15)[美]詹姆斯·N·罗西瑙著，张胜军、刘小林等译：《没有政府的治理》，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1页。
(16)James Boughton,"2010:The Year of IMF Reform",Dec.28,2010.http://blog-imfdirect.imf.org/2010/12/28/2010-the-year-ofimf-reform/(上网时间：2011年7月5日)
(17)关于“国际弱势群体”的概念，参见Zhao Guangcheng，“Disadvantaged Groups and Asymmetric Conflicts”.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3，No.3，May/June 2009，pp.94-100；杨洁勉：“论‘四势群体’和国际力量重组的时代特点”，《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3期，第6页。
(18)徐坚：“中间力量的兴起与世界格局的结构性变化”，《国际问题研究》，2008年，第2期，第2页。
(19)See Watson,Adam,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a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London,New York:Routledge,1992；and Limits of Independence:Relations between States in the Modern World,London:Routledge,1997.
(20)牛军：“冲击带来变化”，《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3期，第17页。
(21)参见李春园、范建中：“‘美国衰落论’析论”，《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8期，第30-36页；刘明福：“美国走上世界霸主60多年8次唱响‘美国衰落论’”，《羊城晚报》，2010年2月24日。
(22)参见秦亚青：“国际体系的延续与变革”，《外交评论》，2010年，第1期，第8-9页。
(23)C.Layne,"The Unipolar Illusion Revisted:The Coming End of the United States Unipolar Moment",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1,No.2,2006,p.12.
(24)刘明福：“美国走上世界霸主60多年8次唱响‘美国衰落论’”，《羊城晚报》，2010年2月24日。
(25)秦亚青：“国际体系的延续与变革”，《外交评论》，2010年，第1期，第8-9页。
(26)"The BRICs,The trillion-dollar club",The Economists,April 15th,2010,p.60.
(27)Goldman Sachs,Global Economic Paper No.192,"The Long-Term Outlook for the BRICs and N-11 Post Crisis",December 4,2009,p.6,http://www2.goldmansachs.com/ideas/brics/long-term-outlook.pdf.(上网时间:2011年7月4日)
(28)Richard N.Haass,"The Age of Nonpolarity:What Will Follow U S.Dominance",Foreign Affairs,Vol.87,No.3,May/June 2008,pp.44-56.
(29)G.John Ikenberry,"The Future of the Liberal World Order",Foreign Affairs,May/Jun 2011,Vol.90,No.3,pp.56-68.
(30)朱云汉：“中国人与21世纪世界秩序”，《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10期，第55页。
(31)杨洁勉：“论‘四势群体’和国际力量重组的时代特点”，《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3期，第11页。
(32)这是美国时任国防部长盖茨2011年1月8日在华访问前夜接受采访时的谈话。他还指出：如果中国领导人认为美国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成了一个衰落的国家，那他们就错了。中评网：“盖茨访华前驳斥‘美国衰落论’”，http://gb.chinareviewnews.com/doc/1015/6/5/8/101565830.html?coluid=1&kindid=0&docid=101565830.(上网时间：2011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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