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拒现代：中国与世界的双向政治理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双向论文,政治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应该如何看待世界和如何应对世界，既是一个历史问题又是一个现实问题。从最早对外部世界的不屑到恐惧，从仇恨外部世界到最近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近代自从鸦片战争以来170多年的历史是一部与外部世界不断摩擦和变化的历史。最近一些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国内学者对中国如何应对这个变化中的世界，或者中国与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关系又产生了分歧。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同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也日益变得微妙起来。不管我们做没做好思想准备或者愿不愿意，许多国家期待中国能在世界事务中起更大的作用。
国内学者对“中国模式”的争论充分反映了中国学者对世界的态度。我最近参加了一个有关“中国模式”或“中国发展模式”的研讨会。会议期间，参会学者从政治、经济、道家、儒家、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历史等角度谈中国模式和中国治理。“中国模式”是一个争议很大的概念，国内学者甚至对到底有没有“中国模式”都没有共识，更别说这个模式的内涵是什么的问题。我在这里不讨论“中国模式”的内涵，主要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或比较政治学的角度谈“中国模式”问题。在对“中国模式”的争论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中国模式”到底是否是独特的，还是有普遍意义。我的一个基本看法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看，“中国模式”这个概念不可能是中国唯一的。我这里将“中国模式”看成是一个社会科学的概念。现在我们经常说到“中国特色”，如果将“中国模式”这个概念说成是中国独特，我认为从社会科学角度来讲是不成立的。不同或差异(difference)和独特或独一无二(uniqueness)在社会科学领域是不一样的概念。“不同”或“差异”的意思是社会现象或人的行为有所区别，是度的问题。而“独特”或“独一无二”就是质的区别。
这两个概念的问题牵扯到我们社会科学的学科问题。我们都知道社会科学的一个根本标准是找到和解释普世的规律，政治学、社会学……所有社会科学都是一样。这一点我想社会科学工作者没有异议，除非你不是搞社会科学的。人和人之间，或者国家和国家之间一定有差异和不同。社会科学说穿了就是研究差异和不同的。设想一下，如果世界上所有的社会现象都是一样的，我们根本没有研究的必要。正是因为有区别和差异，也就是我们统计分析经常说的variance，我们才要描述这些区别和差异，从而进一步解释这些区别和差异，这是社会科学的核心所在。
有没有中国独特的东西，特别是独特的行为和现象?我问过我的学生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人给过我一个非常满意的答案。首先这是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因为没有人走过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有人说针灸是中国独特的。但针灸这样治疗的方法在一些古代文明里都有过，特别是现在针灸治疗方法在很多国家都有。有人说关系是中国特有，但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关系的问题，只不过中国更讲关系，当然亚洲其他一些国家也非常重视关系，如日本和韩国，所以关系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有人说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是中国特有的。但据我所知，朝鲜有类似的制度，原先越南也有，但后来取消了。值得指出的是，可能有些非常具体的做法或习惯只有在一个地方可以找到，就像我们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一些个性。如果我们认为社会现象或人和人都有本质的区别，都是独一无二的，那么我们根本无法进行关于人的行为的社会科学研究。在社会科学里我们要概念提升。比如，即使严格的户籍制度只有中国有，但户籍管理这个具体政策是在人口管理这个大的概念之下，人口管理哪个国家都有。
喜欢用独特这个词形容中国的现象和中国人的行为的人，最常用的一个词就是“文化”，即什么都用中国文化去解释，特别是在解释“中国模式”时文化这个概念用得最多。我们经常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和文化，我觉得只要一讲到文化，暗喻(implied meaning)就是文化是有区别的，每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是有差异的。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们不能将文化、国情这些概念当作解释的终点，我们不能停留于用“国情”“文化”这样的字眼解释社会现象和人的政治行为。相反，我们要将文化作为解释的起点，也就是我们要解析或解剖“国情”“文化”背后的含义，将其上升到概念和理论的高度，将文化作为一个变量进行分析。被解释的现象可以不同，但我们所追求的理论解释应具有普世的价值。我们知道比较政治学要做的一个主要工作就是，将一个国家的政治现象与另外一个国家的政治现象结合起来观察，得出一个结论。理论概念的层次有从低到高之分。比较过程中，理论的层次要从低到高。英文里有句话——“apples and oranges”，意思是苹果和橘子两个东西不一样，没有可比性。但如果我们将比较的概念层次上升到水果的层面，它们就有可比性了。
有没有一个独特的中国文化或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如果有一个独特的中国文化或中华民族性，那么这个独特的中国文化或民族性又是什么?这都是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比如许多人都说讲面子是中国的独特文化。但我在美国生活了20多年，发现美国人其实也很讲面子。“面子”一词在英文中最贴切的翻译是“respect”。中国人说“你不给我面子”，在英文中是“you show no respect for me”。其实“面子”也是个度的问题。关于中国的独特性，如果看一下海外中国政治研究的历史，也许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示。海外中国研究最早叫汉学(Sinology)。传统汉学研究的角度是历史和文化，是典型的国别研究。1950年代以前的传统汉学家，一般都没有受过社会科学训练，他们研究中国的生涯往往是从中国文化的神秘感开始的。从这一角度出发，他们很容易将中国看成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国家。在汉学家当中有一句话，“中国就是中国就是中国”(China is China is China)。换句话说，中国是一个与众不同、例外的国家，所以要区别对待。这样研究的结果就不是追求一个普遍的理论解释。
从1960年代开始，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起了一些变化。1959年，美国学术协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和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成立了“当代中国联合会”(Joint Committee on Contemporary China)，开始对中国大陆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进行研究，但当时研究的条件有限。如许多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开始用可找到的中文资料研究新中国政府机构。由于中国大陆没有开放，这些美国学者只能依靠中国官方的宣传材料来研究，所以造成研究结论的偏差。也有些学者靠访谈从中国大陆逃出来的民众来了解中国发生的情况，也有以偏概全的嫌疑。
1980年代以来，海外的中国政治研究发生了可喜的变化。现在最起码在美国的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多数都有社会科学的训练背景，是比较政治学出身，能用科学的方法与政治学理论相联系做中国政治研究。海外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到中国来做田野调查，蹲点调查已蔚然成风。有些学者也已经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研究中国公民的政治文化和政治行为。他们从研究中国政治的硬件(即中国的政治制度)，到研究中国政治的软件(如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政治参与和政治文化)。有些研究中国问题的成果已经发表在美国主流的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刊物上，如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The Journal of Politics,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World Politics,Comparative Politics和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这反映出美国的中国政治学研究正从国别/地区政治走向科学化和普世化。
现在我们再回到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我认为研究“中国模式”要回归到社会科学领域或角度。如果确实有一个“中国模式”，这个模式一定不能是独特的，是应该具有普世性的。我们不能说这个模式只发生在中国，我们要将“中国模式”看成一类，中国只是其中的案例之一，而且“中国模式”一定是外延型的。有些学者经常用“西方模式”或“西方民主”这样的概念。对于这种概念也有两种意见。一是认为没有一个统一的“西方模式”或“西方民主”，西方有许多国家，都不一样。但另外一种看法是有一个统一的“西方模式”或“西方民主”，而且这个模式不光是在西方存在，亚洲的日本或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也是属于西方民主模式。两种看法都有道理，但关键是分析层面问题。从一些具体做法来讲，每个西方民主式的国家都有些不一样，但从西方民主的主要要素来看，它们都属于一类。“中国模式”这个概念也是一样。我们现在讲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等。按这个逻辑推，如果我们认为“中国模式”是成功的，或是基本成功的，那我们就要有自信将中国的model推向世界，为什么不呢?一个国家的成功经验是可以同世界分享的。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应该对世界有较大的贡献。我们应该自信我们的发展模式有普遍意义，值得其他国家借鉴。如果从这个逻辑出发，我认为“中国模式”就是一个有普世意义的概念。我们现在经常说要讲“中国的故事”，我的理解是，我们要将中国好的经验跟世界其他国家分享。而且我认为，在分享过程中我们不光要讲我们成功的地方，也要讲我们不成功或做的不好的一面，也就是说好的经验和负面的经验都要与世界分享，不要只从宣传的角度考虑。有关“中国模式”的争论在很大程度是关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从社会科学角度来看，特殊性是相对的，普遍性是绝对的。中国的发展并不独特，中国应该成为世界不可缺少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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