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低端劳动力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及其经济效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低端论文,劳动力论文,试论论文,效应论文,工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102(2011)07-0011-08
一、引言
自2004年“民工荒”暴发后，农民工工资结束了长期的停滞状态，进入了一个上升通道，特别是世界经济在金融危机冲击下一蹶不振之际，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复苏，低端劳动力市场出现了结构性拐点变化，大规模的“农民工返乡潮”快速被“民工荒”所替代，劳动工资不降反升，20多个地方政府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其增速接近20％，以外商投资企业和民营企业为龙头对农民工加薪，增速达到40％左右。①进入2011年，“民工荒”愈演愈烈，还出现了中西部与东部争抢农民工的现象。如何看待本轮的工资上升？本轮工资上升是一个短期现象还是一个长期趋势？本轮工资上升到底会对我国经济产生什么短期和长期影响？本文将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以上问题做出相应的回答。
二、中国低端劳动力市场已由总体过剩向结构性过剩转变
民工荒的出现不仅说明中国低端劳动力市场出现了由总体过剩向结构性过剩的拐点变化，更为重要的是它宣告了中国低端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形成机制发生了重要的转变。
1.即使在金融危机冲击下，以农民工为代表的低端劳动力工资也仍然不降反升，持续上涨。自2004年“民工荒”暴发后，农民工工资结束了长期的停滞状态，进入了一个快速的上升通道。迄今农民工工资延续了6年的上涨态势，涨幅超过1倍，年均涨幅超过12.4％，至今也没有平息下来的迹象，甚至还有进一步强化的趋势。一个典型事实就是，在金融危机肆虐的2008-2009年农民工工资不降反升，幅度不下10％。在农民工屡受歧视的二元就业制度下，农民工工资的涨幅居然反超城镇劳动力，仅2001-2005年反超幅度就达到64％。②图1描绘了1985年以来制造业实际平均工资增速。2000年后，制造业实际平均工资增速在10％左右。
图1 制造业平均工资实际增长速度
2.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出现大幅度逆转，局部出现“民工荒”。全部在岗职工人数2010年3月同比增长了3.5％，工业企业就业量1-3月增长了2.9％，而城市劳动力需求供给比达到103％，超过正常繁荣时期95％的平均水平。同时，沿海和内陆局部区域同时出现了“民工荒”(参见图2)。从地区情况看，在2010年中国东部、西部、中部各个区域的劳动力需求—供给比都超过0.95，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另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统计，2009年度，东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人数下降8.9％。特别是珠三角地区，2009年该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较2008年减少22.5％。
图2 城市就业状况
3.我国人口结构已经发生显著变化，低端劳动力增长幅度放缓，低端劳动力供给水平下降。从我国人口结构变化趋势来看，尽管劳动力在总人口中占比仍然很高，但最近几年，劳动力增速明显放缓。根据联合国的预测，2010年我国人口总抚养比达到历史低点。随后，总抚养比开始增长，劳动力比重开始下降(见图3)。
图3 中国人口结构
4.“劳资关系”冲突进一步加剧。各种民营和外资企业大幅度提高招工工资，各级政府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劳资关系”冲突集中体现在：(1)由“富士康事件”引发的南北罢工事件；(2)20多个地方政府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其增速接近20％，首次超过年度劳均名义GDP增速；(3)以外商投资企业和民营企业为龙头对农民工加薪，增速达到40％左右，打破了以往“工资增长慢”、“工资增长以国有单位为风向标”的局面(见图4)。
图4 最低工资标准增速与劳均名义GDP增速
劳资纠纷问题最显著的特征是纠纷的数量和涉及的人数都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根据《劳动统计年鉴》统计，1996年我国相关部分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为48121件，涉及劳动者人数为189120人；2008年相关部分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达到693465件，涉及劳动者人数为1214328人，案件数量和人数分别为1996年的14.4倍和6.4倍。图5反映了近年来我国劳动争议案件的变化情况。
图5 中国劳动争议受理数及涉及劳动者人数
三、工资形成机制从生存工资法则转向市场议价型工资法则
本轮工资上涨不仅说明了中国低端劳动力市场出现了结构性拐点变化，更为重要的是它宣告了中国低端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形成机制正从传统的“生存工资定价法则”向“保留工资约束下的市场议价法则”转变。
1.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保留工资不断上涨，推动低端劳动力价格上涨。留在农村的农民保留工资的上涨主要源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农村改革使务农收入进入一个稳健的上升通道。在“两级所有、家庭承包”的土地制度下，务农收入就等于家庭内部的人均农业产出。由于存在剩余劳动力，边际生产力低，随着劳动力转移，人均产出将增加。过去政府通过农业税、各种统筹提留、压低粮食价格等手段将人均产出增加的好处剥离出农户，压制了务农收入的增长。但现在，随着农业税豁免、清除统筹提留、粮食补贴、粮食收购价保护等政策的出台，使人均产出增加的好处留给了农户，人均产出的增加真正演变为务农收入的增加。可以预料，出于改善城乡结构的考虑，我国仍会进一步强化农村制度创新以及对农民利益的保护，务农收入的增长态势仍然会继续。第二，受制于经济发展的资源约束，资源价格不断上涨，它将带动城市生活成本、交通费用的增长，并对转移成本构成上行压力。调查发现，农民外出务工的最主要三项开销是食品支出、衣着支出、交通通讯支出，特别是食品支出，占总开销的2/3以上。仅2003-2008年短短5年时间内，食品价格累计上涨了48％，年均涨幅接近10％，这会在相当程度上抬高城市生活成本及生存工资。
2.我国留守劳动力的家庭分工型特征决定了即使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劳动供给也不再具有无限弹性。中国目前农业劳动力人数仍高达3亿，其就业比重达到40％，可以说，农业部门仍滞留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对于这一点的一个最直观的验证就是，近年来随农业劳动力的持续转移，农业产出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连年增产，仅2003-2008年粮食产量就从4.3亿吨一路增至5.3亿吨。
需要强调的是，即便剩余劳动力大量存在，也不代表劳动供给曲线就像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所描述的那样具有无限弹性。这与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家庭分工模式有关。传统理论假设，由于农业收入极低，农业剩余劳动力到工业部门务工的机会成本近乎为零，因而只要城市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超过农民的保留工资和转移成本，农民工就会在既定的工资水平下源源不断地涌向城市，这是造成劳动供给曲线无限弹性的根本原因。但在今天的中国外出务工的机会成本正在不断上升，并不像传统理论假设的那样忽略不计，特别是在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下，务工地与家庭生活地点的空间分离使他们难以兼顾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家庭效用损失愈发明显。
按贝克尔的家庭劳动分工理论，一个人的劳动供给决策不仅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收益与成本比较，更重要的是，还要取决于家庭内部劳动分工的需要。即使他参加工作能够赚取工资，如果家庭需要他留下来分担内部劳动，他也可能会放弃这样的机会，除非工资足以弥补他放弃内部劳动所带来的效用损失。对中国农村来说，可能正面临着这一现实。在改革开放之初，农村留守劳动力比较多，将劳动提供给工业部门不会对家庭内部劳动产生明显影响。但随着劳动力的持续转移，留守劳动力越来越少，照顾老人、子女、房屋等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日益迫切。留守劳动力虽然闲散，但在承担家庭劳动分工方面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载体。离开这种分工，家庭生活质量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子女无人管教、老人缺乏呵护、房前屋后荒芜、财产面临失窃危险等等，都是这种影响的典型表现。
目前全国有2.5亿个农户家庭，3亿个农业劳动力，平均算下来每户只有1.2个留守劳动力，如果要继续转移，很多农户都将面临没有劳动力留守的情形，家庭分工对留守劳动力的劳动供给将构成掣肘。当然，家庭分工的掣肘作用要真正发挥出来还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家庭经济状况有所好转，农民摆脱了对务工收入的饥渴式依赖。近年来随着农村制度创新，农业收入有很大的提高，农村生活也在不断地改善，农民进城务工的推力正在弱化。就拿近10年的变化来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999年的2210元增加到2008年的4761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实际增长率为68％。如果按每户3.2个人口计算，那么现在农户家庭的年均收入已达到1.5万元。③
上述变化将带来一个重大影响，那就是对农民来说劳动供给不再是不计机会成本的，如果要再增加农民的劳动供给，那么由于会带来家庭效用的损失，工业部门必须以更高的工资作为补偿。这样，即使在农村还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只要工业化对劳动力需求上涨，工资也会随劳动供给的增加而增加，劳动供给曲线变为一条斜向上的曲线，是缺乏弹性的。
3.随着中国制造业国际地位的确立，制造业对劳动力需求持续增长，劳动力供给已经由总量过剩转向结构性过剩，低端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未来中国工业化进程加速，会进一步催生工资上涨。在2010年中国东部、西部、中部各个区域的劳动力需求—供给比都超过0.95，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见图6)。未来中国工业化进程加速，会催生出工资上涨的另一股强劲动力。第一，巨大的就业压力将倒逼中国工业化以不间断的速度向前推进。工资上涨是在劳动剩余条件下发生的，在应对工资压力的同时，国家不会忘记就业目标，而带动就业的根本途径就是通过工业化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可以说，就业扩张与工业扩张已连成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第二，工业化将进入加速期，产值急速扩张带动劳动需求急速膨胀，巨大的劳动需求会形成巨大的推力，推动市场议价型工资超越生存工资的约束，出现持续、强劲的上涨。从工业化自身演进规律看，中国当前正处于从工业化中期的第Ⅰ阶段向第Ⅱ阶段过渡的时期，工业化的重心将从重化工业化转向高加工度化，产业链将拉长，中间投入品的产值比重会加大、生产结构将出现多层次化。
图6 各地的城市劳动力需求-供给比
4.随着中国重化工阶段和加工贸易化阶段达到顶点，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条件下，过去长期被压抑的中国制造业工资水平存在回补趋势。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表明，随着国际贸易的深入展开，一国相对丰裕的要素需求将增加，而稀缺要素的需求会有所减少，不同国家相同要素的价格将趋于均等。在一般意义上，发达国家的高技能劳动力要素丰裕而低技能劳动力资源相对稀缺，发展中国家的情形则恰恰相反。在存在国际贸易的背景下，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集中在高技术行业，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则建立在低端产业之上。国际贸易的结果将增加对发达国家高技能劳动力以及发展中国家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反映在劳动力要素价格上，便是发达国家高技能劳动力报酬和发展中国家低技能劳动力报酬的上涨。
图7描绘了1998-2008年中美两国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力相对工资的变化情况。从中可以看出，随着自由贸易的展开，除2000年外，伴随着对美国低技能工人需求的减少，美国低技能工人的平均工资相对于高技能工人出现了持续下滑的趋势。1998年，美国低技能工人的平均工资为高技能工人的65％，而到了2008年，这一比重则下降到了58％。
图7 1998-2008年中国和美国不同技术水平产业工人的相对工资(单位％)
注：相对工资以低技术行业平均工资占高技术行业平均工资的比重表示。有关行业技术水平的认定请参见OECD(2007)。美国相关数据来源于美国经济分析局，中国的相关数据则根据历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整理计算得出。
中国的情形则与美国呈现出较大不同。与高技能工人相比，低技能工人的工资呈现出U型变化的趋势。在2003年之前，相对于高技能工人，我国低技能工人的平均工资不降反升，相对比重由1998年的71％下降到了2003年的64％。这既是我国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优势的外在反映，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低端劳动力报酬的过度压低。2003年以后，随着我国经济重化工阶段和加工贸易化阶段的深化，我国低端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加，低技能工人劳动报酬也快速上升，相对工资比重由2003年的64％上升到了2008年的72％，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回补”特征。
四、低端劳动力价格上涨将强化要素市场价格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
低端劳动力价格上涨的传导作用将导致中高端劳动力市场工资水平的相应变动，最终导致要素市场总体发生变化，促使要素市场价格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得到加强。在要素价格市场化机制的作用下，工资形成机制变革将带来新的增长点，形成新的竞争基础。
1.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有助于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结构的升级。由农民工工资上涨引发的劳动者收入水平的提高将带来中国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从而启动中国市场化的收入倍增变化，并加速中国“收入—消费升级”的台阶效应的到来。这种变革必将改变中国工资占GDP比重过低和消费启动大大落后于同类国家的局面，从而加速推进中国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
尽管2000年以来职工的实际工资增幅在10％左右，但工资总额占GDP比重仍呈下降趋势，收入对消费的制约直接影响了由主要依赖外需向更多依靠内需的转变。农民工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必将改变中国工资占GDP比重过低和消费启动大大落后于同类国家的局面，从而加速促进中国的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从全国整体水平来看，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意味着消费结构将全面进入工业化消费时代，消费升级将快速展开。到2011年，中国人均GDP将步入4000美元大关，按照一般的经济发展规律来看，中国也将步入对服务业需求加速的阶段。而农民工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无疑将使上述台阶效应加速到来。
2.工资形成机制变革有利于居民收入增长，对增加国内需求和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长期以来，居民消费支出水平低、增长缓慢，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渐减弱。提高劳动力收入，一方面可以增加农民工收入，提升农村居民的购买力；另一方面可以促使进城务工农民更多地留在城市，加快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从而刺激内需发展。2009年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占GDP比重为35.6％，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图8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与国际水平相比，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特别是2000年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下降。
图8 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3.工资形成机制变革将加速推动中国产业在区域上的“梯度转移”，并使中国产业在“加速性梯度转移”中实现产业升级。中国幅员辽阔，地区经济发展存在着较大的区域差异，这一点在地区间劳动力工资的差异上也反映得较为明显。从图9可以看出，在1996-2008年间，我国不同地区间，制造业部门的年平均工资呈现出显著差异，东部地区的平均工资要显著高于我国的中部和西部地区。平均而言，在1996-2008年间，东部地区的制造业平均工资比西部地区高出了29.8％，而比中部地区高出了40.8％。事实上，即便考虑到劳动生产率的地区差异，从单位劳动成本的地区比较看，我国不同地区间的劳动力成本差异也是非常显著的。在2008年，我国不同地区间的劳动力成本差异特征非常明显。东部地区的北京、上海和福建成为劳动力成本相对较高的省市，而河南、安徽等中部地区的省份则是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地区。
图9 我国不同地区制造业部门的平均工资(1996-2008年)
工资形成机制变革将大大压缩东部区域产业生存的空间，从而导致产业自动向中西部转移。事实上东西部人均工资随着劳动力供求的变化而发生了巨大分化，到2009年东部人均工资高出中西部人均工资接近30％，而土地价格高出中西部40％多。这直接推动很多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以及东部产业的自发升级。同时，东部各种劳资关系的恶化也使大量资本向中西部转移，以谋求要素套利和制度套利。例如2009年外资流入的区域分布大部分集中在中西部。同时，很多行业的代表性企业也纷纷向内陆布局。
不仅人均工资东部与中西部差异很大，而且2001年东部地区的部分行业单位劳动成本比中部和西部地区低很多，到2007年中部地区的单位劳动成本优势更为突出，而三大地带之间的单位劳动成本差距在缩小，甚至趋于一致。中西部地区在逐年大幅提高劳动报酬的背景下，实现了单位劳动成本的快速下降，并且在大部分行业具有单位劳动成本优势，也从侧面反映出东部地区需要产业转移的迫切性和可行性。
4.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将导入产业结构高级化内在机制和推进城市化进程。当前经济结构调整的困难在于，缺少市场导向型结构调整的内在驱动力量，即在二元经济结构下，要素价格市场化机制长期无法实现。经济发展过程就是通过生产结构调整和就业结构变化促使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推动了要素价格市场化的过程，这将促使产业结构自动升级，中国将在推进工业化的同时提前启动制造业的高加工度化，进一步强化未来国际分工的大国地位，从而使资源配置的主导力量也具有内在的可能性即由行政力量主导转向市场力量主导。另外，由于城镇化水平与城市人均消费水平正相关，工资形成机制变革有利于增加居民收入，增加农民工进城的机会，这将进一步加快我国的城镇化进程。
五、结论及其政策含义
近年来“民工荒”现象的涌现不仅说明了中国低端劳动力市场出现了结构性拐点变化，更为重要的是它宣告了中国低端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形成机制正从传统的“生存工资定价法则”向“保留工资约束下的市场议价法则”转变。这种由低端劳动力市场开启的全局性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在未来不断加速的城市化进程和进一步工业化以及制度改革的作用下，必将引起工资的补偿性上涨、保留工资的提高以及工资与劳动生产效率的同步提高，中国经济将迎来工资快速上涨的新时期。这一新时期有以下显著特点：
第一，劳资关系将发生深刻变化，带来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动，为中国迎来库兹涅茨倒U曲线的拐点性转变提供了新契机，为缩小收入分配差异过大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由外需驱动型向内需驱动型、由投资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的加速转变。
第二，区域结构的变化，将带动工农关系、城乡关系新格局的形成。
第三，要素价格比的变动将促使产业结构自动升级，中国将在推进工业化的同时提前启动制造业的高加工度化，进一步强化未来国际分工的大国地位。
第四，城镇化建设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劳动关系的深刻变动和工资水平的加速上涨将使中国的城市化超速发展。
第五，工资增长以及相应的人力资本政策的实施，将使中国步入人力资本投资的加速时期，人力资本的加速积累将使中国经济增长步入人力资本偏向型发展期。
鉴于上述的判断，我们不能过分夸大低端劳动力市场供求拐点式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工资水平的快速上涨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这种低端劳动力市场工资形成机制变革的战略性意义，应当看到低端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不仅是中国社会进步的产物，也是开启中国全面市场型结构转型的支点。对此，我们提出以下几方面的政策建议：
第一，要从战略发展的高度，把低端劳动力市场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与要素价格市场化作为未来经济结构调整的核心，通过价格机制的杠杆作用撬动整个经济结构的重塑。如此，从而将以往单纯的行政转型思路转变到以市场导向来推动经济结构转变的思路上来，使市场主体自发地、全面地、稳定地在分配机制的调整、产业的升级、区位的选择和创新的强化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第二，要积极推动低端劳动力市场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引导和规范低端劳动力市场“市场协议”工资形成机制的培育。政府要顺应工资形成机制变革趋势，积极推进工资形成机制变革的制度建设。要落实《劳动法》，切实推进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和进行深入细致的工资条例改革。同时，逐步完善工会制度，加强劳资纠纷的立法，重视农民工的培训。同时积极采取各种措施，以应对工资水平的上涨带来的负面冲击。
第三，尽管市场力量成为未来结构调整的基本驱动力，但劳动剩余与工资上涨的并存格局决定了结构调整还要辅之以政府的适度干预，防止单一的市场机制将中国经济过早地引入到偏离就业的新古典轨道上。政府干预主要体现在中观层面的产业干预和微观层面对企业技术选择行为的间接引导上。例如，在农民工工资水平大幅度上涨和农民工工资市场议价机制形成之后，政府应当引导该机制变革对于中高端劳动力市场的冲击，积极培育市场化工资形成机制，有意向地调整传统的劳资关系，加强初次分配改革中的各项制度建设。
注释：
①本文所采用的数据如无特殊说明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OECD数据库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数据库。
②参见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2010年第三季度)》的分报告。
③参见丁守海：《劳动剩余条件下的工资上涨—兼评“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2010年第三季度)》分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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