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183;内容#183;线索：关于中国政治思想史体系建设的几点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体系建设论文,线索论文,思想史论文,几点思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2)12－0143－08
1922年，梁启超先后为北京政法专门学校和东南大学讲授先秦政治思想，在讲授过程中，他计划编一部《中国政治思想史》。尽管后来因病没有完成其宏愿，但已经开启了中国政治思想史课程建设之端绪。自此以降，围绕中国政治思想出版了不少论著或教材。就通史性的论著或教材来看，在大陆影响较大者有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刘泽华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和曹德本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思想史课程建设前后凡90年，为政治学、历史学等学科的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为了进一步推动学科发展，使课程和学科体系更趋完善、成熟，我们将从主题、内容和线索三个方面对中国政治思想史体系建设进行再思考。
一
中国政治思想到底贯穿着什么主题？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同“政治思想是什么”密切相关。
梁启超认为，“中国学术，以研究人类现世生活之理法为中心，古今思想家皆集中精力于此方面之各种问题。以今语道之，即人生哲学及政治哲学所包含之诸问题”。而他的讲义“专言政治哲学”，也就是“中同学术”中之一部分。他还指出：“我国自春秋战国以还，而所谓‘百家言’者，盖罔不归宿于政治。其政治思想有大特色三：曰世界主义，曰平民主义或民本主义，曰社会主义……此三种主义，为我同人夙所信仰。无论何时代何派别之学者，其论旨皆建设于此基础之上。”①广而言之，政治哲学或政治思想要“以研究人类现世生活之理法为中心”，那么中国政治思想的主题就是要把政治生活的“理法”即“世界主义”、“平民主义或民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揭示出来。梁启超的看法不无道理，但是除了他所举的三大主义内涵本身有争议外，后来的应者寥寥。就其缘由，多半是他没有给“政治思想”以一个明确的界定。1937年出版的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最大的特色在于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来研究政治思想，这鲜明地体现在其对政治思想的简短界说中：“政治思想是什么东西呢？它并不是和经济思想相对立的东西，毋宁是人类各别阶级的阶级斗争思想的集中表现，而为其行动指导的原理。所以政治思想史，本质上系同于社会思想史，只有其范围大小的差异。”②这个界说明显受到列宁的“思想史就是更替史，因此，也就是思想斗争史”③的影响，将政治思想作为“阶级斗争思想的集中表现”，虽然体现了政治的本质，但是政治思想并不完全是这样。即便是为了指导阶级斗争，那么阶级斗争究竟又以什么主题来展开呢？这是需要进一步明确的问题。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过分强调阶级斗争思想就比较容易忽视或简单化如有关国计民生等其他思想。吕思勉有关政治思想的认识是比较独特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不同。政治制度，是有事实可考的，历代都有记载……政治思想则不然，他是存于人的心里的。”④相对于“事实”之表现的政治制度，政治思想更多的是一种主观的意识、观念和学说。这实际上成了刘泽华等人对政治思想界说的先声：“政治思想是一种理论化的政治意识。它是政治心理的升华，因而比较系统、比较定型、比较深刻。”⑤这个看法明显受西方有关“政治文化”界说的影响。在长期研究中国政治思想的基础上，刘泽华提出了一个影响较大的看法：“我认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题是政治思想，政治思想的主旨是王权主义。”⑥他还指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主题是什么？千头万绪，可归纳为如下三点：君主专制主义；臣民意识；崇圣观念。由古代政治观念向近代政治观念的转变，主要是对上述三者的超越，即由君主专制主义向民主主义的转变；由臣民意识向公民意识的转变；由崇圣观念向自由观念的转变。”⑦我们同意他对古代政治思想主旨以及古代政治观念向近代转变的趋势的看法，但贯通古今，“王权主义”还能不能作为政治思想的“主旨”？这需要进一步去探讨，“王权主义”和“民主主义”有无共同的关注点？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几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基本上延续了从意识的角度来看待政治思想。有的学者认为：“政治思想是社会意识的一种特定的形式。它所反映的是客观社会中的各种政治现象，其中最本质、最核心的是国家政权，由此，可以说，政治思想是人们关于以国家为核心的客观政治现象的观点和理论的总和。”⑧有的学者明确说：“政治思想史是以政治的观念形态为研究对象的”，这些“观念形态”是“关于政权的态度和主张”。⑨如此看来，他们都将国家政权作为政治思想的主题。应该说，从宽泛的角度看，无论“王权主义”还是“国家政权”都是不错的。这一时期的高教版政治学专业教材回避了关于政治思想的界说，概括地认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内容，作为完整的思想体系，包括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哲学、政治伦理和政治思想。”⑩这就等于说中国政治思想有“完整的思想体系”，而没有明显的主题。以上有关“政治思想”的界说，尽管不同程度地涉及中国政治思想的主题，但存在明显的限制：或不足以概括纵贯古今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或存在简单化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倾向；或主要站在今天的立场，用当下的理论观点去剪裁中国政治思想史。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政治思想有无一个鲜明的主题，确实是值得讨论的问题(当然也可能是一个伪问题)。对于典型的“写的历史”，我们既不能容忍杂乱无章的“涂鸦”，也不能满足于列传式的精英思想之“编排”。中国政治思想源远流长、古今有变，究竟用什么来贯穿它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试图探究的是：古今中国人和中国社会是否面临相似的中心问题？正如当代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F.墨菲的疑问：“社会怎么可能呢？人们迥然不同的愿望、目标和动机怎么会与公共安全及秩序的需要相一致，又怎样能符合使得生活正常运转这种要求呢？”(11)
思想家和西方思想家表达出人类欲求一种有秩序的生活。正如有的学者总结：“众多拥有不同需要、不同利益的人聚合在一起，大大增加了环境的不确定性……此外，利益的对立与冲突，也威胁到群体生活的稳定性。这些无论对于个体的生存与安全，还是对于共同体的维持来说都是一种挑战。因此，人们必然要求于相对稳定的方法、程序、规则来降低环境中的偶然性，增强社会行为的可预期性，营造出一个‘个人的人身、财富免遭侵害的、相对安全的社会秩序’。”(12)由于“没有一位政治理论家曾主张一种无秩序的社会，也未曾有哪位政治理论家提议以不断的革命作为一种生活方式”(13)，所以他们总是想方设法为建立一个有“秩序的社会”而努力。儒家开创者孔子将“正名”视为从政的优先选择，大概也是基于对某种秩序的渴求。萧公权所言甚洽：“推孔子之意，殆以为君臣父子苟能顾名思义，各依其在社会中之名位而尽其所应尽之事，用其所当用之物，则秩序井然，而后百废可举，万民相安。若觚已不觚，则国将不国。然则正名者诚一切政治之必需条件也。”(14)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孟子对“天下恶乎定”的问题给出“定于一”的回答(《孟子·梁惠王上》)，董仲舒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董仲舒传》)，康有为所说的“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15)，孙中山希望“建设一个驾乎欧美之上的真民国”(16)，无一不表露了他们对“治平之世”的强烈渴望。如果借用当代社会政策学家的话说，对“秩序”的追求是所有人的“基本需要”之一，这些“基本需要的满足理所当然地优先于想要(wants)的满足，正是这个信念使人们在这些需要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产生了抱怨”(17)。
由此，我们认为，中国政治思想的主题是追求或构建合理的政治秩序，这种合理的政治秩序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理想的政治秩序，二是务实的政治秩序。“极高明而道中庸”(《礼记·中庸》)正好表达了这种意思，“高明”者“理想国”，“中庸”者现实之治世。
二
论者们对中国政治思想的主题认识不一，影响了他们关于政治思想研究内容的看法。梁启超认为：“政治思想之内容，从所表现的对象观察，可分为二类：一曰纯理，二曰应用。纯理者，从理论上悬一至善之鹄，研究国家当用何种组织，施政当采何种方针等等。应用者，从实际上校其效率，研究某种组织某种方针等等如何始能实现。此两者虽有区别，然常为连锁的关系。纯理必藉应用而始完满，应用必以纯理为其基据。”又说：“从能表现之主格观察，亦可分为二类：一曰个人的思想，二曰时代的思想。个人的思想，为大学者或大政治家脑力所产物，其性质为有意识的创造；时代的思想，由遗传共业及社会现行习俗制度混织而成，其性质为无意识的演进。两者亦常有交光的关系，个人能开拓时代，时代亦孕育个人。”(18)吕振羽认为，政治思想史本质上同于社会思想史，其研究范围小于后者，应集中分析“行动指导的原理”，并指出“依于阶级而分野的各种政治思想体系的构成，各有作为其认识之出发点的认识论或哲学基础。因此要明确地理解各种思想体系的内容构成，对于那作为其出发点的认识论的掌握，是第一重要的”。(19)吕思勉说：“人的性质是各有所偏的，有人富于热烈的感情，对于现状深恶痛绝，这种人自然容易发现现状之坏，研究改革之方，而于改革之难达目的，及其因此而反生弊端，却较少顾虑。如此便成为进取派，而其性质和他相反的，就自然成为保守派。人的性质是有此两种，所以古往今往来的政治思想都可以这两派括之。至于哪一派的势力较强，自然和其时代也有关系。在这一种观念之下，去了解中国的政治思想，我以为是较容易的。”(20)刘泽华概括政治思想研究的内容为“研究历史上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学派和不同人物关于国家和社会制度、社会改造以及通过国家机关和强力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的理想、理论、方针和政策；研究这些理想、理论、方针和政策提出的社会背景及其对实际政治的影响；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演变的过程和规律。”(21)我们认为，中国政治思想的研究内容主要体现为五个方面：
1.追求或构建合理政治秩序的社会条件
主要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梁启超专门分析了“时代背景”(22)；吕思勉认为，“凡思想总是离不开环境的，所以要讲政治思想，必先明白其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事实”(23)；萧公权认为，“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相推移。以故政治思想史亦可按制度演变之大势而分期”(24)，为此要对“思想之历史背景”有精微的了解；刘泽华以及高教版《中国政治思想史》也认为要研究“社会背景”或“时代背景”。应该指出的是，这些背景在每一时代的地位可能是变化的，并非同样重要。
2.追求或构建合理政治秩序的理论逻辑
主要包括天人关系、人性问题、义利关系、理欲关系、知行关系以及历史观、时势观等，多体现为一定的哲学思想、伦理思想。吕振羽认为第一重要的是要掌握“作为其出发点的认识论”；刘泽华指出，“政治思想史除了研究国家和法的理论外”，首先还要研究政治哲学问题(25)；高教版《中国政治思想史》则明确把政治哲学、政治伦理作为政治思想史体系的内容。需要说明的是，每一时期有关理论逻辑的议论并非一样，也并不是说任何一个思想家或政治家都要探讨这些基本理论。比如说，夏商周多是对“天”、“帝”或“祖”的思考，春秋战国盛行人性、天人关系的议论，魏晋时期关注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两宋时期喜谈天理与人欲的关系，明末清初反思“通经”与“致用”的关系，到了近代越来越强调对时势的认识，强调“变”与“通”的关系。为此，我们有必要相当了解哲学史、伦理思想史等学科。
3.追求或构建合理政治秩序的具体模式
一般来说，思想家或政治家都会详略不一地描绘其所向往的合理政治秩序的模式。刘泽华说：“关于社会模式的理论(又可称之为理想国的理论)，也应是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社会模式思想与国家政权组织形式的思想，虽有密切的关系，但范围不同，两者不是一回事。社会模式或理想国理论是关于社会总体结构与相互关系的理论或设计。”(26)每一时期每一个思想家或政治家所谓的理想国未必一样。如先秦时期，孔子渴望“有道之世”而尊周礼，孟子尚仁政而希望实现王道世界，荀子隆礼重法而希望建立“王制”社会，老子主张“绝圣弃智”而实现“小国寡民”，庄子喜逍遥而回复“至德之世”，韩非子尊君而希望建立“圣人执要，四方来效”的专制秩序，《礼记·礼运》憧憬“大同之世，天下为公”；到明末清初，思想家希望还“三代之盛”；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希望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人间天国；戊戌维新时期的康有为希望人类进入“大同之域”；辛亥革命时期的邹容主张建立“中华共和国”、孙中山梦想实现“天下为公”之“大同世界”；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毛泽东主张实现真正的人民民主共和。对这些模式，除了要逐一进行研究外，还要将它们贯通起来进行比较分析。
4.实现合理政治秩序的基本举措
一般而言，思想家或政治家不会满足于勾画合理政治秩序的模式，总是希望将其落实，就会提出一些解决的办法，这些办法可以称为治国的方略和政策。正如刘泽华所说：“治国的方略和政策也应是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内容。”(27)高教版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也认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内容，从政治学角度讲，既包括中国历史上关于处理各种政治关系的思想，又包括中国历史上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和思想主张，这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核心内容。”(28)概括而言，实现合理政治秩序的基本举措，对内首先调节基本政治关系，缓和矛盾，在古代形成尊君、尚贤、重民的政治格局，近代则逐渐以民主、平等、自由为调节阶级和社会冲突的价值准则。其次，处理中央与地方、以汉族为主体的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等。对外主要针对边患问题，古代的解决手段有以德抚远或战争征服，近代则向平等交往、对外开放过渡。就古代来说，本质上是围绕君主专制展开的，尽管有人主张无君论；近代则渐次围绕着存君限民、君民共主、去君为民进行。
5.实现合理政治秩序的主要价值
在深入而平实地研究上述内容的基础上，我们还应分析实现合理政治秩序的价值。正如刘泽华所说：“我们研究政治思想史不能只限于描述，还要考察它的价值。为了判定一种思想的价值，首先要明确价值标准。对我们来说，价值标准是明确的，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29)高教版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也认为要揭示其“价值蕴含”。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下，我们首先要认识到思想价值的相对限制，其次力求探求它们的历史性合理价值，最后要放宽视角，在综合考察古今社会面临问题的共鸣程度的基础上，适度分析它们对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秩序的借鉴价值。要特别注意，价值评判不等于是非判断，不应停留在优与劣的两极化裁定上，“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借助历史学已获得的成果，又要结合政治思想史的具体情况理出一些自身特有的标准”(30)。
三
关于中国政治思想的发展线索，大部分的论著或教材主要遵循以下两种思路：(1)以王朝更替来排列(31)；(2)王朝更替与社会演变兼而用之(32)。其中所谓“社会演变”，沿用了前苏联历史教科书提出的社会变迁五阶段论(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在我们看来，王朝更替对中国政治思想的发展影响甚巨。不过，王朝更替不能代替思想发展。在反思政治思想的发展时，一方面不能忽视王朝更替的事实，另一方面又要跳出这种显明的事实，审察政治思想的内在性发展过程。中国政治思想的发展线索，主要体现为分期问题。
在我们看来，萧公权有关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分期，就第一个角度来看，认为中国政治思想史起自春秋，夏商周三代“存而不论”，但略去源头终究有碍思想之整体；春秋至秦一统中国，名为“创造时期”，可谓的论；秦汉以下直至宋元，径直目为“因袭时期”，大概仅观儒家主流而于佛道无涉，稍欠妥帖；明初以至清末概括为“转变时期”，可贵之处是密切注意到了思想之变化，但这种变化终究不完全是在一个主调下来进行，尤其是中英鸦片战争以后，外来之异质思想输入，近代中国有向“民主化”转型之趋势(33)；以三民主义成立至完善为“成熟时期”，有两个问题需要商榷：一是所谓的“成熟”是相对于什么？如果是相对于清末以前的“王权主义时代”，则不是“成熟”而是大大的“超越”；二是说“成熟”，大概应是将中国政治思想视为“一曲”而不是“异曲”，因为“成熟”总是一个漫长的、“有机”的整体过程。事实上，如前所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政治思想史就不能视为“一曲”了，而是出现了分化，是“异曲多调”。从第二个角度看，将中国政治思想分为“封建”、“专制”与“近代”三个时期，除了有韦政通指出的问题外，就是以“近代”与“封建”、“专制”并称，这是否为对等的概念？不过它的优点也是可观的：一是不拘囿于“社会发展五阶段论”，二是强调政治思想的演变必须注意相应的政治制度背景。
在借鉴萧公权分期法的基础上，我们认为中国政治思想的发展历经“六个时期”，其间出现的“三大高潮”尤为醒目。
1.孕育形成时期(秦朝之前)
学术界一般把秦朝之前统称为“先秦”。这就是说，先秦应包括夏、商、周，其中的“周”又分为西周和东周，“东周”又分为春秋(前770—前476)和战国(前475——前221)两个时期。通常说的“百家争鸣”实际上是指春秋末期至战国时期。刘泽华认为：“春秋后期各种思想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如果说以孔子、老子为标志开始了以流派为其特点的百家争鸣，那么春秋则是各种思想的滥觞时期。”(34)“诸子百家的存在与争鸣，是中华民族文化成熟的标志。在以后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长河中，各式各样的思想差不多都可以从战国诸子中找到原形或雏形。直到今天，社会科学中的许多问题，或多或少地还可以从诸子中找到相应的命题或思想源头。”(35)正因为诸子百家时期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上具有奠基性的意义，所以但凡出版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论著，都会对其投入相当多的笔墨。问题是，如何处理它与此前的夏、商、西周乃至传说时代的关系？
萧公权对于三代是“存而不论”，说明他并不否认它们的存在。胡适认为中国哲学史起自老子，这是需要“小心求证”的。就事实来看，大部分的论著都会用一定的篇幅来阐述一下夏、商和西周。《中国思想学说史》对于先秦思想学说是如此处理的：
五帝时代至秦统一约三千年间，中国思想发展经历了一个走入古代宗教又走出古代宗教的过程。这一过程可划分为三个历史时代：一是古代宗教形成时代，也就是五帝时代，原始宗教受政治影响逐渐加入人为因素；二是古代宗教发展时代，也就是夏商西周时代，与国家制度相结合，古代宗教得到充分发育；三是古代宗教衰落和诸子学时代，也就是春秋战国时代，诸子学说以理性代替宗教，取得空前的文化成果，奠定了中国文化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36)
依宗教与理性的关系把先秦分为三个时代，尽管值得商榷，但是它提醒我们要注意这一漫长时代思想学说发展的连续性和变化，这是可取的。从政治思想的演变来看，春秋战国时代得以成型，但是此前为孕育时期。由于从孕育到成型，二者的界限很难说是泾渭分明的，故合而为一，称之为孕育形成时期。
2.制度化时期(秦、汉和新莽)
先秦诸子学说尽管大放异彩，但是当时各国君主并未将之用于政治制度建设。直到嬴政兼并六国之后，为匹配天下一统，秦始皇采纳法家思想代表人物李斯的建议，法家政治思想得以制度化。秦帝国二世而斩，建立在战争废墟上的西汉王朝，为巩固新生政权，稳定民心，统治者重“黄老之术”，实行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政策，道家思想见用于制度。随着西汉王朝政权逐渐稳固，为加强君主权力，不断强化中央的权威，汉初思想家和政治家时常在统治者面前宣讲儒家思想，崇儒思潮逐步发展。至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正式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迫于太皇太后窦氏的权势，汉武帝并未采纳其建议。建元六年(前135)，窦氏去世，尊儒的时机才算成熟，武帝擢升田蚡为丞相，于是“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史记·儒林列传》)。儒家思想最终逐步化为现实的制度。西汉末年的王莽篡夺刘氏天下，另立新朝，企图复《周礼》。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希望儒家思想制度化。
除上述内容，“制度化”还有一个意思，就是秦朝创设了君主专制。汉承秦制，进一步完善了君主专制。后世王朝即便有所损益，但大体上沿袭秦汉之制。所以后来赵翼说：“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廿二史札记》卷二《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条)这个“大变局”就是指秦朝建立并被汉朝完善的君主专制。
3.流变时期(魏晋南北朝至明中叶)
从魏晋南北朝至明中叶，从制度上看历朝均依循君主专制，但中国政治思想的发展出现了许多变数，主要表现：(1)君主专制发展至晋朝，遇到了不同声音，即鲍敬言的无君论；到明初，经由朱元璋、邱濬等人，则出现强化之势。(2)东汉初年佛学传入，儒佛斗争渐兴，至唐朝韩愈的排佛崇儒论成为典型。(3)儒学独尊以后，道家思想逐渐退出朝堂。一方面，一些士人引为清谈，发展出盛极一时的玄学；另一方面，东汉张陵创立五斗米道后，将道家思想引入道教，成为民间信仰。(4)佛学与道家互争互补，一方面它们的思辨逻辑逐渐为儒家吸收，逐渐发展出宋明理学(或道学)；另一方面佛学本土化后，发展出影响极大的禅宗。(5)自宋代以后，儒家思想内部出现了理学与功利学派之较量，到明中叶前理学又遭到心学的诘难。(6)君主专制思想还先后为辽、夏、金、元等少数民族政权所吸收利用，融入民族习俗，这就是所谓的因俗而治。
4.转变时期(明中叶至清中叶)
从明中叶到清中叶，主要是以下三方面推动中国政治思想发生转变：一是从明朝开始，商业明显发展，到明中叶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萌芽，促使思想家反思经济社会中呈现的各种问题；二是自明末开始的西学东渐(主要是神学和自然科学)，冲击了重视人文学科的中国本土；三是清朝建立后，采取多种举措使君主权威绝对化，汉族知识分子不愿委身朝堂，转而投入皓首穷经的朴学，促使中国学术重新走上汉学之路。中国政治思想的转变主要体现在：(1)反思传统政治思想的内容，出现追求“平等”、渴望个性解放的思潮，代表人物有王艮、何心隐。(2)受西方格致之学偏重实用的影响，一方面省察宋明理学，另一方面主张崇实致用、明道救世，代表人物有颜元、李塨和戴震。(3)明末清初，剧烈的社会动荡和国破君亡的政治大变局促动一大批士人反思明代弊政，对传统政治思维和政治体系进行再认识，形成影响深远的社会政治批判思潮，(37)代表人物是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唐甄。尽管中国政治思想迎来转变之机，然而还在“一曲”的范围之内，即仍没有冲破君主专制的藩篱。
5.转型时期(清中后期至清末民初)
从清中后期(嘉道年间)至清末民初，西方各种思想文化经由西方传教士、中国开放口岸的新型士人以及使臣、留学生等从各种渠道涌入中国，民主、平等、自由、共和等声犹洪钟，震动朝野，严重冲击以君权为中心的政治思想并促使其逐渐转型。这是一个应对挑战、获得新生的过程，主要表现为具有持续张力的七个方面：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方面，君权天授逐渐被天赋人权所替代；政治体制方面，专制逐渐转化为民主(共和)；民众的现实地位方面，民本逐渐变成民权；权力配置与运行方面，集权逐渐发展到分权；组织制度方面，朋党逐渐步人政党政治；统治规则方面，礼治逐渐为法治所取代；政治参与者的地位与资格方面，子民逐渐改造成国民。
6.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至21世纪初)
在中国政治思想转型的过程中，有四件大事促使国人不断反省如何救亡图存、强国富民，分别是：太平天国起义、戊戌变法运动、晚清新政改革和辛亥革命。洪秀全试图改变中国人尤其是下层民众的命运，却走上了君主专制的老路；康、梁在保皇名义下进行的改革，最后在晚清宫廷政治斗争的漩涡中破产；晚清统治集团为苟延残喘而进行的“自改革”，在内外交困的逼迫下也胎死腹中；辛亥革命虽然赶跑了皇帝，建立了民国，但无法有效解决国内外危机，名存实亡。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李大钊、陈独秀等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使之在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等方面与中国现实问题的解决相结合，为马克思主义逐步中国化奠定了一定基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结合中国革命面临的实际问题，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成果即毛泽东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又围绕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继续进行艰苦卓绝的探索，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第二代领导集体又形成了以邓小平理论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相继提出，更是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与完善。当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设是个巨大的系统工程，它将是一个长期的探索过程，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理论工作者今后必将结合人民群众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持续不断地推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
以上就是我们对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线索的基本看法。总体看来，前四个时期为古代，以君权为主导构建政治秩序；近代则向君民共主、以民为主、由民做主发展。在这六个时期中先后出现了三大高潮，第一大高潮是先秦诸子学派的兴起，促成政治思想的百家争鸣；第二大高潮是宋明理学的兴起，最终促成明末清初对君主专制的普遍反思；第三大高潮是西方先进的政治学说与中国本土的结合，其中最突出的成果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
注释：
①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3－4页。
②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6页。
③《列宁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255页。
④吕思勉：《中国文化史·中国政治思想史讲义》，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83页。
⑤刘泽华、张分田：《中国古代政治学说史研究对象与方法》，载《思想的门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论》，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4页。
⑥刘泽华：《我和中国政治思想史》，载《思想的门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论》，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页。
⑦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先秦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页。
⑧王有光：《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北京：知识出版社，1993年，第2－3页。
⑨田海林主编：《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2页。
⑩曹德本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页。
(11)罗伯特·F.墨菲：《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王草君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175页。
(12)曾峻：《公共秩序的制度安排》，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年，第33页。
(13)转引自张福建：《多元主义与合理的政治秩序：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评释》，(台湾)《政治科学论丛》1997年第8期。
(14)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1，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5页。
(15)康有为：《大同书》，北京：中华书局，1935年，第261页。
(16)《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28页。
(17)莱恩多亚尔、伊恩高夫：《人的需要理论》，汪淳波、张宝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7页。
(18)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0页。
(19)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6页。
(20)吕思勉：《中国文化史·中国政治思想史讲义》，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91页。
(21)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对象与方法》，载《思想的门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论》，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8页。
(22)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1－22页。
(23)吕思勉：《中国文化史·中国政治思想史讲义》，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85页。
(24)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1，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0页。
(25)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对象与方法》，载《思想的门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论》，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5页。
(26)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对象与方法》，载《思想的门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论》，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6页。
(27)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对象与方法》，载《思想的门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论》，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7页。
(28)曹德本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页。
(29)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对象与方法》，载《思想的门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论》，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2页。
(30)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对象与方法》，载《思想的门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论》，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2页。
(31)以刘泽华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曹德本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和萨孟武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为代表。
(32)以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为代表。
(33)此趋势可见于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和闾小波《中国近代政治发展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两书。
(34)刘泽华、葛荃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修订本，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3页。
(35)刘泽华、葛荃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修订本，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7页。
(36)刘宝才、方光华主编：《中国思想学说史》先秦卷上，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页。
(37)刘泽华、葛荃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修订本，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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