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典·边防典》研究综述
沈文凡 刘健榕
[摘 要] 杜佑的《通典》一书与《通志》《文献通考》合称“三通”,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记述典章制度的百科全书,在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其内分九门,其中“边防”一门颇为精到,保存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涉及民族历史、文化、关系等多个方面,内容丰富,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近年来,学界有关《通典·边防典》的研究已经涉及到了上述问题,关于其设立原因与背景,次序与位置问题,杜佑的边防思想、民族史观与政策等方面都有论述。此外,学界还对其中涉及到的民族的社会历史予以关注,对《边防典》与其他史书中同类内容的比较亦有研究。
[关键词] 《通典》;边防;杜佑;学术研究;综述
杜佑出身官宦之家,位及将相,但终身勤勉,手不释卷。其所著《通典》是历史上第一部体例完备的政书,在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目前也已出版了诸多的《通典》整理本,为《通典》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1) 目前较好的《通典》点校本有:1.颜品忠等点校:《通典》,长沙:岳麓书社,1995年;2.韩昇点校:《北宋版通典 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3.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4.沈文凡等点校:《中华传世藏书·通典》,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此外还曾出版的《通典》影印本有:1.[唐]杜佑:《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2.[唐]杜佑:《通典》,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 。《通典》其内分九门: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而其中的《边防典》包含了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共16卷,192目,内容涉及边防对象的社会历史、边境和平交往的历史、边境关系的矛盾冲突、历代边境的战略部署等内容(2) 赵杨:《〈通典·边防典〉研究》,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为研究唐代的民族关系、杜佑的民族思想与民族政策以及其中涉及的民族研究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而本篇将总结《通典·边防典》的设立原因与背景,各门次序与《边防典》位置问题,杜佑的边防思想、民族史观与政策,其中涉及的民族研究,与其他史书的比较,价值、影响与不足等六方面内容,以此来综述《通典·边防典》的主要研究成果与基本观点,并对今后的研究方向作出展望。
一、《边防典》的设立原因与背景
《通典》中的《边防典》属杜佑于寻常史书体例中的新设之门,与《食货典》《兵典》《职官典》都属“上乘”(3) 张凤英:《略论杜佑的〈通典〉》,《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而对于其设立原因与背景,《杜佑及其名著〈通典〉新论》《试论〈通典〉的问世及其经世致用思想》《杜佑民族史学研究——以〈通典·边防门〉为中心》《〈通典·边防典〉研究》几篇文章都有论述。一方面是在安史之乱的冲击下,唐王朝统治衰微,边防问题凸显,遂设边防一门以应现实之需,也为国家寻找出路,摆脱“戎狄内侵之忧”(4) 张文俭:《杜佑民族史学研究——以〈通典·边防门〉为中心》,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另一方面,这也是史学发展的一种需要与产物。此外,亦不能忽视杜佑家庭环境的影响。同时,《边防典》也体现了史学中“以史资政”“经世致用”的思想。
二、《通典》次序与《边防典》位置问题
《通典》各门的顺序体现了一种循序渐进的过程,而《边防典》位列最后一门,其位置的设定亦体现了杜佑的思考与良苦用心。
《论〈通典〉的方法和旨趣》一文指出杜佑把食货以下各门分为三个层次:“一,选举、职官;二,礼、乐、兵、刑;三,州郡、边防”(5) 瞿林东:《论〈通典〉的方法和旨趣》,《历史研究》1984年第5期。 ,各门之间的逻辑联系也很明显,“反映了作者对封建社会上层建筑各部门的关系及其重要性的认识”(6) 瞿林东:《论〈通典〉的方法和旨趣》,《历史研究》1984年第5期。 。而《杜佑〈通典〉的民本思想》一文则指出了这个次序体现了杜佑的民本思想:以“食货”为首,“体现出杜佑重视农业生产,关注百姓生存”(7) 丁俊丽:《杜佑〈通典〉的民本思想》,《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之后是“选举”“职官”,因为“要想保证农民生活安康,社会稳定,就必须要有管理社会秩序的贤才官吏”(8) 丁俊丽:《杜佑〈通典〉的民本思想》,《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而后“才能对之进行礼乐教化,增进其全面素质,加强社会稳固。杜佑主张对人民实行仁政,先安之,再礼之,最后一步才刑之”(9) 丁俊丽:《杜佑〈通典〉的民本思想》,《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最后是“州郡”和“边防”。值得注意的是“杜佑不歧视周边夷狄民族,不主张进行毫无理由的进攻”(10) 丁俊丽:《杜佑〈通典〉的民本思想》,《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从《通典》各门的次序可见杜佑的民本思想。此外,《杜佑及其名著〈通典〉新论》一文也指出:“州郡和边防是礼乐中心由内向外的逐步扩展,最终达到大同世界。”(11) 韩昇:《杜佑及其名著〈通典〉新论》,“社会·历史·文献——传统中国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上海,2006年7月,第129页。 对于这一点,《〈通典〉与中国古代的典章制度》与《杜佑与〈通典〉》也有提到。可见,对于《通典》的次序问题以及《边防典》的位置排列原因及意义,学界研究已经比较清晰了。
三、杜佑的边防思想、民族史观与政策
杜佑认为“边防是维护中原王朝免受周边民族侵扰的重要手段,是中原王朝对外交流的重要保障。”(12) 赵杨:《〈通典·边防典〉研究》,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遂引“防”入边,设立《边防典》,并划分内防与外防,以了解周边民族并提供借鉴。
可以说,学界对于《通典·边防典》所涉及的民族研究只有吐火罗、靺鞨、吐蕃、高句丽、西突厥、拓跋鲜卑这几部分,更多的也只是以其为史料,可以说专门的研究很少,不够全面,还有待挖掘。
《通典·边防典》在保留了珍贵的历史资料的同时,也体现了杜佑的边防思想、民族史观与政策。边防序就直接“阐述了作者的民族思想和处理民族关系的政治主张”(13) 瞿林东:《重读〈通典〉史论》,《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2期。 。除却序,《边防典》的具体内容也是杜佑民族史观和政策的体现。杜佑的四个边防思想与民族政策既体现了唐朝开放包容的一面,也体现了动乱后民族政策的变化。
首先,关于如何安边的问题,《〈通典·边防典〉研究》一文指出杜佑重视经济作用,主张通过“屯田”养边,解决军粮问题。并且强调要加强边防防御与边防建设,对于边疆管理者的选用也要谨慎(14) 赵杨:《〈通典·边防典〉研究》,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
所渭摘录词句的习惯就是说在读书过程中,随时记录自己喜欢的名言警句以及优美词句、精彩片段;所谓圈圈点点的习惯是指小学生在读书的过程中,积极思考,用笔在书上圈画批注,圈记读书过程中的生字生词,记下自己读某段时的观点和想法;所谓写读后感的习惯是指读一篇文章或一本书以后,把自己心中的感悟写出来。这一点很重要,读后感写多了写作素材的积累也就越来越多,自己写文章时就可以信手拈来。只要学生在读书后心有感悟,写成片段或者整篇都行,学生在写读书体会时必然经过思考,细心揣摩自己的感悟与作者要表达的感情,这样边想边写,不但增长了知识,而且积累了深厚的语言功底,从而能够提高写作能力。
其次,便是关于“古之中华”与“今之夷狄”的问题。关于这一点,学界已有许多论述。《杜佑民族史学研究——以〈通典·边防门〉为中心》与《〈通典·边防典〉研究》的硕士学位论文已详尽地论述了相关内容。另外《〈通典〉的民族史观》《〈通典〉浅议——读史札记之二》《〈通典〉与中国古代的典章制度》《杜佑及其名著〈通典〉新论》《论〈通典〉的方法和旨趣》几篇文章也都有分析。总结来说,在看待少数民族的问题上,杜佑认为“古之中华”似“今之夷狄”,只不过后来“在各民族发展的历程中,是物质条件而非别的原因,造成了他们各自发展的不平衡性”(15) 李珍:《〈通典〉的民族史观》,《中国民族报》2002年12月31日,第3版。 。也就是说“民族差异在于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从而造成文化上的先进与落后”(16) 黄露:《〈通典〉与中国古代的典章制度》,《文学界(理论版)》2010年第11期。 ,夷狄完全有机会像中华一样继续发展。也正因此,杜佑设《边防典》介绍其他民族,主张各民族和平相处(17) 韩昇:《杜佑及其名著〈通典〉新论》,“社会·历史·文献——传统中国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上海,2006年7月,第132页。 。而杜佑的这种思想与唐朝开放包容的民族政策有很大的关系,“杜佑的这种卓越见解,正是时代的反映。”(18) 陶炳:《杜佑和〈通典〉》,《史学史资料》1980年第3期。
杜佑的边防理念是以德怀柔(19) 赵杨:《〈通典·边防典〉研究》,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主张各民族和平相处,反对民族战争。《杜佑民族史学研究——以〈通典·边防门〉为中心》一文指出了这种观点产生的三个原因:“第一,杜佑认为民族之间战争频发的原因,多数是因为‘弘放之主,边将好事,坐望宠荣’”(20) 张文俭:《杜佑民族史学研究——以〈通典·边防门〉为中心》,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第二,杜佑认为民族战争‘耗费巨资,得不偿失’”(21) 张文俭:《杜佑民族史学研究——以〈通典·边防门〉为中心》,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第三,杜佑认为‘圣王之治,务德广,不事要荒’”(22) 张文俭:《杜佑民族史学研究——以〈通典·边防门〉为中心》,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并指出其最终目的是“为日薄西山的唐朝寻找御敌之策”(23) 张文俭:《杜佑民族史学研究——以〈通典·边防门〉为中心》,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而且“杜佑对被征服的少数民族也不主张占领其地区”(24) 张文俭:《杜佑民族史学研究——以〈通典·边防门〉为中心》,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可见杜佑秉持着一种相对保守的民族政策,这与唐初有很大不同,是唐由盛转衰,边防形式严峻,唐王朝与少数民族实力差距变化的结果。
最后,杜佑还反对与少数民族以及邻近国家交往,提出“防遏戎狄”,倡“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来则御之,去则备之”的主张。这一观点的产生是反思安史之乱的结果,是出于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考虑,也是对唐初民族政策的反思,对处理民族关系的新尝试。对此,《杜佑与〈通典〉》《从〈通典·边防〉看杜佑民族思想》以及《杜佑民族史学研究——以〈通典·边防门〉为中心》三篇文章都有论述。其中,《从〈通典·边防〉看杜佑民族思想》一文指出设立边防一门“是意图通过‘严夷夏之别’来确立唐王朝的文化正统地位,以恢复中央王朝威望”(25) 张文俭:《从〈通典·边防〉看杜佑民族思想》,《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提到的对正统地位的确立,已不是唐初的自信姿态。之所以要“严夷夏之别”,正是因其处于劣势,所以才要划分界限,对此《杜佑民族史学研究——以〈通典·边防门〉为中心》一文有做出解释。而这种划分与杜佑关于“古之中华”与“今之夷狄”的观点并不矛盾。杜佑强调“今之夷狄”类“古之中华”,将来有成为“今之中华”的可能。但同时也强调“今之夷狄”与“今之中华”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其目的都是为了证明唐王朝不应与少数民族过分亲近,和平相处即可,是一种维护和平与安定的表现。
可见,《边防典》不仅保留了相当一部分珍贵的民族历史资料,也反映了杜佑作为一名政治家、史学家独特的、与时俱进的边防思想与民族史观。
四、《边防典》所涉及的民族研究
作为首农食品的一员,如何让“中华老字号”的金字招牌在新时代绽放新光彩?“王致和”在传承的前提下不断自主创新,逐步实现生产的工业化、现代化、规模化和标准化。同时,面对市场挑战、食品安全标准的持续提升,企业在管理方面不断创新,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增长。
以《边防典》为主体的研究有《〈通典·边防典〉“吐火罗”条史料来源与〈西域图记〉》一文,其首先指出了“吐火罗”条的史料来源,作了24条注并加以说明。同时,又注意到了《通典·边防典》这一段与《隋书·西域传》的差异,从而考证出三句《西域图记》吐火罗的佚文。之后又通过比较《隋书·西域传》与《西域图记》总结出前者特色,发现了二者的联系与差异。最后,文章通过“吐火罗”条研究了《通典·边防典》“西戎”门的编纂特点:其一是在取材上认为应“舍远取近,不必求全”(26) 李锦绣:《〈通典·边防典〉“吐火罗”条史料来源与〈西域图记〉》,《西域研究》2005年第4期。 ,并且指出这是史家大忌,难免会出现以讹传讹带来的错误。在选择史料时,杜佑兼采多家而不加甄别,“在保存较多史料的同时,破坏了体例的完整性”(27) 李锦绣:《〈通典·边防典〉“吐火罗”条史料来源与〈西域图记〉》,《西域研究》2005年第4期。 ;其二是“述而不作”,多为资料摘抄;其三是“记异”,即对交往少的民族只记录异闻与异物,重点记录对中原地区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民族,而不记录没有异闻的小国,这也是杜佑在作《边防典》时的选录标准。
而张云的《〈通典·吐蕃传〉的史料价值》一文则着眼于《边防典》中的吐蕃。文章选取了吐蕃的族源问题,吐蕃的风俗和典章制度,吐蕃告身制度,吐蕃军队、兵器,吐蕃赞普继立大事及唐蕃关系大事等内容来论述其史料价值。同时还指出《通典》为两《唐书》的吐蕃传提供了重要资料,并强调尽管两《唐书》的史料价值更高,但有两点不能忽视:“其一,《通典·吐蕃传》为唐代人所著唐代吐蕃史,可靠性更高,而该书作为两唐书《吐蕃传》的史料来源之一,其作用也不能被低估。其二,《通典·吐蕃传》保存了不少为两唐书《吐蕃传》所忽略了的珍贵史料,值得人们给予新的重视。”(28) 张云:《〈通典·吐蕃传〉的史料价值》,《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3期。 可见,《通典·吐蕃传》对后世史书的创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适用继续盘问制度时所出现的问题,往往与其对继续盘问制度本身的法律性质、适用条件、适用程序并没有深刻认识和理解有关,因此,在适用过程中主观上存在着不了解、不掌握的情况。针对这样的问题,应当进一步加强针对公安机关人民警察适用继续盘问制度的培训和学习。重要的是要搞清楚继续盘问制度是为了让公安机关更好地履行职务,针对不能现场排除违法犯罪嫌疑的相对人,只有及时适用继续盘问制度才能够做到不枉不纵,继续盘问制度的立法本意也在于此。只有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正确理解立法的本意、执法的程序、适用的条件等,才能够保证其正确适用。
此外,《〈通典·高句丽〉研究》一文涉及其著述背景:杜佑生平、《通典》的内容、各门次序原因、后人评价以及《边防典》概况;体例:“传说—概述—世系—时事”体及史料来源与内容的独特性;史料分析:从政治、经济、文化上把握唐丽关系;史料评价:文献学价值的三个方面:保存史料,纠正文献错误,影响后代史书;以及四点不足:名称混乱、时间不具体、内容不全面、记载有误;最后得出结论:内容方面的特点,史料来源的多元化,独特史料的考证,丰富的文献价值及其不足之处(29) 许佳:《〈通典·高句丽〉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文章对《通典·高句丽》的研究可谓全面。
《边防典》中保留着很多民族的史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学界对于《边防典》中所记载的一些民族,如吐火罗、靺鞨、吐蕃、高句丽、西突厥、拓跋鲜卑等已有一些研究成果。有以其为主体的研究,也有以其为史料的比较研究。
而以其为史料的比较研究有胡梧挺的《关于北宋版〈通典〉所见之“靺羯”——对“靺羯”一词的文献学考察》一文。文章“通过将中华书局校点本《通典》中对‘靺鞨’的记载于北宋版《通典》进行对比,并结合《集韵》的记载”(30) 胡梧挺:《关于北宋版〈通典〉所见之“靺羯”——对“靺羯”一词的文献学考察》,《中国典籍与文化》2016年第2期。 ,得出结论:靺鞨主要写作“靺羯”,而前者是《太平御览》对后者读音的误注。
另外,还有对西突厥的相关研究。《西突厥新考——兼论〈隋书〉与〈通典〉、两〈唐书〉之“西突厥”》一文通过对《通典》等几本史书中有关西突厥的内容进行对比分析,从而得出关于西突厥的四点结论:“室点密系西突厥不等于东突厥之西方小可汗;《隋书·西突厥传》专传阿波系突厥,阿波系政权与西突厥汗国是两个不同的政权;达头可汗时期,突厥汗国战乱不已。达头旨在夺取大可汗,没有建立西突厥汗国;西突厥汗国是室点密系射匮可汗驱逐了东突厥阿波系处罗可汗之后建立的突厥政权”(31) 吴玉贵:《西突厥新考——兼论〈隋书〉与〈通典〉、两〈唐书〉之“西突厥”》,《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 。
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区划分为路基工程区、桥涵隧道工程区、取土场与临时堆土及弃渣场区、沿线附属设施区和施工场地及便道区。监测的重点区域为取土场、弃渣场、临时堆土场、大型开挖边坡及路基边坡、施工场地及收费管理所等服务设施。
首先,要多主体参与教学评价环节,学习者、管理者、企业、教师多角度、多方面进行教学评价,对评价信息及时反馈,实行教学改进,引导教学贴近大众多样化需求;
此外,还有关于拓跋鲜卑的文章。《早期拓跋鲜卑基本史料比较研究——〈魏书〉与〈北史〉〈通典〉〈文献通考〉关系辨析》一文探讨了《魏书》《北史》《通典》《文献通考》几本书中关于早期拓跋鲜卑史料的研究内容。作者在文中指出《通典·边防典·拓跋氏》与《魏书》《北史》有相同的史料来源,而杜佑对这两本书的字词进行了删改,新增的内容很少,如:“指出拓跋氏源出东胡,为鲜卑别部”(32) 梁云:《早期拓跋鲜卑基本史料比较研究——〈魏书〉与〈北史〉〈通典〉〈文献通考〉关系辨析》,《内蒙古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 ,而且在这种调整中还出现了两处错误。总的来说,《通典·边防典·拓跋氏》的史料价值是不大的。
综上所述,面临复杂多变的国际金融环境,我国社会经济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但同时也存在诸多影响经济金融持续健康发展的现实因素。针对我国现阶段的经济金融形势,本文提出了积极完善相关经济金融政策、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扶持力度并完善相关的监管制度、积极发挥财税政策的作用、深化政策性银行改革、强化产业的政策性引导、优化我国国民收入结构与水平等政策建议。
现在有一群热心的家长,他们组成班级家委会,定期为孩子们策划实践活动。有的家长发现孩子缺乏阅读兴趣,就组织阅读分享会,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有的家长发现孩子的好词好句积累贫乏,就组织了成语接龙大赛,激发孩子们积累好词好句的热情。五年级综合性学习单元,遇到《遨游汉字王国》,家长们便带着孩子们走上街头寻找错别字,并整理分析,撰写探究报告。每一场活动对孩子们来说都是一次学习的机遇,家长就是这些机遇的制造者,为孩子们增添许多实践的机会,使孩子们在实践中享受学习的乐趣。
五、与其他史书的比较
《早期拓跋鲜卑基本史料比较研究——〈魏书〉与〈北史〉〈通典〉〈文献通考〉关系辨析》一文则是以拓跋鲜卑为例,将四本史书的内容进行了比较,并指出了四者的关系:“《魏书·序纪》最早系统地记述了拓跋鲜卑早期历史,是研究拓跋鲜卑早期历史的基本史料。《北史》《通典》《文献通考》关于拓跋鲜卑的内容是以《魏书·序纪》为蓝本的后代史家记述,没有补充新史料,只能作为二手资料使用”(34) 梁云:《早期拓跋鲜卑基本史料比较研究——〈魏书〉与〈北史〉〈通典〉〈文献通考〉关系辨析》,《内蒙古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 。
学界多将《通典》和《政典》作比较。《简论〈通典〉的产生与唐中叶的著政典之风》一文指出《通典》是在《政典》的基础上增加内容,改善体例而成的。《论杜佑〈通典〉与刘秩〈政典〉》一文则指出学界扬《政典》而贬《通典》,认为《通典》只是依照《政典》而作,价值不大的观点是错误的。二者并非大体相同,而是在分量与编辑体例上皆有差异,《通典》设边防一门即为其一。
另外,《从〈四裔考〉看〈文献通考〉优于〈通典〉》一文将《通典》的《边防典》与《文献通考》的《四裔考》作比较,通过分析《四裔考》对《边防典》的增改来研究二者差异,指出《通考》对《通典》在取材上进行了补多删少,同时指出二者编写体例上的差异与名目之别:“边防”一词偏重军事,名不符实;“四裔”则谓四面的边疆情况,符合实际。此外,作者还列出《四裔考》比《边防典》多出的五十六目,并认为“其有意不收的,颇觉无何道理”(33) 王燕玉:《从〈四裔考〉看〈文献通考〉优于〈通典〉》,《贵阳师专学报》1989年第3期。 。但实际上杜佑在创作时即将那些无甚异闻的民族排除在外,这可以说是他的一个创作原则,不能说是毫无道理的。
可以看出,学界关注到了《通典》的《边防典》与其他史书相关内容的对比研究,而且对《边防典》的史料价值已有了清晰的认识。
将《通典》与之前的史书作比较,新设《边防典》即是一大创立。而学界对于《通典》中边防一门与其他史书中同类内容之比较也有成果。
而《西突厥新考——兼论〈隋书〉与〈通典〉、两〈唐书〉之“西突厥”》则是分析比较了《通典》与《隋书》、两《唐书》中关于西突厥的内容,最后得出了四点结论。
六、《边防典》的价值、影响与不足
《通典·边防典》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此,《〈通典〉浅议——读史札记之二》《杜佑民族史学研究——以〈通典·边防门〉为中心》《〈通典·边防典〉研究》三篇文章都有详细论述。后两篇皆为硕士学位论文,但针对史料来源与价值的探讨,后者相比前者却未有新的内容。
关于其影响,几篇文章都指出《通典·边防典》是第一部全面系统的边防通史(35) 赵杨:《〈通典·边防典〉研究》,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承前主要是指《边防典》继承了唐代以前的史书,特别是正史中有关民族列传的部分,连缀成篇,写成一部边防通史;启后主要是指《边防典》对于后世史书的影响,主要是对《旧唐书》《新唐书》《通志》《文献通考》的影响”(36) 赵杨:《〈通典·边防典〉研究》,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
关于其价值,《〈通典·边防典〉研究》一文指出《边防典》全面系统地总结了边境关系,划分了四边的边境纲领,对大小民族作出了全面总结(37) 赵杨:《〈通典·边防典〉研究》,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而最重要的就是其史料价值。从史料来源看,杜佑采用了《隋书》以前的历代正史,历代的奏疏和文集著作,唐朝的国史、实录、诏敕、奏章、府库档案以及历代文集等内容,杂取诸书。从这些来源可见《边防典》不仅可信度较高,保存了一些现在已散逸著作的资料,还增加了大量新的史料,汇集了丰富的思想成果。最重要的是为后世国防史和边疆史的研究提供了大量史料(38) 王锦贵:《〈通典〉浅议——读史札记之二》,《图书馆工作与研究》1987年第4期。 。
而对于《边防典》中出现的一些错误以及不足之处,学界也已有研究成果。
如《中华书局校点本〈通典〉献疑十则》一文举出了《边防典》里的两个错误:一处是“《通典》卷一八八《边防四·赤土》(第5099页):‘炀帝时,募能通绝域。大业三年,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等应召。骏等自南海郡乘舟,……’按此‘大业三年’应为‘大业四年’之误”(39) 张玉兴:《中华书局校点本〈通典〉献疑十则》,《枣庄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 ;另一处则是“《通典》卷一八八《边防四·赤土》(第5099页):‘(常骏)及还,遣那耶迦随骏贡方物。……六年,还却到中国焉。’此‘六年’当为‘五年’之误”(40) 张玉兴:《中华书局校点本〈通典〉献疑十则》,《枣庄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 。
关于其不足之处,《从〈四裔考〉看〈文献通考〉优于〈通典〉》一文指出“边防”一名不妥:“‘边防’词意军事色彩浓郁,不能概括表达所陈内容,若干国家、部族和汉族政府的关系,并非都得打仗或准备打仗,始终不夹杂用兵的,事实上占多数,故用‘边防’名实未符。”(41) 王燕玉:《从〈四裔考〉看〈文献通考〉优于〈通典〉》,《贵阳师专学报》1989年第3期。 此外,对于杜佑的民族思想与政策,《杜佑和〈通典〉》一文指出:“杜佑认为‘古之中华,今之夷狄’,但却不能正确解释‘中华’与‘夷狄’的进步与落后的原因”(42) 陶炳:《杜佑和〈通典〉》,《史学史资料》1980年第3期。 ,杜佑的解释是形而上学的说法,还“夹杂着歧视与迷信的成分”(43) 陶炳:《杜佑和〈通典〉》,《史学史资料》1980年第3期。 。
可见学界对于《通典·边防典》中出现的错误以及存在的不足都有探讨,但瑕不掩瑜,仍不能因此忽略其本身的学术价值。
七、小结
综上所述,学界对《通典·边防典》已有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包括其设立原因与背景,各门次序与《边防典》位置问题,杜佑的边防思想、民族史观与政策,其中所涉及的民族研究,与其他史书的比较,价值、影响与不足等多个方面。但仍需注意的是,学界关于《通典》一书的研究成果不在少数,而对于其中边防一门的研究却还是比较少的,其史料价值还有待挖掘。《通典·边防典》与其他史书中同类内容的比较研究还可继续,对于其文本的考证研究亦可深入。未来的研究方向还可以着眼于《边防典》中涉及到的民族研究,并结合其他类型的民族资料加以分析,从而增加《通典·边防典》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施肥和补播短期内对甘南高寒草甸草原的DM载畜量和DCP载畜量较好的促进作用,其中,补播有利于禾本科草类DM和DCP载畜量的增加,施肥在生长季后期(9月)对牧草DCP载畜量的促进作用较明显,施肥和补播对ME载畜量无明显促进作用。6月按照DM载畜量安排放牧,7,8和9月按照DCP载畜量安排放牧,才符合保护草地生态的目标。
雷染君被方泽的指责震住,不敢置信地瞪大了眼,下意识去看姜祈的反应。方泽怎么会这么说?不,他不会相信方泽的话吧?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全唐诗》创作接受史文献缉考”(14BZW082)。
[作者简介] 沈文凡(1960—),男,文学博士,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健榕(1994—),女,吉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长春 13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