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编纂后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汉语论文,方言论文,后记论文,大词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套《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41种分卷本（下文简称分卷本）。分卷本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组织国内60多位专家学者分别负责各卷的编纂，由著名语言学家李荣教授担任主编，由江苏教育出版社负责投资和出版。从1991年初开始规划，至1998年底41种分卷本全部出齐，前后历经八载。分卷本在编纂之初经过必要的规划，体例比较严谨，多少有些新鲜的内容，并且总字数多达2200万字，堪称规模宏大。它出版以来，受到了学术界和出版界的关注，被认为是学术界和出版界良好合作的结果，填补了我国大型方言辞书编纂和出版的一个空白。1999年先后获得了第三届国家辞书奖一等奖和第四届国家图书奖的最高奖荣誉奖。说明这套分卷本方言词典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和学术价值。这对于为了编纂这套分卷本词典而付出多年汗水和心血的60多位作者来说，是一种莫大的光荣、莫大的安慰。
分卷本方言词典也是汉语方言研究长期积累的结果，如果没有汉语方言研究长期形成的深入调查、实事求是、团结合作等优良传统，没有最近百年来，特别是最近二十年来汉语方言研究所积累的丰硕成果，编纂这样大规模的分卷本方言词典是不可能的。这是水到渠成，推进汉语方言研究向纵深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分卷本方言词典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以往方言研究成果的一次检验，一次总结，应该看成是汉语方言学界的一种共同财富。笔者有幸自始至终参与了分卷本的规划和编纂工作，当中不免备尝甘苦。但笔者往往也是这些分卷本最早的一位读者，特别是分卷本全部出齐以后，最近一年多来，有机会经常翻检是书，无论怎么说都时有受益，或喜悦，或感慨，言之难尽。是以不揣浅陋，略记如下，聊备一说。
壹分卷本方言词典的主要特点
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之一。汉语方言具有统一性的一面，从北边的哈尔滨到南边的昆明，从东边的南京到西边的乌鲁木齐，在数百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好几亿人口，互相之间通话没有什么困难；汉语方言又有分歧性的一面，尤其在我国的东南地区，方言十分复杂。根据汉语方言的实际情况，《中国语言地图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编，香港朗文（远东）出版有限公司出版，1987，1989）把全国的汉语方言分为官话、晋语、吴语、徽语、湘语、赣语、闽语、粤语、客家话、平话十个方言大区或方言区。方言区之下还可以分为若干方言片、方言小片，最下面就是一个一个具体的方言点。例如上海话是一个方言点，西安话、成都话等等也是一个方言点。
根据《中国语言地图集》对汉语方言的画分，参考近年来汉语方言研究的各种实际情况，分卷本方言词典选择了41个方言点作为汉语方言的代表点。每一个地点编了一本方言词典。这41个地点是：
济南牟平徐州扬州南京武汉哈尔滨
成都贵阳柳州洛阳西安西宁乌鲁木齐
银川万荣太原忻州丹阳苏州上海
崇明杭州宁波温州金华南昌萍乡
黎川长沙娄底梅县于都广州东莞
福州厦门建瓯雷州海口南宁（平话）
这41处方言的分布大致覆盖了上述说到的各个方言区或者一些方言大区的主要方言片。例如官话方言的江淮官话有南京、扬州，西南官话有武汉、成都、柳州，中原官话有洛阳、西安、万荣，兰银官话有西宁、银川、乌鲁木齐，冀鲁官话有济南，胶辽官话有牟平，东北官话有哈尔滨；晋语有太原、忻州；吴语有丹阳、苏州、上海、崇明、杭州、宁波、金华、温州；赣语有南昌、黎川、萍乡；湘语有长沙、娄底；粤语有广州、东莞；闽语有福州、厦门、建瓯、海口、雷州；客家话有梅县、于都；平话有南宁。这个并不是说，汉语方言只有这么一些地点值得编纂方言词典，而是从方言调查的情况，工作人员的情况等各方面条件考虑，首先编纂这些地点的方言词典，比较有成功的把握。以后有条件了，其他许多地点可以接着编下去。在最早的规划中还有北京官话的北京方言，徽语的歙县方言，这两个点的方言词典后来因故都没有最后编成。好在北京方言近年有已经出版的很好的方言词典，可以参考，例如陈刚《北京方言词典》（商务印书馆，1985）、徐世荣《北京土语词典》（北京出版社，1990）、贾采珠《北京话儿化词典》（语文出版社，1990）。但徽语方面至今还没有一本可以参考的方言词典，分卷本词典付之空缺实属遗憾。
我国具有调查和研究汉语方言的悠久历史传统。汉代扬雄所著《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被誉为“悬诸日月不刊之书”。它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方言语汇集。但是为某一方言编纂词典，却是最近一百多年的事情，特别是近20多年来才有显著的进步。不过，像分卷本这样有计划地、大规模地编纂方言词典，在我国还是第一次，在世界上也没有先例。盛世修典，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日益壮大的强盛国力。
有人问，现在不是要推广普通话吗，为什么还要研究方言，还要这样大规模地编纂方言词典？这是一种误解。我们现在说的普通话，古时候叫通语。通语和方言并存，自古已然。普通话和方言不是一种矛盾的对立，而是一种共存体，没有了方言，也就无所谓普通话。普通话是以一种基础方言为主，兼收其他方言的成分而形成的。例如我们现在所说的普通话就是在官话方言（特别是北京方言）的基础上吸收了吴语、湘语、粤语等其他汉语方言的某些成分形成的。随着政治的统一，交通的发达，经济的发展，语言使用中趋同性的趋势越来越强烈，普通话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同，并迅速被推广，这是一个大好事。但是方言仍然广泛存在，即使在很多人的普通话里，也存在着大量的方言因素，普通话和方言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还会维持一种共存的局面，这是一个事实。研究方言，探讨汉语发展变化的历史规律，才能促进汉语的规范化，才能有效地推广普通话。另外，方言是一定地域内历史文化的产物。研究方言，实际上是研究历史文化。不但汉语研究的各个分支学科，如汉语史、汉语音韵、汉语词汇、汉语语法等需要汉语方言研究的强有力的支持，而且其他的人文社会学科，如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等，也能从方言研究的成果中吸取丰富的营养。
编纂一部好的方言词典是反映一个方言全貌的最有效途径。编纂41种分卷本方言词典，是编纂一部综合性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的基础工作。对分卷本方言词典来说，必须具备两个基本要求：一是每个分卷本要能够较好地反映所在方言点的基本面貌；二是各个分卷本总合起来，要能够较好地反映整个汉语方言的基本面貌。因此要求编纂分卷本要有自己鲜明的特色，这就是要有“三性”：共时性、地域性、统一性。共时性就是强调每个分卷本必须真实地反映现行方言口语里通行的方言事实，强调以编纂人员实地调查记录的方言材料作为词典的基础，以保证词典内容翔实可靠，这也是保证词典达到高质量水准的关键。因此，分卷本词典的编纂者大部分都是以所在方言为母语的，或者是在所在方言地点有过长期生活经历，对所在方言有充分调查研究的专业人员。他们对这个方言都有相当丰富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与此同时，分卷本也要求充分利用以往的各种文献资料，努力吸收此前的所有研究成果。地域性就是强调每个分卷本必须尽可能地反映地点方言的方言特点，以及所在地域的人文特色。例如《苏州方言词典》不仅大量地反映了吴语方言“帮滂併”“端透定”三分的语音特点，而且收录了很多跟评弹、饮食及早期商业活动有关的条目，反映了吴地丰富多彩的人文面貌；《哈尔滨方言词典》不但反映了哈尔滨方言[ts ts‘ s ]与
两组声母分合，古入声清音声母字今分派等语音事实，还收录了很多当地的特殊词语和部分俄语借词，表现了东北官话方言的特点，同时还收录了很多东北地区的古谚俗语条目，反映了东北大地豪放粗犷的人文特征；《西宁方言词典》、《乌鲁木齐方言词典》、《银川方言词典》收录了较多的少数民族语言借字，还有很多与回民等少数民族习俗有关的条目，反映了这些地区汉民族与当地少数民族交融的人文特色，这些都可能成为今后研究语言文化接触的重要材料；《成都方言词典》则通过大量的例句，反映了深邃古老的巴蜀文化特征。统一性就是要求41种分卷本在内容和体例上服从统一的规划，做到大体一致。每个分卷本都包含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作为书前的引论，相当详细地介绍了方言所在地点的人文地理、历史沿革，以及本方言的大体情况，包括本方言的内部差别、语音结构、方言特点等。第二部分是作为词典主体的正文。各分卷本正文所收的条目多少不完全一致，《广州方言词典》和《福州方言词典》所收条目最多，约在10000个左右，《西宁方言词典》、 《建瓯方言词典》所收条目最少，大约只有7000多个。一般所收条目平均在8000个左右。其中一部分条目是按统一制定的方言词汇调查表格要求收录的，还有一部分是根据本方言的实际情况收录的。条目后面是国际音标标注的方言读音，以及义项释义和必要的例句。第三部分是作为书后的当地方言的义类索引和条目首字笔画索引，以方便使用者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检索。这种统一的规划，方便于今后大规模的方言比较研究，但仍然留有相当大的余地，可以让分卷本的编纂人员根据具体的方言特点，进行灵活安排。
以上“三性”，不但使41种分卷本区别于我们常见的《现代汉语词典》等语文性词典，也不同于在此之前出版的其他一些方言词典。使分卷本既具有语文性词典的一般特征，可供查阅检索；又具有许多文化典籍所含有的性质，可供欣赏阅读。因此，分卷本陆续出版后，自然受到了各方面的关注，专门的语言学工作者固然唯恐求之而不得，一般的社会人士得之也往往爱不释手。例如哈尔滨市和黑龙江省的新闻媒体，广泛报道了《哈尔滨方言词典》出版的消息，盛赞这是哈尔滨市和黑龙江省“文化建设的一件大事”；烟台地区的有关部门大量购买《牟平方言词典》，作为珍贵礼物，赠送返乡投资或省亲的侨胞和港澳台同胞，一位台胞读了词典后兴奋不已，给《方言》杂志投寄了一篇充满亲情乡情的读后感，对词典的编纂者表达了极大的敬意。
贰分卷本方言词典是语言研究的一项基本建设
一下子给这么多的地点编纂了方言词典，这无疑是我国语言科学研究的一个重大事件，成为我国语言科学的一项基本建设。其基本意义在于：
（一）推进了汉语方言研究的深入发展。由于语言或方言本身的原因，过去汉语方言的研究在语音方面成绩显著，但方言词汇和语法的研究相对滞后，分卷本恰好弥补了后者的不足，使得汉语方言的研究取得了综合平衡的发展。另外，每一卷分地词典都比较完整地反映了一个方言的面貌，如果把这些分卷本的方言词典的内容放在一起加以观察比较，大体上可以看到汉语方言的全貌，可以看清楚汉语方言统一性和分歧性两方面的本质特征，这将是汉语方言研究的一项重大突破。这方面可以举个语法的例子来说一说。北京话里表示给予、被动、处置和使役的句子在形式标志上可以是完全相同的，例如都用“给”。“给他一本书│给你十元钱”表示给予，“小孩给吓着了│他路上给抢了”表示被动，“信写完了，请你给打完字就寄走吧”表示处置，这里的“给”相当于“把它（信）”，“村里拨出几亩地来给他们做实验”表示使役。
通过分卷本方言词典我们知道，这种情况在汉语方言里其实很常见。例如长沙话和丹阳话的“把”也身兼四职。长沙话“把他（给他）一本书│借把他（给他）十块钱”表示给予，“你就把他打（让他打），看他敢不敢│把老张害苦了（被老张害苦了）”表示被动，“把门关上│把衣服洗干净”表示处置，“把小王急臭达（急死了，急坏了）”表示使役。扬州话也一样，“格个办事员蛮意思格（这个办事员不易通融），不把点好处把他（给他），他不会替你办的│跟他说了我没铜钱借把他（借给他）”表示给予，“骑车当心点，不要再把汽车（被汽车）撞则│我家儿子是默贼厌（不声不响地折腾），家里的玩具买来没得几天都把（被）弄坏了“表示被动，“把衣裳洗一洗”表示处置，“下岗是大家格事，叫我开后门不把他下岗，格不是送我格命曼曼”表示使役。
北京用“给”，长沙话、扬州话用“把”，表面上看是不一样的，但它们都同样具有表达给予、被动、处置和使役的语法功能，因此在功能上是一样的。光从形式上看，这种身兼多职的现象会造成交际的困难。长沙话“把老张害苦了”很容易看成处置式。类似的情况在汉语方言里也很常见。例如江苏扬州话“他把狗咬了一口”指的是他被狗咬了一口，“我把钱把他了”指的是我把钱给他了。
杭州话用“拨”表示北京话的“把”字句和“被”字句，例如：
A式脚踏车拨我们阿哥骑走得兔子拨狗咬煞得
B式我们阿哥拨脚踏车骑走得狗拨兔子咬煞得
A式相当于北京话的“被”字句，B式相当于北京话的“把”字句。但在“小王拨小周打败得”这类孤立的句子里，看不出到底谁打败了谁，要靠上下文才能判断。
这一类语法现象（其实也包含着词汇现象）在汉语方言里是大量存在的。过去我们只能看到零星的报告，难以形成对汉语方言某些语法现象或词汇现象的整体认识。而41种分卷本恰恰包含了大量的这一类信息，充分挖掘这样的信息，进行综合比较研究，我们对汉语方言的研究，对整体汉语的研究就能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二）语言是一面镜子。41种分卷本方言词典蕴含着大量民族接触、人口迁移、民风民俗、社会变化等多方面的文化、经济信息。这些信息对于相关的其他人文社会学科都是十分珍贵的，对于推进这些学科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下面也举些例子说一说。
1，避讳。《长沙方言词典》介绍长沙方言特点时就指出， 当地因避讳而产生的一些词语颇具特色，例如依当地的习惯，“龙、虎、鬼、梦”等事物都不能直呼其名，甚至跟它们同音的一些字也要回避。
“龙”讳称为“搅石子”，“玩龙灯”叫“玩搅石子”，连“蒸笼”也得跟着改叫，“借蒸笼”叫“借搅石子”。“灯笼”叫“亮壳子”，长沙的一条“登隆街”口语里叫“亮壳子街”。
“老虎”讳称为“老虫、大虫”，“老虎钳”叫做“猫头钳子”。“腐乳”的“腐”与“虎”同音，因而讳称为“猫乳”。“斧头”讳称为“开山子”，旧时衙门的“知府”叫“爬山子”，长沙的“府正街”口语里也变成了“猫正街”。
“鬼”讳称为“浸老官”，又叫“田几么、田老官、矮路子”等。
“梦”讳称为“南柯子”，“做梦”被说成“走浏阳、走混路子”。跟“梦”同音的“孟”字也要回避，姓“孟”说成姓“喜”。
2，风俗。武汉方言的“笑狗天阴”的说法， 源于旧时的一种风俗。当地旧时迷信认为，人冲着狗笑天便要下雨。因此天旱了要求雨，便把狗捆起来抬着，让人们对着狗泼水，使狗叫唤挣扎，逗人笑乐，以此求雨。（《武汉方言词典》206页）
盖头，通常理解为旧式婚礼上新娘蒙在头上遮住脸的红绸布。但银川地区的盖头是回族妇女的头衣和头巾，用棉布、丝绸或棉纱缝制，遮蔽头发或脖项。这是成年回族妇女服饰上的一个重要标志。（《银川方言词典》153页）
成都方言有“霸床”和“铺床”的说法，也是一种风俗，专指结婚时的一种仪式。结婚当天晚上，要请双福双寿、子孙满堂的老年妇女为新人铺床，认为这样就能将铺床者的红运带给新婚夫妇。铺床的人手里拿什么，便说什么，大都是说些祝贺新婚夫妇的吉利话，如“霸床，霸床，对倒中梁，先引（生）儿子，后引姑娘”等。铺床时，新婚夫妇必须在场，亲朋好友也在一旁观看，说笑，铺床人往床上丢一样东西（如枕头、被子之类），新郎便要给她一个红包。（《成都方言词典》77页）
3，语源。“跑单帮”现在大概可以算作普通话的词语了， 它来源于苏州方言。这个词产生于抗日战争时期，当时轻工业产品价格城乡差别很大，于是就从上海贩卖货物到乡下，要来回“跑”，又单独经营，故称跑单帮。（《苏州方言词典》45页）
（三）最重要的是，分卷本为整个汉语的研究，以至普通语言学的理论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新鲜事实。分卷本大约提供了30多万条语词，除去一部分方言共同使用的语词以外，大约还有数万条语词，以及大量的例句语料。这些词语和语料都是方言口语里常用的，一般字书、辞书多不收录。这些新鲜事实将有可能大幅度地提高汉语研究各个领域的研究水平。下面试举以“尘”字“酸”字为首字的条目，把分卷本和《现代汉语词典》的收词情况略做比较。
“尘”字在普通话和方言里一般不单用，能单用的场合很少。《现代汉语词典》以“尘”字为首字的条目有“尘埃、尘暴、尘毒、尘肺、尘封、尘垢、尘寰、尘芥、尘虑、尘世、尘事、尘俗、尘土、尘雾、尘嚣、尘烟、尘缘”等17条，其中只有“尘埃、尘垢、尘土、尘雾、尘烟”等条目是口语常用的或比较常用的，其他条目多见于学术论著或文言性论述。41种分卷本方言词典以“尘”字做首字的条目很少，但却补充了许多口语里常用的新条目，列举如下。条目字加北京话拼音方案标音用鱼尾方括弧括起，然后依次是条目出现地点和国际音标标音，注文和例句。下文“酸”字的体例大致与此相同。
尘 chén
【尘 chén】 银川
塔灰，室内房顶上或墙上的尘土， 多指从房顶上垂下来的成串的尘土，像一长串的虫豸那样
“酸”字在普通话和方言里很多场合都可以单用。《现代汉语词典》有“酸[1]”“酸[2]（痠）”，两字的单字义项是五项，以“酸”为首字的条目有“酸败、酸不溜丢、酸菜、酸楚、酸酐、酸根、酸碱度、酸懒、酸溜溜、酸梅汤、酸牛奶、酸软、酸甜苦辣、酸痛、酸心、酸辛、酸雨、酸枣”等18条，其中只有“酸不溜丢、酸菜、酸懒、酸溜、酸梅汤、酸牛奶、酸软、酸甜苦辣、酸痛、酸枣”等条目是口语常用的，其他的也见于学术性或文言性论著。41种分卷本“酸”字的单字义项多达十一项，以“酸”为首字的条目多达120多条， 以下选录若干条，个别条目的注文这里略有改动，与有关分卷本该条目的注文文字不完全相同。
酸 suān
【酸 suān】 ①（41种分卷本都收录， 方言标音省略）像醋的味道 ②[银川、西宁、成都、贵阳、扬州、西安、苏州、崇明、宁波、上海、武汉、厦门、建瓯、南昌、济南、牟平、黎川、雷州]因疲劳或疾病而引起的微痛而无力的感觉：腰～│腿站～了│手腕子写～了（银川）‖腰桿好～
（贵阳）‖骨头～腰～│骹骨[,脚] ～（厦门）‖走路走长了腰～│脚[,腿]都走～了（南昌） ③[西宁、成都、贵阳、厦门、乌鲁木齐、梅县、太原、哈尔滨、杭州、福州、娄底、于都、牟平]悲痛；伤心：心头～得很（贵阳） ④[西宁、乌鲁木齐、丹阳、成都、贵阳、梅县、济南、太原、哈尔滨、杭州、宁波、于都]旧时讽刺文人迂腐 ⑤[银川]使变酸：～点菜 ⑥[建瓯]（饭菜）馊了：隔瞑的菜～掉[,昨天的菜馊了] ⑦[雷州] 泛指有酸味的食物：嫜[,媳妇]嗜～[,喜欢酸的食物]，有侬[,怀孕] 啦 ⑧[柳州]专指醃制的酸菜，名词：她最中意吃～ ⑨[扬州]胆怯：他看到老王就～了，没得这门神了 ⑩[西安]比喻说的话下流：
说下流话～得很 (11)[哈尔滨]不随和；易动怒；好翻脸：他脾气贼～，动不动就急
荔枝的品种之一，核大、肉薄，味酸涩
当然以上的比照有着某种偶然性和片面性。因为“尘”字“酸”字是任意选择的，不见得每一个首字条目的情况都是如此。另外，各分卷本收取条目的范围和数量也不一样，所以自然会出现很多参差不齐的情况，甲地收录的条目，乙地没有收录，不见得乙地就没有这种说法，而是由于某种原因有意不收，或无意失收漏收了。这是很难避免的。但是，从中可以看到分卷本提供了大量新鲜的语言事实，说明了汉语方言的丰富资源这一点，却是无可怀疑的。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语言学的研究其中心是语言的研究，语言事实，语料永远是不可动摇的基础。跟语言学有着极其密切关系的一些新兴学科的兴起，如语言信息库、语料库等的建设，仍然有赖于大量的、新鲜的语言事实。可以预言，由于分卷本以及最近二十几年来相继出版的其他许多方言调查研究成果所提供的大量新鲜的、权威的语言事实，对于近年来在我国正在兴起的语料库建设，可能引起一次实质性的变革。任何一种汉语语料库，如果缺少了汉语方言所提供的大量语料，它都可能是不完整的。同时我们也不难想象，如果对这么大量的语言事实加以技术性处理，也很有可能推进语言识别、语言信息处理工程等方面的技术进展。
叁分卷本方言词典与方言比较研究
分卷本方言词典的出版是汉语方言研究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在继续加强方言语音研究的同时，把汉语方言的研究推进到深入开展方言词汇语法研究的新阶段，推进到大规模的汉语方言比较研究的新阶段。
这里着重讨论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这个方面近年来已经引起方言学家广泛的重视，并且颇有成绩，研究成果迭出。山西、山东已经有计划地成套地出版了一批方言志，湖南十五种方言研究丛书在1999年底也已出齐。这些都是为一个省范围内的方言比较研究做准备的。广东相继对珠江三角洲的方言，粤北、粤西两个地区的粤方言进行调查研究，其已经公布的研究成果，实际上也是一个地域性的比较研究报告，对我们在更大范围内了解粤语方言是非常有帮助的。显然，这些地方的方言比较研究已经有了相当好的基础。由陈章太、李行健主编的《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语文出版社，1996年）对官话方言的语音、词汇进行了广泛的比较，选点多，条目多，内容非常丰富，是汉语方言比较研究方面最重要的一部皇皇巨著。现在有了分卷本方言词典，其方言点分布广泛，几乎覆盖了汉语方言的主要分布区域，各点所反映的方言事实又非常丰富，在此基础上，完全有条件进行更大范围、更大规模的方言比较研究。下面从41种分卷本中，举“夫、妻、厨房、灰尘、脖子、蚯蚓、休息、肮脏”等八个条目为例，说明一下方言的词汇比较研究（见第106—107页）。
从这个比较中，我们可以知道：
①“夫”的说法有10种：男人、男的、汉子、先生、丈夫、老公、老汉、男客、男子、翁。其中“老公”和“男人”的说法通行范围最广、最普遍。
②“妻”的说法有14种：老婆、媳妇、堂客、女的、女人、老马（老妈）、娘子、女客、家婆、老安、婆娘、妇娘、某、婆。其中“老婆”和“女人”的说法最普遍。请注意，丹阳的“老马”和建瓯、福州的“老妈”来历显然相同，是同一个词。
③“厨房”的说法有27种：厨房、饭屋、灶库、锅屋、锅上、锅间、灶屋、灶房、灶火、厨屋、饭厦、伙房、灶下、灶披、灶披间、灶头间、灶跟、镬灶间、镬头、茶廊房、厨下、灶前、□[tsak┘]下、灶边、下间、鼎间、灶骹。其中“厨房”的说法最普遍。
④“灰尘”的说法有16种：灰、
土、土娄、灰尘、灰土、灰灰、土、塳尘（蓬尘、埲尘）、尘土、坌土、塕、煙尘、尘灰、涂粉、涂沙粉、涂灰。其中“灰”和“灰尘”的说法最普遍。柳州的“塳尘”和崇明的“蓬尘”、上海的“埲尘”来历也是相同的。
⑤“脖子”的说法有23种：脖子、脖颈子、颈亢、颈子、颈项、脖颈、颈脖、脖项、板颈、颈梗、颈骨、头颈、脰颈、颈根、颈颔、颈、颈牯、颈筋、仲仲、项、颔管、头蒂、脰蒂。其中“脖子”和“颈”的说法最普遍。
注为“妻之俗称”。如果把以上这两类广义的同义词算在内，那么每个条目在方言里的说法就会大量增加，例如“妻”的说法就不是14种，按照分卷本的记录还要增加“正娘、路头妻、屋底人儿、婆佬、厝里、家主婆、家里、屋里人、婆婆、老半口子、老娘们儿、女过、婆婆子、牵手、婆姨、央格子、家下、家来、奶老、老爱”等20来种说法，它们在不同的方言里，在不同的场合下，具有不同的色彩，都可以指“妻”。如果我们比较的不是41种方言，而是50种、60种或更多一些，那么将会有更多、更精彩的发现。
这个比较很有意思。我们是无意间选择这八个条目来做比较的。把这个比较结果拿《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78）检验一下，说明《现代汉语词典》的编者高明。《现代汉语词典》不但收“老公、老婆”，也收录了“男人、女人”，义项都是夫或妻的意思，还收录“老汉”条，如果加上第三个义项，说明方言也指“丈夫”，也许使释义更全面。同时《现汉》收录“灰、灰尘；颈、颈项；曲蟮（蛐蟮）；歇、歇闲；脏、龌龊”等等，都跟我们比较以后所得出通行范围的结果十分相合。可见这部词典收录条目、注文释义，学术性含量很高。如果以分卷本方言词典为主体，再加上已经出版的其他方言材料，拿出几百个或上千个条目进行这样的对比，它将显示出汉语方言的极其丰富的资源。我们还可以把比较的结果，逐条绘制成汉语方言语词分布图，从中可以看到汉语方言统一性和分歧性的实际情况，看到汉语的整体面貌。这个不仅对汉语方言学本身，而且对词汇学、词典学、语言规范等语言学的其他分支学科，都会提供非常有益的帮助。
肆 分卷本方言词典编纂说明
上文说过，像分卷本这样有计划地、大规模地编纂方言词典，在我国还是第一次。但是分散地编纂的地点方言词典，近年来出版过很多，并且各有特色，都编得不错。鉴于汉语方言的复杂程度以及其他各种需要，无论是分卷本方言词典，还是其他的地点方言词典，都是远远不够的。因此，今后还会继续编纂各种各样的方言词典。在这方面，分卷本应该能够提供某些借鉴。下面就分卷本方言词典的引论、正文和索引等几个部分的内容作些说明。
首先说引论。引论在分卷本词典中所占的篇幅不多，但其重要性不可忽视。一般分为捌节。第陆节是凡例，第柒节是常用字注释，第捌节是音节表。这三节是帮助读者使用分卷本的一种技术性处理，包括提供检索上的方便。
最重要的是前面的伍节。第壹节是方言地点的历史地理简介，包括介绍现在的行政区划和民族人口情况。第贰节讨论方言的内部差别，通常包括地理差别和年龄差别。年龄差别往往和新老派差别有关系。描写这种差别对认识该方言有重要价值。例如成都市及其郊区的方言虽然都是西南官话，但市区方言与部分郊区和邻近的县的方言差别较大，市区内部的方言也有小的差别。同时，六十岁以上的成都人与四十岁以下的人相比较，方言也略有差别。这往往反映为新派与老派的差别。重要的是，新派与老派的语音差别，实际上是成都话的城乡差别，“城区内三十岁以下的青年人多数说新派话，城区老年人和郊区农村多数人说老派话。”长沙方言内部也同时具有地域上和年龄上的差别，而且两者是互相交叉的。“就目前情况看，新派居于多数，老派居于少数，在郊区及农村仍为老派。城郊的差异其实也是新派与老派的差异。”《长沙方言词典》编纂之初，曾设想过以记录城区多数人的新派语音为主，但几经斟酌，最后还是以城区少数人的老派语音为主。因为长沙老派人数虽少，但能区分
这两套塞擦音和擦音声母，而新派人数虽众，但不能区分这两套声母，而合为
。记录方言收音类多的为宜，在说明上也有方便之处。许多方言点都有类似成都或长沙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分卷本通常以记录城区老派音为主，同时适当兼顾郊区及新派的说法。这是为词典内容取舍所规定的一个标准。引论第叁节是方言的声韵调，第肆节是方言的单字音表。这是介绍方言的语音系统的。通过这两节，读者可以了解地点方言的主要语音特点，以及语音结构和语音演变的规律，这对于深入研究该地点方言是极其必要的。近年出版的许多地点方言词典缺少单字音表的内容，可能是个缺点。分卷本加了这个内容，使表现方言的语音系统完整化了，应该看作是个优点。但是这个单字音表怎么做？颇有讲究。有两点应该特别注意：一是应该包含该方言的所有音节；二是特别要注意包含本词典条目中所隐含的本方言的音节。在这一点上有些分卷本做的单字音表还有可改正之处。第伍节是介绍方言的最主要特点，这一节是所有分卷本引论的最主要的部分。有些分卷本这一节的内容非常精彩。例如《广州方言词典》对广州话变音的描写，《福州方言词典》对松紧音的描写，《长沙方言词典》对忌讳词的介绍，等等，比起以往的同类论述，更显得言简意赅，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实际上，人们认识一种方言，往往是从认识这种方言的最主要特点入手的。因此，引论中的这一部分，在分卷本方言词典中往往有画龙点睛的作用。
下面讨论词典的正文，这是各分卷本的主体。其中有两个问题应该着重谈一谈。
（一）收录的条目。41种分卷本方言词典是为编纂综合本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做语言事实上的准备的，因此，在编纂之初，就重视各分卷本材料内容上的可比性。为此，编委会制定了《汉语方言词汇调查表》，作为分卷本词典的必收条目，大约2000个条目左右。这些条目里大致包含了一般汉语方言里可供比较的常用词语，同时包含了已知的某些方言里有特殊用法的词语。
有读者问，方言词典只要收录与普通话不同的条目，跟普通话只有读音差异的条目是否可以不收？这个话也对但不完全合理。由于篇幅的限制，方言词典首先应该收录与普通话意思不同的或有差异的条目，这是主要的。但每种方言的词汇也有其自身很强的系统，一是分类上的完整性，例如身体各主要的部位的叫名，从头到脚不能缺收，哪怕是跟普通话意思完全相同的，否则在身体类的词汇系统里，就缺乏了自身的完整性。如果某方言词典收录了“头、手、脚、胸、腰、臀”等各部位的方言叫名，就必须收录“脸、脖子、脊背”等身体部位的条目。二是词语本身的对称性，如果某方言词典收录了“日、天、上、高；兄、姐、夫、公”等条目，那么就必须收录跟以上这些条目相对称的“月、地、下、低；弟、妹、妻、婆”这一类的条目，即使是这些条目和普通话的意思完全相同。如果漏收了“脖子”等条目的叫名，读者就会提出这个方言的“脖子”等等东西该叫什么？像“脖子”这样的条目没有收录，读者凭什么去判断是否跟普通话的说法相同？另外，有些表面上和普通话相同的条目，在有些方言里可能具有某种特殊的作用。例如1—10 这十个数目字，在厦门、雷州、海口等处的方言里可以反映出文白异读的两套读音系统；排球这个东西，在笔者的漳平（永福）方言口语里叫“网球”，普通话的网球，在那里就不会说。如果方言词典里排除了这些看似与普通话相同的条目，那么就有可能忽略掉某些方言的一些重要特点。所以，在条目的选择上不能完全绝对化，特别考虑到分卷本方言词典是一种规划性很强的系列词典，这一点显得特别重要。应该指出的是，恰恰在这个方面，有少数的分卷本失于大意，造成了一些不该出现的错漏，这是值得注意的。
（二）条目的注释。方言词典的注释不同于一般性语词词典的注释。一部高质量的语词词典如《现代汉语词典》，讲究学术性，定义性，追求周全、严密。因此，即使对一般人来说理解完全没有困难的词语，也要力求详细、完备。特别是到诸如动植物、天文地理、科学技术等词语时，尤其是如此。例如《现代汉语词典》671 页“老虎”条注为“虎的通称”，468 页对“虎”的注释首先是严格的动物学定义：“哺乳动物，毛黄色，有黑色的斑纹。听觉和嗅觉都很敏锐，性凶猛，力气大，夜里出来捕食鸟善，有时伤害人。毛皮可以做毯子和椅垫，骨、血和内脏都可以制药。”对于方言词典来说，注释的关键是准确说明条目所指的是什么，可详可简，详简得宜，估计一般读者都懂了就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采取什么样的注释行文都可以。长沙管“老虎”叫“老虫”或“大虫”，就长沙方言词典来说，对这两个条目的注释可以有以下几种选择：①老虎；②老虎，一种猛兽；③照引上述《现代汉语词典》的注文。前两种注释是估计一般读者明白老虎指的是什么，无需多费笔墨；后一种注释照引《现代汉语词典》原文，虽然繁了，但并没有错。哪一种最好呢？要看条目的具体情况而定，很难事先预定框框条条。
分卷本方言词典的注释很难整齐划一，现在看来可以改正的地方还很多。但总体上还说得过去。不过在编纂的过程当中，笔者曾发现一些词典的某些条目的注释有失水准，这里分类例举数条，以为今后编纂方言词典的借鉴。这些条目原来的注释文字在正式出版的分卷本中，都已经改正，无需指出曾见于何种分卷本。
1，以学术名称或定义性名词注方言。 这种注释多见于动植物之类的条目，表面上看似简单，实际上给使用者造成麻烦，必须再去查检其他辞书或专业书籍才能看明白这里的注文。
按，应改为：软颚后部中央向下垂的肌肉小突起，略呈圆锥形。咽东西时随软颚上升，有闭塞通路的作用
按，应改为：满语借词，指一种蛙，为我国特产之一，主要产于东北各省。身体灰褐色，生活在阴湿的地方。雌性的腹内有脂肪状的物质，叫哈什蚂油，中医用作强壮剂
3，循环性的注释方言条目。 这是用包含条目字的句子来注释条目，实际上条目本身并未得到解释。
按，应改为：长袍、上衣、衬衫等的最下面的部分
5，其他一些不妥的注释。
按，原注前一句话是对的。后一句话完全多余，不能设想方言词典的读者都看过杨绛的作品，宜删去。
以上举要者说明了注文中的失当之处，还有其他一些缺点，不能一一列举。总之，编纂方言词典跟编纂其他语词性词典一样，给条目下一个好的注文，是最费斟酌的地方。这里顺便说一下跟注文有关的例句问题。词典中的例句往往可以补充有些注文的欠缺，起到帮助使用者正确理解注文的作用。因此，选择适当的口语例句对分卷本方言词典来说也是极其重要的。有些条目，一看就明白，一注就清楚，如“桌子、椅子、锅、碗、瓢、盆”这样的具体事物名词条目，加了例句反而有画蛇添足之嫌，但语法性很强的条目，某些动词、形容词和一些抽象名词的条目，一般都应该加上一个甚至若干个例句。例句必须是完整的一句话，切忌说半句话。
现在再讨论词典的书后部分。分卷本词典的书后部分是两个索引，一个是条目的义类索引，另一个是条目的首字笔画索引。这两个索引都是为了给使用者提供检索方便而设置的。实际上分卷本词典还有另一个检索系统，那就是书前引论部分的最后一节“××方言音节表”。音节表是从语音的角度提供的检索系统。书后部分的两个索引是从非语音因素提供的检索系统。性质不同，目的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方便使用者的查检。已知某种方言条目读音的人可以使用音节表查找；已知某种方言条目字形的人可以通过首字笔画索引查找；希望专找某一类别条目的人可以通过义类索引进入词典正文。
条目首字笔画索引比较简单，很多辞书都有这一类索引，一般也大同小异。设定条目的义类索引是分卷本方言词典的突出特点之一，一般辞书鲜见。关于方言条目的义类画分，大致上都依据分卷本编纂之初编委会所拟定的《方言词汇调查表》，分为二十九个大类：
1 天文9 称谓17 讼事25 形容词
2 地理
10 亲属18 交际26 副词、介词等
3 时令、时间 11 身体19 商业、交通 27 量词
4 农事
12 疾病、医疗 20 文化教育28 附加成分
5 植物
13 衣服穿戴21 文体活动29 数字等
6 动物
14 饮食22 动作
7 房舍
15 红白大事23 位置
8 器具用品
16 日常生活24 代词等
以上二十九个大类中，有的类包含的内容多，所收的条目也多，下面再分为若干小类。有的分卷本认为统一画分的大类和小类，还不够容纳该词典的所有条目，于是另外增加了大类或小类。所以有的分卷本有三十大类，甚至有三十一个大类，小类的画分则差别就更多。在这方面编委会只要求大体相同，并不要求绝对一致。
词典条目的义类画分，是把意思上相同、相近或相关的条目放在一起。这样做对方言词典的编纂者来说有利于按意义上的联想收录同类的相关条目，进行相关注释，相对说来系统性较强；而对使用者来说，可以先找类别再查条目，然后根据条目页码去找正文，相对说来检索起来可能容易一些。但是义类索引也有重要的缺点。一是大类的画分就不能贯彻始终，天文地理，动物植物，饮食用具，人品称谓等等可以按意义画分，碰到“而且、但是、就、也”之类的语法性条目就得改用按语法功能画分，所以大类里头就出现了形容词、副词、量词等类别，跟其他的意义类别显然是不一致的；二是分卷本方言词典的条目所指比较宽泛，所谓条目可以是单音词，也可能是多音词，甚至可能是短语（包括成语），有时还可能是句子（很多熟语都是成句的），因此很多条目类别归属往往非常难于确定；三是词类有跨类问题，条目的义类分类也有跨类的问题。一大批的抽象词语甚至面临无类可分的处境，特殊的地名、姓氏、武器等等条目该归哪一类，也莫衷一是。
我们很早就意识到义类索引所面对的这几个方面的困境，相应地采取了一些措施。上文说到的建立三套检索系统，使之互相补充功用范围；放宽大类小类的类别限制，并不要求绝对一致，就是其中的措施之一。另外还明确做出了有些条目可以在不同大小类里重复出现的规定，以解决跨类问题。但是，应该看到，分卷本方言词典里的义类索引缺点毛病还是很多，除了以上说到的原因之外，义类索引在制作程度上不够成熟，各分卷本编纂者在某些条目的理解上也有差异，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尽管如此，分卷本方言词典首次大规模地建立了义类索引的检索系统，不啻是一个大胆的尝试，以后在实践的过程中可以逐步改善，其成功的因素也许会更多一些。
以上是笔者在《现代汉语方言词典》分卷本行世一年多来，对词典一些问题的思考。编纂这样规模浩大的方言词典，过去没有做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因此，从总结经验教训的角度，对分卷本方言词典进行客观的评论是必要的。这也是写作本文的目的。惟有如此，我们才能编纂好综合本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才能把今后的方言词典编得更好。笔者还经常想，分卷本的方言词典确实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读者要善于利用这笔财富，从中发掘更多的资源，拓展方言研究和语言研究的更大空间。请诸位同道，加倍努力，做更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