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统论文,中国古代文学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长期以来，对于五四文学的评论和研究，都强调其广泛向西方学习、与传统决裂的一面，即充分阐述五四文学现代性的特质，这个研究思路和方向无疑是正确的，抓住了问题的核心和关键。但是，任何外来文学思想、审美意识和文体风格的影响，都不是空穴来风，它必然通过对文学传统的解释、转换，获得新生和发展。五四文学也不例外。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要做翻案文章，只是想说明五四文学在广泛接受西方文艺思潮影响，以彻底反对旧文学的姿态创造现代意义上的新文学时，并没有从根本上背弃传统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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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之间的联系，并不是今天才发现的新问题、新结论。早在抗战时期那场关于民族形式问题大讨论中，一些讨论者就明确地指出了二者之间的关系。何其芳说：“我认为‘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学是旧文学底正当的发展。虽然由于中国旧文学的落后性，由于旧文学的形式有的被利用了千多年，有的被利用了几百年，大部分无法再利用下去，因此大量地接受欧洲文学底影响，它并不是斩钉截铁地和旧文学毫无血统关系的承继者。很明显地，初期的白话诗保留着浓厚的旧诗词的影响（如胡适、俞平伯、刘大白等的诗集），有些小说也没有脱离旧小说的窠臼（如杨振声的《玉君》）。后来才在形式上更欧化而在内容上更现代化。”（注：《论文学上的民族形式》，1939年11月16日《文艺战线》，第1卷第5号。）罗荪也明确说：“‘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初期，不但新诗还保留着旧形式的规律性，而小说如‘五四’初期的作者杨振声、汪敬熙、俞平伯、叶绍钧等，都还或多或少地保存着旧小说的写法与情调。”（注：《谈文学的民族形式》，转引自胡风《对于五四革命文艺传统的理解》。）从五四时期几种主要的刊物所发表的新文学作品看，不少作者更多地是带着对旧文学传统的改造，开始新文学创作的。新文学最初的尝试之
五四文学创作接受中国古代文学传统影响，可以从两个层次上分析。其一，显性影响。在五四文学创作初期，不少的作品留有非常明显的模仿、化用古代文学作品的痕迹，让人一眼就能看出二者的渊源关系。如胡适《生查子》之于欧阳修《出查子》（去年元夜时），刘半农《学徒苦》之于汉乐府《孤儿行》，汪敬熙《一个勤学的学生》之于《儒林外史》，俞平伯《芦》之于元散曲，杨振声《贞女》之于《牡丹亭》等（注：以上作品见《新青年》、《新潮》。）。这些作品接受影响的角度和侧重点并不一致，有的侧重于意境、风格、手法，有的侧重于主题。大致而言，这些作品在接受古代文学作品传统影响时，只要不是完全被文学传统所束缚，在学习、借鉴中有发展、创新，在新文学尝试期还是它的积极作用和意义的。《一个勤学的学生》借鉴了古代文学尤其是《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把现实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可鄙可笑的人物和事情，经过提炼、概括、加工，凸现其丑恶的本质。丁怡是个勤奋的学生，每年都可以凭借从不旷课而加分，自从考取高等文官以后，立刻不顾上课的钟声，躺在床上做升官、发财、娶妾的美梦。作者使用中国古代小说见长的白描手法，剖示了丁怡“学而优则仕”的腐朽的灵魂和卑微的精神世界。《贞女》的构思与《
其二，隐性影响。五四时期，并不是所有的文学作品都通过直接学习、借鉴古代文学传统进行文学创作，很多作品让人感到的是直接来自外国文学的影响。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不胜枚举，如鲁迅之于俄罗斯文学、北欧文学的关系，郭沫若之于歌德、惠特曼等诗人的关系，许地山之于印度文学，郁达夫之于日本文学，王统照之于叶芝等，这确实是五四文学区别于古代文学的根本之处。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五四新文学作家对外国文学的广泛学习、吸收，就没有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但是，五四文学对外国文学的学习、借鉴，并不意味着割裂古代文学传统，古代文学传统仍然是新文学创作的基础。《狂人日记》是我国新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它的创作受到了果戈理《狂人日记》的启发和影响，也采用了尼采《查拉斯图特拉如是说》、安德列耶夫《谩》所曾使用过的象征主义手法，在五四文学中，是一篇比较“西化”的小说。但是，它又是一篇继承了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小说。从整体上看，小说的情节基本上构成了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特别是对人物的结局有明确的交代，情节发展的时间观和空间观依然是传统式的；小说开头的“识”，交代小说的来由，是中国话本小说所惯用的手法。此后，鲁迅先生的一系列小说创作更加中国化，如他自己所言
《郭沫若：心灵向世界洞开》，《走向世界文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郭沫若的精神世界与古代文学传统紧密相连，因为“我这个人究竟是脱不掉东方文化的束缚。”（注：《革命春秋》，《郭若文集》第8卷。）
以上分析充分说明，五四文学作家无论以何种姿态开始新文学创作，都没有从根本上背弃历史悠久的古代文学传统。相反，他们不同程度地在古代文学中汲取营养，丰富和充实了刚刚起步的新文学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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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新文学创作紧密联系着古代文学传统更是历史的必然选择。1915年9月，《青年杂志》创刊后，陈独秀便意识到文学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和意义，他曾经试图向国内介绍欧洲最新的文艺理论和创作主张，比如，他对以左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文学非常赞赏：“此派文艺家所信之真理，凡属自然现象，莫不有艺术之价值，梦想理想之人生，不若取夫世事人情诚实描写之有以发挥真实也。故左氏之所造作，欲发挥宇宙人生之真精神真现象，于世间猥亵之心意，不德之行为，诚实胪列，举凡古来之传说，当世之讥评，一切无所顾忌，诚世界文豪中大胆有为之士也。”（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青年杂志》第1卷，第3号。）且不说左拉的自然主义文学是否真的具有如陈独秀所描述的那些优长，仅就他对自然主义的理解而言，陈独秀并未完全把握自然主义的精髓，当时，他的用意更在于借介绍西方文艺冲击国内沉闷、黑暗的文坛，对于如何才是理想的、能代表新文学发展方向的文学，陈独秀似乎还很茫然。《青年杂志》一卷三号曾经发表了谢无量的长诗《寄会稽山人八十四韵》，全诗追求形式技巧，内容空洞无物，可是，陈独秀却在“记者识”中大加赞扬，似乎从这首诗歌中看到了新文学的萌芽：“文学者，* 胡适以进化论和实用主义为理论武器，提出用活的白话代替死的文言，创造活的文学。用白话代替文言的主张一经提出，立刻得到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人支持。这些人在具体阐发文学革命见解时虽然各有侧重，甚至相互间还有争论，但是，在用白话取代文言上却众口一词，意见完全一致。陈独秀说：“改良文学之声，已起于国中，赞成反对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注：《胡适、陈独秀讨论文学革命》，《新青年》第3卷，第3号。）提倡白话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改良旧文学，他们相信白话必能取代文言，将来的白话文学肯定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学。“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注：《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1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5号。）“已死的文言只能产生出没有价值没有生命的文学，决不能产生出有价值有生命的文学。”（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918年4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4号。）胡适所谓的白话并非完全是口头语言，特别是创造新文学所使用的白* 命所倡导的理论，仅仅否定了古代文学经世致用、雕章丽句的传统，并没有全盘否定中国文学传统，特别是高度肯定一直被视为“文学小道”的文学传统，所以实践中新文学创作借鉴、吸收古代文学的优长就是必然的选择了。
五四文学革命倡导者们都是在旧学熏陶下成长的，他们接受外来影响，提倡文学革命主张，是对中国社会现实、文化现状进行冷静思考后的理智选择。在文学革命倡导期，他们对旧学无论表现出何种激进的否定姿态，那都是文学革命倡导期的一种策略，并不说明他们从根本上与旧学实行了决裂，他们在文化心理上还依恋旧学；一旦外界条件成熟，他们还会反顾旧学，对旧学做出比较客观、公允的评价。钱玄同、刘半农在五四时期的激进和他们后来走上整理旧学的道路，便是最好的说明。五四是一个特殊的时代，每个人都面临在正确对待历史和为现实任务服务之间选择的问题，对这辈人来说，他们往往不是不具备正确审视历史、评价旧文学的眼光，而是必须让自己的文学活动能直接为五四文学革命服务。胡适开始写作白话诗的时候，极力摒弃文言，用纯粹的白话写作，如《朋友》、《他》、《尝试》等。后来，他“忽变易宗旨，以为文言中有许多字尽可输入白话诗。故今年所作诗词，往往不避文言。”如此以来，胡适的白话诗尝试，引起了新文学阵营的不满，钱玄同指责他的白话诗“未能脱尽文言窠臼”。面对指责，胡适虽然未必完全同意，但他基于新文学倡导初期的严峻现实，还是接受了这个意见。“先生说：‘现在我们着手改革的初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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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五四新文学创作与古代文学传统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对古代文学传统的改造、发扬，就没有新文学创作。但是，五四新文学对古代文学的继承又从本质上区别于文学史上历次的学习古人，唐代古文运动所谓“非先秦两汉之文不敢观”，明代前后七子所谓“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是从古人那里寻找文学变革的依据，走上了复古、拟古的发展道路。五四新文学区别于历次文学变革的根本之处在于，它不仅继承古代文学传统，而且着重通过西方文学理论对这一传统作创造性转换，使之成为能自由表达现代人思想、情感的文学。
五四文学创作初期，新文学作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在语言、体裁、形式结构等方面对古代文学传统进行改造，寻求西方文学和古代文学传统的结合。西方文学和中国古代文学分别发生、成长于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和人文环境，在审美方式、表达形式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是，它们毕竟都面对着同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所思考的问题、思维模式、情感表达方式还是有着某些共同之处，二者是互补关系而非对立关系，这也是东西方文学一直可以交流、对话的根本原因。既然西方文学和中国古代文学之间存在某些共同点，并非一定要取非此即彼的发展模式，那么，走一条吸收二者之长的发展道路，就成为早期新文学创作者们的理智选择。实践证明，西方文学理论和中国文学传统在创作中的融汇、结合非但不会阻碍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西化，而且能纠正理论倡导中的全盘西化和激进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引导新文学创作走上一条健康的发展道路。
白话诗是五四新文学尝试最早、成绩比较突出的文学样式。如何转换古代诗歌传统，创作现代白话诗，早期的尝试者们进行了艰苦的努力。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到隋唐达到高潮，形成了以五言、七言律诗为代表的诗歌传统。律诗讲究格式和韵律，诗人不能随意突破长期以来形成的种种规范，只能在古人规定的条条框框中表达思想感情，诗歌创作由此走上了一条形式主义发展道路。五四白话诗既吸取、借鉴了格律诗的某些优长，又从整体上突破了格律诗的规范，形成了自由表达思想又讲究营造意境，形式自由变化又追求整饬，语句灵活晓畅又寻求节奏变化，语言通俗易懂而又简洁雅致的创作风格。胡适的许多尝试之作，意境典雅，字句整饬，似乎是古代诗歌的翻版，同时，它也有若许变化，语言口语化，内容生活化，透露出新时代的气息。郭沫若的诗歌较少传统束缚，雄放姿肆，《女神》真正奠定了中国现代诗歌发展的基础，但是，这并不说明郭沫若的白话诗就没有对传统诗歌改造、转换的成份。《别离》发表于1920年初，全诗如下：“残月黄金梳，／我欲掇之赠彼姝。／彼姝不可见，／桥下流泉声如泫。晓日月桂冠，／掇之欲上青天难。／青天犹可上，／生离令我情惆怅。”如果把这首诗中的七字句依次删改为“掇之赠彼姝”，“流泉声如
早期新文学作家对古代小说传统的成功改造、转换，使现代小说创作从幼稚迅速走向成熟，显示出文学革命所带来的实绩。《新潮》杂志曾经培养了一批小说作家，如汪敬熙、罗家伦、杨振声、俞平伯、欧阳予倩和叶绍钧，他们的初期小说创作“技术是幼稚的，往往留存着旧小说上的写法和情调；而且平铺直叙，一泻无余；或者过于巧合，在一刹那中，在一个人上，会聚集了一切难堪的不幸。”（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鲁迅先生指出的这些小说技术上的缺点，恰恰是过多地模仿、借鉴古代小说创作经验的结果。但是，他们早期的小说已经表现出改造古代小说传统的迹象。罗家伦《是爱情还是苦痛》是新文学创作初期比较成功的白话小说之一，诉说了婚姻不自由的痛苦。小说主体部分叙述了程叔平和素瑛相识、相爱、分离的经过以及程叔平饱尝没有爱情的婚姻的痛苦，而开头的引子向读者介绍主人公和导出的故事，似乎与小说主体部分脱节。作者之所以如此安排小说结构，主要受到了古代话本和拟话本的影响，即在展开故事情节前，先叙述一段故事暗示主人公的命运或故事的走向。但是，这篇小说的结构又不是完全照搬话本和拟话本的写法，引子并未完全游离于小说主体部分，除介绍主人公和导出故事外，还为读者提供早期白话小说创作有一个显著的变化：结构方式从封闭结构向开放结构发展；人物塑造从简单地描写人物语言、动作向注重展示人物心理活动发展。中国古代小说由于受史传文学的影响，在结构上常常强调人物生平事迹和事件本末的完整性，是一种封闭性的结构。五四白话小说创作吸收了这一特点，汪敬熙《雪夜》、《一个勤学的学生》、罗家伦《是爱情还是苦痛》等小说把故事的来龙去脉交代得十分清楚，有头有尾，显然接受了古代小说结构方式的影响。但是，在叶绍钧《这也是一个人！》、《春游》、俞平伯《狗和褒章》等小说中，作者选取生活片断展示人物的命运，这就是一种开放式结构。中国古代小说在塑造人物时，常常由表及里，通过人物的行动和个性化的语言来刻画人物。《狗和褒章》结尾处，张三和其姑母的对话及其姑母临终前的动作，生动、深刻地表现了一个受封建礼教毒害的灵魂。作者在这篇小说中所使用的展示人物心理的方法，基本上还属于传统的间接表现人物心理的方法。在另一些小说中，作者则成功地引进了直接心理描写等现代小说表达技巧，丰富了小说塑造人物的手段。叶绍钧《春游》中的“她”一直被家庭束缚，从来不知道什么是自由，在一次春游时，她感受到大自然的无穷魅力，顿时忘记了过去的生活，忘记任何变革期的文学转型，都必须借助外来思想理论的冲击和影响完成本质的转换。没有外来思想理论的冲击和影响，固有的文学传统中是不可能自然生长出新的因素和特质，演变成一种崭新的文学形态的，但是，外来思想理论的作用必须通过改造固有文学传统而实现，二者结合得越密切，改造的效果将越明显。“文化虽然永远在不断变动之中，但是事实上却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可以一旦尽弃其文化传统而重新开始，……离开文化传统的基础而求变求新，其结果必然招致悲剧。”（注：余英时《试论中国文化的重建问题》，《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实践证明，背离文学传统，提出不切实际的激进主张，虽然能暂时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造成巨大的舆论冲击，结果却肯定不会对文学转型和发展产生正面的和带建设性的指导作用，尤其是不可能促进新创作的诞生。这是五四文学创作实践给我们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