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宗教信仰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 B849:C91 1 概述 随着积极心理学与超个人心理学的发展,宗教及其相关的心理现象开始成为科学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人们对超越自身和社会的神圣力量的信仰与感知,究竟会对个体的心理及行为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这一问题开始受到越来越多心理学研究者的关注。 亲社会性(Prosociality)是指一种有益于他人或社会的社会化态度或行为(Twenge,Baumeister,DeWall,Ciarocco,& Bartels,2007),而“信仰—亲社会假设”(religious prosociality hypothesis)认为,宗教信仰可能会促进一系列亲社会性态度和行为的产生(Galen,2012)。这一理论在人际信任、合作沟通、帮助分享、慈善捐赠及志愿服务等诸多方面的亲社会行为研究中均得到了大量证据的支持(e.g.,Ahmed,2009;Ahmed & Hammarstedt,2011;Ben-Ner,Putterman,Kong,& Magan,2004;Paciotti et al.,2011;Pichon & Saroglou,2009;Sasaki,Kim,Mojaverian,Kelley,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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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Shariff & Norenzayan,2007;Tan,2006;Tan & Vogel,2008)。 宗教信仰对亲社会性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上述的情境化行为当中,同时也表现在稳定的个性特质之中(McCullough & Willoughby,2009;Saroglou,2009)。有研究者认为,宗教信仰之所以能够促进个体的亲社会行为,其机制就在于宗教信仰者有更高的亲社会特质(Saroglou,2013)。例如,个体对宗教的信仰程度与大五人格量表(the Big Five)中宜人性(Agreeableness)与尽责性(Conscientiousness)的得分(McCullough,Enders,Brion,& Jain,2005;Saroglou,2002)、以及代表自我超越的仁爱(Benevolence)价值观(Pepper,Jackson,& Uzzell,2010;Saroglou,Delpierre,& Dernelle,2004)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虽然早期的相关研究能够从某种程度上解释宗教信仰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但是无法证明宗教信仰促进亲社会行为的因果关系。例如,宗教信仰与亲社会特质的正向相关也可能是由于个体自身较强的亲社会特质使个体更容易认同相关的宗教理念,从而更可能成为宗教团体的成员(Saroglou,2013;Shariff & Norenzayan,2007)。同时,由于态度与行为之间的复杂关系,亲社会态度受到社会情境、行为对象等因素的影响也可能产生不同的行为表现。因此,对于宗教信仰的心理学研究开始转向实验室控制情境的因果关系研究。在实验研究的相关范式当中,经济决策游戏和信仰启动获得了广泛的关注与应用。经济决策游戏能够量化地反映个体真实的亲社会行为表现,而信仰启动的范式则为宗教信仰影响亲社会行为的因果关系研究提供了方法基础。研究者发现,信仰启动不仅能增强宗教信仰者的亲社会行为,其作为一种普遍性的社会认知,同样也会增加非宗教信仰者的亲社会行为(e.g.,Ahmed & Hammarstedt,2011;Ahmed & Salas,2009;Shariff & Norenzayan,2007;Tsang,Schulwitz,& Carlisle,2012)。 2 宗教信仰的概念多维性 宗教(Religiosity)是一种具有明显社会表征意义的群体组织,同时具有反映现实性与精神性的构念体系。随着宗教组织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变化与演进,以及宗教心理学研究的不断深化发展,研究者开始对宗教本身的成分结构进行更明确的划分与界定。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认同,宗教(Religion)指的是与特定的宗教组织或教派归属相联系的信念与行为,其中包括一系列的教义传统与宗教活动等;而精神性(Spirituality)则更多地指代个体与神圣超越力量(宗教中的神)的精神性联系(Peterman et al.,2014;Preston,Ritter,& Hernandez,2010;Zinnbauer et al.,1997)。宗教逐渐演变为两个独立甚至相反的价值维度:宗教性与精神性。前者是指宗教组织所具有的团体性及其共享的规范化信念与行为准则,这一构念主要强调宗教的群体与组织成分。而后者则关注虔诚、神秘体验等反映与神圣或超越性事物相联系的精神现象,更能够反映宗教的普遍性亲社会倾向(Saroglou,2013)。有研究者采用Schwartz的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Schwartz & Huismans,1995)发现,宗教信仰与仁爱(benevolence)价值观相关,而精神性则与普遍性(universalism)的价值相联系(Pepper et al.,2010;Saroglou et al.,2004)。而Saucier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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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通过语言学分析的方法对英文词典当中意识形态相关的词汇进行归类,结果也发现,表征传统导向的宗教性(tradition-oriented religiousness,TR)与主观体验的精神性(subjective spirituality,SS)是两个独立的维度构念。 而宗教概念所涵盖的两种不同成分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也存在差异。宗教性更多地与宗教内群体的维护相关,因而能够有效地预测宗教信仰对于内群体亲社会行为的影响;而精神性则更强调与超自然神圣力量本身的联系,与之相关的亲社会行为具有跨越群体边界的普遍性(Preston et al.,2010)。 3 主要研究方法 “信仰-亲社会假设”的验证在研究方法上主要包括“相关性研究方法”和“实验室情境的因果研究方法”两个不同的研究阶段,其核心的区别与进展主要体现在宗教信仰这一变量的处理是采用测量还是实验室操纵的方法。在研究早期,研究者主要考察宗教信仰的归属身份与亲社会行为的相关关系;而近年来,研究者则越来越关注信仰启动对亲社会行为的因果性影响。 “信仰-亲社会假设”中亲社会指标的测量,既包括稳定的亲社会个体特质、价值态度,也包括受复杂情境因素影响的亲社会行为表现(Saroglou,2013)。其中,亲社会特质或态度的问卷测量由于社会赞许性(Platow,1994)以及态度与行为之前复杂关系的影响,无法有效印证信仰影响亲社会行为的真实效应。因此,对于亲社会行为的测量逐步由问卷方法转向能够反映个体真实亲社会行为的经济决策游戏范式。而为了更有效地证实宗教信仰影响亲社会行为的因果关系,信仰启动的范式受到了更为广泛的关注。 3.1 相关性研究方法 采用相关性方法探讨“信仰-亲社会假设”的研究聚焦于稳定的现实信仰状况与亲社会特质、态度或行为之间的相关关系。采用问卷测量的方法对个体的宗教信仰水平进行测量,以量表测量或经济决策游戏的范式作为亲社会特质、态度或行为的观测指标。其中,对于个体信仰水平的测量从测量内容上可以划分为宗教行为和宗教信念两个维度。 3.1.1 宗教信仰的测量 (1)宗教行为的测量。宗教行为的测量主要包括个体的特定宗教归属、宗教活动频率等内容,这些测量项目较多地反映了宗教信仰的宗教性特征。宗教归属的测量内容是请被试在“基督教徒”“佛教徒”“穆斯林”“犹太教徒”及“无宗教信仰”等选项中对自身的信仰归属进行标识(e.g.,Ben-Ner,McCall,Stephane,& Wang,2009;Gervais & Norenzayan,2012),或是进一步划分为上位的宗教信仰者与非宗教信仰者概念。宗教活动的测量,则是通过询问被试参与宗教集会、教堂礼拜、祈祷或宗教阅读等宗教相关传统活动的频率(e.g.,Anderson & Mellor,2009;Ginges,Hansen,& Norenzayan,2009)。 (2)宗教信念的测量。宗教信念的测量主要包括被试总体信仰程度的Likert式单项目评定以及不同信仰取向的标准化问卷测量。宗教信念的单项目Likert式量尺评定在以往的研究中受到广泛应用,并被证明具有良好的信效度,通过测量被试对“自身信仰程度”(belief in God)或“信仰在生活中的重要性”等单一项目的信仰评定作为信仰程度高低的评价指标(e.g.,Ben-Ner & Halldorsson,2010;Sasaki et al.,2013;Saslow et al.,2013)。而标准化的信仰问卷测量则一般将信仰取向分为:内在取向、外在取向和追求取向(Allport & Ross,1967;Batson,Schoenrade,& Ventis,1993)。其中内在取向性宗教信仰(intrinsic religious orientation)反映的正是对信仰本身的虔诚与关注(Gorsuch & McPherson,1989),因此相应的量表测量同样在宗教信仰的测量中受到广泛的应用(e.g.,Carpenter & Marshall,2009;Gervais & Norenzayan,2012;Randolph-Seng & Nielsen,2007;Tsang,McCullough,& Hoyt,2005)。如Hoge(1972)编制的内向性信仰量表(Intrinsic Religiosity Scale;α=0.89)被用来测量宗教信仰者的信仰程度或反映信仰的虔诚程度与宗教承诺的个体差异。 3.1.2 亲社会性的测量 (1)亲社会性的问卷测量。完全采用问卷或量表测量的方法探讨宗教信仰与亲社会特质或态度的相关关系,常见的研究流程是分别测量个体的宗教信仰水平和亲社会性相关的指标。在这些研究当中,对于亲社会性的测量,较为常见的指标是反映个体亲社会特质的人格量表,反映亲社会态度取向的价值观量表,以及日常亲社会行为的统计。 McCullough等人(2005)测量个体主观的信仰虔诚程度及参加宗教活动的频率,并最终由他人对相关信息进行评定得到宗教信仰的总体水平,发现信仰水平与大五人格量表中的宜人性与尽责性得分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以单项目的“自身信仰程度”主观评定作为信仰水平的观测指标,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Gebauer,Sedikides,& Neberich,2012)。Saroglou(2002)采用内在取向性信仰量表测量宗教信仰的程度,发现内在取向性信仰得分较高的个体在宜人性、尽责性两个亲社会特质的维度上也得分较高,而在Eysenck人格模型中的精神质(psychoticism)维度得分较低。 同时,仁爱价值观作为一种重要的亲社会价值态度(Saroglou et al.,2004),也被作为亲社会态度取向的重要指标。Pepper等人(2010)的研究采用被试“自身信仰程度”的主观评定以及宗教服务活动的出席情况作为宗教信仰水平的测量指标,发现认为自身宗教信仰水平较高或经常参加宗教服务的个体在仁爱的价值维度也获得了较高的得分。以出席宗教活动的频率作为评估信仰程度的指标,研究者发现,较常出席宗教集体活动的宗教信仰者自我报告有较多的日常慈善捐赠行为(Stegmueller,Scheepers,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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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utscher,& de Jong,2012)。 (2)亲社会性的情境测量。由于宗教信仰与社会赞许性存在一定的正相关(Sedikides & Gebauer,2010),具有宗教信仰的个体往往由于印象管理或自我欺骗的影响更容易在问卷自评中给出符合社会赞许性的道德或亲社会表现(Alicke & Sedikides,2009;Burris & Jackson,2000;Leach,Berman,& Eubanks,2008;Rowatt,Franklin,& Cotton,2005;Williamson & Assadi,2005);同时,对于宗教信仰者的亲社会刻板印象也会影响对宗教信仰者亲社会性的他评结果(Saroglou,Pichon,Trompette,Verschueren,& Dernelle,2005)。由此,对于亲社会行为的测量由问卷方法逐步转向能够反映个体真实亲社会行为的经济决策游戏情境。 在“信仰-亲社会假设”的情境法测量中,对于宗教信仰的测量方法仍沿用问卷测量的方法,只是将亲社会行为的观测指标转变为游戏情境中的真实行为反应。普遍的操作流程是,统计被试的宗教身份或其他反映信仰水平的指标,在特定的游戏场景中要求被试根据研究者提供的同伴信息完成决策任务。而被试决策或分配的量化结果便作为其亲社会行为倾向的观测指标。 在亲社会行为的人际信任、合作沟通、帮助分享等研究当中,经济决策游戏是最为常用的范式之一。独裁者游戏(the dictator game)、囚徒困境范式(the prisoner’s dilemma)、公共物品困境(the public goods dilemma)、信任游戏(the trust game)等,均为常见的用以反映亲社会行为的游戏实验范式。以公共物品困境为例,参与者可以选择将初始资源中任意整数的资金放入到集体账户或者个人账户中,放入到个人账户中的钱就归自己所有,放入集体账户的钱会进行加和汇总。而不论每个人实际放入到集体账户中的钱是多少,集体账户中的所有钱都会乘以2,再平均分配给各个参与者。被试最后拥有的钱是个人账户中的钱与从集体账户中分得的钱的总和。以被试放入公共账户的金额为指标,可以有效地反映个体的亲社会合作水平。个体选择放入集体账户的金额越多,说明其亲社会合作行为的水平就越高。 3.2 实验室情境的因果研究方法 在相关性研究方法当中,宗教信仰这一变量通常采用问卷测量的方法进行处理。信仰相关的测量方法虽然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宗教信仰与亲社会行为的相关关系,但相关研究在因果推论方面仍然存在局限性。因此,信仰状态的启动性操纵范式在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信仰启动为宗教信仰的操纵提供了可能性,也由此产生了“信仰-亲社会假设”的实验室情境因果研究方法,但其中亲社会行为的测量方面与相关性研究方法基本一致,仍包含问卷测量和经济决策游戏的情境测量两种基本方法。 在“信仰-亲社会假设”的实验室情境因果关系研究中,常见的研究思路是,统计被试的宗教身份归属并通过不同的信仰启动条件操纵被试的信仰状态,考察宗教信仰或相关的认知体验对经济决策游戏中亲社会行为表现的因果性影响。 阈下启动的语言词汇认知任务是信仰启动的一种常见形式,主要包括句子重组任务和词汇判断任务两种范式。在完成信仰启动的认知任务之后,被试随即进入经济决策的游戏情境,完成亲社会的决策任务判断。 在句子重组任务中,会给出被试5个单词,要求被试使用其中的4个单词组成一个句法正确的完整语句。在信仰启动的条件下,给出的词组包括“上帝”“神灵”“神圣”“精神”“先知”(God,divine,sacred,spirit,prophet)等与神或超越性神圣力量相关的词汇,而在对照组中则向被试呈现一系列与信仰无关且涵盖多种主题的名词项目(e.g.,Gervais & Norenzayan,2012;Sasaki et al.,2013;Shariff & Norenzayan,2007)。 词汇判断任务则是向被试呈现一系列形容词,在信仰启动的条件下要求被试判断该词在多大程度上适合描述神的形象,而在其他控制条件中则要求被试判断该词在多大程度上适合描述自己或判断呈现的词汇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频率(e.g.,Gervais & Norenzayan,2012;Pichon,Boccato,& Saroglou,2007)。 上述两种范式在信仰启动的研究中受到广泛应用,由于信仰启动的信息呈现及任务目的相对隐蔽,常作为避免被试产生社会赞许性反应的有效阈下启动范式(Shariff & Norenzayan,2007)。此外,宗教相关的社会情境也可以作为有效的信仰启动方式。被试在宗教性或世俗性的集体活动后完成决策任务(Paciotti et al.,2011),或是以教堂与体育馆作为对照情境考察个体的助人利他行为(Pichon,& Saroglou,2009),均属于信仰启动的情境性操作。其他的信仰启动方式,譬如圣经或其他宗教书籍的片段阅读(Carpenter & Marshall,2009)、书写宗教相关的观念或信条(Sasaki & Kim,2011)等,也在一些研究中得到应用。 4 “信仰-亲社会假设”的影响因素 4.1 宗教信仰者的信仰程度 “信仰-亲社会假设”的核心内容即是描述信仰程度不同的个体应该具有不同水平的亲社会行为倾向。而信仰程度的区分则应当包括宗教信仰的有无及信仰水平的高低两个方面,后者针对有特定宗教归属但信仰程度不同的个体。 在宗教信仰者和非宗教信仰者的对比性研究当中,对于宗教信仰有无与亲社会行为关系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有研究者认为,宗教信仰者会表现出比非宗教信仰者更多的亲社会行为。例如,神职人员会比非宗教信仰者在公共物品困境和独裁者游戏中表现出更多的合作与分享(Ahmed,2009),而个体过去是否接受过宗教训练及其主观评定的信仰有无也能正向预测其在独裁者游戏中分享的金钱数额(Ben-Ner et al.,2004;Tan,2006)。但另外一些研究者则认为,宗教信仰者与非宗教信仰者在亲社会行为的表现方面基本一致,两种人群在公共物品游戏、信任游戏中的亲社会捐赠数额上并没有显著的差异(Anderson & Mellor,2009;Ahmed & Salas,2009;Ben-Ner & Halldorsson,2010)。信仰启动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接受信仰启动的宗教信仰者和非宗教信仰者在亲社会行为的表现上并不存在显著差异。不论被试原先是否具有宗教信仰,信仰启动均能使个体表现出显著多于非启动条件的合作与分享行为(Ahmed & Hammarstedt,2011;Ahmed & Salas,2009;Shariff & Norenzayan,2007;Tsang et al.,2012)。 笔者认为,宗教信仰者与非宗教信仰者亲社会行为的一致性效应可能与信仰图式的认知普遍性相关。在证实这一效应的很多研究中,研究者均采用信仰启动的范式诱发状态性的信仰概念,而信仰相关的认知体验在普通的非宗教信仰人群中同样存在。因此,激活宗教信仰相关的概念产生的是一种普遍性的亲社会行为倾向,也会对非宗教信仰者的亲社会行为产生了一定的促进效果。Laurin,Kay和Fitzsimons(2012)认为,尽管不同的宗教和社会文化对于神灵或超自然力量具有不同的描绘与表征,这一现象的存在仍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对超自然神圣超越力量的信念(beliefs in supernatural agents)根植于人类的社会认知中,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文化构念(Gervais & Norenzayan,2012)。笔者也认为,虽然非宗教信仰者并不具备特定的宗教概念与知识背景,神圣超越的精神形象及各种宗教教义所传达的对于真善美及人生崇高意义的追求(Galen,2012;Koole,McCullough,Kuhl,& Roelofsma,2010;Shariff & Norenzayan,2007),则是社会大众对于宗教范畴及超自然神圣力量的普遍认知。因此,信仰启动增强亲社会行为的效应对于非宗教信仰者同样有效,这一现象并不与“信仰-亲社会假设”相悖,而是证明了宗教信仰及其相关的认知体验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在非宗教信仰人群中具有普遍适用性。同时,信仰启动对于非宗教信仰者的影响,很可能是源于一种普遍的超自然神圣信念,以及由此引发的利他行为导向与道德趋向性动机(e.g.,Laurin et al.,2012;Myers,2000;Koole et al.,2010)。 而在宗教信仰者的信仰水平高低影响亲社会行为的研究当中,研究者普遍认为信仰水平较高的宗教信仰者会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例如,以宗教活动的出席率(attendance)作为宗教信仰者信仰程度的评估标准,研究者发现经常出席宗教活动的宗教信仰者在亲社会情境游戏当中会比宗教活动参与较少的信仰者表现出更多的合作行为(Anderson & Mellor,2009;Anderson,Mellor,& Milyo,2010)。而以宗教信念或内在取向信仰表征信仰程度的研究也发现,内在取向信仰水平较高的宗教信仰者会表现出更多的分享行为(Paciotti et al.,2011),而信仰启动增强公众自我意识与社会赞许反应的效应也仅针对信仰水平较高的宗教信仰者影响显著(Gervais & Norenzayan,2012)。 4.2 信仰的文化差异 宗教信仰,作为一种广义的文化现象,与特定的文化社会环境密切相关。个体主义文化培植内在取向的精神信仰,信仰者更专注于宗教本身及其虔诚追求;而集体主义文化构念下的宗教信仰则更多地具有外在取向性,信仰者将宗教作为追求精神慰藉或社会地位等其他事物的工具(Shiah,Chang,Tam,Chuang,& Yeh,2013)。信仰的亲社会效应在以美国为代表的整体公民信仰水平较高的西方国家表现得更为显著,而在非宗教性普遍盛行的文化传统中,由此推演出的宗教信仰心理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并不适用(Brenner,2011;Diener,Tay,& Myers,2011;Gebauer et al.,2012;Sedikides & Gebauer,2010;Sabatier,Mayer,Friedlmeier,Lubiewska,& Trommsdorff,2011)。例如,研究者发现,在宗教信仰水平普遍较低的文化情境中,个体受宗教信仰者亲社会刻板印象的影响较小,对于“宗教信仰者更亲社会”的信念表现出更少的精神认同(Gervais,Shariff,& Norenzayan,2011)。 因此,“信仰的亲社会效应”在不同的文化构念中可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宗教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方式也可能有所不同,而在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情境中,信仰与亲社会行为的关联效应仍有待探讨(Lun & Bond,2013;Sasaki & Kim,2011)。 4.3 宗教信仰的内容和认知 Preston等人(2010)在宗教对亲社会行为影响的研究中发现,宗教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联并不是绝对的,宗教信仰的启动在一些情境中会产生亲社会行为,但在其他情境中则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启动宗教及神灵形象的不同侧面或成分内容,对个体行为的影响也是不同的(Pichon et al.,2007)。当启动宗教规范、宗教团体活动等宗教性概念时,宗教信仰者增强的亲社会行为倾向只针对内群体成员,而只有在启动神灵相关的精神性概念时宗教信仰者才表现出更多针对外群体成员的亲社会行为,这样的亲社会行为具有不受群体身份认同影响的普遍性(Ginges et al.,2009;Ritter & Preston,2011)。 启动个体的宗教信仰,不仅会产生亲社会倾向,也可能会激活宗教信仰者的种族歧视、群体偏见等反社会的情绪或行为(Bushman,Ridge,Das,Key,& Busath,2007;Ginges et al.,2009;Johnson,Rowatt,& LaBouff,2010;Saroglou,Corneille,& van Cappellen,2009)。例如,启动基督教徒的宗教信念会增强他们对非裔美国人的内隐偏见与消极情绪(Johnson et al.,2010)。Ginges等人(2009)通过询问穆斯林教徒前往教会或者祷告的频率分别启动他们对应的宗教性与精神性概念,结果发现前往教会次数(宗教性)的启动条件显著促进了穆斯林教徒对于自杀式袭击的支持态度,而祈祷频率(精神性)的启动条件则有效地预测了个体对宗教的虔诚态度,并未增强对宗教外群体成员的敌对情绪。而Bushman等人(2007)请被试阅读一段由圣经倡导或以上帝名义施行的暴力侵犯材料后,发现具有宗教信仰的被试对陌生人表现出更强的攻击性。Shariff和Norenzayan(2011)也认为,对超自然力量的不同视角或对神灵形象的不同认知(裁决惩戒或宽容仁慈)会导致不同的行为取向,宗教信仰者对神灵的裁决惩戒角色认同越多,会因此表现出越少的欺骗行为。不同的宗教信念可能与宗教信仰的不同方面有所联系,而个体相应的行为表现依赖于激活的特定宗教信念。在上述研究中用以启动信仰认知的材料广泛而多样化,这些材料可能在内容及属性上并不同质(Preston et al.,2010),只是反映了宗教信仰认知成分中的某一部分内容,因而未能得到一致性的结论。 4.4 宗教信仰者的信仰取向 宗教信仰对个体的意义很大程度上可能源于一种对意义感与目标性的寻求,这也决定了不同个体对于宗教信仰的不同理解及宗教对于个体的不同价值。Allport和Ross(1967)将宗教信仰者分为内在取向(intrinsic orientation)和外在取向(extrinsic orientation)两类。外在取向的信仰者更倾向于将信仰作为追求精神慰藉、社会地位等其他事物的工具,而内在取向的信仰者则更专注宗教信仰本身。由于外在取向型信仰者的工具性导向,他们的信仰与宗教信念及宗教的组织承诺基本不存在显著相关;而与此相反,内在取向型的宗教信仰者更遵循宗教信条,被认为与宗教中的神圣力量有更强的精神联系。同时,外在取向与偏见及教条主义存在正向关联,而内在取向与这些消极认知并不存在显著相关(Donahue,1985)。 以往的研究者普遍认为,内在取向的信仰者会比外在取向的信仰者更具有利他性及亲社会倾向。但Batson和Flory(1990)认为,内在取向者的亲社会行为并非源于内在的真实同情,其动机可能更多地与自身需求相联系,是一种受社会赞许性影响“表现出”的亲社会行为(Ji,Pendergraft,& Perry,2006),其本质仍是以自我导向为中心的。这也很好地解释了宗教信仰者的亲社会性在问卷自评及行为实验中存在的偏差(Burris & Jackson,2000;Rowatt et al.,2005)。Batson,Denton和Vollmecke(2008)在此基础上提出对信仰取向的第三种界定——追求取向(quest orientation),这类信仰者将宗教作为持续探索与提升的来源。研究者认为,追求取向的宗教信仰者更关注与宗教中神圣力量的精神联系,只有在追求取向维度得分较高的宗教信仰者才是以他人导向为动机的利他主义者(Batson et al.,2008;Batson,Eidelman,Higley,& Russell,2001)。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对信仰取向的划分包括内在取向、外在取向和追求取向,不同信仰取向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也存在差异。研究者采用情境游戏的范式对不同取向宗教信仰者的亲社会行为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内在取向和追求取向能够正向预测个体的分享行为,而外在取向的宗教信仰则与分享行为存在显著的负相关(Paciotti et al.,2011)。但当同时考虑亲社会行为对象的需求时,内在取向和追求取向的宗教信仰者也会有不同的表现。对于内在取向的宗教信仰者而言,不论对方是否需要帮助,内在取向信仰的得分都与提供帮助的行为存在正相关;而对于追求取向的宗教信仰者而言,在他人需要帮助时追求取向信仰得分与提供帮助的行为呈正相关,在他人不需要帮助时追求取向得分与提供帮助的行为呈负相关(Batson & Gray,1981)。也就是说,与内在取向信仰者相比,追求取向的信仰者在提供帮助行为时会更多地考虑对方的需求和感受,表现出他人导向的行为动机(Batson et al.,2001,2008)。 5 “信仰-亲社会假设”的心理机制 对于宗教信仰促进个体亲社会行为的心理中介及作用机制,目前仍少有研究者进行系统的研究,但部分学者对其可能存在的解释进行了初步假设与验证。笔者认为,这些实证研究的结论归结起来主要包括两种取向:外部监控取向和信仰内化取向。 5.1 外部监控取向 第一种解释思路以Gervais和Norenzayan(2012)提出的“超自然监控假设”(Supernatural monitoring hypothesis)为代表。研究者认为,不论个体的宗教归属如何,在不同的宗教体系内神的形象都被共通地描绘为对人类行为进行监控、裁决以及奖惩的超自然力量。当个体感受到超自然力量时,其心理过程与认知结果应该与社会监督存在相同的机制。因此,在信仰启动的条件下,对于超自然信念的感知会使个体觉得自己的行为受到他人及社会的监督与评价,表现出更强的公众自我意识及社会赞许性反应(Baumeister,Bauer,& Lloyd,2010;McCullough & Willoughby,2009;Norenzayan & Shariff,2008;Sedikides & Gebauer,2010)。Shariff和Norenzayan(2007)则在匿名条件下研究信仰启动对于决策游戏中道德及诚信行为的影响,发现信仰启动对于道德行为的促进效果与启动社会道德监督中介(合约、法庭、警察等)效果相同。信仰概念的启动会降低个体行为的匿名性,增强个体的自我控制与行为规范(Laurin et al.,2012;McCullough & Willoughby,2009),而任何第三方监督角色的激活都能产生类似的效果,促使个体表现得更加道德与诚实(Batson,Thompson,Seuferling,Whitney,& Strongman,1999;Norenzayan & Shariff,2008)。信仰启动对道德及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本质上是一种对权威力量或社会观念的屈从(Bushman et al.,2007;Saroglou et al.,2009),因此对于具有较强服从性特质的个体会产生更明显的效果(Saroglou et al.,2009)。此类信仰启动与世俗启动产生类似心理行为效应的现象在补偿控制(compensatory control)的领域已有研究。Kay,Shepherd,Blatz,Chua和Galinsky(2010)认为对于上帝等神圣力量的信念与世俗权威(如政府)的观念一样,都在个体丧失控制感时产生一定的补偿作用。 对于宗教信仰者而言,由于受到宗教中规范化信念与宗教行为准则的影响,其行为受到宗教信仰的约束,同时需要维护与宗教身份相关的自我形象(Galen,2012;Saroglou,2013),这便促使宗教信仰者表现出更多的社会赞许性反应,其亲社会行为与外部监控的心理机制具有共通性。因此,外部监控取向能够很好地解释信仰对宗教信仰者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5.2 信仰内化取向 外部监控取向的相关理论得到了许多研究的支持(e.g.,Bushman et al.,2007;Carpenter & Marshall,2009;Gervais & Norenzayan,2012;Paciotti et al.,2011;Shariff & Norenzayan,2007),但仍存在一些无法解释的现象。其中较为核心的问题是,信仰影响亲社会行为的外部监控取向无法有效解释信仰启动对于非宗教信仰者亲社会行为的促进效果。 多数启动性的实验研究证实,信仰启动对宗教信仰者与非宗教信仰者的亲社会行为产生了同样的影响效果(Ahmed & Hammarstedt,2011;Ahmed & Salas,2009;Gervais & Norenzayan,2012;Johnson et al.,2010;Laurin et al.,2012;Pichon & Saroglou,2009;Randolph-Seng & Nielson,2007;Saroglou et al.,2009;Sasaki et al.,2013;Shariff & Norenzayan,2007;van Cappellen,Corneille,Cols,& Saroglou,2011),这一现象是外部监控理论取向所无法解释的。非宗教信仰者并不具备特定的宗教概念与知识背景,即并不具备宗教信仰者的宗教性属性特征,因此传统宗教中的规范化信念或行为准则对于非宗教信仰者并没有特定的行为约束作用,他们也并不需要维护与宗教身份相关的个体或群体形象,这些与宗教信仰者心理特征的显著差异可能使外部监控的心理机制在非宗教信仰者身上无法发挥效用(Gervais & Norenzayan,2012;Koole et al.,2010)。那么,宗教信仰对于非宗教信仰者亲社会行为的促进作用又是如何发生的呢?应该如何解释宗教信仰在宗教信仰者与非宗教信仰者身上共同存在的亲社会行为促进效应?针对这些问题,另一些研究者提出了解释“信仰-亲社会假设”的第二种理论取向。 研究者认为,宗教中的神圣形象及教义典籍等成分,其本身作为一种道德行为的典范会促使个体产生自我超越的积极情感与他人导向的行为动机(Shariff & Norenzayan,2007),这是信仰相关的概念图式影响宗教信仰者和非宗教信仰者亲社会行为共通的心理机制。在Saroglou(2013)的综述研究中,第一种机制可以解释为以自我为中心的动机取向,个体关注积极的自我形象与社会赞许,因而具有更强的自我控制与自我提升的行为倾向。但宗教信仰本身就包含有情绪(同理心及其他道德情感)与认知(亲社会价值、社会规范)的成分(Saroglou,2011),这些他人导向的情感成分与内化的亲社会信念正是信仰亲社会行为的重要动力。 对于宗教信仰者而言,信仰启动的效应并不仅限于外部监控力量产生的心理制约,可能激发了个体内在与道德信念及神圣超越力量相联系的趋向性动机与情感(Laurin et al.,2012;Myers,2000;Koole et al.,2010)。而宗教信仰体系中的教义仪式等所传达的精神实质本身也包含一系列亲社会的态度行为导向(Galen,2012;Koole et al.,2010),而这些可能正是信仰启动对于宗教信仰者的特殊意义所在。信仰启动很可能是激活了宗教信仰者原有信仰体系中相关的道德原则与道德认同,使个体更看重超越自我的仁爱等价值观念和公正关怀的道德理念(Graham & Haidt,2010;Saroglou et al.,2004),产生与自身道德准则趋同的行为动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信仰启动会增强个体的道德正直(moral integrity)而削弱道德伪善(moral hypocrisy)的行为表现(Carpenter & Marshall,2009)。宗教信仰与自我超越价值观(self-transcendence values)的正向相关也正验证了这一解释(Pepper et al.,2010;Saroglou et al.,2004)。而对于非宗教信仰者而言,他们同样有对超自然神圣力量的认知与体验(Gervais & Norenzayan,2012;Laurin et al.,2012),神圣超越的精神形象所传达的对于真善美及人生崇高意义的追求,是社会大众对于宗教范畴及超自然神圣力量的普遍认知。对于宗教信仰者的亲社会刻板印象,可能也是这一认知取向的重要体现。人们倾向于认为宗教信仰者道德水平更高,更具有同情心并更值得信任(Galen,Smith,Knapp,& Wyngarden,2011;Gervais et al.,2011),正是由于对信仰相关概念与超越性追求的积极关联。 因此,信仰影响亲社会行为的信仰内化取向能够有效地整合信仰启动在宗教信仰者和非宗教信仰者群体中共同存在的亲社会行为促进效应,并对这一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在这一取向的理论解释中,超自然神圣超越力量的跨宗教认知体验,以及由此产生的自我超越的积极情感与他人导向的行为动机是宗教信仰影响亲社会行为的核心作用机制。 6 局限与展望 宗教信仰是否具有促进亲社会行为的效应,现有研究在不同阶段对宗教信仰的理解存在差异。早期研究聚焦于宗教信仰身份的亲社会效应,认为宗教信仰者会比非宗教信仰者具有更多的亲社会特质,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但由于亲社会问卷测量中的社会赞许性效应、对宗教信仰者的亲社会刻板印象以及内群体偏好效应的存在,使得很多在方法学上未能有效控制的研究在结论推广上受到质疑。而后期以信仰启动为主导的实验室研究则发现,宗教信仰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对于非宗教信仰者同样有效,于是对“信仰亲社会假设”的验证开始关注宗教信仰相关的概念或认知本身。未来的研究则需要重点关注信仰身份的无关变量控制、信仰的操作化界定及其测量、精神性的作用机制和“信仰亲社会性”的跨文化效应及其在非宗教人群中的作用。 6.1 宗教信仰身份的掩蔽 不论是问卷自评和他评,还是在游戏决策的实验范式中,普遍存在着对于宗教信仰者行为判断的“光环效应”,即人们倾向于认为宗教信仰者道德水平更高,更具有同情心并且更值得信任(Galen et al.,2011;Gervais et al.,2011),这是一种超越宗教成员的普遍性刻板印象,在非宗教信仰的人群中同样存在(Paciotti et al.,2011)。例如,Tan和Vogel(2008)研究发现,不论被试的信仰水平如何,都对具有宗教信仰的行为对象表现出更多的信任。而与此相应的,在针对西方文化的研究中发现,人们普遍存在着非宗教信仰者道德缺失的刻板印象(Edgell,Gerteis,& Hartmann,2006;Gervais & Norenzayan,2012;Harper,2007;Ritter & Preston,2011)。因此在具有“宗教信仰者更加道德与亲社会”刻板印象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相关研究,无疑会容易得到宗教信仰者更亲社会的普遍结论。而这一结果实质上只是未对评价或行为对象的宗教身份进行有效控制而产生的刻板印象效应(Galen et al.,2011)。 宗教信仰者亲社会行为的另一影响因素与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有关。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个体由于自尊及积极自我认同的需求会对具有相同身份认同的内群体成员表现出更多的偏好,而相同的宗教归属正是一种重要的群体身份标识(Ben-Ner et al.,2009;Weeks & Vincent,2007)。当要求宗教信仰者对不同的评价对象做出印象评分时,他们会对具有相同宗教归属的个体表现出更多的偏好,而对非宗教信仰者以及其他宗教派系的宗教信仰者表现出社会贬损甚至是更强的敌意情绪(Hall,Matz,& Wood,2010;Rowatt el al.,2005;Saroglou,2013;Tan & Vogel,2008)。因此,宗教信仰者对于其他宗教信仰者道德与亲社会水平的知觉很可能是源于共享的群体身份认同而产生的内群体偏好,并非对其道德及亲社会行为的真实知觉与判断。这也意味着,宗教信仰者亲社会行为的程度表现依赖于个体在多大程度上认同行为对象是具有共同宗教身份的内群体成员(Johnson et al.,2011;Reitsma,Scheepers,& te Grotenhuis,2006)。而在“信仰-亲社会性假设”受到广泛研究与认同的美国社会,80%~95%的社会群体均为宗教信仰者,其中又有近75%的人为基督教徒(Lindsay & Gallup,2000),这可能使被试在未说明评价或行为对象宗教身份的情境中产生某种预设,即将评价与行为的对象假定为宗教信仰者(Bobkowski & Kalyanaraman,2010;Gervais et al.,2011),而被试表现出的亲社会性某种程度上只是社会信仰背景基础上产生的内群体偏好。 普遍存在的对于宗教信仰者的亲社会刻板印象及宗教信仰者的内群体偏好,这两种现象均会对宗教信仰影响亲社会行为的真实研究结果产生干扰。因此,在相关的研究中需要对宗教信仰者的宗教身份进行有效的掩蔽与控制分离,避免宗教身份而非宗教信仰本身对亲社会行为的测量与评价产生影响。为了排除这一无关因素对亲社会测量的影响,不论是问卷测量还是情境游戏,我们都应该从各个环节进行无关变量的有效控制。比如,在信仰相关的问卷测量中,可以通过与其他问卷混合或封面故事(Cover Story)的方式掩盖真实的实验目的,避免被试意识到与宗教信仰相关的实验目的引发自我美化和社会赞许性反应。而在亲社会行为的情境游戏当中,对被试宗教归属及其他相关因素的测量可以在预实验的阶段通过网络问卷或电子邮件的形式完成,避免被试对真实实验目的的揣测和宗教身份的突显对亲社会行为表现的影响。同时在实验进行的过程中对游戏参与者的宗教身份进行严格保密,避免宗教信仰者之间的内群体偏好、外群体拒斥或是宗教信仰者的刻板印象对亲社会行为取向的干扰。 6.2 信仰的操作化定义及测量 宗教信仰本身是一个多维度的构念,包括认知、情感和行为等多种成分,而以往的实证研究对信仰的操作化定义存在较大分歧。以往研究中除了常见的信仰程度主观自评的方法之外,有研究者将宗教信仰定义为个体特定的宗教教派归属,也有研究者将其定义为宗教活动的参与程度。虽然两者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关联,但可能只在信仰水平高的宗教信仰者中存在较强的相关与对等性(Gervais & Norenzayan,2012;Shariff & Norenzayan,2007)。而宗教信仰的取向在信仰有无的基础上能够提供更多关于信仰方式的信息,也有研究者采用信仰取向对宗教信仰进行操作化的界定。信仰的操作性定义不同,自然会对信仰亲社会性的研究结论及其推广产生一定的影响。在一些证实宗教信仰者亲社会行为的研究中,用来评估信仰程度的指标(礼拜次数、宗教活动出席情况等),与用来评估亲社会行为的因变量(教内慈善捐赠行为)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叠(Stegmueller et al.,2012)。例如,宗教信仰者愿意做出更多的慈善捐赠行为,但作为其捐赠对象的慈善组织多数即为其归属的宗教组织(Galen,2012)。Preston等人(2010)就发现了宗教群体的归属与宗教的精神信念会对亲社会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明确对宗教信仰的操作性界定是研究“信仰-亲社会假设”的基础。 同时,在宗教信仰影响亲社会行为的研究中,信仰程度的区分应当包括宗教信仰的有无及信仰水平的高低两个方面,但在很多实证研究中并未对这两种信仰状态进行有效的区分(e.g.,B en-Ner et al.,2009;Gervais & Norenzayan,2012),在研究对照组被试的选择及结果解释中对这两个概念有混淆或随意置换使用的情况。例如,对宗教信仰者信仰程度进行划分的一种常见方式是,通过主观评定信仰程度得分的中值或均值将被试划分为高/低水平信仰者。但在这一划分方式的低水平信仰者群体中同时包含具有宗教归属但信仰水平较低的个体和无宗教信仰者,而两者可能在宗教相关的心理行为方面表现迥异(Koole et al.,2010)。另外,在将信仰状态作为连续变量进行测量的研究当中,不少研究者发现了信仰程度与各种心理或行为的非线性关系,即非信仰者与信仰程度高的被试表现出相同的心理行为模式,却与低水平的宗教信仰者存在较大差异。Bock和Warren(1972)采用Milgram的电击服从范式对宗教信仰被试进行研究时发现,信仰程度较低或中等的宗教信仰者更倾向于服从实验人员的要求给出更高强度的电击刺激,而非宗教信仰者与信仰程度较高的被试则相反。这种非线性的相关关系在人格及心理健康领域也十分常见(Jorm & Christensen,2004),非宗教信仰者与高水平信仰者在大五人格的尽责性(Conscientiousness)维度得分相当(Galen & Kloet,2011)。对于宗教信仰的重要性评定为“非常重要”与“一点都不重要”的被试,其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中间评分者(Horning,Davis,Stirrat,& Cornwell,2011;Riley,Best,& Charlton,2005),而对于焦虑、抑郁的自评则显著低于中等水平的宗教信仰者(Eliassen,Taylor,& Lloyd,2005)。 以往研究普遍证实信仰启动对于非宗教信仰者的亲社会行为同样具有促进作用(Ahmed & Hammarstedt,2011;Ahmed & Salas,2009;Shariff & Norenzayan,2007;Tsang et al.,2012),这一效应提示我们,“信仰-亲社会假设”的验证需要更精细的测量指标有效分离无宗教信仰的个体和有宗教信仰但信仰程度较低的个体。跨越宗教界限普遍存在的信仰认知与体验,和仅对宗教信仰者有效的宗教身份归属,这两项指标可能与亲社会行为存在不同的关联,对于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及其内部机制也存在差异。 6.3 精神性的作用机制 在对信仰程度进行主观评定的指标中,“宗教活动的参与性”(attendance)是常用的标准之一。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发现,对于宗教活动、仪式规范等社会群体性质宗教概念的测量并不能够有效反映个体在宗教中的精神信仰程度,亦即宗教行为并不等同于宗教信念(Saroglou,2011;Zuckerman,2008)。随着宗教组织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变化与演进,越来越多的宗教信仰者已经开始改变旧有的宗教行为习惯。调查显示,在信仰普及程度普遍较高的西方国家,越来越多的个体也开始将自己的信仰状态归类为“精神性而非宗教性的”(spiritual but religious),他们并不完全遵循宗教的行为规范,出席特定的宗教活动,但仍然在精神上认同自己的宗教观念(Halman & Draulans,2006;Hout & Fischer,2002;Shahabi et al.,2002)。精神性(Spirituality),作为宗教信仰的重要维度,已逐渐开始由宗教概念中分离出来成为适用于多元宗教价值背景及无宗教信仰个体的独立构念(Saucier &

,2006;Zinnbauer et al.,1997),甚至在精神健康及临床咨询等领域成为涵盖宗教性的更为广泛的概念。在临床心理学的测量领域,每个个体均具有精神性,其相对高低水平与个体的情绪状态、精神及身体健康具有密切的关联(Greenfield & Marks,2007;Koenig,2008)。 而对于精神性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目前仍少有系统性的研究,只是将精神性作为宗教信仰中的一部分进行额外变量的测量或控制。已有研究显示,当控制了精神性得分,宗教信仰对同情的预测作用变得不显著(Saslow et al.,2013);而精神性体验则有效地中介了宗教活动与道德情感之间的关系(Hardy,Zhang,Skalski,Melling,& Brinton,2014)。同时,研究者发现宗教信仰中的宗教性成分仅能预测个体对内群体及亲密他人的亲社会行为,而以“精神性在生活中的重要性”作为宗教信仰的测量指标,这一单项目测量的得分与亲社会行为的正向关联则可以拓展到普遍的社会群体当中(Saroglou et al.,2005)。因此,精神性可能是宗教信仰影响亲社会行为的重要维度与潜在机制,应当受到更多的关注。 6.4 “信仰-亲社会假设”的跨文化跨宗教研究 宗教信仰是特定文化环境的产物,自然会受到特定的文化属性影响。而信仰促进亲社会行为的研究集中在整体信仰水平较高的西方国家,研究的对象也主要针对具有特定宗教信仰归属(如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的个体。个体主义文化培植内在取向的精神信仰,而集体主义文化构念下的宗教信仰则更多地具有外在取向性(Shiah et al.,2013),在以东亚为代表的集体主义文化情境中对于宗教信仰的外在取向性理解会对个体的信仰形态及其相关行为产生怎样的影响,目前的研究仍少有涉及。 在中国等以无神论或非宗教性为代表的文化中,非宗教信仰者是社会人群的主体构成,因此,对于非宗教信仰者精神信仰的研究具有更为重大的社会意义。而超自然神圣力量的信念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文化构念(Gervais & Norenzayan,2012),尽管不同的宗教和社会文化对其具有不同的描绘与表征,这一现象的存在仍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Laurin et al.,2012)。例如,当我们面对那些广阔的、宏大的、以及超越我们当前理解范围的事物时都会产生敬畏的自我超越性情绪体验(董蕊,彭凯平,喻丰,2013)。虽然在宗教信仰的启动性研究当中,研究者对宗教信仰相关的认知体验在非宗教信仰人群中的影响进行了初步的考察与验证,但主要的视角仍是基于宗教信仰者与非宗教信仰者宗教身份的对比,将非宗教信仰者的宗教信仰效应作为附属结果呈现而非进行系统的探讨。由于信仰启动对于宗教信仰者和非宗教信仰者可能存在不同的认知机制(Gervais & Norenzayan,2012;Koole et al.,2010),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考察与宗教信仰有关的概念或认知图式对于非宗教信仰者行为的影响,对这一问题的系统化研究可以使“信仰-亲社会假设”的理论具有更深刻的理论内涵与实践价值。 通迅作者:金盛华,E-mail:jshpsych@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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