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新时期统战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统战论文,理论研究论文,新时期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79年6月15日，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作题为《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的讲话。这篇讲话成为我国新时期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工作的纲领性文献。1991年10月，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邓小平论统一战线》一书，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从此，统战工作部门对邓小平统战理论的研究开始形成规模。1993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王兆国首次把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联系在一起，做了提纲挈领的概括，初步描述了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和轮廓。此后，理论界、学术界对邓小平统战理论的宣传与研究，更趋“科学性、完整性和系统性”。[1]据大致统计，1993年以来，发表在报刊上的宣传、学习、研究文章已有500余篇。本文尝试在此基础上，总结邓小平统战理论研究的得失，探索今后研究发展的方向。
纵观近年来对邓小平统战理论的研究，类型或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在邓小平统战理论体系内部，就其中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的问题进行归纳或演绎，做概括分析；另一种是以历史坐标为参照，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历史连贯性和各自的独特性，进行不同层面的描述和提炼。
一
从研究文章的数量看，综合评论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的文章，占此类文章一半以上；就邓小平统战理论某项内容做专题讨论的文章，则占三分之一强。这些研究基本上是围绕着对邓小平统战理论的定性、定位、定向展开的。
定性研究：在对邓小平新时期统战理论的定性研究中，首先确定它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大系统中“不可或缺的子系统”。[2]它的科学体系基于：广泛的爱国主义大团结和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对我国社会阶级状况根本变化的科学分析，以及统一战线各个领域的一系列基本理论。[3]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来看，“邓小平为马克思主义统战学说发展、为相对独立的综合性社会学科做出了巨大贡献”。[4]这条统一战线后来被邓小平自己概括为“爱国统一战线”。
有文章集中讨论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特性所在，指出它比以往“革命统一战线”更加具有的广泛性，正是我国统一战线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标志。[5]这条统一战线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形成的“新对象”、“新领域”、“新联盟”、“新格局”，[6]正是将邓小平所指出的“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以及海内外“拥护社会主义”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纳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行列。与此同时，“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本质上的一致性，既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历史证明，也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现实前提，这两者在统一战线内部没有根本的矛盾。[7]
定位研究：邓小平统战理论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所以达到如此“创造性”、“突破性”、“探索性”的新水准，[8]最终定位在与新时期党的政治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同频共振的位置上，[9]正是缘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个大系统，能够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解放思想”，重新审视我国社会状况及阶级结构，以“历史合力论”来认识统一战线的社会基础，“从历史主体的几种存在形态的比较中，确认统一战线的作用和地位”，战略性地提出一系列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方针政策。[10]
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方方面面，其根本目的在于形成“合力”，主要任务在于减少“内耗”，实现途径在于搞好“协调”。[11]这一切的关键是要把“合力”集中到“为经济建设服务”这个“中心”点上来，这是“邓小平对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重要地位的深刻认识”的结果。[12]于是才有对“统一战线制度方略的思考”和实施，建立起“多层次的立体型统一战线”。[13]
概括邓小平统战理论根本特征的文章很多，大致有这样几条：对坚持统一战线的优良传统，邓小平理论与实践，表现出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的“求实性”，一切以世界和中国的客观实际为转移的“时代性”，敢于大胆纠正历史错误、提出独创性政策理论的“革命性”，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性”。邓小平“从战略高度阐述新时期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必要性、长期性和广泛性”。[14]具体说，在统一战线的根本任务上，坚持与经济建设相结合；在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上，“坚持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结合”；[15]并配以一整套“独具匠心”的统战艺术，诸如——着眼长远、把握大局的“慢”，大处着眼、举重若轻的“粗”，广纳群英、包容万象的“宽”。[16]
定向研究：新时期，一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即已形成，旨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如何全方位地实践这条统一战线，“新时期统战工作将以其独特的优势和作用，推动各项工作向前发展”。[17]各项具体工作的层面或领域，大多数综述文章都有所归纳，同时也有专题文章做重点讨论。
比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甚至包括更广泛的政治协商机制，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不仅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并行关系，而且要建立起“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交融关系。关于邓小平多党合作理论的文章很多，大都从统一战线的政策性分析，趋向国家政治制度、政党结构的解剖。邓小平对新时期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和性质做了大量的阐述，首次明确各民主党派与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共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彼此位置与相互关系。[18]并“把坚持和完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将多党合作推进到制度化、规范化的崭新阶段”。[19]这一举措的前瞻性，在“一国两制”、祖国统一的问题上，也为新一轮的“多党合作制展示了新的发展前景”。[20]
此外，统一战线中的民族、宗教问题，有时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比如少数民族中的信仰习俗，有时则各有各的范围，比如相对全民性的宗教信仰，则与民族问题无关。关于少数民族，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转折，也使中国的民族理论和民族工作走出了“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死胡同，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落实“真正的民族平等”基础上的道德、法律与科学决策的“保障系统”，有效施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目标系统”。[21]关于宗教问题，“1982年中共中央19号文件可以说是邓小平理论体系中涉及宗教方面的思想结晶”，“其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使全体信教和不信教的人群联合起来，把他们的意志和力量集中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这一共同目标上来”，建立起“政治上团结合作，思想信仰上互相尊重”的新型政教关系。[22]
还有，“一国两制”、“祖国统一”等问题，纵横交织在多党合作、民族团结等范畴间，用一个“爱国主义”把两岸四地、包括海外侨胞，所有炎黄子孙，凝聚成紧密的“中华民族大团结”。从国家体制、国际格局的战略高度看邓小平“在祖国统一问题上统战思想的鲜明特色”，“一国两制”不仅发展了列宁、毛泽东的和平共处理论，而且“成为填平人类历史鸿沟、跨越新时代的国际政治理论基础”。用邓小平自己的话说：统一之后，“留下的问题就是和平的竞赛，让人民去最终选择，不是打仗的选择，而是和平的选择”。[23]
二
在比较研究的文章中，将邓小平统战理论与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和江泽民同志的相关理论加以对照、比较，指出作为整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统战理论体系一脉相承的历史渊源和现实意义。其中大部分的文章还是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邓小平对毛泽东统战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上。
邓小平统战理论中的马列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统一战线理论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即“无产阶级的最后解放是以解放全人类为前提的”，因此需要在不同历史时期，与不同阶级、阶层、派别为一定时期的共同目标“结成政治联盟”，保持无产阶级政党在联盟中的独立性和“批评权”，以至“领导权”，在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中“孤立和打击主要敌人”，逐渐“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把全人类从阶级的局限中解放出来，才能达到无产阶级的最后解放”。[24]为什么说“邓小平统战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因为邓小平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中，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又不拘泥于毛泽东过时的结论和晚年的失误”，重新运用马克思主义统战学说的基本原理，对我国阶级状况的变迁、统一战线内部结构的变化，做出全面、深刻的分析论述，“揭示了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性质，科学地阐明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未曾阐明的一个崭新问题”：今天的统一战线“不再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是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以及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联盟”。这就是他“对马列主义统战理论的重要贡献”。[25]
既是革命斗争的“法宝”，也是经济建设的“法宝”：毛泽东把马列主义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形成一套独具中国特色的统战理论，成为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蓬勃发展、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一大“法宝”。新中国成立，人民民主专政下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势必发生变化。50年代后，“毛泽东开始把曾被作为团结合作力量的民族资产阶级定位为需要教育、改造的革命对象”。[26]这些思想使统战工作渐渐偏离了正确的轨道，直至十年浩劫，全国上下只有一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统一战线也相应全面瘫痪。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新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统一战线还是不是“法宝”？邓小平的回答：不但是，而且“应该加强”、“应该扩大”。从战争年代的“革命统一战线”到和平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其战略意义仍然是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的重要“法宝”。[27]
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基础发生了变化：新中国成立前后，如何确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或者说，进入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初期，如何理顺执政党与社会各阶层在统一战线中的关系？毛泽东对此做了大量的探索和分析，在新中国的政治生态中，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奠定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机制。[28]1956年，毛泽东说：“中国各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它们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成员将变成社会主义的劳动者。”问题就出在：当“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各民主党派所代表的政治基础将不复存在，那么各民主党派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统一战线中的阶级联盟关系是否也意味着可以结束了？这个问题所引发的结果有目共睹。[29]新时期，在“爱国统一战线”的大前提下，邓小平对民主党派现阶段的性质做出明确认证：他们“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这从根本上把“多党合作的性质由过去的阶级关系转变成为建立在劳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同志式的合作”关系。在这种更趋“一致性”的合作关系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非但需要继续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八字方针，更多了一层“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相互信任和相互倚重。[30]在此基础上重新评估知识分子问题、民族问题，宗教问题，首先肯定这些社会集团都有“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基本属性，从而走出以往把这些问题归结为“阶级问题”的局限。
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留下的遗愿：把“一国两制”的构想纳入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范畴，是邓小平对毛泽东“和平统一祖国”遗愿的开拓性发展。[31]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一国两制”不是对毛泽东时代“一纲四目”、“求同存异”方针的简单延伸，重要的突破在于：邓小平“明确地把经济建设与祖国统一看成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32]大凡“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他们可能“阶级地位不同，政治信仰不同，生活习惯不同，文化科学水平不同”，但大都有着同是中华儿女的同胞之情、维护国家统一的民族尊严、支援祖国现代化建设的手足之谊，对此“我们就没有理由不去争取和团结他们”。[33]以“爱国主义”的情愫作为“一国两制”框架内全体中国人的情感纽带，这就使得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更加深入人心。
江泽民对邓小平统战理论的确定和深化：1990年6月11日，江泽民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发表《努力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的讲话，指出：“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性质、方针和任务，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同年7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通知》第一次做出明确论断：“邓小平同志的统一战线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34]新时期统一战线实施了十几年，自然会产生一些新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关系的调整，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的人民内部，“存在着政治是非和思想认识问题方面的矛盾，也存在着利益矛盾”。对此，江泽民要求新时期的统战工作要锁定“为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服务，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服务，为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服务”的战略目标。与此同时，随着香港、澳门按照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顺利回归，海峡两岸的统一大业日趋紧迫，面对台湾当局“特殊国与国关系”论的出台、对“九二共识”（即“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出尔反尔、走“台独”路线的民进党执政，统一事业增加了更多的变数和难度，江泽民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提出“不以政治分歧干扰两岸经贸合作”，“欢迎台湾各党派、各界人士同我们交换有关两岸关系与和平统一的意见”。处理台湾问题，在斗争中求团结，第一次将中华文化提到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与实现和平统一的重要基础的高度来认识，进一步要求统战工作要“为促进‘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服务”。[35]
三
研究邓小平统战理论的文章很多，阐释得也比较清楚。[36]但是和这一理论博大精深的内涵比起来，研究中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笔者谨就研究现状提出如下看法：
一、前面提到，1991年后，对邓小平新时期统战理论的宣传、研究工作大规模展开。那么，这一研究的阶段性特征是什么？许多有理论价值的观点是何人何时最先提出来的？这些理论观点有怎样的形成发展过程？因为在见诸报刊的大量文章之间没有互鉴，每一篇文章的提法似乎都是直接源自邓小平统战理论本身，而同类文章之间的提法又都大同小异，所以这些问题很难得到确切的回答。造成此类理论研究缺乏学术规范的原因之一，恐怕是长期以来理论阵线政策宣传与学理分析界限不清，使得理论研究在大规模的宣传造势之后，忽略了更加严谨的学术钻研。
二、邓小平新时期统战理论是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相对独立，自成体系，又和其它方面的理论一起构成有机整体。既然邓小平关于统一战线的论述与其经济改革、民主法制、多党合作、民族宗教、国际政治等思想有着内在的联系，那么，如何阐述这些联系产生的内因和发展的轨迹？怎样从不同角度把握统一战线的根源、性质、地位和精髓等问题？我们必须进行纵横勾连的考察，否则，难以穷尽邓小平统战理论的全部内涵。
例如，邓小平的统战理论可以联系他的民主理论来研究。邓小平认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党今后一个长时期坚定不移的目标”。[37]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运作机制，就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同时，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统一战线在人民民主制度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民主的思想也贯穿于邓小平统战理论的始终。邓小平指出，新时期统一战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统一战线的对象基于“把一切能够联合的都联合起来”，统一战线的任务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共同奋斗”。[38]邓小平在政党制度、民族宗教、祖国统一等问题的论述上，也没有离开社会主义民主的思想。进一步探索邓小平统战理论与其民主法制思想深层的联系，有助于我们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整体上的认识更具张力和纵深感。
三、邓小平的统战理论，秉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科学方法，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面，理应与相关学科的专业研究有着互鉴互通的客观标准。但迄今看到的文章，大部分还只停留在阐释邓小平统战理论本身，少有深入到相关学科的内部去研究它的科学性。比如，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学的研究方兴未艾，从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各个角度探讨民族起源、民族现象、民族发展等问题。显然，民族问题的复杂性远不是一句“归根到底是阶级矛盾”这样的话可以囊括的。问题是：邓小平统战理论在哪些方面运用了新时期民族学研究方法？又在哪些方面创造了民族学研究的新成果？从学科的角度阐释邓小平统战理论的科学性先进性，是今后研究的一个大方向。
二十多年来，邓小平统战理论本身有一个提出和完善的过程；而对这一理论的研究，也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认识过程。应该看到，邓小平统战理论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将在不断发展的实践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对邓小平统战理论的研究也必将是开放式的。只要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掌握科学的先进的研究方法，并结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就一定能推动这项研究不断向前发展，在广度和深度上获得新突破！
标签：邓小平理论论文; 邓小平论文; 中国民主党派论文; 爱国统一战线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毛泽东论文; 时政论文; 爱国主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