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汇率变动对出口价格的传递效应——中国、日本、东盟、德国经验数据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盟论文,德国论文,日本论文,中国论文,效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3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1)03-0063-08
汇率对一国进出口价格的不完全传递现象自提出以来，就成为了国外学界日益关注的研究对象。汇率不完全传递效应不仅是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也是决定人民币升值效应及中国外贸产业如何进行结构优化的重要因素。考虑到影响汇率传递率的因素众多，且在不同模型下传递率的计算结果相差较大，单独选择人民币作为研究对象，结果很难具有说服力。为此，本文选择中国、日本、德国、东盟四个商品结构相似的主要出口地区，在提出相关理论假设的基础上，分析其各自以美元计价的对美出口商品价格的汇率传递情况，通过对比研究得出中国出口商品价格汇率传递率的相对状况，在此基础上提出对中国的启示和政策建议。
一、文献综述
自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世界经济进入浮动汇率时期，汇率的不完全传递现象在国际金融学界日益受到关注。几十年来，众多研究文献分别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方式探讨了汇率不完全传递现象形成的原因及各种影响因素的作用大小。在理论探讨方面，Dornbusch、Krugman、Dohner、Baldwin等人分别试图从市场一体化程度、产品可替代程度、价格歧视、按市场定价、市场份额、厂商沉没成本、市场结构、跨国公司内部交易等多个角度，对汇率不完全传递现象进行解释。在实证研究方面，已有研究主要是选取某一国家(地区)的汇率对出口或者进口商品价格的传递作用为研究对象，计算其传递率或各方面因素对传递率的作用大小。
国外的实证研究大多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汇率不完全传递作为研究对象，Goldberg和Knetter(1997)的实证分析表明，汇率贬值对OECD国家工业制成品进口价格的传递系数为0.5。Marazzi和Sheets(2007)采用多种方法计算得出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美国进口价格的汇率传递率从0.5以上下降至0.2左右，认为美国进口中材料密集型产品比重的下降和中国对美出口不断增长是导致汇率传递率下降的重要原因。2005年以来随着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的深化，国内出现大量研究人民币汇率对中国进出口价格传递作用的文献。陈学彬、李世刚(2007)使用2001-2007年中国21类行业出口商品价格的面板数据，研究了人民币升值对不同行业产品出口价格的传递作用，结果表明劳动密集型行业因盯市能力较强，汇率对出口价格的传递作用非常小，而汇率对加工贸易、能源等产品的出口价格传递作用较大。陈六博、刘厚俊(2007)使用VAR模型分析了1990-2005年人民币有效汇率变动对中国进口价格的影响，结果表明人民币对进口价格虽有影响，但影响程度非常小，仅为0.008。刘攀、朱俊波(2007)运用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2004-2006年人民币名义汇率对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价格的传递作用，发现短期和长期传递率均非常低，仅为0.001848和0.110439。毕玉江、朱钟棣(2007)分别使用OLS方法和协整模型计算得到了1985-2001年中国9大类出口商品本币价格和1995-2005年总体商品本币价格指数的汇率传递弹性，结果表明不同产品的汇率传递性有明显区别，长期传递率接近于1，并呈逐步下降趋势。王晋斌、李南(2009)运用线性回归模型考察了2001-2008年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出口商边际成本、国内收入和竞争性市场压力对进口价格指数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进口价格指数的短期和长期汇率传递系数分别为0.72和0.74，2005年汇改后，传递系数呈明显上升趋势。
除此以外，部分学者对不同国家的汇率传递作用进行比较分析。Campa和Goldberg(2005)运用线性回归模型对1975-1999年OECD中的25个国家进口商品价格的汇率传递效应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OECD各国均存在汇率不完全传递效应，25个国家中美国传递系数最低，长短期的传递弹性分别为40％和25％，德国最高，分别为80％和60％，决定各国传递率不同的主要因素为产品的产业属性。Ito和Sato(2007)使用SVAR模型比较分析了东南亚、拉美和土耳其三个国家(地区)货币大幅贬值后汇率对国内物价的传递作用，结果表明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土耳其以及阿根廷汇率对国内CPI有较强的传递作用，东南亚其他国家传递率较低。鞠荣华等(2009)使用OLS模型对1993-2006年中国对美、日10种出口商品价格的汇率传递效应进行计算，表明中国对美出口商品价格的汇率传递程度低于日本。
通过梳理已有文献可以发现，影响一国汇率传递率的因素众多，如果以一国数据作为研究对象，虽然可以在模型中加入各种变量，较为全面地分析不同因素对传递率的影响大小，但受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得到的结果并不完全理想，更何况汇率传递率的计算结果也因模型选择的不同而差别较大。使用多个国家数据进行比较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数据不足的问题，从而将研究的重心集中在某个方面，得到不同国家的相对传递率大小。
二、问题的提出及相关理论假设
目前对于中国来说，人民币升值的国外压力主要来自于美国对于改善中美之间大量顺差局面的要求。但升值能改善顺差的假设是建立在人民币升值带动中国对美出口价格上升，利用价格杠杆降低中国对美出口数量从而使得中美贸易趋向平衡。如果人民币升值并不会对以美元计价的中国对美出口品价格有明显影响，价格杠杆将无法发挥作用，对超额顺差的调节则无从谈起。同时，如果人民币汇率对中国出口品物价传递效应较低，表明中国厂商基本采取的是按目标市场定价方式(pricing to market)，即大多数厂商的产品替代性较大，并不具备短时间内完成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如果进一步提高人民币汇率，只能使得大多数厂商被迫压缩利润，并不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和产业升级。因此，计算研究中国汇率对出口商品价格的传递效应无论是对分析人民币升值效果还是考虑中国经济的长期均衡发展、结构转型均有较大的现实意义。
已有的国内外类似研究，均只将中国一国数据作为研究对象，这种研究虽比较具体，但在决定汇率传递效应大小的众多因素中，出口导向型的政策方向及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行业性质，必然是导致传递率低的重要原因，在我们尚没有能力改变我国是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出口型国家的情况下，这种结果对中国的实际意义并不大。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与其他相类似的出口型国家相比，由于技术水平或者汇率变动规律的不同，中国汇率传递率的相对大小才能为中国未来产业升级以及汇率政策提供较为可行的参考。
因此本文选择了日本、德国和东盟作为中国的参照国(地区)，不仅同中国一样都是世界几大出口导向型地区，还有着与中国类似的出口商品结构。但同时，四个国家(地区)在商品技术含量、汇率变动规律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性，将这四个地区的汇率传递率进行计算并比较，可以初步得到不同特性对出口商品价格汇率传递率的影响。
第一，根据Yang(1997)的研究结论，产品替代程度与汇率传递率成反比，即替代弹性越高，价格增高越容易失去市场，所以汇率传递率越低，而替代弹性越低汇率传递率越高。而通常我们认为，具有垄断技术能力的产品通常替代弹性较低，技术含量较低的产品通常替代弹性较高，因此根据这一推论，本文提出假设1：汇率对出口商品的价格传递率与出口国产品技术水平成正比，技术含量越高，传递率越高。
第二，根据Dohner(1984)和Froot & Klemperer(1989)的研究结论，厂商对汇率变动的判断和预期对出口商品价格的汇率传递率具有较大影响。当厂商预期汇率波动持续时间较短，并有可能恢复至原有水平，则厂商基本不会改变出口价格，从而保证已有的市场份额，而如果厂商预期汇率变动将持续，则传递率会较高。因此，根据这一结论，本文提出假设2：汇率变动较为频繁且方向不确定的国家，汇率对出口价格传递率较小，汇率变动趋势稳定的国家，汇率对出口价格传递率较大。
在理论的分析基础上，本文应用SVAR模型对四个地区汇率传递率的大小及动态变化进行实证分析，从而进一步验证以上两种因素对传递率的影响大小。
三、实证分析
(一)数据说明
进行比较分析，首先要保证四个国家数据的统计口径、来源、性质具有较强的可比性。首先，本文统一使用美国劳工部公布的以美元计价的来自中国、日本、德国、东盟的进口价格指数，作为衡量各地区对美的出口价格变化变量。其次，根据各国央行公布的汇率数据，人民币和日元汇率采用的是以美元计价的直接标价法，欧元汇率采用的是以本币计价的间接标价法，为了统一比较，将欧元汇率转换成为按照美元计价的直接标价法。对于东盟地区的汇率，由于目前并没有成形的东盟地区货币单位或者货币指数，本文参考了Ogawa和Shimizu(2005)构建亚洲货币单位的想法，按一定权重对东盟十国的汇率进行加权，从而获得一个综合的东盟货币单位，考虑到本文主要研究的是各国汇率对其出口美国商品价格指数的传递效应，因此以东盟各国对美出口额占东盟总出口额的比重为汇率权重，分别将各国汇率以2004年1月为基期标准化后，再根据各贸易比重进行计算，具体计算步骤为：首先，根据美国商务部公布的各年美国外贸年鉴数据计算出东盟十国从2004至2010年对美出口额占东盟出口总额的比例(见表2)，去除了比重低于3％的老挝、缅甸、柬埔寨及文莱四国，以剩余的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和菲律宾六个国家分别所占出口总量的比重为权重；其次以2004年1月为基期，将各国汇率设为100，之后各期汇率依次进行调整；最后对2004-2009年6国对美标准化汇率进行加权，从而得到标准化后的东盟综合汇率。
由于美国从2004年起才公布来自中国和东盟的月度进口价格指数，人民币的升值开始于2005年7月，本文选取从2004至2009年的数据进行分析。为了消除各国汇率单位的不同对四国(地区)比较的影响，本文并不直接分析各国数据和出口价格指数的原数据，而是通过对原数值取对数，再做一阶差分所得到的汇率和价格指数的变化率，对变化率进行分析研究。
(二)稳定性检验
为了避免“伪回归”情况的出现，本文首先使用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方法对各变量一阶差分后的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最优滞后阶数由AIC、LR和SC值来确定，检验结果见表3。
结果表明，2004-2009年中国、日本、德国和东盟对美出口价格指数的变化率(即其对数的一阶差分值)和人民币、日元、欧元、东盟综合对美汇率的变化率均为平稳序列，可以直接用来进行结构自变量模型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
(三)模型构建
文章使用SVAR模型对各国兑美元汇率和各国对美出口价格指数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并在SVAR模型基础上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研究两者的因果和动态关系。
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是由Blanchard和Quah(1989)提出的动态联立线性方程系统，它由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发展而来，与VAR模型相比，SVAR模型能够施加基于经济理论的长短期约束且能反映系统变量间的同期影响关系。此外，它能够实现结构冲击对系统变量的动态影响。一个P阶滞后的SVAR模型表达式为：
对于双变量SVAR模型，必须对矩阵B设定一个约束条件使得模型可以被识别。根据相关理论以及对现实的分析，当期的汇率变动通常可以立即影响当前出口价格的变化，但出口价格的变化对汇率的影响则要滞后的多。因此，本文对上述模型中矩阵B设定一个约束条件，即b[，21]=0，从而保证模型可以被识别。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根据AIC、SC和LR准则进行判断。经检验，所有模型的特征根的倒数均小于1，说明模型均是稳定的。通过对矩阵B的估计，分别得到以上4个国家或地区b[，12]的大小(见表4)。根据估计结果可以发现，四个国家或地区中，日本、德国和东盟汇率变化对其各自出口到美国的物价均无显著影响，只有中国汇率对出口物价的影响较为显著，但系数为正，说明当人民币升值时，以美元计价的中国对美出口商品价格反而下降。
(四)格兰杰因果检验
SVAR模型的主要功能并非解释回归系数的意义，而是主要说明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以及一个变量的随机冲击对内生变量的影响，这就需要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对其进行分析。本文基于SVAR模型的结果，对四个模型中的两个变量分别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见表5。
根据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四个国家地区汇率的变化均会对本地区出口到美国的商品物价产生非常明显的滞后影响，出口价格指数的变化对汇率的逆作用基本不显著。具体得到不同时期滞后影响的大小，则要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对四个模型作进一步分析。
(五)脉冲响应分析
在确定各变量因果关系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明晰和比较不同国家地区汇率的传递作用大小及其变化，我们使用结构脉冲响应函数考察汇率变化冲击对出口商品价格指数的动态影响，四个国家或地区的脉冲响应函数图形如图1，各期结构脉冲响应函数值及15期累计值见表6。
由四个方程的脉冲响应结果可以看出，四个国家或地区的汇率变化均对其各自对美出口商品价格有传递效应，并显著为负，但滞后时间、作用大小以及显著性则有较大区别。中国人民币汇率对中国对美出口物价的滞后影响时间较长，延续至12个月以上，但影响较小。2个月以后影响值达到最大，为-0.000774，之后则波动式趋于0，15个月累计影响值为-0.002608。日元汇率变化对日本对美出口的影响在一个月之后就达到最大值，为-0.001337，此后迅速趋于0，15个月累计影响-0.00169。欧元汇率变动对德国出口价格的影响同样是在1个月后达到最大值，为-0.003398，此后稳步回落，在4个月左右影响趋于0，15个月累计影响为-0.0061889。东盟综合汇率对东盟出口物价的滞后影响与日本类似，在滞后1个月后达到最大值，为-0.001319，此后稳步下降，15个月累计影响-0.0027892。但其95％置信区间的高点始终为正，表明其滞后影响并不十分显著。
四、实证结论的比较分析
通过观察四个国家(地区)汇率对出口品价格的脉冲响应值变化，可以发现四个地区无论是单月的最大影响值和15个月累计影响值均较小，且均在-0.01以下，说明四个地区都存在汇率不完全传递现象，传递率普遍较低。但对比各国的汇率的动态传递情况及大小，又有明显的不同，具体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是唯一当期汇率变动对出口物价有显著影响的，且影响为正
四个国家或地区中，只有中国当期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出口物价有显著正向影响，即人民币升值导致同期中国对美出口物价的下降，其他三个国家或地区的当期影响均不显著，且为负值，表明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对外商品价格不仅没有产生预想的汇率传导效应，反而出现了负传导效应，这说明中国的出口商在预期或者发现本国汇率升值后，为了避免出口价格上升导致国际市场份额下降，采取了临时降价的预防性措施，并且降价幅度大于升值幅度以稳定客户。
(二)短期内中国的传递效应最低，德国最高
从四个地区的脉冲响应函数图及数据可以发现，德国短期传递率较高，而中国最低。日本、德国、东盟均在滞后一个月后汇率对出口价格的影响值达到最大，其中德国最高，为-0.003398，东盟与日本大小相近，均为-0.0013左右，人民币汇率对中国出口价格滞后2个月才有影响，仅为-0.000774。通过比较得出，德国厂商受汇率影响而调整产品价格的幅度最小，表明德国出口商凭借其产品技术含量较高，商品替代性较小的优势，可以不完全采取“盯住市场”的定价策略。日本虽同样为技术先进的发达国家，但汇率传递率明显低于德国，表明与德国相比，日本对美国市场的出口依赖度较大，面对汇率波动，出口商要采取更大幅度的价格调整，从而保证美国市场的出口份额。对于同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出口导向型国家，中国的短期汇率传递率明显低于东盟，表明中国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可能相对更弱一些，中国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更大，面对同样的汇率升值，中国厂商需要压低更多的利润空间，保障客户群的稳定。
(三)中国汇率的滞后影响最长，长期累积效应高于日本
从汇率的滞后影响时期比较可以发现，德国、日本、东盟脉冲响应函数图形基本结构相似，均在滞后一期时达到顶点，此后大幅收敛至0点附近，其中日本收敛速度最为快速，第三期时已降至0.0001以下，德国和东盟的收敛速度相对较慢，在第五期时降至0.0001以下，而中国则呈现出平缓的震荡降低过程，直至14期才降至0.0001以下。尽管短期内中国出口价格的汇率传递率最低，但由于持续时间较长，累积影响较大，为-0.002608，高于日本-0.00169的累积影响值，在四个国家或地区中位列第三。
通过将实证结果与理论假设相对比可以发现，技术水平与汇率传递率成正比以及汇率变动的不确定性对传递率有重要影响的假设基本均成立。短期各国汇率传递率的大小基本是按照各国产品技术水平排列，但日本明显低于德国以及中国明显低于东盟说明决定汇率传递率的不仅仅是技术水平，还应包括出口厂商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对比各国汇率变化规律则可以发现，汇率波动的频繁程度及方向变化基本与汇率滞后影响时间成反比，中国人民币汇率基本持单方向变动，且变动较为平缓，因此汇率的滞后影响时间较长，从而使得相对长期累积效应较高，而日元汇率波动最为频繁，滞后影响时间最短，导致其长期累积效应为四个国家或地区中最低。
同时，实证结果也存在部分尚待进一步完善之处。首先，东盟汇率传递率的显著性明显较弱，95％置信区间的高点始终为正，说明加权计算得到的地区综合汇率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单个国家价格变化的特点，可能失去了很多富有价值的信息，未来可就东盟情况再做具体研究，结论可能更有说服力。其次，实证主要围绕的是汇率与出口价格指数之间的关系，尽管可以通过比较得到其他因素对汇率传递率作用相对大小，但具体数值仍无法得到。未来可在已有基础上，采用适当方法将各影响因素数据化并进行回归分析，从而得到各变量作用程度的具体数值。
五、对中国的启示
通过将中国与德国、日本和东盟相比，可以发现中国的短期汇率传递率在四个国家(地区)中是最低的，并且在当期出现汇率上升，以美元计价的中国对美出口商品价格反而下降的情况，这也是其他三个国家(地区)不曾出现的情况。但从延续性来看，中国的汇率传递效应的持续时间是最长的，并且长期传递率要高于日本，在四个地区中排名第三。因此，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三个方面的启示。
资料来源：根据各国央行公布的汇率进行计算以及标准化处理之后得到。
图2 2000-2009年四个地区标准化汇率变化幅度比较
(一)中国厂商对市场份额更加敏感
人民币汇率对中国出口商品价格的当期传递效应显著为正，但其他同为制造品主要产地的德国、日本和东盟，并未出现这种情况，表明中国企业产品的出口价格弹性以及市场替代性更大，并且大多企业都是通过订单数量多从而保证企业的利润总额，对市场份额更为敏感。因此，相比其他国家同类型企业，中国企业更担心由于售价提高而导致市场份额的下降，只能通过降低本币价格保证美元计价的商品价格保持不变甚至下降。
(二)在美元贬值的情况下，短期内中国企业承受损失最大
短期内，中国的出口品价格的汇率传递率不仅低于技术较为先进的德国和日本，还略低于技术水平类似的东盟地区，表明中国汇率传递率除了受到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方向以及较低技术水平影响外，还受制于一些国内的因素，比如企业间的恶性竞争等。这意味着，在美元贬值使得各国货币均升值同样幅度的情况下，中国企业短时间内承担的损失将更大。
(三)稳定的升值预期有利于提高长期出口品价格的汇率传导率
通过比较四个地区汇率变动的特点，我们认为中国之所以汇率传导作用时间长，且长期汇率传递率高于日本，主要是得益于中国汇率基本呈单向变化。相比较而言，日本、德国和东盟三个地区货币对美元的汇率变化波动较大，升值和贬值都有出现，因此汇率变化对出口商的价格调整只在短期内有影响，其中日元对美元的波动最为频繁，所以日元汇率波动对日本出口商价格滞后影响期最短。而由于人民币兑美元基本处于升值或者不变状态，当期的汇率波动不仅会导致短期内出口价格的小幅上升，还使得出口商产生升值预期，意识到汇率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始终保持上涨势头，从而在下一次与进口商谈判时，提高美元计价的出口价格，以减少因在本币升值情况下保持出口价格不变所造成的损失。因此，虽然中国出口产品替代性较大，中国企业短期内所承担的成本更高，但由于有升值预期的存在，企业会逐步提高未来产品的订单价格，从长期来看，反而优于汇率波动较为频繁的日本企业。从这个角度来看，在短期内无法改变出口商品技术含量和竞争力的情况下，人民币保持稳步的升值步伐比汇率的频繁上下波动更有利于出口商转嫁成本，最小化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企业的不利影响。也只有在保证出口厂商基本利润收入的前提下，中国才具有产业调整和产业升级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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