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鲁泡特金和梅列日科夫斯基对中国现代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基论文,列日论文,克鲁论文,中国论文,科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2854(2010)12-0059-05
中国现代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下简称陀氏)的介绍与研究，大都得益于外国学者的学术成果，在当时评介者缺乏详细、系统的资料的前提下，这不啻是一条捷径。很多学术性的文章都显露出借鉴的巨大痕迹，可以说一些基本的、影响深远的关于陀氏的看法，如果深追的话，都可以找到国外的“母体”。另一方面，由于当时国内学者的评论基本上都局限在对陀氏生平创作和作品故事内容的综述，面对陀氏深邃、巨大的艺术空间，除了鲁迅等人外，整体上显得隔离而疏远，因此，国外的有关论著便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不足，适时地满足了陀氏作品传入中国后亟待阐释的需要，也为国人能够感受到陀氏那个复杂宏大、丰富多姿的艺术世界提供了便利的渠道和契机，在这其中，克鲁泡特金和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著作无疑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一、克鲁泡特金的《俄国文学的理想和现实》
克鲁泡特金(以下简称克氏)的《俄国文学的理想和现实》一书，是现代中国译介者了解和介绍俄国文学的重要媒介，其中第五章对陀氏的思想倾向、艺术特色及其作品都做出了详细而清晰的介绍。此书在中国的反响巨大，很多学者都深受其影响，重庆书店1931年版的中文译本“译者的NOTE”里指出：
“目前，对于这样的一本书是答复了一个实际需要的话，总是不容有所怀疑的。我们几乎是整个地有了屠格涅夫和契诃夫；托尔斯泰和杜斯托埃夫斯基大约不久以后也会被我们完全地有了。至于对于他们的理解我们是缺少着有力的指引的。说到应当有一种俄罗斯文学史的空气来救援我们的文学，那么，需要的急切之程度是更不待言的。”[1]1
如此急切，而当时的译介者对俄国文学知识的掌握还远不能应对自如，尤其在对陀氏思想与艺术的了解还极为贫乏的情况下，他们往往选取一种比较功利的捷径——采用对此书的译述改写、现炒现卖的方式来介绍和评论作家。
沈雁冰在《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思想》一文中就多处参考了该书里的论述。比如他曾援引其中的这样一段论述：“书中主人公的说话拖沓而重复，读时总觉得只是著作家一个人自己在那里说话；结构大概很杂乱，体裁情节又都是过于浪漫的陈腐的”，指出：“若以严格的小说定义去衡量陀氏的小说，便见得陀氏最重要的著作最不合小说的定义”[2]，这一判断显然是基于克氏的观点之上的。
本文中的另一段引述：“虽有这些缺点，陀氏的著作里却透彻了这样的真实的深感，而那些最不近真的人物却令读者觉得他们个个和我们熟识而且这样的真，把一切缺点都救济过来了。虽然你想陀氏所记书中英雄的对话是不真确的，但你总觉得它所描写的人物——至少有几个是——适如他所要描写的”，依此得出：“我们与其说陀氏为要描写他所见的‘人生实录’而作小说，不如说他是要写下他所发见得‘人性之内在的真理’而作小说，陀氏的小说就是陀氏的哲学”[2]，不难看出，这个论断也受到了克氏很大的影响。
《俄国文学的理想和现实》中对陀氏小说的艺术特色有这样一种认识：“在完好的写实主义之中，又交织着一些只值得于那些不羁的浪漫主义者的最幻想的异事”[1]266，这便启发了众多的现代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阐释：
“他的作品……含着写实和神秘的原素；他善能把两种质素含在一起，这实在是他著作的特色。”[3](耿济之语)；
“陀氏在艺术上的特色在乎能把浪漫的灵感附丽在物质的世界上面。”[4](小航语)；
“陀氏虽则被称为写实主义的小说家，如实地刻划出一般‘卑小人们’的景况与痛苦；但他的理想，跑到作品里每一个人物的脑上，极端地活跃起来，所以我们能在书中看见那些人物心理的变化、思潮的起伏，就像是听到他们的脉搏似的。克鲁泡特金称他的表现手法，为‘写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奇遇的混合’，实在是不错。”[5]107(祝秀侠语)；
“他的作品……含着写实的和神秘的原素；他善能把两种不同的质素配合在一起，这实在是他的特色。”[6]160(平万语)；
郑振铎是当时引用和参照该书的主动意识很强的一位学者，他经常将其中大段的论述信手拈来，不仅运用该书的材料和观点，有的地方甚至连语言文字都极其相像。我们姑且举几例与之相对应的文字做一下比较：
“在艺术方面看起来，他的作品未免粗率而凌乱，远不如屠格涅夫、龚察洛夫及托尔斯泰诸人的精美。有人说，读他的小说，‘只能读一遍，第二遍便不能再读下去了’”[7]，这是克氏所谓的“结构的无次序、事实的不自然之连贯”[1]258、“他的小说的艺术质，比起那三位俄罗斯文学之大师——托尔斯泰、屠格涅夫与冈查洛夫——的来，的确是不如远甚”[1]266和“当一个人以极大的兴趣来读杜斯托埃夫斯基的某部小说时，读完后便从不想重读一次”[1]266三句的合成。
“他爱酒徒、爱乞丐、爱小贼、爱一切被损害与被侮辱的人。他发现：他们的行动虽极龌龊，他们的灵魂里依旧有烁闪的光明存在着。他遂以无限的同情、悲悯的心胸，把这些我们极轻视而不屑一顾的人类写下来，使我们觉得人的气息在这些人当中是更多地存在着”[7]，这明显是将克氏的“从他对于那些酒徒、乞丐、小偷，等等的爱，这些人是我们时常由他们身边经过而不愿给以他们一点儿怜恤的；从他之发现甚么是人性的那种力量，当他发现那些最低的沉沦之生物时，他的那种力量，尤其更大”[1]266一句的改变和扩充。
“杜思退益夫斯基立被称当代的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且被称为‘最能表现神秘的斯拉夫族灵魂’的作家。屠格涅夫的名字几被他蔽盖着，托尔斯泰也被人忘了一时。现在欢迎杜思退益夫斯基虽不能当时那样的狂热……”[7]这是直接将克氏“他是被称誉为我们的时代中更大小说家之一，而且，也还无疑地被称为那‘曾经把神秘的斯拉夫灵魂表现得最好’的一人——姑无论这种表现之意义如何！屠格涅夫为杜斯托埃夫斯基所掩盖了，而托尔斯泰也被人们遗忘了一时，自然，在这些事情里头，都不免带有一些歇斯狄里式的夸张，到了现在，健全的批评家已经不敢大胆去滥用那种称誉了”[1]266这一段包装后的移植。
“《死屋的回忆》是杜斯托埃夫斯基所有作品里艺术最好的一部小说”[7]这一判断也是克氏“《死屋之回忆》为杜斯托埃夫斯基的作品中所能被承认为真正地艺术的唯一的一篇”[1]266一语的翻版。
以上两相对照的段落，文字上虽略有不同，句子成分的排列和句子的安置上也有所不同，但两者间的那种形影关系实在是极易辨别的。
这种酷似，并不是个别的现象。
张毕来就拉斯柯尔尼科夫杀人动机的怀疑——“像拉斯柯尔尼科夫这样的人物，是否会实行如此的暗杀，却颇成问题。书中这个主人公，实在是杜斯托埃夫斯基的浪漫式的创造。作为自然主义的作家，这是一个缺点”[8]113 ——明显套用了克氏的“拉斯可尼可夫，在那种理论底思考的势力之下，是决定不会变作一个杀人者的……在拉斯可尼可夫的背后，我觉得杜斯托埃夫斯基是在想决定着他自己，或者一个像他一样的人，能否如拉斯可尼可夫那般做法，不得已去做了以后，心理上的解释又将如何。但是，这种人是决不会杀人的……这样的人也都只是纯粹地浪漫底创造物”[1]263这一观点。
这种现象在平万的《俄罗斯的文学》一书中也是比比皆是，比如“《死屋》是他所有作品里艺术功夫最好的一部作品”[6]152显然就来自克氏的评语，对陀氏艺术手法的指责几乎是原克氏书中零星几段原封不动的合成，对陀氏人物形象的分析也明显能看出克氏的身影。
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当时也受到了韩侍桁的批评，他在《俄国文学史》“译者小引”中指出：“近些年间的全部的中国文坛，无疑地是被压在俄国文学的影响之下了，而奇异地至今连一本关于它的好文学史书也未曾出现。题名相仿佛的而是从各方面剥皮者来的著书确是不少……现今的译书的原本，也曾是那最被剥皮者之一，我想，出版了后，是能作一面小镜子的”[9]1。
二、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在对陀氏的译介热潮中，梅列日科夫斯基(以下简称梅氏)的《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一部重要的参考文献，由于此书在欧美及日本的巨大的影响，自然也就引起了国内译介者们的注意。郑振铎在《关于俄国文学研究的重要书籍介绍》里指出：“米列加夫斯基为俄国现代很著名的批评家，此书论托尔斯泰；其后并附论杜斯托埃夫斯基的一文。许多人论到托尔斯泰及杜斯托埃夫斯基时常称引他的话”[10]3；《小说月报》第13卷第1号中的《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英文书》一文中同样给予其很高的评价，认为：“弥氏为现代俄国大批评家，对于托氏陀氏研究甚深，故其言多为人所探”[11]。
很多国内关于陀氏的论著也有意参用其中的论述。比如田汉的《俄罗斯文学思潮之一瞥》中就介绍了该书里关于陀、托二氏生平的比较，指出：“美芮日可夫斯奇日：财产之放弃、肉体之劳动，与人民之融合，此托尔思泰之祈愿也，卒不能如愿。而杜斯托埃夫斯基以无可如何悉经验之。托尔思泰所理想者，杜斯托埃夫斯基实际学之，于此点则杜氏较托翁幸福多矣云。”[12]69
茅盾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一文中也多处援引梅氏的论述，指出：“现代俄国大批评家弥力士考夫斯基则竟说：陀氏的重要著作实在不是小说，亦不是叙事史诗，而是悲剧，只因当时风行小说，所以陀氏把它做成小说的形式。”[2]14
平万在《俄罗斯的文学》一书中对该书基本的思想进行了评介，称：“照着纲领说，肉和灵的冲突可以克服，在一种肉灵较高的综合法的意义上，或者在基督教的第三种圣经里——他这立足点达到了陀斯妥耶夫斯基和尼采之间。”[6]158
1934年世界书局出版的《思想家大辞典》中也援引该书中“既不如屠格涅夫底隔着诗的距离，又不托尔斯泰之为教训者而由高越的地位所看，他是与我们饮共同之杯、与我们同样的伟大而称卑”一句，指出陀氏“既不是悲观论者，又不是虚无论者，而深信俄罗斯底再生要由民众自身之力而成救之”[13]232的思想倾向。
在这众多的影响关系中，鲁迅由此书所生发的思想共鸣可算是该书在中国现代陀氏批评领域中激起的一朵最澎湃的浪花。
鲁迅在很多文章里都提到梅氏，如《〈十二个〉后记》中说：“就诗人而言，他们因为禁不起这连底的大变动……或者在德法做侨民，如梅垒什珂夫斯奇”[14]156；在《〈解放了的堂·吉珂德〉后记〉》中也指出：“吉珂德既由许多非议十月革命的思想家、文学家所合成的。其中自然有梅垒什珂夫斯基”[14]415。不仅如此，鲁迅对《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也非常熟悉，在1924年12月13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往东亚公司买《托尔斯泰卜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本”[15]448；在《〈穷人〉小引》一文中提到的“仅仅略翻了三本书”，其中之一就是此书；另外，鲁迅所谓的“铁屋子”的比喻似乎也带有该书中“在坟墓中过早醒来者是悲哀的，因为其他人还在酣睡”[16]383一语的影子。
在《〈穷人〉小引》中，鲁迅对陀氏有一段非常有名的评论：
“……因此有些柔软无力的读者，便往往将他看作‘残酷的天才’。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自己作品中的人物，有时也委实太置之万难忍受的、没有活路的、不堪设想的境地，使他们什么事都做不出来。用了精神的苦刑，送他们到那犯罪、痴呆、酗酒、发狂、自杀的路上去。有时候，竟至于似乎并无目的，只为了手造的牺牲者的苦恼，而使他受苦，在骇人的卑污的状态上，表示出人们的心来。这确凿是一个‘残酷的天才’，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17]85
《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中也有一段与它基本意思和叙述层次相近的话：
“有些纯朴的读者怀有一种温和、脆弱的现代敏感性，对于他们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总是显得‘残酷’，不过是个‘残酷的天才’。
事实上也是：他把自己的人物投放在多么无法忍受、没有出路、难以置信的状况中啊！对于他们，他戏弄得真是无以复加了。他令这些人物通过道德堕落深渊，其恐怖程度不亚于伊凡·伊里奇肉体折磨的精神折磨，把他们推向罪恶、自杀、低能、震颤、耽妄、疯狂。在人类灵魂这些可怕而低劣的处境中，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是否流露出同样的玩世不恭的幸灾乐祸态度呢……有时候不是显得，陀思妥耶夫斯基折磨自己的‘小牺牲品’没有任何目的，只不过是要享受他们的痛苦吗？是的，这的确是刽子手、虐待狂、人类灵魂的大法官——‘残酷的天才’”[16]264。
二者在词句和句子的运用等很多地方有着相似性，更重要的是叙述的逻辑递进关系是相同的。可见，前者应该是受到了后者的启发。
再看《〈穷人〉小引》中的另一段评论：
“在这‘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的实验室里，所处理的乃是人的全灵魂，他又从精神底苦刑，送他们到那反省、矫正、忏悔、苏生的路上去；甚至于又是自杀的路。到这样，他的‘残酷’与否，一时也就难于断定，但对于爱好温暖或微凉的人们，却还是没有什么慈悲的气息的。”[17]86
这一段共有三句，分别阐述三层意思。第一句在该书中可以找到这样类似的话：“‘高度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对人之灵魂所做的种种实验中，不是也做了某种类似的事吗？”[16]266
第三句在此书中也可以找到这样相似的表述：“也许，他们也是对的，也许，的确，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残酷的’，甚至比他们能够想象到的更残酷，当然，还有就是更慈善。如果说他残酷的目的甚至是——知识，那么，在具有温暖的——不冷也不热——恰恰只是温暖的灵魂的人之眼里，这个目标则不能为手段提出辩解。”[16]267
当然，二者在写作的出发点上是有着很大区别的，梅氏的评论更多地服务于他的哲学和宗教思想，认为陀氏是世间生活存在的两极性和两种真理——上天的真理和尘世的真理，灵魂与肉体，基督与反基督——相互斗争的典型体现。鲁迅对陀氏身上的宗教性却没有多少兴趣，他更关心的是他对“人的灵魂”的审问，即所谓的“审问者在堂上举劾着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耀。这样，就显示出灵魂的深……”[17]86。另外也可以看出，鲁迅虽然借鉴了该书的一些观点，但无疑已完全融入进自己的思想中，成为自己思维体系中鲜活的“血肉”，这与前面所提及的其他论者的借鉴方式有着截然的区别。更重要的是，在鲁迅的评论中，更多的是鲁迅自己独特的、个人化的认识与发见，比如从“显示灵魂的深”这一点出发对我们民族审美心理的内省等。
由以上不难看出，克鲁泡特金的《俄国文学的理想与现实》和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疑对中国现代陀氏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其长期以来都沿着它们所指引的定位之路走下去，而后者昭示的“审问灵魂”的问题更是成为中国陀氏研究领域中一个弥久常新的话题，至今仍然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