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风流”——其涵义的演化与汉唐历史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唐论文,涵义论文,风流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636(2010)02-0004-13
根据现存资料，“风”、“流”二字合成一词，始见于汉代。汉代以降，“风流”词义历经演化，发生了显著的变迁，及至唐朝，学者整理两汉六朝文献，已感到有必要对“风流”一词出注说明，且注家的理解也不尽一致，①显示出唐代风流的涵义因备历嬗变而趋于丰富、复杂。前人对魏晋名士风流已有诸多研究，②本文的关注重点，则在于汉唐间“风流”语义的演化，语义演化过程中的历史语境转换，以及风流涵义演化和演化由以发生的汉唐历史变迁二者间的关联。
一、教化与风流
西汉元光元年(前134)，武帝下诏举贤良，所亲拟问策中有云：
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子大夫明先圣之业，习俗化之变……其明以谕朕。
这大概是传世文献中“风流”一词的最早出现。③《淮南子·本经训》“晚世风流俗败，嗜欲多，礼义废”云云，④也是西汉前期“风流”的用例。以上二例，以及东汉班固《汉书·叙传》“先王观象，爰制礼乐。厥后崩坏，郑卫荒淫，风流民化，湎湎纷纷”句中的“风流”，分别与“令行”、“俗败”、“民化”相对，属于主谓结构，表明这几例“风流”都还不是稳定、独立的双音词。不过至迟在东汉，就出现了作为独立名词的“风流”。《汉书·刑法志》：
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风流笃厚，禁罔疏阔……有刑错之风。
同书《赵充国辛庆忌传》卷末“赞”：
秦汉已来……山西出将。秦将军白起……不可胜数。何则？……(山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耳。
东汉和帝、安帝间人苏顺《和帝诔》：
恭惟大行，配天建德。陶元二化，风流万国。……无为而治，冠斯往代。……洪泽滂流，茂化沾溥。
《后汉书·王畅传》载有桓帝时期南阳功曹张敞上谏太守王畅的“奏记”，如果我们认为范晔摘录的就是张敞的原奏文，则其中亦有一例：
五教在宽，著之经典。……卓茂、文翁、召父之徒，皆疾恶严刻，务崇温厚。仁贤之政，流闻后世。……(南阳)郡为旧都侯甸之国，园庙出于章陵，三后生自新野，士女沾教化，黔首仰风流。……愚以为……化人在德，不在用刑。⑤
上举四例“风流”均已双音化，作为一个独立词汇，分别与“禁罔(网)”、“歌谣”、“陶元”、“教化”相对。以上诸例的出现时间表明，风流的双音化完成于东汉时代，而揆诸后世文献，可知“风流”一词虽在涵义上以后还有诸多变化，但在构词形式上却从此稳定下来。
上列诸例“风流”，无论是在双音化过程中的西汉，还是在双音化已然完成的东汉，其意蕴都是明确的，指向也是一致的，那就是“社会风尚(风俗、风气)的流播”，这显然来自于该词汇的两个组成部分：风和流。气之动为风，水之行为流，⑥但上述诸例乃至后世文献中的“风流”，所指称的几乎都不是自然现象，而是人类社会现象。就上列“风流”的基本含义而言，即指通过教化形塑和推广一种良好的社会风尚，所谓“风流而令行”，“风流民化”，“风流万国”，均为此意，“士女沾教化、黔首仰风流”，更是直接将“教化”对等于“风流”。这里的“风流”和“教化”都是自上而下的，即颜师古所谓“上风即流，下人则化”，⑦“黔首仰风流”的“仰”即为生动写照。
上引可知，所谓“教化”，就是用儒家理论(“先圣之业”、“五教”、“礼乐”)来教育和感化民众，其特征是“务在宽厚”，是“仁贤之政”、以德“化人”，是“玄默”、“无为”；教化的反面是刑罚，故“耻言人之过失”，“疾恶严刻”，“不在用刑”；教化的目标则是“民化”、“百姓和乐”，是“德泽洋溢”、“洪泽滂流，茂化沾溥”，也就是“化行天下”。那么，何以要用风流来表达教化的推行呢？
《尚书·说命下》：“四海之内，咸仰朕德，时乃风。”孔安国传：“风，教也。”《尚书·君陈》：“尔惟风，下民惟草。”孔安国传：“民从上教而变，犹草应风而偃。”《论语·颜渊》：“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⑧上引均以“风”比拟“教”即“上教”、“君德”，而以“草应风而偃”比拟“民从上教而变”、“民之化于上”。又《诗大序》：“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据陆德明“音义”，“风，风也”的前一个“风”是十五国风，为“诸侯政教”；后一个“风”“即是风伯鼓动之风”，以比拟“君上风教”，因“君上风教能鼓动万物，如风之偃草也”。孔颖达疏亦谓“风”是“政教之名”、“施政之名”。⑨总之，儒家经典以“风”为“君上之教”，以“风以动之”比拟君上所主导的“教以化之”，而“风动”即是“风流”，因此以“风流”来指称“人君”的“风动教化”，是非常符合儒家的政治理念的。
儒家以“君上之教”来“化行天下”的另一个表述是“移风易俗”。如果“风，风也，教也”的“风”来自于“君上”，民众或为其“披靡”或“仰”而从之，“移风易俗”的“风”、“俗”则原本存在于民间，且因地而异，即《诗大序》所谓“国异政，家殊俗”，也唯其如此，所以才需要“美教化，移风俗”。应劭《风俗通义·序》：“风者，天气有寒暖，地形有险易，水泉有美恶，草木有刚柔也。俗者，含血之类，像之而生，故言语歌讴异声，鼓舞动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也。圣人作而均齐之，咸归于正，圣人废则还其本俗。”⑩应劭所谓“风”，是指自然环境方面的地方差异，如气候、地形、水文、植被；“俗”则指各地人民基于不同自然环境而出现的文化、性情及社会风气方面的差异。就特定地域内历代相沿、积久而成的特定风尚习惯而言，应劭所谓“风”、“俗”有相通之处，因而风、俗又合成一双音词，如上引《诗大序》中的“美教化，移风俗”。前文所引《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赞》“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的“风流”，即相当于《荀子》、《诗大序》和《风俗通义》中的“风俗”。由于风俗都是长久流传、极具定势的，所以相当于“风俗”的“风流”又有遗风旧习、流风余韵之意，上举《汉书·赞》中“风流犹存”，实兼含此意。南齐乐蔼在给竟陵王萧子良的上书中称“道德以可久传声，风流以浸远挥称”，(11)也是就“风流”的延承性和长久性而言。当然，这种“风流”通常是指称正面的良善的事物，有类于《孟子·公孙丑上》“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12)句中的“流风”。
尽管“风流”通常是指正面的、良善的风俗，但“风俗”本身却有善有恶。班固《汉书·地理志》下：“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孔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言圣王在上，统理人伦，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滉同天下一之乎中和，然后王教成也。”班固这里所谓“风”，实兼包了上引《风俗通义》所谓“风”和“俗”。对这种各地有别、良莠不齐的风俗，应劭认为要“均齐”，班固认为要“混同”，也就是儒家所谓“移风易俗”。其实不独儒家，法家也是主张移风易俗的。使秦国迅速走向强兵富国之路的商鞅改革，首先针对的就是戎狄之俗，行之十年，风俗丕变，即李斯所谓“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13)但儒法二家移易风俗的手段和方法则完全不同。相对于法家的严刑峻法，儒家所标榜的是教化，认为政治不仅仅是治理百姓，更重要的是教化百姓；统治者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元首，更是道德教化的人师和楷模。(14)“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统治者只须以身作则，被统治者自会如草随风，上行下效，从而达到“无为而治”。(15)这样一种理想政治统治方式的精炼概括，就是以“风流”为特征的“教化”，它有如风动草靡，春风化雨，不须甚至是反对刑杀。汉初贾谊之竭力倡导教化、呼吁移风易俗——“商君遗礼义，弃仁恩……秦俗日败。……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气乐；敺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哀”；汉初文帝“专务以德化民”，“玄默躬行以移风俗”，“景帝遵业”，成就了“风流笃厚”的文景之治；(16)均是对秦政的反动。两汉循吏之所施为，则是对“风流”、“教化”的实践。(17)“风流”一词形成于两汉时代，并被赋予“教化”、“移风易俗”之义，实为新的时代和新的政治理念的产物。
二、东汉三国之际的名士与风流
“是真名士自风流”，这是《红楼梦》第49回史湘云的话。(18)而“名士”和“风流”联系在一起，则是在魏晋时期，但魏晋时期无论“风流”还是“名士”，其涵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较之两汉有明显不同。这一变化实可上溯至东汉时期。
《礼记·月令》“季春之月”：“勉诸侯聘名士，礼贤者。”郑玄注：“名士，不仕者。”孔颖达疏引“蔡氏云”：“名士者，谓其德行贞绝(纯)，道术通明，王者不得臣而隐居不在位者也。”(19)则名士为有德才之名的隐居未仕者。《管锥编·史记会注考证》第9则曾广引《吕氏春秋》、《史记》、《汉书》诸书之例，谓“《史》、《汉》之‘名士’则谓有名而犹未仕者”，(20)尚为郑注、孔疏所理解的《礼记·月令》中“名士”之原意。就传世的两汉文献而言，几乎都可以证明钱先生的判断不误。不过在东汉前期班彪、班固父子相继编纂而成的《汉书》中，却有一条异例。其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
(王)凤且死，以托太后及帝，拜(莽)为黄门郎，迁射声校尉。久之，叔父成都侯商上书，愿分户邑以封莽，及长乐少府戴崇、侍中金涉、胡骑校尉箕闳、上谷都尉阳并、中郎陈汤，皆当世名士，咸为莽言，上由是贤莽。永始元年，封莽为新都侯，国南阳新野之都乡，千五百户。迁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宿卫谨敕，爵位益尊，节操愈谦。散舆马衣裘，振施宾客，家无所余。收赡名士，交结将相卿大夫甚众。故在位更推荐之，游者为之谈说，虚誉隆洽，倾其诸父矣。(21)
上引有两例“名士”。后一例(“收瞻名士”)亦为上揭《管锥编》所引，作为名士为未仕者之例。按“交结将相卿大夫”与“在位更推荐之”相应，“振施宾客”、“收赡名士”当与“游者为之谈说”相应，则名士应如钱先生所说指未仕者。但前一例“当世名士”所指，则皆为入仕为官者。上揭《管锥编》同条又称：“至魏晋则凡得名早于得官者，虽已仕宦贵达，亦仍称‘名士’，且浸假推及于诸余著名之闻人，原意遂掩。”钱先生所言极是，唯仕宦中得名早者亦称名士，并不迟至魏晋，从上引《汉书·王莽传》可见，东汉前期已然。传中所列“当世名士”，均为西汉元帝以降的风云人物，即“著名之闻人”。(22)总之，他们任官时乃至入仕前均为当世“著名之闻人”。又东汉前期卫宏所著记载西汉官制的《汉旧仪》有云：“武帝元狩六年，丞相吏员三百八十二人：史二十人，秩四百石……皆从同秩补。……官事至重，古法虽圣犹试，故令丞相设四科之辟，以博选异德名士，称才量能，不宜者还故官。第一科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四科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照奸，勇足以决断，才任三辅剧令。”(23)从“皆从同秩补”、“不宜者还故官”，可知当时“四科”所“博选”的“异德名士”，均为在职官员，实即“从同品秩官员中选拔丞相府属官的标准”，其来源则为“九卿及大行令的属吏”。(24)记录东汉一代历史的编年体著作《后汉纪》、纪传体正史《后汉书》，分别为东晋袁宏和南朝刘宋范晔所著(今本《后汉书》所附诸志则为西晋司马彪《续汉志》)，作为公元4至5世纪的文献，其中的语料未必完全保持了东汉时期的原貌，但它们都是以东汉时成书的《东观汉记》为主并博采多家《后汉书》编纂而成，其中还收录了不少东汉人的奏疏、文章，可视为当时语料，至少可以作为参照。《后汉纪》出现的“名士”有12例，有10例明确指出仕任官者。《后汉书》有21例，可以确定尚未出仕或不含出仕者的也只有2例。(25)《后汉纪》卷八光武帝纪中元二年四月条，称受光武帝遗诏作为明帝辅政大臣的骠骑将军、东平王苍，“以母弟辅政，尽心王室，其所宾礼，皆当世名士”。《东观汉记》亦称：“东平宪王苍上书表荐名士左冯翊桓虞等，虚己礼下，与参政事。”(26)苍所宾礼、荐举的“当世名士”中，虽也有“隐居山泽，不求于世”者，如太原郇恁，但大多为在官之人。(27)正因为东汉所谓“名士”率皆入仕之人，所以《后汉书·鲁恭传》称其弟丕任赵国相、东郡太守时，“数荐达幽隐名士”，(28)特在“名士”之前冠上“幽隐”二字，即强调是未仕者。
值得注意的是，见于《后汉纪》、《后汉书》中的名士，很多是指东汉后期与宦官相对立的党人即所谓清流。如号称“天下名士”的郭泰，延熹五年为黄琼会葬的“天下名士”、“四方名士”，何进、董卓先后执政时所辟选之“海内名士”、“天下名士”。(29)特别是《后汉书·党锢传》称延熹九年(166)第一次党锢之祸后，“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即所谓“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建宁元年(168)，“三君”中的陈蕃、窦武“共秉朝政，连谋诛诸宦官，故引用天下名士，乃以膺为长乐少府”。上述《党锢传》中所谓“名士”，实即“党人”的代名辞；所谓“海内希风之流”之“风”，则是党锢名士的所谓“婞直之风”。《党锢传·序》称：
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
范书《党锢传序》实本于袁宏《后汉纪》卷二二关于党锢之祸的议论，后者认为两汉士风变化，乃是由“任侠之风”而“守文之风”而“肆直之风”，并认为：“因其所弘则谓之风，节其所托则谓之流。……是以古先哲王必节顺群风而导物为流之途……中古陵迟，斯道替矣。……背异倾同，世俗之心也。……故欲进之士，斐然向风，相与矫性违真，以徇一时之好。”袁宏还对党锢名士“肆直之风”的“益”、“弊”分别作了评述，(30)这里姑置勿论，与本文论旨有关的是，袁宏将士风的倡导者和追随者分别称之为“风”和“流”，范晔更将汉末“婞直”士风的追随者径称为“希风之流”。以风、流来描述和指称特定的士人群体及其风气，似乎前此未见。范晔《后汉书》又将这种意义上的“风”和“流”合成一个双音词。卷八二上《方术传上·论》：
汉世之所谓名士者，其风流可知矣。虽弛张趣舍，时有未纯，于刻情修容，依倚道艺，以就其声价，非所能通物方，弘时务也。
这是以“风流”来形容东汉“名士”“经明行修”、刻意求名的特征和风气。(31)党锢事件正是这样一种风气发展的必然结果。《后汉书》卷六一《左周黄列传·论》：
及孝桓之时，硕德继兴，陈蕃、杨秉处称贤宰，皇甫、张、段出号名将，王畅、李膺弥缝衮阙，朱穆、刘陶献替匡时，郭有道奖鉴人伦，陈仲弓弘道下邑。其余宏儒远智，高心絜行，激扬风流者，不可胜言。而斯道莫振，文武陵队，在朝者以正议婴戮，谢事者以党锢致灾。往车虽折，而来轸方遒。所以倾而未颠，决而未溃，岂非仁人君子心力之为乎？呜呼！
这里以“风流”形容党锢名士的正气、风骨及其影响。《后汉书》的编纂，与《世说新语》的编纂同时，当时魏晋名士风流的余韵犹存，范晔将“风流”与“党锢名士”联系在一起，或许是受自己心目中魏晋风流名士形象的影响。而汉末党锢名士之于魏晋名士，正如汉末作为人物批评的清议之于魏晋作为老庄玄学的清谈一样，二者并非毫无关联，毋宁说党锢名士正是魏晋名士的前辈，陈寅恪、唐长孺等先生已有精审论述。(32)而“肆直”的党锢名士之蜕变为“风流”的魏晋名士，或者说魏晋放达士风的兴起，实与东汉末年结局惨烈的党锢之祸，导致“婞直之风”盛极而衰有关。这样一种转变，也导致了“风流”含义的演变。《三国志·蜀书·刘琰传》：
刘琰字威硕，鲁国人也。先主在豫州，辟为从事，以其宗姓，有风流，善谈论，厚亲待之，遂随从周旋，常为宾客。……(后主时)迁车骑将军。然不豫国政，但领兵千余，随丞相亮讽议而已。车服饮食，号为侈靡，侍婢数十，皆能为声乐，又悉教诵读《鲁灵光殿赋》。建兴十年，与前军师魏延不和，言语虚诞，亮责让之。琰与亮笺谢曰：“琰禀性空虚，本薄操行，加有酒荒之病，自先帝以来，纷纭之论，殆将倾覆。颇蒙明公本其一心在国，原其身中秽垢，扶持全济，致其禄位，以至今日。(下略)”于是亮遣琰还成都，官位如故。
又《三国志·杨戏传》注引东晋习凿齿《襄阳(耆旧)记》：
习祯有风流，善谈论，名亚庞统，而在马良之右。(33)
刘琰和习祯之“有风流”，实为其人格、气质的抽象，其主要表现则是“善谈论”。关于东汉时期的“谈论”，据刘季高等先生的研究，有“品核公卿，裁量执政”、“非讦朝政”的“清议派”和“奖训士类”、品题人物的“人伦派”等多种类型，占主流的是后者，后者又以“善谈论、美音制”的郭泰和“好人伦”、主持“月旦评”的许邵为代表。及至汉献帝、三国时期，出现了学术性“谈论”，由主持清议、奖拔人才、讲求政军谋略而转向“玄虚”。(34)刘琰和习祯的谈论内容，史无记载，今已不得而知。《襄阳记》称习祯“名亚庞统”，据《三国志·蜀书·庞统传》，统亦为善谈论、“性好人伦”，不过如何焯所言，这还是“东汉之风流”。(35)但从刘琰“车服饮食，号为侈靡，侍婢数十，皆能为声乐”，“言语虚诞”，“身中秽垢”，“禀性空虚，本薄操行，加有酒荒之病”，知其性行颇为放达，所谈或涉“玄虚”，其“风流”已接近两晋名士，故义门何焯谓刘琰使侍婢“诵读《鲁灵光殿赋》”，乃是“于侈靡中炫其风流”。(36)其当官而不任事，“随丞相亮讽议而已”，又因薄行、酒荒等，幸亏诸葛亮“扶持全济”，才得保禄位。而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亮虽以信奉申韩法术、治理军国严明著称，若就其个人好尚而言，却与刘琰颇有相通的一面，其善“谈论”自不用说(如“隆中对”及赤壁战前说孙权抗曹)，本传称其隐居隆中时“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咏”，裴注引《魏略》则谓其“晨夜从容，常抱膝长啸”。又据东晋裴启《语林》：“诸葛武侯与宣皇在渭滨，将战，宣皇戎服莅事，使人视武侯，乘素舆，葛巾毛扇，指麾三军，皆随其进止。宣王闻而叹曰：‘可谓名士矣！’”“素舆、葛巾、毛扇”(或称“白毛扇”、“白羽扇”)的形象，隐“耕”“咏”歌，“抱膝长啸”的举止，(37)不禁使我们想起其后两晋名士的风度。《语林》称司马懿叹羡诸葛亮“可谓名士”，历史上未必实有其事，却反映了晋人对诸葛亮名士风度的认同。《文选·赞》所录袁宏《三国名臣序赞》亦称诸葛亮“遐想管乐，远明风流”；“标榜风流，远明管乐”。唐六臣注释此“风流”，或引征嵇康《琴赋》中的“体制风流，莫不相袭”，或称诸葛亮“远知此二人(管、乐)高风流于前代，可师而行”，或称其“见古人之风流”而“自比”，(38)理解不尽相同，但在名士以风流相标榜的东晋时代，袁宏以“风流”来“赞”诸葛亮，正是将他视为风流名士的。由此可见诸葛亮对“有风流”的刘琰之欣赏、扶持有加，或有惺惺相惜之故。
三、两晋名士与风流
正是在两晋时期，“风流”成为“名士”的重要标志，毋宁说成为名士之所以为名士的要件。《晋书》中相关例证极多，尽管初唐时期成书的《晋书》所采用的史料、所记录的史实都是六朝时期的，但考虑到史书往往有作者的整理加工，故下面的讨论仍以“名士风流”余韵犹存的刘宋时期成书的《世说新语》中的资料为主，而辅以六朝时期的相关文献及《晋书》。
《世说新语》中“风流”一词共出现6次，刘孝标注中出现10次。兹将正文中出现者引录于下。
《方正》64：孝武问王爽：“卿何如卿兄。”王答曰：“风流秀出，臣不如恭，忠孝亦何可以假人！”
《赏誉》150：范豫章(宁)谓王荆州(忱)：“卿风流俊望，真后来之秀。”王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
《品藻》81：有人问袁侍中(恪)曰：“殷仲堪何如韩康伯？”答曰：“理义所得，优劣乃复未辨；然门庭萧寂，居然有名士风流，殷不及韩。”故殷作诔云：“荆门昼掩，闲庭晏然。”
《伤逝》6：卫洗马(玠)以永嘉六年丧，谢鲲哭之，感动路人。咸和中，丞相王公(导)教曰：“卫洗马当改葬。此君风流名士，海内所瞻，可修薄祭，以敦旧好。”
《栖逸》11：康僧渊在豫章，去郭数十里，立精舍。旁连岭，带长川，芳林列于轩庭，清流激于堂宇。乃闲居研讲，希心理味，庾公(亮)诸人多往看之。观其运用吐纳，风流转佳。加已处之怡然，亦有以自得，声名乃兴。后不堪，遂出。
《俭啬》8：苏峻之乱，庾太尉(亮)南奔见陶公(侃)。陶公雅相赏重。陶性俭吝，及食，啖薤，庾因留白。陶问：“用此何为？”庾云：“故可种。”于是大叹庾非唯风流，兼有治实。(39)
王导称卫玠为“风流名士”，袁恪谓韩康伯有“名士风流”，这应是传世文献中最早将“风流”与“名士”连属而称者，也是最早以“风流”来概括两晋名士特征者，可知在被称为“中国的风流宝鉴”的《世说新语》中，“风流”乃是名士的风流，“名士”乃是风流的名士，“是名士，必风流”。只是在《世说新语》及刘孝标注、诸家旧晋书等六朝史籍以及唐修《晋书》中，除了“风流”以外，描写六朝名士风貌的还有“风韵”、“风度”、“风操”、“风致”、“风格”、“风味”等语汇，它们在意义上或与“风流”重合，至少有程度不同的交叉，因此之故，最早(1927)从文学角度研究魏晋士风并深刻揭示其历史背景、本质特征的鲁迅先生，即以“魏晋风度”指称魏晋名士风采，而最早(1940)从美学角度系统研究魏晋名士人格精神的宗白华先生，则迳以“晋人的美”概之。1943年，冯友兰先生以“风流”来概括魏晋名士的“美”，认为这是一种能被人“感觉”、“赏识”并“能使人有某种快感”的“人格美”，并论证分析其构成条件有四，即“有玄心”、“有洞见”、“有妙赏”、“有深情”。这样的概括和分析是非常切当的，宜乎为学术界普遍接受，迄今犹然。(40)之所以说它切当，则是因为它不仅符合六朝名士的基本风貌和审美特征，而且还与专门记述魏晋士人精神、风貌的《世说新语》的概括相一致。有鉴于冯先生所使用、后来学者们所沿用的“风流”，都是将其作为魏晋士风研究中的一个分析概念的，凡是历史文献中载述魏晋名士风貌及其表现者，均能以“风流”概称之，而无论其相关资料中是否出现“风流”字样，因此下文则以《世说新语》及刘注中出现的“风流”为线索，对此语所表现的魏晋士人精神、风貌，在前人基础上略作考析。
上引《世说新语》六例风流所指涉的都是声名藉藉的过江名士：太原王恭、太原王忱、颍川韩伯、河东卫玠、颍川庾亮、西域佛僧康僧渊，除康僧渊外都出自第一流侨姓高门。其中卫玠是被誉为“当时第一”、“海内所瞻”的“风流名士”，若论其主要特征，大抵有如下数点。其一是“风神秀异”，既指“朗然来照人”、如“珠”似“玉”的靓俊“姿容”，所谓“羸形”、“虚令”、“清胜”、“若不堪罗绮”的清秀仪态，也指“奕奕神令”、“神衿可爱”、“神清”的风采气韵。其二是“颖识通达”，“玄理”入微，善于清谈，号称“微意之绪”上接王弼，“正始之音”复闻于江左。而且其清谈言简意赅，所谓“卫君不言，言必入真”；慎择接谈对象，高自标置，所谓“不于外擅相酬对”，曾与谢鲲“达旦微言”，而于同坐的大将军王敦“都不复顾”。其三是少年成名。“龆龀”之岁即被洛阳“举市”之人及“家门州党”号为“璧人”，“少有名理，善《老》、《易》”。其四是名满朝野，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传播力，除了深得当时第一流名士如乐广、王济、王敦、王澄、王导、谢鲲等人的激赏外，卫玠还为士林乃至大众所追捧，所至之处“观者如堵”，其病卒后号称被“看杀”，作为盖棺定评的“风流名士”、“海内民望”，即出自丞相同时也是大名士王导之口。
对照卫玠，《世说新语》中的其他五例风流之主，无不擅于清谈，长于名理，此点不待详论。“齐声见称”的王恭、王忱，庾亮，韩伯，都是年少时即有“美誉”，一如卫玠五岁即知名。韩伯因其“门庭萧寂”、“荆门昼掩、闲庭晏然”而被目为更具“名士风流”，一如卫玠之慎于择交。王恭“清辞简旨”，“常有新意不觉为烦”，则如卫玠谈玄之辞简而旨深。值得注意的是王恭、王忱、庾亮等均以“美姿容”见称。王恭号称“濯濯如春月柳”，其于微雪中“乘高舆”，“披鹤氅裘”，被目为“神仙中人”，甚至临刑前仍“自理鬓须，神无惧容”。王忱号称“风流俊望”，被王恭目为“故自濯濯”，与“清露晨流、新桐初引”的良辰美景相得益彰。庾亮“风仪伟长”，“风情都雅”，苏峻之乱后他被迫拜访政敌陶侃，一度担心被杀，结果“庾风姿神貌，陶一见便改观，谈宴竟日，爱重顿至”，尽管陶侃的“改观”，“非唯(其)风流”，亦因其“兼有治实”。韩伯虽因肥胖与当时推崇清虚的风尚不合，但仍有评者强调其皮肤好，“虽无骨干，然亦肤立”。因高鼻深目被戏的康僧渊，则自诩“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渊。山不高则不灵，渊不深则不清”，“时人以为名答”，因为它将自己的相貌特征与当时注重灵秀、清明的审美特征联系起来。他因在“去(豫章郡城)郭数十里”的山中精舍里“闲居研讲，希心理味”，观者谓其“运用吐纳，风流转佳”，实际上也是强调他在清谈中的言辞声调、谈吐仪容方面的进步。(41)
《世说新语》中以卫玠为代表的“名士风流”，其主要表现与上引冯友兰先生关于“风流”内容的四点概括大抵一致，如有不同，则是特别强调“姿容”、“风神”，强调清谈的言简旨远和慎择接谈对象，这与六朝人心目中的名士风流形象颇相一致。《文选》卷四六任昉《王文宪集序》李善注引习凿齿《晋阳秋》曰：“王夷甫、乐广，俱以宅心事外，名重于时。故天下之言风流者，称王、乐焉。”(42)王、乐是西晋“称首”的玄学清谈大家，而乐广的谈风正是以“辞约而旨达”著称，王衍自谓“与人语甚简至”，但“与乐令谈，未尝不觉我言为烦”。史虽称乐广“神姿朗彻”，“有风姿”，(43)但王衍的仪容风度之美更为突出，从以下两则《世说新语》可见一斑。《容止8》：“王夷甫容貌整丽，妙于谈玄，恒捉白玉柄麈尾，与手都无分别。”《赏誉16》：“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至于江左风流名士，据《世说新语·品藻36》刘注引徐广《晋纪》：“凡称风流者，皆举王(濛)、刘(惔)为宗焉。”(44)濛、惔为至交，均善清谈。《晋书·王濛传》极言其姿容之美。(45)《世说新语·容止29》载“林公(支道林)道王长史(濛)‘敛衿作一来，何其轩轩韶举’”，亦赞美其仪态。《容止33》则称王洽感叹王濛风采，谓其“不复似世中人”。谢安既称濛“语甚不多，可谓有令旨”，又称惔“亦奇自知，然不言胜长史(濛)”，殷浩“尝至清刘尹(惔)所，清言良久，殷理小屈，游辞不已，刘亦不复答”，即《晋书·刘惔传》所谓“辞甚简至”。王、刘二人又以择交慎重、“门无杂宾”亦即为性“简贵”(即“不与常人交接”)、“高自标置”即与权贵保持一定距离著称，其例甚夥，此不备举。总之，王濛、刘惔是江左风流的宗主和典型，如《世说新语·品藻》77条、78条、84条即分别以王、刘为标准来评价支道林、王献之、谢安。而无论王衍、乐广，还是王濛、刘惔，作为风流名士的标竿人物，其风流的主要表现及特征，与上述《世说新语》中以卫玠为首的六例风流名士的表现和特征基本相同，而卫玠是乐广的女婿，王恭是王濛的孙子，王忱又是与卫玠并列为渡江名士第一的王承的曾孙，其风流之一脉相承固不足怪。
值得注意的是，《世说新语》中的六例风流名士，其中王忱“慕达好酒”，末年尤甚，一饮则“连日不醒”，“或裸体而游”，还“乘醉、被发、裸身吊丧”。王恭亦服药“行散”，虽善清谈“而读书少”，还声称“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故二王此类事迹，《世说新语》则载之于《任诞》篇中，称其“风流”者，则是就清谈及其“姿容”、“风神”而言。但六例中的庾亮，却是“风格峻整、动由礼节”；韩伯则有“澄世”之志，其领中正时曾以“居丧废礼”、“脱落名教”而不通周勰乡品。卫玠亦不闻有任诞之行。中朝风流名士之冠的王衍，虽以清谈误国见责，却未闻有放诞之行。《世说新语·德行23》称乐广对王澄、胡毋辅之的“任放为达”乃至裸体颇为不屑，谓“名教中自有乐地，何为乃尔也”。江左风流名士之宗的刘惔“清蔚简令”，“为政清整，门无杂宾”。据《世说新语·言语66》刘注引《王长史别传》，王濛“年十余岁，放迈不群。弱冠检尚，风流雅正，外绝荣竞，内寡私欲”。《晋书》本传亦称其“晚节始克己励行，有风流美誉”，并以孝、廉、“清约”见称。也就是说，其所以获风流之誉，颇与成年后“检尚”、“励行”有关。总之，号称风流的两晋名士，当时并非因其任诞放达而得风流之名。
从《世说新语》及诸家旧晋书乃至唐修《晋书》的相关记载来看，两晋名士的“风流”，主要指清谈玄学名士的人格美，既包括其“玄心”、“洞见”、“妙赏”、“简至”、“高自标置”的精神、个性之美，也包括其“姿容”、“风韵”、“都雅”的神韵、仪态之美。这样一种指向人格、精神、才华、风韵之美的风流，还延伸及文学、艺术领域。《颜氏家训》称“王逸少风流才士，萧散名人”；《法书要录》谓王献之书法“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便，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两例风流均与书艺有关，所谓艺术风流。梁钟嵘《诗品》称晋张协诗“风流调达，实旷代之高手”，谓宋谢瞻、谢混等人诗“务其清浅，殊得风流媚趣”；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状诗之“含蓄”为“不著一字，尽得风流”；(46)这三例“风流”系指文学之美，所谓文学风流。如人格之美、神韵之美一样，艺术风流、文学风流也是一种抽象的神韵之美，能使人产生某种快感，又在某种意义上可意会而不可言传。
四、梁陈及唐代诗歌中的“佳丽”与风流
《世说新语·赏誉54》刘注引邓粲《晋纪》称：“咸和中，贵游子弟能谈嘲者，慕王平子、谢幼舆等为达。(卞)壸厉色于朝曰：‘悖礼伤教，罪莫斯甚！中朝倾覆，实由于此！’欲奏治之。”此事亦载于《晋书》卞壸本传，但本传在记述此事之前还有这样一段文字：“阮孚每谓之曰：‘卿恒无闲泰，常如含瓦石，不亦劳乎？’壸曰：‘诸君以道德恢弘，风流相尚，执鄙吝者，非壸而谁！’”按卞壸以“礼法自居”、“正色立朝”著称，阮孚则为阮咸之子，其母即阮咸服丧中借客马所追之胡婢，史称其“风韵疏诞，少有门风。初为安东参军，蓬发饮酒，不以王务婴心”，“终日酣纵，恒为有司所按”。可见卞壸所谓“风流相尚”者，显然就是指阮孚、王澄、谢鲲这批“谈嘲”放达、“悖礼伤教”的贵游子弟。在卞壸看来，至少在唐初修撰《晋书》诸臣看来，“风流相尚”几乎就是“悖礼伤教”和任诞放达的代名辞。(47)谢安幼以“风神秀彻”、“神识沈敏”著称，“弱冠诣王濛清言”得其激赏，蓄妓东山，“纵心事外”，“每游赏必以妓女从”，服丧期间仍“不废妓乐”，“虽受朝寄”，功勋盖世，“然东山之志始末不渝”。然而在晋宋文献中，颇称其“文雅”、“萧洒”，却未见以风流形容谢安者。(48)称谢安为风流宰相，始于南齐王俭，见梁萧子显所撰《南齐书·王俭传》。参据此传及《文选》所收任昉《王文宪(俭)集序》，可知王俭或者说梁人所理解的谢安的风流，首先在于潇洒夷远、不拘形迹的仪态神韵，其次则在于“不存小察”、宽厚“和靖”的为政风格。(49)
然而对于谢安的风流，唐诗中所称咏的往往是“携妓东山”、“不废妓乐”之类。如白居易诗“唯有风流谢安石，拂衣携妓入东山”，“安石风流无奈何，欲将赤骥换青娥，不辞便送东山去，临老何人与唱歌”。钱起诗“向竹过宾馆，寻山到妓堂。……安石风流事，须归问省郎”；贯休诗“翛然别是神仙趣，岂羡东山妓乐随。”(50)《升菴诗话》卷六“东山李白”条：
杜子美诗：“近来海内为长句，汝与东山李白好。”流俗本妄改作“山东李白”。按乐史序《李白集》云：“白客游天下，以声妓自随，效谢安石风流，自号东山，时人遂以东山李白称之。”子美诗句，正因其自号而称之耳，流俗不知而妄改。(51)
按李白诗中咏谢安携妓东山事极多：“携妓东土山，怅然悲谢安”；“尝高谢太傅，携妓东山门”；“谢公自有东山妓，金屏笑坐如花人”；“安石东山三十春，傲然携妓出风尘”；“我今携谢妓，长啸绝人群”。(52)诗中反映了李白对谢安“风流”的理解，而且他还对自己的理解身体而力行——他“客游天下”时就常常是携妓而行。可见在唐人看来，任诞、放达是构成两晋“名士风流”的重要元素，这种理解或曰误解，实际上反映的是“风流”涵义在唐代的变化。
如上所述，两晋名士“风流”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姿容”、“风韵”即形象仪态之美，同时也体现为对这种名士风采之美的倾慕、欣赏乃至自我欣赏(如王濛之“揽镜自照”)，其中也包括对异性之美的欣赏。如《世说新语·任诞》篇称竹林名士阮籍“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籍与王戎“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刘注又引王隐《晋书》称“籍邻家处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与之无亲无故，却“往哭尽哀而去”。今本《晋书·阮籍传》亦载此二事，并评论阮籍“其外坦荡而内淳至”。(53)平情而论，应该说阮籍常到邻家酒垆饮酒，去吊哭邻家的处子，与酒家妇“有美色”、邻家女“有才色”不无关系，这是出于对美的欣赏，对丧逝的美的感伤和怜惜，而不是其他。前面谈到卫玠所至“观者如堵”；又据《世说新语》及《晋书》，王濛入市买帽，帽肆女店主因“悦其貌，遗以新帽”；又称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妇人遇之者，皆连手萦绕，投之以果”。他们受到士林乃至异性的追捧，除了形象俊美之外，主要还在于他们因玄学清谈或文学才华闻名遐迩，神韵不凡。唯其如此，所以王恬虽“有美形”，其父王导仍叹恨其“才不称”。(54)
随着东晋名士“风流”中任诞放达元素的加入，随着士林中并无玄心洞见、“徒利其纵恣”而“作达”、“慕达”者日益增多，还随着晋宋之际门阀阶层趋于衰落从而对玄学清谈风气的影响，(55)“名士风流”所包含的形象仪态之美以及被欣赏的角度和侧重点，正在发生变化，与之相应，风流一词的含义也悄然发生了变化。梁简文帝《美女篇》：
佳丽尽关情，风流最有名。约黄能效月，裁金巧作星。粉光胜玉靓，衫薄拟蝉轻。密态随羞脸，娇歌逐软声。朱颜半已醉，微笑隐香屏。(56)
这是一首典型的梁陈宫体艳情诗，并出自宫体诗领袖萧纲之手。诗中对这位“佳丽”的服饰美、容貌美、声色美、情态美极尽状绘之能事，含羞的“朱颜”，闪隐的“微笑”，生动妩媚，惹人怜爱。诗中最足以概括这位佳丽之美的关键词，就是“风流”。这不是名士风流，而是情色风流。这种含义的风流，最早并不是出现于宫廷，而是民间。
《乐府诗集》卷四五《清商曲辞·吴声歌曲·阿子歌》：
阿子复阿子，念汝好颜容。风流世希有，窈窕无人双。
同书卷四八《清商曲辞·西曲歌·三洲歌》：
送欢板桥弯，相待三山头。遥见千幅帆，知是逐风流。
风流不暂停，三山隐行舟。愿作比目鱼，随欢千里游。
同书卷四九《清商曲辞·西曲歌·杨叛儿》：
送郎乘艇子，不作遭风虑。横篙掷去桨，愿到逐流去。
欢欲见莲时，移湖安屋里。芙蓉绕床生，眠卧抱莲子。
闻欢远行去，送欢至新亭。津逻无侬名。
杨叛西随曲，柳花经东阴。风流随远近，飘扬闷侬心。
据“题记”，《阿子歌》是根据东晋穆帝升平(357-361)初吴地民歌演变而来；《三洲歌》则是“商客数游巴陵三江口往还，因共作此歌”，形成于梁以前，大抵为宋齐时期；《杨叛儿》为南齐时因童谣演变而成的乐曲，内容为男女相思之情。(57)“风流世希有”的风流，自应指“好颜容”的阿子姑娘的美丽。“知是逐风流”、“风流不暂停”，“风流随远近、飘扬闷侬心”，均是以风波流水之“风流”谐喻情爱之“风流”，表达情人(欢)的别离相思之愁。冯友兰先生曾谈到“风流”是最难捉摸的名词之一，极难确切地对译成英文，“就字面讲，组成它的两个字的意思是‘wind(风)和stream(流)’，这对我们(英译)似乎没有多大帮助。”他认为英文romanticism(浪漫主义)或romantic(罗曼谛克)与“‘风流’真正是大致相当”。(58)如果我们认为冯先生所说的“风流”是指吴歌、西曲里的“风流”，或者南北朝以降“风流”的含义之一，则是非常切当的。“不作遭风虑，愿到逐流去”，这里的“wind(风)和stream(流)”都有“romantic(罗曼谛克)”之意，都暗含着情爱相思。
南朝贵族宋随王刘诞于元嘉末年所作《西曲·襄阳乐》云：“朝发襄阳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诸女儿，花艳惊郎目。……江陵三千三，西塞陌中央。但问相随否，何计道里长。人言襄阳乐，乐作非侬处。乘星冒风流，还侬扬州去。”又梁萧子显、陈徐陵分别所作的《西曲·乌栖曲》称：“芳树归飞聚俦匹，犹有残光半山日。莫惮褰裳不相求，汉皋游女习风流。”(萧)“卓女红粉期此夜，胡姬沽酒谁论价。风流荀令好儿郎，偏能傅粉复熏香。”(徐)(59)以上“风流”的意涵亦与上引来自于民间的吴歌、西曲相同。
梁陈时，“风流”的这一新意涵已见于当时的宫体诗中，如上文中提到的萧纲《美女篇》。宫体诗创立者徐陵在为自己主编的堪称宫体艳诗专集的《玉台新咏》所撰“序”文中，即有“阅诗敦礼，岂东邻之自媒；婉约风流，异西施之被教”之句，这里的“风流”，显然也不是两晋“名士风流”的“风流”。《玉台新咏》所收梁江洪《咏红笺》中“且传别离心，复是相思裹。不值情幸人，岂识风流座”；梁范靖妻、沈约孙女沈满愿《戏萧娘》中“清晨插步摇，向晚解罗衣。托意风流子，佳情讵肯私”；以及刘泓《咏繁华》中“可怜宜出众，的的最分明。秀媚开双眼，风流著语声”；均是情色意义上的“风流”。与晋刘毅诗中“六国多雄士，正始出风流”的“风流”，(60)意义完全不同。传为汉刘歆所撰的《西京杂记》，《隋书·经籍志》不署作者姓名，后世或以为葛洪所作。今据卷二“相如死渴”条：“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肌肤柔滑如脂，十七而寡，为人放诞风流，故悦长卿之才而越礼焉。”(61)从其中“风流”用例，即可推知至少此条，至早亦东晋以后所作。
上文提到的唐诗中对谢安风流的理解，乃是放达任诞意义上的风流。实际上唐诗中出现的风流，有的即如东晋南朝的吴歌、西曲及宫体诗，分明是情色意义上的风流。上文曾举白居易诗，这里仍摘引白诗中数例，以概其余。
《全唐诗》卷四三七《和梦游春诗一百韵》：遥见窗下人，娉婷十五六。霞光抱明月，莲艳开初旭。……风流薄梳洗，时世宽妆束。袖软异文绫，裾轻单丝縠。……眉敛远山青，鬟低片云绿。……秀色似堪餐，秾华如可掬。……朱唇素指匀，粉汗红绵扑。
同书卷四四四《郡斋旬假始命宴呈座客示郡僚》：侑食乐悬动，佐欢妓席陈。风流吴中客，佳丽江南人。歌节点随袂，舞香遗在茵。清奏凝未阕，酡颜气已春。
同书卷四四七《戏和贾常州醉中二绝句》：越调管吹留客曲，吴吟诗送暖寒杯。娃宫无限风流事，好遣孙心暂学来。
同书卷四六二《江南喜逢萧九彻，因话长安旧游，戏赠五十韵》：忆昔嬉游伴，多陪欢宴场。寓居同永乐，幽会共平康。……时世高梳髻，风流澹作妆。戴花红石竹，帔晕紫槟榔。鬓动悬蝉翼，钗垂小凤行。拂胸轻粉絮，暖手小香囊。(62)
以上四首诗中风流的涵义，与上引白诗“唯有风流谢安石，拂衣携妓入东山”相同，既是对女性声色、服饰、仪态，即一种婀娜多姿、风情万种之美的形容，也含有两性间暧昧浪漫的情色意蕴。这一意蕴正是起源于东晋南朝特别是南朝，这样一种意义上的风流，也在一定程度上与唐代士大夫的某种生活状态相契合，比如杜牧的“十年一觉扬州梦”。
五、结语
上考可知，“风流”一词自汉代出现，下至唐朝，其意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两汉的“风流”，本指社会风尚(风气)的流播，但它被赋予了儒家的“教化”和“移风易俗”之义，强调上行下效，以德化人，如风行草偃，实际上体现了汉代以循吏为代表的政治理念。晋宋时期根据诸家后汉书撰成的《后汉纪》、《后汉书》，首次以“风”、“流”分别表现引领特定士人群体的风气和影响，以“风流”形容党锢“名士”的正气、风骨及其传播，给名士和风流二词都赋予了新的内容。名士原为有德才之名的未仕之士，党锢名士则率皆任官，但他们因与执政的宦官对立，“非讦朝政”，“污秽朝廷”，遂因禁锢被逐出政治领域，甚至下狱、被杀，从而使“名士”原有的在野性即社会性增强，原意为推行教化的“风流”，也演变为以“品核公卿，裁量执政”的“清议”和以“奖训士类”、品题人物的“人伦”为基本内容的“肆直”风气。东汉末年结局惨烈的党锢之祸，导致“婞直之风”盛极而衰，(63)清议和谈论亦由主持清议、奖拔人才、讲求政军谋略而转向“玄虚”，最后演变为玄学性清谈。与此同时，汉末士人也群体性地发生蜕变，这些蜕变了的汉魏名士，成为魏晋“风流名士”的前辈。风流的内涵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了的“风流”，遂成为两晋“名士”的重要标志，毋宁说成为名士之所以为名士的要件，“是真名士自风流”。两晋风流的主要内涵，是指清谈玄学名士的人格美，既包括其“玄心”、“洞见”、“妙赏”、“简至”、“高自标置”的精神、个性之美，也包括其“姿容”、“风韵”、“都雅”的神韵、仪态之美，它能给人带来愉悦感和陶醉感。随着士林中并无玄心洞见、“徒利其纵恣”而“作达”者的增多，随着晋宋之际门阀阶层、门阀政治的衰变，名士“风流”中任诞放达元素的比重在增加，加之“名士风流”重风韵仪态之美，所有这一切，都导致风流一词的含义悄然发生变化。东晋南朝时期，吴歌、西曲中风流的意涵，已指向“佳丽”的服饰美、容貌美、声色美、情态美，指向两性间缠绵缱绻、暧昧浪漫的情爱。这样一种含义的风流，随着吴歌、西曲之进入宫廷乐府歌词，而进入到梁陈上层贵族的诗篇特别是宫体诗中，既而进入到唐诗中，并影响到唐代诗人对两晋名士风流的理解或曰误读。我们可以从唐诗中读到这样一种理解。东晋南朝时期风流一词所增加的这一新意蕴，也从此稳定下来，成为“风流”涵义的重要构成。(64)汉唐间风流意涵的演化，深刻反映了此间社会历史特别是士林风气的变迁。
注释：
①《汉书》卷一○○下《叙传》“风流民化”句唐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241-4242页)，《后汉书》卷五三《周黄徐姜申屠列传》“前序”中“列其风流”句唐章怀太子注(中华书局，1965年，第1741页)，都分别对“风流”作了注解。《文选》卷四七所收袁宏《三国名臣序赞》“远明风流”、“标榜风流”句，唐李善、刘良、吕向、李周翰诸人，都对“风流”一词作了注解，但理解却不尽相同。依次见《六臣注文选》(中华书局，影印涵芬楼宋刊本，1987年)第876，880，900，904页。并请参照下文相关论述。
②有关魏晋风流最早并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当推鲁迅先生1927年发表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后收入《而已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80-98页)，宗白华先生1940年发表的《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收入《美学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77-194页)，冯友兰先生1943年发表的《论风流》(收入氏著《三松堂全集》第5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09-317页)。三位先生就魏晋风流的主要表现、产生背景及本质特征等作了开创性的论述，其中鲁迅所论汉末魏晋之际“文学的自觉”及竹林名士风流的社会政治背景，宗氏所论晋人的精神解放、人格自由、艺术及审美特征，冯氏将魏晋风流概括为有玄心、有洞见、有妙赏、有深情四端，均对后来的研究影响甚巨。近年来有关魏晋风流的论著极多，大抵未能越出以上三位学者所论范围。又袁行霈氏《陶渊明与魏晋风流》(收入氏著《当代学者自选文库·袁行霈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特请参见第338-339页)，王能宪氏《世说新语研究》第三章“《世说新语》与魏晋风流”(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特请参见第113-114页)，均对“风流”一词在魏晋以前的涵义演变有所述及，虽极简略，但对本文不无启发。至于本文对其他相关成果的参照利用，当随文注出，兹不复赘。
③《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第2496-2498页；卷六《武帝纪》元光元年五月条，第160-161页。参荀悦《汉纪》卷一一孝武皇帝纪二元光元年条，中华书局张烈点校本，2002年，第173页。《资治通鉴》系此事于汉武帝建元元年十月条(中华书局，1956年，第549页)，盖误，详考不赘。
④何宁《淮南子集释》本，卷八，第602页，中华书局，1998年。贾谊撰、阎振益等校注《新书校注》卷三《俗激》：“天下之大指，举之而激。俗流失，世坏败矣。”校注引王念孙说：“失，与泆同。《(汉书)礼乐志》作‘风俗流溢’。”中华书局，2000年，第91，93页。据之，《淮南子》所谓“风流俗败”，即指风俗淫荡败坏。
⑤以上依次见《汉书》卷二三，第1097页；卷六九，第2998-2999页。《艺文类聚》卷一二《帝王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新2版，第240页。《后汉书》卷五六，第1823-1824页。
⑥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风，八风也。东方曰明庶风……东北曰融风。”“流，水行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二版，第677，567页。
⑦《汉书》卷一○○下《叙传》“述礼乐志”条颜注，第4241-4242页。
⑧《尚书正义》卷一○《说命下》，同书卷一八《君陈》；《论语注疏》卷一二《颜渊》。《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176，237，2504页。
⑨《毛诗正义》卷一《周南·关雎·序》。《十三经注疏》，第269-271页。“风”又有讽谏之意，即《诗大序》所谓“下以风刺上”，孔颖达注所谓“臣下作诗所以谏君”。但就汉代出现的“风流”一词，“风”主要还是指“君上之教”即“教化”。
⑩应劭撰、吴树平校释《风俗通义校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2页。
(11)《南齐书》卷二二《豫章文献王(萧嶷)传》，中华书局，1972年，第418页。
(12)《孟子注疏》卷三上《公孙丑章句上》，《十三经注疏》本，第2684页。
(13)《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2542页。
(14)《尚书正义·泰誓》：“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孔传曰：“言天佑助下民，为立君以政之，为立师以教之。”《十三经注疏》本，第180页。
(15)《礼记正义》卷五○“哀公问”，《论语注疏》卷一五“卫灵公”，《十三经注疏》本，第1611，2517页。
(16)《汉书》卷四八《贾谊传》，第2244，2253，2265页。同书卷四《文帝纪》，第135页，卷五《景帝纪》，第153页。
(17)详见拙撰《从“移风易俗”看秦汉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大阪市立大学东洋史论丛》第15号，2006年11月，第1-14页。
(18)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第3版，第615页。
(19)《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本，第1363页。“德行贞绝”，阮校据惠栋校宋本等，谓“绝”当作“纯”。
(20)钱钟书《管锥编》第1册《史记会注考证》第9则“律书·‘名士’——兵与刑”条。中华书局，1986年第2版，第283-285页。本文关于名士为不仕者，即受启发于《管锥编》此条。唯钱氏所引《礼记·月令》“季春之月”偶误为“仲春之月”；又所引“勉诸侯，聘名士”，据孔颖达疏，“勉诸侯”和“聘名士”之间似不应断句。
(21)《汉书》卷九九上，第4039-4040页。
(22)分别见《汉书》卷八一《张禹传》，第3349页；卷六八《金日
传》，第2964页；卷七○《陈汤传》，第3007-3029页。
(23)卫宏撰、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汉旧仪卷上》，中华书局，1990年，第68-69页。
(24)方北辰《两汉的“四行”与“四科”考》，《文史》第23辑，第304-305页，中华书局，1984年。参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版，第15-18页。
(25)分别见《后汉纪》卷四、卷八、卷九、卷二○、卷二二、卷二三、卷二五至二七、卷三○。中华书局，2002年张烈点校本。《后汉书》卷二五、卷三一、卷三九、卷四四、卷五二至卷五四、卷五六、卷六二、卷六五、卷六七、卷六九、卷七○、卷七三、卷八二上、卷八四。
(26)《后汉纪》卷八，第157页。《太平御览》卷四七四《人事部·礼贤》引《东观汉记》，中华书局，1960年，第2175页。据《东观汉记》“上书表荐名士”之语，可知《后汉纪》“当世名士”语，或即照录东汉文献。不过文渊阁《四库全书》辑本《东观汉记》此条“上书表荐名士”作“上书表荐贤士”。参周天游《东观汉记校注》卷七《传二·东平宪王苍传》，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39页。
(27)如班固推荐给东平王苍并被接受的六人，以及东平王苍所辟举的齐郡功曹吴良、南阳郡吏朱晖等，均已入仕，即未入仕者如郇恁，亦应苍辟召入府。见《后汉书》卷四○上《班彪传附子固》，第1330-1333页。卷二七《吴良传》，第942-943页。卷四三《朱晖传》，第1457-1458页。
(28)《后汉书》卷二五，第884页。
(29)《后汉纪》卷二三《灵帝纪》建宁二年条，第452页。同书卷二二《桓帝纪》延熹四年条，第419页；《后汉书》卷五三《徐稚传》，第1747页。《后汉纪》卷二五《灵帝纪》中平五年条，第489页；同书卷二六《献帝纪》初平元年条，第504页。
(30)《后汉纪》卷二二《桓帝纪》延熹九年条，第432-434页。
(31)有关东汉名士特征、本质及其群体属性的权威性论述，当推唐长孺先生《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载所著《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第25-52页。
(32)魏晋名士几乎全部出自门阀士族。唐长孺先生曾论证指出，“汉末大姓、名士是魏晋士族的基础”，而“汉末在政治上最活跃的大姓、名士是所谓‘党人’”，尽管“不是所有汉末大姓、名士”，更不是所有党人，“都能在魏晋时成为士族”。说见唐先生《士族的形成和升降》，载上揭《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第53-54页。陈寅恪先生谓魏晋“清谈之兴起由于东汉末世党锢诸名士遭政治暴力之摧压，一变其指实之人物品题，而为抽象玄理之讨论，启自郭林宗，而成于阮嗣宗，皆避祸远嫌，消极不与其时政治当局合作者也。”“当魏末西晋时代即清谈之前期，其清谈乃当日政治上之实际问题……非若东晋一朝即清谈后期，清谈只为口中或纸上之玄言，已失去政治上之实际性质，仅作名士身份之装饰品者也。”陈氏《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氏著《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80-181页。唐长孺先生亦指出汉代的清谈与清议相通而互称，都是以人物批评为主，至魏末王弼之后，清谈中心始集中于老庄玄学，遂与清议从互通变为不同的意义。说见《清谈与请议》，载所著《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北京：三联书店，1955年，第289-297页。
(33)《三国志》卷四○，中华书局，1959年，第1001-1002页；同书卷四五，第1085页。黄惠贤先生《校补襄阳耆旧记》，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第22页。
(34)刘季高《东汉三国时期的谈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特别是“引论”，第19-32，45-47页。参上揭陈寅恪先生《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唐长孺先生《清谈与请议》。
(35)《三国志》卷三七，第953页。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二七《三国志·蜀志》“庞统传”条，中华书局，1987年，第464页。
(36)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二七《三国志·蜀志》“刘琰传”条，第468页。
(37)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卷六七《衣冠部·巾帽》，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新2版，第1187页。又见《初学记》卷二五《器物部·扇》(中华书局，2004年第2版，第606页)、《太平御览》卷三○七《兵部·麾兵》、卷七○二《服用部·扇》，第1414、3133页。《初学记》作“白羽扇”，《御览》一作“白毛扇”，一作“白羽扇”。
(38)《六臣注文选》卷四七，第900，904页。
(39)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41、493、543、638、659、875页。篇名后数字为条次，“《方正》64”即《方正篇》第64条，下同。
(40)见上注所揭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冯友兰《论风流》。并参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第三章，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
(41)以上关于卫玠、王恭、王忱、庾亮、韩康伯诸人的史料，均出自《世说新语》及刘注，以及《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各人本传，间有出自唐宋类书所存诸家旧晋书之佚文。为避烦琐，恕不一一出注。唯康僧渊，除了《世说新语》及刘注中的相关史料外，还参考了《高僧传》卷四《义解·晋豫章山康僧渊传》，汤用彤校注本，中华书局，1992年，第150-152页。
(42)《六臣注文选》，卷四六，第876页。此条又见于《晋书》卷四三《乐广传》(第1244页)，但文字稍有异同，末句为“谓王、乐为称首焉”。
(43)《世说新语笺疏·文学16》，第205页；《赏誉25》，第434页。《晋书》卷四三《乐广传》，第1243页。《太平御览》卷八《天部·云》引《晋书》(未注何家)曰：“乐广有风姿。”第38页。
(44)此句亦见《晋书》卷九三《外戚·王濛传》，第2419页。
(45)裴启《语林》更称王濛“有好仪形，每揽镜自照，曰‘王文开(濛父)那生如馨儿’”，并称其“帽败，自以形美，乃入帽肆就帽妪戏，乃得新帽”，《晋书》濛传迳作“妪悦其貌，遗以新帽”。《语林》所载多有不实，谢安鄙之为“裴郎学”，说见《世说新语笺疏·轻诋24》。上引王濛揽镜自照及入市买帽二事，或有向壁虚构的“裴氏学”特征，但《晋书》均采信之，或裴启原有所本。
(46)颜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卷七《杂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509页。张彦远撰、刘石点校《法书要录》卷四《唐张怀瓘〈书议〉》，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74页。《诗品》、《二十四诗品》，均为何文焕辑《历代诗话》本，中华书局，1981年，第9，14，40页。
(47)卞壸为礼法中人，见《世说新语笺疏》任诞篇第27条，简傲篇第7条，第743，771页。阮孚见《世说新语笺疏·赏誉29》刘注引《(晋)中兴书》，第437页；《晋书》卷四九《阮籍附阮孚传》，第1364页。卞壸答阮孚语，《资治通鉴》系于成帝咸和元年六月条，卷九三，第2941页。
(48)《世说新语笺疏》《德行》34、《言语》70、《文学》24、《赏誉》76、148、《识鉴》21、《任诞》40等，《晋书》卷七九《谢安传》。
(49)据《南齐书》卷二三《王俭传》：“(永明三年，485，俭)领国子祭酒。……于俭宅开学士馆。……四年，以本官领吏部。……令史谘事，宾客满席，俭应接铨序，傍无留滞。十日一还学，监试诸生，巾卷在庭，剑卫令史仪容甚盛。作解散髻，斜插帻簪，朝野慕之，相与放效。俭常谓人曰：‘江左风流宰相，唯有谢安。’盖自比也。”《文选》所收任昉《王文宪(俭)集序》称俭“性托夷远，少屏尘杂，自非可以弘奖风流，增益标胜，未尝留心也”，李善注引习凿齿《晋阳秋》“天下之言风流者，称王、乐焉”以释“风流”，上文已述。序又称俭“弘长风流，许与气类”，李善注引檀道鸾《晋阳秋》：“谢安为桓温司马，不存小察，尽弘长之风。”复引谢承《后汉书》：“桓礹邴营气类，经纬士人。”据之可见，王俭所理解并模仿、自比的“风流”，即是“作解散髻，斜插帻簪”之类的风韵，以及“文雅”，以及“不存小察”、“许以气类”的政风，对读《南齐书·王俭传》和《晋书·谢安传》即可知。参李磊《六朝士风研究》第6章第2节“王俭‘风流’与南朝士风的转变”。武汉：武汉出版社，2008年。
(50)白居易《题谢公东山障子》、《酬裴令公赠马相戏》，《全唐诗》卷四五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158、1157页。钱起《奉陪郭常侍宴浐川山池》，《全唐诗》卷二三八，第597页。贯休《锦沙墩》，《全唐诗》卷八三七，第2048页。
(51)杨慎《升菴诗话》卷六，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中华书局，1983年，第757页。不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四九《集部·别集类·李太白集》，据元稹《杜甫墓志》等以驳杨慎之说，谓“山东李白”原不误。中华书局，1965年，第1280页。
(52)李白《东山吟》、《书情赠蔡舍人雄》、《携妓登梁王栖霞山孟氏桃园中》、《出妓金陵子呈卢六》、《忆东山》，《全唐诗》卷一六六，第392页；卷一六九，第397页；卷一七九，第417页；卷一八四，第431页；卷一八二，第425页。
(53)参拙撰《说“达”——以魏晋士风问题为中心》，《许昌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第40-46页。
(54)卫玠、王濛见前注。潘岳，见《世说新语笺疏·容止7》，第608页，《晋书》卷五五《潘岳传》，第1507页。王恬，见《世说新语笺疏·容止25》，第618页。
(55)参李磊《六朝士风研究》第五章“晋宋之际士风的变化”。
(56)徐陵编、吴兆宜注、程琰删补、穆克宏点校《玉台新咏笺注》卷七，中华书局，1985年，第309-310页。又见《文苑英华》卷一九三《诗》，中华书局，1966，第951页；郭茂情《乐府诗集》卷六三《杂曲歌辞》，中华书局，1979年，第913页。
(57)《乐府诗集》卷四五《阿子歌》及其“题记”所引《宋书·乐志》第658页；卷四八《三洲歌》及“题记”所引《古今乐录》，第707页；卷四九《杨叛儿》及“题记”所引《唐书·乐志》、《古今乐录》，第720-721页。
(58)王运熙《乐府诗述论》上编《论吴声西曲与谐音双关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23页。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20章。《三松堂全集》第6卷，第206-207页。
(59)《乐府诗集》卷四八《襄阳乐》及“题记”所引《古今乐录》，第703页；同卷《乌栖曲》，第696页。
(60)以上依次见《玉台新咏笺注》“序”，卷五，第204页；第209页；卷十，第519页；刘毅《西池应诏赋诗》，毅作此诗句，乃因“自知武功不竞，故示文雅有余也”。见《晋书》卷八五《刘毅传》，第2210页。
(61)《西京杂记》卷二，《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88页。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四○《子部·小说家类·西京杂记》，第1182页。
(62)以上依次见《全唐诗》第1084，1109，1122，1173页。
(63)牟发松、李磊《东汉后期士风之转变及其原因探析》，《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56卷第3期，2003年，第267-273页。
(64)据初步统计，《红楼梦》中共出现“风流”53次，其中指称情色的有41次，不过此书是以情色风流宝鉴著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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