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次协调逻辑的哲学意义及应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逻辑论文,哲学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1-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339(2002)02-0147-04
亚里士多德传统逻辑之后至今，“禁止矛盾”（矛盾律）一直是人们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原则，而次协调逻辑却显得“宽宏大量”，认为，矛盾律的限制应当放宽些，因为完全排除矛盾往往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当然，完全不要协调性也就不成其为逻辑。因此，真理不在任何一个极端上，而在两者之间。于是，“在矛盾中求协调”，自然是一种最佳选择。这种协调性与非协调性的中间产物叫做“次协调”性，并由此构造了次协调逻辑体系。从逻辑哲学观点看，次协调逻辑是一种非经典逻辑，因为它通过修改经典逻辑的否定词，使有意义、有价值的矛盾进入形式系统，否认矛盾律的普遍有效性。次协调逻辑的产生和发展不仅在现代科学技术和理论领域内显示了它的重要作用，而且在理论上亦产生了对经典传统逻辑的反传统性。这些特性导致了人们对逻辑科学的全新理解，使次协调逻辑具有深远的哲学意义和巨大的应用潜力。
一
几千年来，人们在思维活动，特别是科学研究领域中所追求和可望的是精确、无矛盾，这种思想来源于经典逻辑关于否定词的解释。在经典逻辑中使用是否定词概念一直是“非此即彼”的模式，即A真，非A假，并且A假，非A真。这种“非此即彼”的模式充分体现了作为整个经典逻辑基石的矛盾律的基本思想。在经典逻辑中，矛盾律的表述是：在同一思维过程中，一思维形式不能既是A又是非A，用符号表示即是：-(P∧-P)，而P∧-P则作为永假命题或矛盾命题加以排除。因此，必须有如下推论：P和-P不能同时为真；P和-P至少有一假。这些结论在以真、假二值为基础的经典逻辑中确实成立。人们便把它看成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人类知识的思维形式、方法与规律的可靠基础，也是精确思维方法形成的逻辑根基。但是，经典逻辑的这个特性一方面规定了其自身，为其赢得了值得尊重的地位；另一方面又成为它的局限性所在，它与人类知识的增长、思维的进步和探索客观世界的需要发生矛盾，变得捉襟见肘，望之兴叹。
在远古时代，人类还不懂得什么是精确思维。人们对于现实世界的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只有非常模糊的认识，客观世界在他们的头脑中呈现为一片混沌不清的图景。人类在漫长的实践过程中逐渐地形成了数和形的概念，有了对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的初步知识，从而，开始学会了精确思维，这是人类认识能力的一大飞跃。运用这种初步的精确的数学方法，古代人在农业、天文、建筑、手工艺品等方面都创造了许多辉煌业绩，精确方法得到逐步完善。在近代，以牛顿力学为核心的经典科学是精确数学方法发展和应用的必然结果，同时，无矛盾性、精确性也被推崇为经典科学方法的核心。19世纪是精确科学方法飞速发展的时期。天文、力学、物理、化学等理论自然科学先后在不同程度上走向定量化、数学化，形成一个被称为“精密科学”的学科群。20世纪以来，精确数学及其应用，以更大的规模和速度发展着。在理论自然科学中创建了相对论、量子力学、分子生物学等；在科学技术中创建了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等。随着精确科学方法的不断成功，使人们对精确方法的盲目崇拜日甚一日。人们愈益相信，一切都应当精确化，且能够精确化。毋庸置疑，这种强调精确化的方法、观点，在科学技术发展史上起过极大的作用，成为一种推动科学进步的强有力的内在因素。但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任何理论上的片面性和绝对化，迟早会在实践中因暴露其错误而得到纠正。
精确方法的逻辑基础是传统的二值逻辑，它要求对每个命题作出要么真、要么假的明确断定，不允许矛盾存在，只允许作出非此即彼的断言。这种“非此即彼”的否定模式，对于处理那些清晰概念和命题的领域是合适的，但是把它看成适用于一切领域，特别是处理模糊概念和命题时，理论上将导致逻辑悖论，使精确方法失效。著名的秃头悖论就是一例。在日常生活中，对某人是否秃头容易作出判断。但是，如果给秃和不秃下精确定义，却难乎其难。按照传统逻辑，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1.确定一个作为界限的头发根数n[,0]，n即实际的头发根数，规定n＜n[,0]时为秃头，n＞n[,0]时为不秃。但一发之差便分秃或不秃，这有悖于常识，这样的n[,0]实际上并不存在；2.承认一发之差不改变秃或不秃，这似乎合乎常识。从常识看，都是真命题。命题A：“一发皆无(n=0)者是秃头”；命题a：“比秃头多一根头发者还是秃头”；命题B：“比非秃头少一根头发者还是非秃头”；命题b：“满头乌发者（例如n=1000000）是非秃头”。显然都是真命题。但是，若从命题A和a出发，按传统逻辑的推理规则作连锁推理，可以得出显然为假的命题C：“满头乌发者是秃头”；从命题B和b出发，又可以推出显然为假的命题D：“一发皆无者是非秃头”。这就导致了悖论。除此之外，在科学研究领域中也是如此。例如，关于光的本质，历来有两种对立学说，即“微粒说”与“波动说”。在近代物理学中，这两种学说争论了近两个世纪。然而到了现代，爱因斯坦在普郎克等科学家的工作基础上，则指出光既具有波动性，又具有粒子性。传统逻辑的“非此即彼”的局限性在这里暴露无遗。
秃头悖论是古希腊学者早就发现的逻辑矛盾。但在那个时代，这种悖论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不了什么影响。在现代社会中，科学研究和生产活动的深度和广度都极大地发展了，企图运用“非此即彼”的模式对人们的思维活动进行精确无误的测量描述、毫无遗漏的把握、确定无疑的控制，就更难做到。大量的模糊性问题摆在人们面前要求作出处理，从理论上克服这些悖论的问题不容许再回避。但是，在传统逻辑框架内不能解决上述类似问题时，就要勇于突破传统逻辑的框架，建立一种适于描述和处理矛盾的新的逻辑模式。
二
构建次协调的否定模式，必须引进含有辩证意味的新的否定词，使否定词多元化、非经典化。达科斯塔和沃尔夫在他们的合作论文《次协调逻辑研究之一：对立统一的辩证原则》中，对经典逻辑的否定词进行了辩证的解释，构建了次协调否定的辩证否定观。请看一下对立统一原理的第五、六种解释：
第五种解释：在任何具体的连续体中，无论是历时性的还是共时性的，两个邻近的对立的性质A与非A之间，必有一个中间地带，即该连续体有一处，在该处并非一切事情要么是A，要么是非A。
第六种解释：在任何具体的连续体中，都有这样一处，在该处某物既是A，又是非A。
第五种解释告诉人们：并非“非此即彼”；第六种解释告诉人们：“亦此亦彼”。总之，按照这两种解释构造出来的否定词，必定是真正具有“亦此亦彼”性质的“辩证否定”，这是经典逻辑所不及的。显然，次协调否定有四种取值情况：A真，非A假；A假，非A真；A与非A同真；A与非A同假。下面用达科斯塔和沃尔夫所引进的新真值和真值表来刻画这种极富辩证意味的次协调否定：
从上述真值表可以看出，中间经典真值情况是遵守矛盾律的，但在上、下两可情形时，两可的假和两可的真都是不遵守矛盾律的。因为它们的值都分别与自己的否定同值，也即自己成为自己的“他者”，具有真正的“亦此亦彼”的意味。同时，两可的假(f)与经典的假(F)相比，更接近于经典的真(T)，因为f、T两者否定都是假。反之，两可的真(t)与经典的真(T)相比，则更接近于经典的假(F)，因为t、F两者的否定都为真。
通过分析看到，次协调否定模式，不仅能完整地反映出事物“亦此亦彼”的性质，而且它也能反映事物“非此即彼”的性质，因此它比只能反映“非此即彼”模式的经典逻辑否定更全面、更深刻。并且由于次协调否定词对否定词的改造是在二值语义学基础上进行的，因此它又比多值逻辑、概率逻辑等其他非经典逻辑的否定词具有更深刻的哲学意义。正因如此，达科斯塔认为，次协调否定是一种普遍适用的、最基本的否定形式。
三
不难看出，次协调逻辑在逻辑上首次以严谨的态度动摇了矛盾律的绝对地位，相应地从根本上改写了经典的矛盾律。因此，次协调逻辑所作的改造具有更深刻的哲学意义。首先，表现在它与辩证法哲学的独特联系，为辩证法哲学在逻辑上的合理性提供了可靠的证据。次协调逻辑在不否认“非此即彼”的前提下，强调了“亦此亦彼”性。“亦”即中介过渡性。这种亦此亦彼首先表明了两极对立的不充分性。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包含了差异、矛盾，包含对立的两极。对立的两极之间相互联系、相互转化。而这种联系、转化要通过一系列的中介。在非此即彼的意义下考察两极的对立，认为“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实际上是否认了这种中介作用，这也是经典逻辑所使用的思维方式。而次协调逻辑把两极的对立看成是相互渗透、相互贯通的统一整体，其中有一系列的中介过渡的状态或阶段。而这些中介都是呈现出亦此亦彼的状态，即可以归入此类，又可以归入彼类。“一切差异都在中间阶段融合，一切对立都经过中间环节的互相过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5页。）其次，次协调逻辑丰富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观。辩证唯物主义从哲学的高度分析了真理的相对性，刻画了真理发展过程中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之间相互贯通、相互渗透的辩证过程。经典逻辑只承认真、假两个值：“非此即彼”，这是同辩证真理观相悖的。次协调逻辑否定了经典逻辑的矛盾律，放弃了对矛盾律的普遍有效性的严格要求，而把矛盾看成是合理的、渐变的，这就从逻辑角度分析论证了真理的相对性。从而使人们能从逻辑的角度对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之间的辩证关系作出科学的论证和描述。最后，次协调逻辑的哲学意义还在于，它为各种实际科学的系统化提供了比经典逻辑远为丰富的概念图式和新的洞察力，提供了新的灵感的源泉，这是因为次协调逻辑为一切含有矛盾而有意义的理论提供了逻辑基础，使人们重新看待许多不协调、却又很重要的科学理论和数学理论。用这种方法，可以在科学（包括计算机科学）上和数学上得到精彩、有力而深刻的非经典系统。其中相当一部分很可能是人们由于受经典逻辑矛盾律的束缚而根本无法想到的东西。
正是由于次协调逻辑在哲学上的深远影响，使它具有了特殊的实用价值和应用潜力。次协调逻辑的明显特征是在矛盾中求协调，对矛盾采取超然态度，认为矛盾并不可怕。正如当代分析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所说：“为什么把矛盾看成一种鬼怪？这完全是一种迷信”；“总有一天会出现包含有矛盾的数学演算研究，那时，人们将会真正感到自豪，因为他们把自己从协调性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了。”（注：郑毓信：《现代逻辑的发展》，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93-294页。）也就是说，过于追求协调性，协调性就成为一种束缚。相反，对矛盾采取一种超然态度，追求思维的次协调性，思维才是自由的。新中国成立后，在严峻的国际形势面前，正是因为超越了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差别，超越了历史遗留下来的、现实中存在的一些矛盾，中国才先后同许多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甚至存在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的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例如：在中美建交谈判中，中美双方想达成完全的一致是不可能的。原因在于，一方面中美双方存在着许多差异，存在着许多尖锐的历史和现实矛盾；另一方面，双方在谈判中都想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但是，双方又都想达到谈判成功、建交的目的。惟一可行的办法是寻找相对一致之处，达成妥协。经过艰苦的谈判，中美双方终于在阻碍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即台湾问题上达成了妥协，即美方对“只有一个中国”的立场“不持异议”。虽然有些问题，如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没有解决，但谈判毕竟取得了相对成功，中美双方在1979年1月1日正式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结束了两国长达30年之久的不正常关系。可见，通过寻找相对一致之处可以削弱矛盾，从而促进矛盾的次协调式解决。邓小平在外交策略上，一贯主张超越矛盾、求同存异。他的外交新思维，用一句话可以概括：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同时，他认为，不计较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差异而和平共处的思维方式可以用来解决一国内部的某些问题。祖国统一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而又未竟的事业，也是一个存在许多矛盾和冲突的问题。为了成功地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邓小平构想了“一国两制”的方针。“一国两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国际意义。它既有利于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保持香港、澳门以及台湾的繁荣稳定，又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1997年7月1日，阔别祖国100年的香港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并且，回归后的香港继续繁荣稳定。这一切雄辩地证明了这一伟大决策的正确性。“一国两制”是次协调思想在处理国家政治问题上的一种重要应用，是超越矛盾而解决问题的光辉典范。
收稿日期：2001-0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