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战略底线与中美冲突的限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论文,美国论文,底线论文,限度论文,冲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析美国对华战略的走向，除了明确其方向性的趋势之外，还必须对其战略底线进行概括与界定，明晰那些有可能带来政策转向的政策性短板在何处；同时对新世纪以来的大国冲突有一个理性和深刻的认识，即中美关系不仅受限于国际环境因素、力量转换因素的影响，也受到战略实施能力和战略承受能力的影响。中美冲突与其他大国冲突一样，难以随意而为，难以因某个突发事件而发生巨大改变，而是有其规律性和客观限度。中美关系不仅受限于核时代的恐怖平衡，也受限于相互制约与自我制约因素。
一、美国对华战略底线
对美国的对华战略进行探讨显然涉及美国的战略底线问题。所谓战略底线是其战略的最低承受环节，也是其战略出现转变的关键节点。超越了这一环节，就意味着美国的战略会出现根本性的转变。
那么，美国对华战略底线是什么呢？
先从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战略关切来加以分析。美国对中国和平发展的关注和担忧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1)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会不会一步一步地把美国的势力排挤出周边地区和其他对美国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地区，如中亚、东亚、海湾地区和非洲？(2)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会不会彻底扰乱和破坏以美国为主导的现存国际体系？(3)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会不会承诺放弃武力、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①
以上几点可以集中体现为中国的崛起会否影响到或直接削弱美国的战略利益，在全球范围内美国的主导地位会否受到破坏，同时涉及与美国利益直接相关的中亚、中东、东亚和非洲地区。而东亚显然是中美利益的重要交汇点，美国关注的是美国会否被排挤在未来的东亚合作之外。当然，作为最有可能引发中美军事冲突的热点问题，台湾问题的解决方式也关乎美国在东亚的战略利益。
推而广之，东亚存在着一系列牵动地区变局的重要因素，比如朝核问题、台湾问题以及南海问题，这些因素均与中美两国相关，也与美国在东亚的战略利益密切相关。如果说，美国的东亚战略是以对华战略为核心的话，那么其东亚战略的底线也就是对华战略的底线。虽然美国的对华战略底线并未在其官方文件中清晰地界定出来，但可以通过其战略构想找到一些依据。
自20世纪90年代起，美国的一些高官和学者即提醒美国战略界注意中国挑战美国成为霸主的危险，这事实上也构成了美国东亚战略和对华战略的关注焦点：“我们的论点是，过去十来年中，中国为自己确定了与美国利益直接相悖的目标，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目标是取代美国成为亚洲的首要大国，减少美国的影响，防止日美两国建立某种‘遏制中国’阵线，并把自己的力量扩展到南中国海和东海，以便控制该地区重要的海运线。中国的目标是取得某种霸权。它的目标是确保它那个地区内所有的国家——不论是要在东海行使石油勘探权的日本，还是要就美国海军舰只访问它的港口一事作决定的泰国——都不会不首先考虑中国的利益而采取行动。”②
换言之，中国主导亚洲是美国不能接受的局面。美国以其自身短暂发展的历史经验来判断中国可能的发展道路，认为中国将首先争取在亚洲的权势，实现中国式的“门罗主义”，并据此向全球主义转变。米尔斯海默指出，在这种“群雄乱战”的局面中，中美之争当然是焦点之一。“如果中国在未来数十年内仍然保持其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它也可能会建立起庞大的军事力量，像美国支配西半球一样支配亚洲。中国将会寻求地区霸权，是因为优势地位是生存的最好保证。如果说美国的战略利益在于不让远处大国插手西半球的事务(这正是门罗主义所表明的)，那么中国的利益所在无疑是将美国军队赶出亚洲。当然美国将竭力阻止中国获得地区霸权，因为美国不能容忍世界舞台上存在与之匹敌的竞争对手。其结果便是中美之间激烈而危险的安全竞争，这种竞争类似于美苏在冷战期间的那种对抗。”③2005年9月，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在其对华政策演讲中公开阐明了这一立场：“在亚洲，中国已经在发挥更大作用。美国尊重中国在该地区的利益，承认多边外交在亚洲的有益作用。然而，如果中国为寻求具有支配性的强权地位进行活动，对中国的担心就会上升。”④
具体而言，无论是保证美国在东亚的利益不受到削弱，还是推动美国的东亚利益得以继续扩大，美国东亚战略的底线就是确保亚洲的力量对比不会发生有利于中国或其他有可能挑战美国主导地位国家的转变，“华盛顿应不断地阐明，它不会让亚洲力量对比的变化朝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这需要不断提高美国亚太驻军的作战能力，加强与亚太盟友的军事关系。对美国来说，目前最重要的是应在亚洲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保护美国和亚太盟国。”⑤
显然，亚洲的力量对比如果出现了有利于中国的局面，就是美国改变政策的前提。比如，在东亚的力量对比或影响力对比出现中强美弱的局面；中国的软实力影响力和辐射力超过美国；东亚国家间出现紧密依存和相互认同，经济上形成排美或美国参与有限的经济体和经济区；中国在东亚地区安全秩序建设和维护中开始发挥美国所无法控制的影响或主导作用；中国主导或主持地区安全机制的构建；再比如，在解决东亚重大的热点问题时中国替代美国成为决定性力量；在朝核问题或其他问题上，中国成为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等。因此，阻止这些情况的出现，也就成为美国东亚战略决策的起点。
作为一个大国，美国对他国影响力的扩大历来十分警觉。如果中国的影响力不断上升，并超过美国，两国在东亚的主导者身份就会出现替代，这就意味着美国失去在亚洲的主导地位。美国一直有丢失亚洲之忧，随着中国崛起，这种担心呈几何级数增长。丢失东亚在一定程度上即意味着丢失亚洲，而丢失亚洲意味着美国退守为地区国家。因此，防止美国丢失亚洲应该说是美国的重要战略目标。
以维护在亚洲的主导地位和避免力量向其他大国转变这一战略底线为基础，美国已经或正在采取种种预防措施，力求保持其战略根基的稳固。为了维护美国的影响力，近年来，美国不断强化“巧实力”，也就是从决定其影响力的软硬实力相结合的方式入手，不断挽救其呈下降趋势的地位，利用热点问题和危机增强军事存在，力图保住其在东亚的原有战略布局。
从硬实力角度看，美国在军事上虽然仍具有压倒性的海上优势，但对于中国实力的壮大，显然已经表现出战略忧虑。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罗斯所言，美国将很可能把中国的第三次崛起和中国不断发展更强大的海上力量看做对美国至关重要的安全利益的挑战。美国将很难接受中国对东亚海域战略性变革的期望。“中国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崛起伴随着中国对修正东亚大陆的地区秩序的要求，这只是挑战了次要的美国地缘安全利益。与此不同的是，假如中国正在呈现的发展海上力量导致中国的第三次崛起，它将构成对中美合作的严重挑战。”⑥
美中走向军事冲突有两个关键性的阶梯。第一个阶梯是，中国在东亚的影响力大大提升，出现在亚洲与美国平起平坐的状况，但即使迈过了这个阶梯，美国仍然不会与中国一战，因为美国在东亚的主导地位是依靠其保有的海上优势维持的。第二个阶梯才是危险的。也就是美国人讲的，当中国真正发展起远洋海军时，中美对决才有可能出现。显然，从军力上而言，中国发展足以抗衡美国的远洋海军力量，将会被美国视为超越了其东亚战略的最终军事底线。2011年以来，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布局尤其是南海问题上的突然和明确的介入，拉动中国周边尤其是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就南海问题进行“打破现状的”的较量，将中国包括航母在内的海上力量的发展视为陆权与海权的争夺，视为21世纪两个大国海权争夺的序幕。
在当前阶段，中美之间仍有巨大的避免冲突的回旋余地——尚未跨越第一个阶梯。但为了避免直接军事冲突，美国将竭力阻止中国在东亚占据主导地位，具体作法将是尽力谋求扎紧第一道防护网线。
虽然为了维护美国的战略底线，美国在军事上不会放弃对局部战争和中美直接军事冲突的准备，但这样的局面显然并不是美国维护其战略底线的最佳选项。因为局部战争或中美军事冲突不仅代价巨大，且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存在美国失去其既有地位的可能性。为了避免中美之间出现迎头相撞的局面，防止危机升级至失控或出现局部战争，也是美国必须加以防范的事态之一。东亚出现任何有可能导致美国介入或被动卷入的局部战争，显然也是美国试图加以避免的情势。在这一战略考量之下，维持有利于美国的地区均势不被破坏，将转化为美国的战略底线之一。美国战略学者扎勒米·哈利勒扎德曾告诫说，美国必须防止“亚洲出现可能导致战争的对抗、怀疑和不安全事态的扩大”，避免触发地区和全球权力分配格局发生变化。⑦
从目前看，虽然亚洲事务出现了一些变化，但美国在确保其战略底线时仍具有特殊的地缘政治优势。比如，美国一方面具有两洋屏障；另一方面，自二战后一直推行远离本土的战争战略。即使远程打击能力可以威胁美国，但美国仍然具有预警和阻击能力的优势。也就是说，美国的担心与防范正在增加，但并没有面对迫在眉睫的危险。这为美国维护其有利的地区均势提供了有效保障。换句话说，虽然美国必须防范来自崛起国的威胁，但美国仍具有地缘和战略上的先发优势，具有较大的缓冲余地。基于美国的战略底线所设计的东亚战略的战略延伸法则是：美国不会在外围地区诉诸战争，同样美国也不会因为别国的核心利益而与一个大国展开一场较量。正如罗伯特·杰维斯所言，也许最重要的变化是“任何可以想象得到的争端都不可能触及美国的生死攸关利益”。受美国保护的核心价值、因威慑失败而走向战争所带来的风险与代价以及美国延伸威慑承诺的信誉三者之间具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关联性。⑧
同时，现有的战略底线维护也是基于对于未来时间的预期判断：美国相信，即使中国能够提前10年或者20年在国内生产总值上达到与美国旗鼓相当的水平，至少在2033年以前，中国也难以造就用于挑战美国全球军事主导地位的必要的军事力量和国家综合实力中的其他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到2033年的时候，美国将会继续加大在军事上的投入，特别是在对全球影响力至关重要的空军和海军力量方面继续保持优势地位，中国将很难快速超越美国。“如果中国是最有可能挑战美国军事主导地位的行为体，那么，即使在对中国最有利的条件下，在未来的30年里也不会出现这种挑战。”⑨
美国对于维护其战略底线比较乐观的基础还在于：如果某一最强大的国家集中了国际体系中的绝大部分权力，那么就会导致任何反制它的行为付出巨大代价。根据单极乐观主义流派的观点，美国的硬实力已经跨越了这一门槛，这意味着其他国家不可能反制美国，因为它们缺乏这样做的能力。简言之，单是美国的军事、技术和经济实力规模，就成为一道强大的屏障，迫使潜在的“对等竞争对手”望而却步，早早打消与美国进行地缘政治竞争的念头。⑩
美国相信，中短期内，美国力量能够阻止任何挑战美国战略利益底线的行为。这一点对于美国制定其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也就是说，威胁美国本土的战争在可见的将来很难发生，而在其他地区所进行的战争或战争风险，只要不与美国本土安全这一核心利益发生直接联系，美国都可以从容应对。对于美国的地区战略底线而言，美国具有较大的战略伸缩度。美国需要做的就是通过保证对于地区的承诺而避免引火烧身。
诚然，美国的地区战略底线服务于美国的全球战略，美国的全球战略建立在分层或分级的地区战略底线之上。也就是说，本土防御底线是核心层，而拉美层是相对外围，拉美之外的战略底线设计是第三层。美国作为全球霸权，核心层外围的战略底线也是重要的。
由于前两层安全底线在未来较长的时间内都不存在遭受直接破坏的可能，核心层外围的战略底线就成为关键所在。虽然美国具有战略上的缓冲设计，但如何规避即使是远离美国本土的战争风险尤其是东亚的战略风险，就成为比较迫切的战略焦点。美国战略界现在强调的就是预防，预防越早越有效，美国未来所面临的风险就会越小。由此，美国战略的顶层设计与底层设计有效地连成一体。
在东亚地区，有可能成为引爆点的热点问题尤其值得关注。美国对于这些问题的关注、投入或介入意在防止别国误读美国实力下降而收缩美国的管理范围，从而产生冒进行为。对此，美国战略家莱恩有一番比较深入的剖析，他认为，东亚的朝鲜半岛问题、台湾问题以及包括钓鱼岛、南海问题在内的一系列争端，对于美国虽然不具有内在的战略价值，这些争端的任何结果都不会增加美国的安全“附加值”，但如果美国不承担相关责任，将会使美国丧失在盟国中的信誉，从而使战略态势朝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增加中国等国的战略冒险。(11)
美国不愿因为台湾或其他东亚的领土争端而卷入战争，但现实的情况是东亚的潜在热点地区又在增加冲突的风险。因此，一方面，美国会设法管控盟国可能的冒险行为；另一方面，美国也不得不做好由于这些热点问题引发纷争的军事准备。对于美国的战略承诺而言，这就出现了“美国霸权大战略的反常逻辑，越是属于美国次要利益的地区，美国越是要坚定地加以保卫”。(12)
这就是美国实力下降却不得不表现出继续扩张态势的深层原因，也是美国加大对东亚投入的无奈选择。然而，作为次战略重心，东亚成为美国战略的焦点，并不意味着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排序出现了转变或混乱，而是进一步明确了将东亚作为美国战略服务的前沿这一战略考量。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东亚的所有热点问题都是美国外围安全战略所涉及的问题，当美国的核心安全利益受到威胁时，美国的侧重点将必然会出现变化。
总之，维护美国在东亚的核心领导地位是美国对华战略的明确底线。与维护这一战略底线相关联的因素，比如核心外围区的防范、热点的控制和利用、联盟的管理、均势战略的灵活运用以及地区内领土和主权统一问题的介入与干预，都成为维护美国战略底线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美国对华战略的战略限度
战略底线与战略限度有所不同，战略底线强调美国的最终承受能力，超越这一底线，美国将可能不惜代价做出强烈反应。战略底线相当于美国战略作出重大转变的警示线。而战略限度是指美国的战略意图与实施能力之间的差距，这既包括美国的战略抵达能力和解决能力、国内国际对其战略能力的制约，又包括作为全球霸权国家，美国所需要的全球战略目标与区域战略目标的平衡等。
从战略限度来看，美国学者承认美国影响国际体系中战争与和平的能力极为有限，美国的影响力现在被欧亚大陆悄然出现的多极格局所侵蚀。其次，美国进行安全环境塑造可能带来的益处必须与美国卷入一场欧亚大国战争可能付出的代价相权衡。(13)
中美冲突具有战略上的限度，其主要依据是：首先，美国没有迫在眉睫的危险，即使决策层具有对其他大国实施强硬政策的意愿，在美国国内政治中也难以获得支持。也就是说，美国国内缺少铤而走险的民意基础和实施能力。其次，中美之间的相互制约不断增强，相互制约能力渐趋平衡。共同利益不断增多，存在着上升国与崛起国和平共处的新的可能途径。中美相互依存程度加深，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环境，都对诉诸战争持否定态度，这进一步限制了美国实施强硬政策的可能。第三，大国战争打不起，战争将两败俱伤，任何一方都将无法承受。
除上述总体限制之外，美国也面临在对华战略实施上的具体的客观限制。
(一)美国总体实力难以支撑全球战略平衡的压力
在全球范围内，美国面临诸多威胁，这些威胁的迫切程度有所不同且经常变化。其中一些威胁可能在不同时期交替成为对美国安全最为严峻的挑战，美国必须对这些威胁做出比较平衡的反应。出于全球战略利益平衡的需要，美国又绝不可能顾此失彼，对于东亚的战略投入仍是有限度的，仍需要考虑其他地区的安全需求。由此可以看出，美国东亚战略的核心是以尽可能小的成本谋取最大的收益，只要别国不对美国霸权提出挑战，美国是可以与之共处的。强化盟国的责任分担就成为这种战略的首选。为了凝聚盟国的力量，就必须造势，夸大或渲染某一国家威胁的严重性。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几次东亚之行，都可以视为美国串联盟国或准盟国形成对中国战略围堵的造势之行。希拉里在美巴关系出现忧患之后对印度的激赏，希望印度发挥亚洲领导者的作用也是别有用心的。
与此同时，美国的财政状况已经无法兼顾这一平衡。在2011年度预算中，美国国会一举削减了对埃及2.5亿美元的援助。为加速阿拉伯各国民主化剧变引发的“阿拉伯之春”，奥巴马政府甚至考虑出台一项堪称现代版马歇尔计划的巨额经济援助，但在减赤至上的紧要关头，该方案也受到限制。奥巴马政府要求10月1日启动的2012年度预算安排590亿美元的对外援助，但最终分别被众议院和参议院削减至470亿美元和530亿美元，和2010年度的550亿美元相比减幅甚大。(14)可见，美国很难集中财力化解某个国家、某一地区或某一领域的威胁。即使在美国重点关注的亚洲，战略结盟的巨大成本也会增加其限度。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存在所需要的巨额投入，也遭到一些政界人士的抨击。这些人士对亚洲“战略再结盟”政策成本逐步提高表示担心和不满。比如，美国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已经质疑美国对关岛基地的大量投入，(15)参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卡尔·莱文提议更改冲绳和关岛的基地搬迁计划。美国负责采办、技术和后勤的副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表示，重审美国海外军事基地的计划已经“摆上了桌面”。(16)出于全球战略平衡和风险成本的考虑，美国无法因为亚洲的领土争端而卷入过深。虽然亚洲的领土争端和由此引发的危机是美国所需要的，但美国的作法仍是策动相关国家与中国争夺，美国发挥暗中制衡的作用。
(二)美国难以形成冷战时期的联盟遏制局面
冷战时的联盟阵营很难再现，美国很难划定敌人的敌人是我们的朋友、对手的对手是我们的伙伴这样的结盟原则。世界上的主要国家都在推行全方位外交和“无敌外交”。由此，美国很难建立反华统一战线。虽然美国试图将其主要对手进行分类，以形成有利于美国的平衡，但各大国和新兴国家均热衷于全方位外交，而不再是限制发展空间的结盟外交。即使是与美国结盟的国家，也试图超越联盟排斥性带来的困境。
(三)中美之间事实上的协作协调局面
在安全上，对于全球稳定的共同需求大于彼此的威胁指认。在非传统安全上的合作甚至直接决定着反恐、反跨国犯罪、防核扩散、疾病防控的成败与否。在政治上，战略共识不断增多，战略对话越来越深入，彼此的相互了解进入新阶段。2011年以来军事上的交流与对话不断发展，正在探索机制化的新模式。危机与冲突具备了提前化解的多种可能途径。中美关系已有超越美苏关系的最低限度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准则，共同利益与共同准则要远远多于冷战时的美苏关系。(17)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美之间虽然矛盾与冲突不断，但会有一个明确的限度，即避免两国之间出现直接的军事冲突，同时也尽可能避免由于第三国引发两国的间接军事冲突，不会听任中美关系走向危险的边缘。美国对华的对抗遏制正转向合作遏制。中美之间不会出现美苏式的对抗或冷战局面。
对于美国而言，即使实力第一，一国遏制其他国家也比用他国或联合他国一起遏制的成本大；反之，对于中国而言，一国应对联合遏制的成本也是巨大的，并且也存在引发联合反遏制的可能性。因此，当遏制出现后，对于遏制与反遏制的国家而言，其遏制成本都会是巨大的，遏制与反遏制将会引发更大的战略对立和战略冲突，甚至引发战略格局的转变。中国与美国既是战略竞争者又是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协调与取舍就显得格外重要。当冲突升级之后，两国的安全成本都会上升，安全收益均会下降。因此，即使仅仅出于安全成本的考虑，两国都应该试图将安全对抗尽可能降低到可以承受的程度。
从未来看，美国的战略底线仍会得到维护，而美国的战略限度也决定了美国不可能对中国采取一种单一的对抗战略。“中美关系史是一部游离在有限合作和有限冲突之间的历史。两国之间的互动从来都是有限度的，虽然不同时期里两国国内对对方的感受不时出现情绪化的冲动，但它们既没有在友好时期结成过正式的军事联盟，也从未在敌对时期进行过全面战争。两国之所以一直没有能够实现更高层次的合作，是因为它们之间存在太多的分歧；之所以没有进行过全面战争，是因为它们之间存在太多重要的、而且必须维护的共同利益。”(18)
美国未来的战略走向还是一个核心利益的确定问题，也就是说，美国会否重新修订或改变其核心利益，会否继续扩展其核心利益还是维持其核心利益的现状。如果美国的核心利益得以延伸或扩展，中国可能会在新领域与美国发生冲突。中国不会挑战美国的传统核心利益，但有可能会与美国战略的新关注点发生触碰，比如外层空间问题、极地问题、美国的海上航行问题以及网络战争等可能影响到美国全球新利益的领域。中国海外利益扩大所引起的国际活动增多也可能增加中美摩擦的概率。
三、结语：战略转换问题
我们必须看到，美国的战略底线或中美冲突的限度都是受实力变化、突发事件和国际环境的总体变化影响的。在不同的条件下，美国的对外战略会出现新的调适和转换，如战略目标递进、战略收缩与战略扩展、战略试探与战略调适，当然还包括战略误导与战略误判等等。
首先，必须特别重视美国的战略攻守变化。
作为霸权国，美国具有一定程度战略变化的空间。美国的战略储备使其对外战略不仅仅受限于对外依存度，无需只依赖于扩展一个选项。美国需要应对的权力政治变化带来的威胁目标呈分散化，在各大洲都有新兴国家崛起，美国对外战略很难聚焦于一两个国家，其全球战略的平衡性出现了难题。战略聚焦困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美国对华战略的实施。美国对华战略中的进与退是判断其战略转换的关键，至少有四种组合：以进为退，以退为进，退中有进，进中有退。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期内，美国对华战略将体现为以进为退，总体收缩、局部强化(比如在东亚的战略)，攻守平衡，策略变化，战略微调。美国对华战略既注重对称性战略的一面，即全球均势的一面，同时未来一段时间将可能更为重视非对称性的一面，即以主动的方式、以较低的成本、合适的时机介入地区事务。
其次，关注战略目标递进与战略目标递减的转换。
战略原则可能长时期持续，但战略目标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战略目标的改变常常取决于阶段性目标的成功与否，也取决于实力变化与国际环境的改变。美国从一个地区性国家发展为地区大国进而成为世界大国，其对外战略发生了很大变化，其战略目标始终处于战略递进的变化之中。美国建国之初，华盛顿总统就警告说，美国人不要卷入任何联盟。杰斐逊也曾表示，要和各国进行贸易，不同任何国家结成联盟，这是美国的座右铭。(19)随后，美国于1823年推出门罗主义。1904年，T.罗斯福提出“罗斯福推论”，进一步发展了门罗主义。1933年，美国陷入经济危机，F.D.罗斯福放弃干涉政策，推行睦邻政策，重回孤立主义。直到1947年杜鲁门利用二战胜利之机，推出新的全球战略。
同样的道理，美国对华政策目标呈阶段性递进。美国的战略目标是不断递进的，在实现一个阶段性目标之前，不会将这个目标之后的目标具体化。20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期间，虽然美国官方显示并无入侵中国的计划，但若全面控制和占领朝鲜，情况将难以预料。因此，不能忽略中国军事介入的作用。若中国军队没有介入朝鲜战争，美军顺利推进至鸭绿江，美国会否出现顺应形势的战略递进是难以确认的事情。朝鲜战争之前，美国的东亚战略将韩国、中国台湾置于其防御圈之外，而战争一爆发，美国迅速调整了这一战略，并进驻中国台湾海域，同时声称台湾未来地位未定论，而中国入朝参战也正是基于美国可能出现的战略递进而实施的。(20)
中美建交后，美国对华战略确认了新的阶段性目标。其一是相互依存，同时保持有利于美国的不对称相互依存；其二是主导性融合，按美国的要求进行改变，对中国进行规制。阶段性目标相联系，每一阶段都为下一阶段的基础和前提。
战略目标递进体现了其战略上的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的联系。无论是战略递进或战略递减都反映了美国对华战略的不确定性和战略试探。2010年美国介入南海争端，是一种典型的战略试探，试图以台海争端之外的南海争端来试探中国可能出现的战略反应。可见，战略递进与战略试探常常联在一起。所谓美国的战略递进就是随形势变化而做出及时调整。
还有一点就是战略欺诈与战略误导。美国对华战略中的战略欺诈表现为抬高对手的威胁，渲染对手的力量，模糊时空界限，把未来的潜在威胁视为当前威胁，把历史事件政治化、现实化。化虚为实、无中生有、声东击西、制造事端、塑造威胁，为美国的战略部署寻找借口和合法性依据。对于美国而言，国家利益和国际利益具有整体上的一致性，美国不会破坏国际社会的整体稳定。但从美国战略历史来看，美国善于用诈，会以制造局部危机来保持美国的整体控制力，而且总是通过迂回的方式达到目的。
美国媒体和战略界有时会散发与实际意图明显相反的信息以误导中国。比如，不断炒作“中国威胁论”，意在警示美国国内政界重视对华战略；散布“中国崩溃”等信息，以搅乱时局或进行舆论施压。
总之，我们一方面必须明确美国现时和未来一段时间比较明确的战略底线和战略限度，另一方面，也必须对可能出现的变数有所准备，任何战略防范的方案都不可能限定于单一选项。
注释：
①倪世雄：《一种既成熟又复杂的关系——纪念中美建交30周年》，《美国问题研究》，2009年第1期，第26页。
②［美］理查德·伯恩斯坦、罗斯·芒罗：《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隋丽君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年，序言，第9页。
③［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中文版前言”，第39页。
④Robert B.Zoellick,"Whither China: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Remarks to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New York City,September 21,2005,http://www.state.gov/s/d/rem/53682.htm.
⑤［美］吉姆·赫尔姆斯、詹姆斯·普里斯特主编：《外交与威慑：美国对华战略》，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103页。
⑥［美］罗伯特·S.罗斯：《中国崛起、地区权力转移与东亚安全：从1949年到21世纪》，《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1期，第42页。
⑦［美］扎勒米·哈利勒扎德等：《美国与亚洲：探索美国的新战略和兵力态势》，滕建群等译，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8、44页。
⑧Robert Jervis,"What do We Want to Deter and How Do We Deter It?" in L.Benjamin Ederington and Michael J.Mazarr,eds.,Turning Point:The Gulf War and U.S.Military Strategy,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1994,p.130.
⑨［美］罗伯特·阿特：《美国大战略》，郭树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12—313页。相似观点见Stephen G.Brooks and William C.Wohlforth,"American Primacy in Perpective",Foreign Affairs,Vol.81,No.4,July/August 2002,pp.20—34。
⑩William C.Wohlforth,"U.S.Strategy in a Unipolar World",in G.John Ikenberry,ed.,America Unrivaled: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2,pp.103—104.
(11)［美］克里斯托弗·莱恩：《和平的幻想：1940年以来的美国大战略》，孙建中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8页。
(12)同上。
(13)［美］克里斯托弗·莱恩：《和平的幻想：1940年以来的美国大战略》，第321页。
(14)"Foreign Aid Set to Take a Hit in U.S.Budget Crisis",http://www.nytimes.com/2011/10/04/us/politics/foreign-aid-set-to-take-hit-in-united-states-budget-crisis.html? scp=1&sq=cut% 20foreign% 20aid&st=cse; "No Time to Get Stingy",http://www.nytimes.com/2011/10/09/opinion/sunday/no-time-to-get-stingy-about-foreign-aid.html? _r=1&sep=2&sq=cut% 20foreign% 20aid&st=ese.
(15)麦凯恩表示，美国在关岛军事基地建设投入过多，且效率低下，参见http://mccain.senate.gov/public/index.cfm? FuseAction=PressOffice.FloorStatements&ContentRecord_id=8C8A44DD-0816-17FC-F793-ASF65E7DEBCA,September 21,2011；麦凯恩质疑美国对关岛的社会和环境建设的大量投入，参见http://pidp.eastwestcenter.org/pireport/2011/September/09-23-07.htm,Pacific Daily News,September 23,2011。
(16)卡特表示要控制国防预算，削减不必要的军事项目，军费使用更具有效率，参见美国国防部网站，http://www.defense.gov/news/newsanicle.aspx? id=6363,April 20,2011。关于包括普天间机场搬迁在内的整个驻亚洲美军的整编计划。美国防长帕内塔曾在6月的听证会上表示将对方案进行重审。莱文认为，普天间搬迁“并不现实”。他在听证会上指出，“从目前的财政状况看，美国已经无力再继续如此庞大的整编计划”，再次要求对计划进行调整。另见《美国下任副防长称可能重审普天间搬迁计划》，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1-09/14/c_122033276.htm，新华网，2011年9月14日。
(17)希拉里2011年11月的讲话谈到美国将在未来十年把主要精力和实力放在亚洲，但她同时也强调与中国关系的重要性，合作而不是冲突应该是美国追求的目标。Hillary Clinton,"America's Pacific Century",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1/10/11/americas_pacific_century.
(18)牛军主编：《战略的魔咒：冷战时期的美国大战略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1页。
(19)Robert Tucker and David Hendrickson,"Thomas Jefferso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Foreign Affairs,Vol.69,No.2,Spring 1990,p.138.
(20)美军仁川登陆之后，美国政府批准了美军在三八线以北的作战计划，美军占领汉城。美国开始背离原来介入朝鲜战争的初衷，把重点从“遏制苏联力量的扩张”转移到“推回共产主义”，并宣称“平壤将成为第一个被解放的铁幕首都”。参见王玮主编：《美国对亚太政策的演变(1776—1995)》，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4页。中国终于做出在苏联的支持下出兵朝鲜的艰难决定。出兵理由归纳起来为：(1)美国占领朝鲜，对整个东方不利。(2)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唇亡则齿寒，鸭绿江一千多里防线，需要大量部队，将使国内无法安心建设。(3)对美国在东方的麦克阿瑟政策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其政策实质就是继承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衣钵，吞并东北。参见王帆：《50年代初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及外交影响》，《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