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务本业：明代社会群体之角色转换与业余精神之勃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群体论文,明代论文,角色论文,精神论文,务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14)05-0127-10 一、引论：从“世事十反”说起 若以文字训诂为视阈，所谓的“业”，原本为上古无文字之时，刻木如巨齿之状，藉此记录每日所行之事数。每当一事完毕，则去除一刻；所有事情完毕，则尽去其刻，称为“修业”。变更所业之事，则重新如前加刻巨齿。凡有大事，则大刻，称为“大业”；凡有多事，则多刻，称为“广业”；士、农、工、商所业不同，称为“常业”；农民改业成为读书人，则改刻，称为“易业”。基于“业”字训诂之义，有学者进而加以引申，得出重业之论，即古人一生无不有所业之事，每日无不处于修业的状态，通过身修事理，藉此避免怠惰荒宁。反之，若是“无业”，则会流于昏昏荡荡，偷安惰行而死。[1] 在传统中国的等级制度下，民安其业或者说四民各有定业，既是知识阶层的理想追求，又是历朝统治者确立大统之后付诸社会控制实践的基本国策。正如六朝时人颜之推所云，人生在世，需要各具本业，诸如农民之“计量耕稼”，商贾之“讨论货贿”，工匠之“致精器用”，伎艺之人之“沈思法术”，武夫之“惯习弓马”，文士之“讲议经书”[2]，都是他们应尽的本等职业。先秦时期管子确立士、农、工、商四民等级，使之成为不再游移杂处的“石民”，其目的就是为了避免“言吪”、“事乱”的杂处之弊。其后的儒家学者，倡导士人安处闲燕之地，农民辛勤耕作于田野，工匠服务劳作于官府，商人奔走于市井，通过旦暮从事于各自的本等之业，不再见异思迁，藉此以安民心，以定民志，最终达到天下大治。[3] 就传统中国的职业观而言，显然具有以下两大特点：一则“有事必有业”，“人各有业”，肯定各类职业存在的可能性乃至必要性。换言之，职业固然有贵贱之分，然均可藉此“营生”。一旦具备维持家庭生计的内在推动力，即使所从事的是“淘圊”之类的职业，亦能达臻“鼻忘其臭”的境界。[4]“学业”、“农业”诸称，以及农民有畎亩之事，工匠有器用之事，商贾有市肆车牛之事，已经足以证明“未有为其事而无其业”这一基本准则。[5]一旦废业游手，就会流于不肖。随之而来者，则是在传统史料中，“不事本业”、“不务本业”之说，通常与“游手好闲”之“光棍”并称，亦即将“不事本业”者归于无赖游民一类，藉此形成一种“各业其业”、“各事其事”的理想境界。[6]换言之，人若不列入四民之中，则称“闲民”[7]。无论士、农、工、商，吃一日饭，做一日事，都是世间良民。若是游手嬉闲，浪度岁月，就会沦为匪僻之流。[8]二则职业各有等差，甚至有贵贱之别，择术不可不慎。在士、农、工、商四种职业中，士为四民之首。按照传统的观念，除了“耕读”二事，其他无一可为，诸如：商贾近利，容易坏人心术；工技为人所役使，近于贱业；医卜之类，又下工商一等；此外各业，则更为低贱。[9]传统观念所谓的快乐，仅仅愿意肯定“读书乐”、“田家乐”两种，力图宣扬只有务本业之人方可其境常安。[10] 时至明代，职业分化渐趋明朗化。以苏州一带为例，农业获利最少且又辛劳，只有“愚懦之民”尚以农耕为业；奇技工匠能获二倍之利，且又兼辛劳，惟有“雕巧之民”仍以此为业；商贾可获三倍之利，且又轻松安逸，于是“心计之民”纷纷以此为业；贩盐可获五倍之利，且又无辛劳，更使“豪猾之民”以此为业。[11]与此相应，即使作为四民之首的士人，其职业亦日趋变化：一方面，由于汉、宋两代儒家学者的误导，使士人专攻章句之学，再加之科举的引导，士人更是汲汲于帖括八股。其结果则使自古以来士人通过礼、乐、射、御、书、数等业借以谋道之术，荡然无存，而儒家士人转而不得不借助农圃、风鉴、医、卜之术谋生。[12]另一方面，那些世代簪缨的世家子弟，既不读书，又无一业自给，只是终日嬉笑，坐食山空，最后沦为游惰之民，甚至身为臧获皂隶，为盗为娼。[13]这无疑是明代社会流动加剧的背景下的职业分化。 朱元璋建立大明帝国以后，通过一系列社会控制措施的实行，四民等级秩序得以重建。自明代中期以后，随着社会流动的加速，出现了“世事十反”的特殊现象。何谓“世事十反”?根据明末人冯梦龙的概括，主要表现为以下十种表象：达官不忧天下，草莽之士忧之；文官多喜谈兵，武官却不肯厮杀；有才学人不说文章，无学之人偏喜说文；富人不肯使钱，贫人却肯使钱；僧道茹荤，平人却多吃素；闾阎会饮大多通文，秀才却反显粗卤；有司官多裁抑豪强，乡宦却又把持郡县；官愈尊则愈言欲退休，官愈不达则愈自述宦迹。[14]由此可见，所谓“世事十反”，既是十种反常的社会现象，又是明代社会群体角色转换乃至业余精神勃盛的典型征候。 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时代风尚，其结果则造成时人纷纷追求业余爱好，无不以此作为一种时髦。这更是一种不务本业的特殊现象。细究之，又可分为以下两类：一是地方官员任意役使很多职业人士，令其整日在衙门中伺候，使他们无暇从事自己的本业，尤以阴阳生、医生、塾师为甚。①这可称之为被动的不务本业。二是很多职业人士，由于受到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不再坚守自己的本业，而是更喜欢从事与本业无关的事务：诸如虽不擅长书法，笔砚却讲求精到；虽不以医为业，家中却多存有经验之方；虽不工于弈棋，书斋案头却必备楸枰。[15]这可称之为主动的不务本业。两种现象结合在一起，不仅造成了明代社会群体角色转换的频繁，更使业余精神达臻勃盛。 二、“缙绅余技”：士大夫之业余精神 明代中期以后，士大夫的社会角色转换颇为频繁，业余精神更趋勃盛。究其社会史的原因，显然与士之失职甚或游士层的形成有关。自古以来，学者栖息有所，出游有方，游学属于不得已之举。遐方僻郡的士人，前往中原求学，或游于京师，其目的大者在于成就自己的学问，小者则为成就名声。一至明代，士穷失职，伏处闾巷，不仅难以获取生计，更难成就名声，于是不得不奔走四方。等到倦游而归，却又大多无半亩一丘之地可以营造草堂，安置书籍，藉此徜徉忘老。士人出游，盖有其因。明代士人不仅好游，而且出游无方。这就是说，明代士人大多好游，有得则忻，无得则戚，甚且因老困而无所归趋，由此形成一种“游病”[16]。所谓士人的“游病”，就是士人出游，不再追求学问，仅是为了成就自己的声名。在这些出游的士人群体中，其中卑卑曳裾之人固可无论，即使那些所谓的高尚之士，亦不过是“挟一策一卷，往而师一先生，谒当世大人数辈，投刺名下士数辈，归而索赠言十数通，评文满纸”，希望藉此在众人之前大加炫耀，宣称“某吾师也”，“某吾友也”[17]。可见，自明代中期以后，在士、农、工、商四民之中，无不习染“游惰之习”，其中又以士人为甚：“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而已；群居终日，言不及义而已。”[18]究其为害，甚至更甚于“游民”[19]。 按照六朝人颜之推的说法，儒家士人原本应该秉持一种“素业”，亦即“清素之业”。而事实上，早在六朝，士大夫已有不务本业之习，此即所谓“耻涉农商，差务工伎，射则不能穿札，笔则才记姓名，饱食醉酒，忽忽无事，以此销日，以此终年”。其结果则“及有吉凶大事，议论得失，懵然张口，如坐云雾；公私宴集，谈古赋诗，塞默低头，欠伸而已”[20]。在明代的士大夫群体中，这种现象得以再现，且较之六朝士大夫更甚。借用晚明名僧袾宏的说法，就是出现了一种“儒昧当务”现象。举例来说，如孔子号称儒之宗主，理当被青衿之士朝夕礼拜而加以供养；然明代的士人舍弃孔子不拜，却去侍奉文昌帝君，且极尽恭敬之能事。《六经》、《论语》、《孟子》，理当为士人朝夕信受而加以奉持；然明代士人舍弃这些不读，却去奉持《准提咒》，且竭其虔诚之能事。如此不分“当务”之事，其目的均在于藉此求取富贵。[21] 揆诸明代士大夫之角色转换乃至业余精神，大抵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论之：一为文人尚武之风的形成；二为业余精神之勃盛。 (一)文人尚武之风 从仕途的角度而言，对明代的文、武关系大体可以概括如下：明初文武合一，甚或重武轻文；明代中期以后，文武异途，甚或重文轻武。自正德、嘉靖以后，出现了一种“儒将”的说法。“将”而又“儒”，并非是“文武全才”的典型，而是武将抛弃自己的习武本业，去附和文士的习气。与此相应，巡抚、巡按也以文字的优劣作为荐扬武将的标准，兵部也据此作为任用的尺度。而晚明文、武关系的实际演进过程，却是文人尚武精神的形成，进而投笔从戎。这一风气由丘濬开其端，倡导“文武一途”，继之者有唐顺之、赵本学、郑若曾、陈第、茅元仪、曹飞、陆世仪等，从而形成一股文人“尚武”与“重兵”的风尚。 传统文人大多胸怀大志，然一旦科场失意或干谒不成，就只好投身边塞戎幕，以为晋身之阶。明代的文人也不例外。如嘉靖年间，倖臣胡宗宪、赵文华辈，开府浙江。时世宗方喜祥瑞，争以表疏称贺博宠，词人纷纷入幕，诸如胡宗宪幕府之徐渭、沈明臣、赵得松、朱察卿。[22]文、武失其本色，是晚明的基本特点。对文人来说，时势动荡，正是他们大显身手的时机，于是纷纷“抵掌而谭孙吴，恨不得一当单于，以暴其能于天下”[23]。如以文士著称一时的赵时春，却“喜骑射谈兵，日以边备不修为恨”，其志向则“专在攘夷狄复祖宗之疆宇，遗后世以长治久安”[24]。更有一些文人，效班超投笔故事，毅然弃去文章之事，以武胄起家，成为将军。如何南吉，死后被茅坤称为“谁言将家子，耻做一文儒”[25]。至于陈第，更是投笔从戎的著名文人与学者，其例在此不赘。尽管明代文士娴习骑射，其目的或许是为了达到“立致边都”[26]，起到躐等而用的效果，却不能不说是明代士大夫业余精神勃盛的一大佐证。 (二)业余精神 明人沈德符以“缙绅余技”概括士大夫业余精神之勃盛。所谓“缙绅余技”，大抵是指士大夫安享太平之乐，纷纷将他们的聪明才智“寄之剩技”，即各自有业余爱好，甚至达到专精的境界。如吴国伦擅长击鼓，技艺高超，甚至到了渊渊有金石声的境界；苏州一带的士大夫大多留意声律，太仓人张新、吴江人沈璟、无锡人吴澄时，无不工于度曲，每次广坐命技，即使老优名倡，亦多皇遽失措，真可谓不减江东公瑾；至于京城，驸马王昺、锦衣卫指挥张懋忠等，亦是擅长蹴鞠，堪称精绝。[27] 尽管儒家学说不乏“游于艺”之说，然其终极追求还是在于修齐治平之术。即使闲暇时所习之“艺”，明代学者仍将其定出轻重之分，即所谓的“学文胜学诗，学诗胜学书，学书胜学图画”。这就是说，诸如学文、学诗、学书、学图画之类的技艺，可以起到垂名法后之效。下此一等，则为弹琴、弈棋，尚不失为清士之举。除此之外，则均可归于“末技”[28]。 仔细考察明代士大夫的业余精神，大抵集中于精于书画、文具、器械诸方面，甚至不乏精于卜筮、禄命之学的例子。 清人钱泳曾有言：“大约明之士大夫，不以直声廷杖，则以书画名家，此亦一时习气也。”[29]抛开“直声廷杖”不言，所谓的“以书画名家”，显已一语道破了明代士大夫业余精神之勃盛。钱氏之论的依据，显然是指如文徵明、祝枝山、董其昌、吴宽、李贞伯、陆子传、王雅宜、张东海、娄孟坚、陈鲁南、王百谷、周公瑕之流，无不以善书著称一时，且成为当时案头的珍玩。事实确乎如此。明代苏州善于书画的名流，如文彭、王宠，都是精通画学，显然是受到了唐寅、文徵明等人的传习熏染。此外，如刘基之精于山水，酷似李营邱；岳正之精于蒲桃，几同温日观；王直亦工绘事，尤非后生所及。[30] 士大夫之精于文具制作，则可以沈炼、周岐凤两人为例加以说明。史称沈炼因得罪权臣严嵩，系狱长达18年。在狱期间，读书之暇，傍攻匠艺，不用斧锯，仅以片铁日夕磨琢。沈炼曾以尺许香楠为材料，雕琢文具，制成三个大匣、七个小匣、二个壁锁，又用棕竹数片，制成扇子一把。其制作之精好，巧匠亦叹为弗如。此外，沈炼还以粥炼土，经过数年之久，制为两只铜鼓，可以声闻里许，品质远胜暹罗铜鼓。又周岐凤，不但能诗，而且深具巧思，“文房器用、裳衣冠屦悉自制，良工莫及”[31]。 至于士大夫深具巧思，精于器械制作，则以黄子复、严寅为典型。史称黄子复，擅长巧思，所制木偶，靠机关运作，无异生人。他曾用木头制作一个美女，手捧茶橐，可以自行移步供客。客人举瓯啜茗，即站立以侍，茶瓯返于橐，即转过其身，仍内向而入。又制作一个小木偶，在席间以木偶传觞。其行止一视觞之举否，周旋向背，不借人力。此外，他还用木头制成一犬，上面蒙上真皮，犬口可以自行开合。在牙端攒聚小针，可以衔人衣裔，挂齿不脱，与真犬一般无异。[32]严寅在正德、嘉靖年间曾为府学生员，后因哄闹提学御史，被褫夺生员科名。史称其字法米帖，粗能写诗及画兰竹，收藏古法书名画颇多。严寅又精于制作，所制藤床、藤椅，均以藤制成，不加寸木。他还制作了枣根香几，天然为之，不加凿削，最称奇品。此外，他又精于煮茶，所用茶具，无不佳妙。[33] 星相、堪舆，均可归于术数之学，非儒家倡导的正学。反观明代的士大夫，却对这些术数之学，“人人能讲，日日去讲”[34]。朱升、万祺的例子，已经足证此说不诬。史载朱升博综群书，即使是数学、卜筮，亦“靡不精究”[35]。史称万祺少时曾遇到异人，曾传给他《禄命法》一书。经过钻研，万祺精通其学，“以卜公卿贵人，多奇中”[36]。 何以明代士大夫业余精神如此旺盛?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名士风流之风的影响。至于名士风流，明人何良俊曾以王西园为例，加以定义性的阐释。王西园曾为岁贡生出身，任太顺训导，被何氏许为“最有胜韵”。那么，他的“风流”乃至“胜韵”包括哪些?何良俊进而阐述道：其一，王氏“善书画”，“每一入城，好事者争趋之，其舟次常满”。其二，“喜歌曲”，“曾教妆戏者数人，名丹桂者亦有声”。其三，“其室中畜侍姬三四人”，以供“笔砚图书”[37]。由此可见，业余精神大抵已经成为名士风流的精髓。 三、“经文纬武”：武将之业余精神 自弘治、正德以后，一些武将开始沉浸于翰墨之事，且以习文为雅事。武之好文，成为一时风尚。究其所由，明代学者唐枢有下面一番剖析： 国初以将对敌，举动自由，以渐而制于群珰之出镇，乃设巡抚以制群珰，又渐而制于巡抚之总督。重臣握兵权，籍巡按以为纠参，又以渐而制于巡按之翻异。随在掣肘，不得不文，以为自御之计。且文臣轻辱鄙陵，动以不识字为诮。及其荐剡，则右文而后武，又不得不文，以为自立之途。于是天下靡然，莫知其自为武，岂安不忘危之道哉![38] 武将好文，盖有其因。明人徐学谟云：“武人而耽翰墨，即阶阃帅。”[39]此说可作前论的补充。 明代武将耽于翰墨，专力于业余精神，大抵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论之：一为武将擅长诗文，甚至不乏精通词曲之例；二为武将喜与文人交往，且聘幕成风。 (一)武将耽于文艺 武人能诗，自古以来，不乏其例，尤以晚明成为一时风气。明代武将能诗者，有沐昂、俞大猷、郭登、李言恭、万表、陈第等，其诗“皆见英雄本色，有文士所不能道者”[40]，并非只能写“明月赤团团”一类俗句。尤其是戚继光，因深得文坛名人汪道昆、王世贞的称道，俨然以风雅自命，幕客郭造卿辈，尊之为“元敬词宗先生”，几与缙绅分庭抗礼。又萧如薰，亦以翰墨自命，山人辈纷纷投入幕中，尊称其为“季馨词宗先生”[41]。其他如杜弢武，亦甚好文，建曲馆，以“经文纬武”镌其斋，作有《餐霞外编》。[42]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根据清朝人刘廷玑的记录，明朝武将能诗之人，分别有：定襄伯郭登，著有《联珠集》，其代表作有《湳牙山》、《普安道中》、《入缅取贼早发金沙江》、《军回》、《寄泾州守李宏》、《梅子》、《塔顶》诸篇；参将汤胤勣，其代表作有《题壁》一诗；戚继光著有《止止堂集》，其代表作有《登石门驿新城眺望》、《盘山绝顶》、《度梅岭》诸诗；俞大猷著有《正气堂集》，其代表作有《挽薛养呆》一诗；万表著有《玩鹿亭稿》，其代表作有《悯黎吟》、《山亭纳凉》、《宫女叹》、《和徐东滨》诸篇；参将余承恩著有《鹤池集》，其代表作有《感兴》、《答草池约泛蓉溪》、《放舟行》、《望忠州》诸篇；都督张通著有《游西林庵》一诗；京营都督周于德，著有《平乌剌江》一诗；指挥张元凯，著有《伐檀集》，其代表作有《春日游西苑》、《西苑宫词》诸篇；千户李元昭，著有《岣嵝山房集》，其代表作有《送周虚岩归吴》一诗；参将黄桥栋有《听秀上人弹琴》一诗；右都督张如兰，著有《功狗集》，其代表作有《吴门夜泊》一诗；参将狄从夏有《月夜同刘天山作》一诗；守备袁应黻有《郑司马入塞歌》；百户奚汝嘉有《旅怀》一诗；百户陈鹤著有《海樵集》，其代表作有《夜坐见白发寄别朱仲开、张瓯江》、《高邮赠龚山人》、《泊京口望金山寺》、《题杨法部容闲阁》、《写山水》、《题画赠姜明府》、《送张伯淳还关中》、《送王谏北山》、《吹笛怀友》；游击将军陈第著有《寄心集》，其代表作有《岁暮客居呈焦弱侯》、《邵武舟次》、《禹碑行》、《山中蚤秋》、《江心寺除夜》、《闽关旅夜》、《维扬谒文信公祠》、《过蓟州》、《追怀宜黄大司马谭公》、《元夕宿泉州洛阳桥》、《送戚都护》、《塞外烧荒行》诸篇；临淮侯李言恭著有《青莲阁》、《贝叶斋》、《游燕》诸集，其代表作有《花朝》、《赋得匡庐山》、《送仲弟南还兼怀老亲》、《李佥宪招饮黄鹤楼》、《显灵宫》诸篇。[43] 明代武将不仅精于诗歌创作，而且对文章的创作理论亦别具一番见解。如千户姚福，曾对《六经》而下历代文章名家，一一作了自己的评述。他认为，左丘明所作《春秋》，堪称后世文章的鼻祖；司马迁的《史记》，力量超过《左传》，可谓汉代“文中之雄”；韩愈深醇正大，可称唐代“文中之王”；欧阳修渊永和平，可称宋代“文中之宗”。此外，诸如班固之详瞻，柳宗元之精核，曾巩之竣洁，王安石之简淡，苏轼之痛快，均可谓文中名家。[44]如此评论，不乏精到之见。 更有甚者，明代一些武将，尚精通词曲。陈铎堪称典型一例。史称陈铎虽为“金带指挥”，却以词曲驰名，平日随身带着牙板，能随时“高歌一曲”[45]。尽管此举被当时的魏国公贬斥为卑陋行径，但至少说明在当时的武将群体中，确乎不乏“不与朝廷做事”、只是热衷于业余爱好的风尚。 (二)武将聘幕之风 明代很多能文的武将，大多喜欢与文人交往。如戚继光与当时著名的文人王世贞、汪道昆、李攀龙均有交往，甚至雅歌相和，篇章交映，体现出一种“质有文武”的特点。②此外，戚继光在蓟镇时，凡是招待前来阅兵的官员，亦极尽招待曲奉之能事。根据钟羽正的揭示，戚继光一次招待阅兵官员，多用奇花排列，共花费了200多两银子。而那些参与阅兵的官员亦大多不加自爱，喜欢带上很多伶人游客，人数多达数十人，日夕酣歌，流连光景，登高览胜，伐鼓飞觞。[46] 与此同时，明代武将聘幕也蔚然成风。显然，这是晚明武将尚文风气影响所致。此外，武将幕中又多山人幕客。史称隆庆以后，“款市既成，烽燧少警，辇下视镇帅为外府。山人杂流，乞朝士尺牍往者，无不餍所欲”[47]。尤其是万历中叶以后，边镇专阃将帅以能诗名者很多，戚继光、萧如熏、杜文焕即其中之佼佼者。戚继光尤好延文士，倾赀结纳，取自军饷。③萧如熏亦能诗，士趋之若鹜，宾座常满。 山人杂流多投奔边帅幕中，武将亦多以聘幕为荣，以便与文臣往还。[48]陈第、颜钧为著名的王门学者，均曾入俞大猷幕，成为参谋、军师。[49]至明季，武将多聘记室、幕客。当东平侯刘泽清开府淮阴时，贾开宗“掌其军书记”[50]。即使如卫所指挥，解粮进京，也要寻一个“通文理，管得帐”的幕宾。[51]聘幕宾专为记账，这与请钱谷师爷基本相同。 四、“释中名士”：佛僧之业余精神 按照常理说来，僧人的本分是在寺院念经、礼佛，体现出一种禅静的境界。令人称奇的是，在业余精神日趋兴盛的明代，僧人却不再安分守己，跼蹐于寺庙一隅，而是纷纷外出，与士大夫相交，反而显得忙忙碌碌。晚明南京有“十忙”之说，都是各行各业的名人，显得十分忙碌，分别为：祝石林写字忙，何雪渔图书忙，魏考叔画画忙，王尧卿代作忙，雪浪出家忙，马湘兰老妓忙，孟小儿行医忙，顾春桥合香忙，陆成叔讨债忙，程彦之无事忙。[52]其中雪浪和尚“出家忙”一说，大抵已经道出晚明僧人之山人化倾向，争相竞逐“诗僧”的名头，随之出现了“释中名士”一称。 明代僧人业余精神的勃盛，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为僧务“外学”；二为僧务“杂术”。 (一)僧务“外学” 业有专攻，这无疑是众所周知的道理，更是职业精神的反映。然值得注意的是，在晚明僧人群体中，流行一股“僧务外学”之风。正如当时的名僧袾宏所言，僧人“不读佛经而读儒书，读儒书犹未为不可，又至于读《老》、《庄》，稍明敏者，又从而注释之，又从而学诗、学文、学字、学尺牍”[53]。这同样可以称之为“事外而忘内”，如当时南京寺庙中的僧人，“往往好通文雅，而鄙戒律为寻常”[54]。可见，僧人不再以学习内典为荣，而是与文人士大夫交往，学习儒家经典，并赋诗习文。 至于僧务“外学”的具体表现，则可从下面三个方面加以考察： 一为僧人走出禅房，与士大夫相交成风。这种事例，不胜枚举。明人盛时泰所著《牛首山志》载，嘉靖初年，“顾司寇、陈侍讲，致政家居，数来牛山。于是祝禧寺僧福全、崇明寺僧寄芜每随之。……陈侍讲有云：‘相随一童子，作伴两山僧。’”[55]又载：“内江赵大洲先生，自谪所起为南铨，深嗜禅理，多所访问。是时，嘉州毛起元善、宝应朱曰藩子价、嘉陆光祖、仁和王子卿原寀、华亭何良傅叔毗、南海黎民表惟敬，先后俱在郎署，而云谷老禅住摄山团瓢，号曰古佛庵。时入城，则群公各迎于家，或与同游牛山，清谈雅论，杂以诗句。”[56]又苏州竹堂寺僧人福懋，文墨标雅，诗画兼工，“吴之名公巨卿，皆折节与交，而郡使一方之尊，亦礼遇之，缁衣莫不啧啧称羡”[57]。再如公安派文人袁宏道，喜与不知其名、不识面貌之怪僧交游。而当时的僧人冷云，过柳浪时，“出茂才张君时艺若干求评”[58]。僧人交游，于此可见一斑。 到了万历年间，在士大夫中形成了一股狂禅习气，而在佛僧中也崭露一批名僧，诸如紫柏、憨山、达观、雪浪、莲池几位大师，士僧相交，更成一时佳话。④尤堪注意者，士大夫不仅与僧人相交，而且与僧人结成诸如“放生社”、“澹社”一类的团体。⑤一至明季，又出来一位名僧三峰大师。三峰性高旷，不关心寺院事务，喜欢留心笔墨之间，阄题拈韵，与同里薛敷政辈相倡和。为此，“宰官居士，皈依遍天下，其最醉心法乳者，文文肃、姚文毅、周忠介、蔡忠襄、金太史声、熊黄门开元、刘孝廉道贞，而孝廉犹称入室”[59]。 二是僧人近儒，学习诗文，导致“诗僧”辈出。早在明代初期，就有一些僧人善于词翰，与士人交往密切。如福严寺僧至讷、无言，擅长词翰，所交皆一代名人，如赵松雪、冯海粟、柯丹丘、郑尚左、陈众仲、钱惟善等。至讷、无言的诗卷真迹藏在孙叔英家，而无言的诗卷则留存于寺中。[60]又如福严寺老僧景燮，“颇能诗”，景燮瘦削，有寒士气；淀山僧人宗潮，丰厚而凝重。二僧均为一时乡里所推，有“潮外而燮内”之称[61]。 至晚明，僧人习诗之风更盛。钟惺著有《秣陵桃叶歌》36首，堪称金陵风土信史，其中有诗句云：“衲子称诗也不妨，西方亦自有词场。开函首检新题额，春日邀同某部郎。”[62]显已道出“衲子称诗”的实情。至于莲池大师与憨山大师二人，更是堪称典型之例。两位大师均为佛教界的耆宿，诗文并传于世，尤其是憨山，其诗清娟要渺，学士大夫“多颂美之”[63]。明人冯梦祯曾说：“和尚作诗，正如秀才家唱曲。”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和尚作诗，虽然说不是一件过恶之事，但终究失去了他们的本分。 三是僧人追袭缙绅，争学书画。对此，晚明名僧袾宏已是一语道破：“末法僧有习书、习诗、习尺牍语。而是三者，皆士大夫所有事，士大夫舍之不习而习禅。僧顾攻其所舍，而于己分上一大事因缘置之度外，何颠倒乃尔!”[64]袾宏之论，并非空穴来风，而是道出了当时僧人群体的风气。如杭州僧人笑鲁，曾任学士桥侧笑隐庵的住持，此庵又名法喜院。据笑鲁自述，他与董其昌、陈继儒等人交游，故其书法，能做到不落时蹊。此外，他还朝夕往来于学士桥畔，眺望湖山，意有所得，就赋小诗。笑鲁的徒弟彬远、奕是，亦均以能诗著称。尤其是彬远，别字秋蟾，所赋之诗颇为超纵，大有青莲、长吉风味。[65]相同的批评亦见诸汪道昆之论。他说：“当世苾蒭，倍无学而趋义学，藉令诗如灵一、齐己，书如智果、怀素，绘事如臣然，何益哉!舍己田而芸人之田，病也。”[66]此外，汪道昆在《长歌送无学归摄山》诗中亦云：“近者袈裟袭缙绅，翻从点画斗心神。江东竞学祝希哲，白下争传徐子仁。”[67]细绎袾宏、道昆两人之意，足见晚明僧人习学书画，已是蔚然成风。无论是士大夫之习禅，还是僧人之习书法，均属“舍己田而芸人之田”。这种职业颠倒现象的出现，大抵已经说明在晚明的僧人与士大夫之间，角色互换已成一时风尚。 (二)僧务“杂术” 与僧务“外学”相应者，则是明代僧人专务“杂术”之风。所谓僧务“杂术”，就是僧人不再秉持在寺院念经修行的清净之风，而是多务“杂术”，学习诸如看相、地理一类的江湖杂学。 当然，所谓的杂术，根据晚明名僧袾宏的揭示，其间亦不一：有做地理师者，做卜筮师者，做风鉴师者，做医药师者，做女科医药师者，做符水炉火烧炼师者。[68]尤其是僧人行医，更是成为一时风气。 为示明晰，不妨引用诸多例子加以说明。就地理师来说，明代僧人不但讲究风水，无论是寺庙建筑乃至丧葬之塔，大多重视风水的选择，而且一些僧人，开始担当起风水师一类的职责。如僧人集庆，精通郭璞所传地理之术。明帝陵献陵之建，集庆曾预效劳。[69]就卜筮师来说，明代很多著名的方术，如卜筮之技，无不来自僧人的传授。如号称能“召风雨、役使鬼神”的吉道人，就是在福建时，遇到了一位“神僧”，传给他“神通秘术”[70]；又徽州人汪龙，“受数学于异僧，著奇验”[71]。就风鉴师来说，僧人精通此术，亦不乏其例。如释清上人，凭借精湛的看相技艺游历并居住在京城，甚至“相名满天下”[72]；又南京高座寺僧人道清，亦“善风鉴，往往有奇中”[73]。就医药师来说，明代僧人行医亦成一时风气。如僧人止庵，“以接骨治创为业，其效至神，擅名一方”[74]；又苏州大云庵的住持僧人，亦“攻岐黄，就医者舟楫弥洲渚”[75]。就烧炼师来说，明代很多僧人热衷于黄白之术。如苏州有一位老僧，为了兴造佛殿，每天诵读《法华经》七卷、念佛号万声，“祈丹事早成”，即使屡被诓骗，亦不退悔；[76]又有一位朱和尚，“负干汞之术，资以自给”[77]。 五、“粉黛山人”：妇女之业余精神 按照儒家传统的观念，自从混沌初分以后，自然是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尽管造化无私，却也是阴阳分位，亦即阳动阴静，阳施阴受，阳外阴内。正是基于这样一套阴阳理论，儒家文化已经将男女之职各自作了区分：男子主四方之事，女子主一室之事。主四方之事的男子，顶冠束带，所以称之为“丈夫”。他们出将入相，无所不为，全要博古通今，达权知变。主一室之事的女子，三绺梳头，两截穿衣。一日之计，只不过饔餐井臼；终身之计，则不过是生男育女。一些仕宦家族中的闺女，其家长虽然也让她们读书识字，但不过是教她们识些姓名，记些账目。她们毋须应科举，更不必求取名誉，所以，诗文一类的雅事，与她们全不相干。 然究之晚明妇女史的实际演变之态，却与传统儒家的观念多有相左之处。一方面，正如明人吕坤所云，晚明时代，“内职不讲”，已成一种普遍现象，“市井贫贱妇人百事不为，群集讲话，衣饰是尚，口腹为欲”[78]。另一方面，当时的一些妇女已是不务女红，只好诗书。闺房之中，“都无针线箱”，但有“图书箧”。这确实是晚明妇女业余精神勃盛的典型征候。 (一)谈禅好道 在晚明的士大夫阶层中，已经形成一股禅悦之风，其影响及于他们家庭中的很多妇女。 如明末人张履祥说：“近世，士大夫多师事沙门，江南为甚，至帅其妻子妇女，以称弟子于和尚之门。兵饥以来，物力大诎，民不堪生，而修建寺宇，斋僧聚讲，殆无虚日。民间效之，都邑若狂。”[79]又崇祯年间，有一僧人，名金台，善于惑众。在杭州皋亭建禅院，“自尚书、状元，率其命妇女子皈依之”[80]。 在这股士大夫家族女子谈禅好道之风中，涌现出了两位较具代表性的人物，即梅国桢之女澹然，以及王世贞的仲女昙阳子。 在与李贽交往并深得其欣赏的妇女学佛之人中，最著名者当数澹然。此外，尚有善因与明因。澹然，为梅国桢之女，被李贽称为“澹然师”。其人有才色，嫠居之后，结庵事佛，颇于宗门有悟入处。[81]这位梅澹然，深得李贽器重，甚至称她是“出世丈夫，虽是女身，然男子未易及之”[82]。澹然出家为尼的行为，并不为其父梅国桢所禁。澹然戒律甚严，对佛法颇有心得，甚至“父子书牍往来，颇有问难”[83]。 李贽在给周友山的书信中有言：“此间澹然固奇，善因、明因等又奇，真出世丈夫也。男女混杂之揭，将谁欺，欺天乎?即此可知人生之苦矣。”[84]可见，除了澹然、善因之外，当时跟随李贽学佛的妇女，还有一位明因。 上面所提到的几位妇女，均为晚明妇女好禅的典型例子。而在晚明名噪一时的昙阳子，不仅谈禅念佛，而且好道。她曾手书《阴符经》赠给一位姓徐的学使，而且还手书《心经》，赠与王世贞。梅鼎祚称其所书“鸟迹龙文，若出造化，其原反终始，必归轨于正经”[85]。在她得道“化去”之时，更是引得当时诸如沈懋学、屠隆、冯梦祯、瞿汝稷将近数百名士前来顶礼膜拜，并且自称“弟子”，甚至出现“以父师女”之事。⑥在当时轰动一时。 (二)风流好文 明末清初人李渔的记载已经证实，当时的妇女中确实出现了一些专攻“男技”之人，反不屑女红，“鄙织纴为贱役，视针线如仇雠，甚至三寸弓鞋不屑自制，亦倩老妪贫女为捉刀人者”[86]。传统女子原本应以女红为正业，而晚明的妇女反而迎合时尚，专门去习以文字翰墨为主的“男技”，这就不是简单的“借巧藏拙”，而是当时妇女业余精神勃盛的最好体现。晚明妇女之诗文风流，大多与家庭环境有关，而且出现家族化的倾向。如杭州黄氏家族中的顾若璞，是黄汝亨的儿媳。早年夫亡，但人有绮才。所著有《涌月轩稿》行世，其中包括替自己舅姑所撰写的墓志铭及为丈夫所写的行状，号称文章“详赡”。她的孙女埈儿，生而端丽，能作诗歌小令。其中《宫词》一首云：“长信宫中侍宴来，玉颜偏映夜光杯。银筝弹罢霓裳曲，又报西宫侍女催。”又《咏雪》一首云：“霏霏玉屑点窗纱，碎碎琼柯响翠华。乍可庭前吟柳絮，不知何处认梅花。”[87]清警殊甚。宁波屠氏家族亦多出能文之女。如屠瑶瑟，字湘灵，著名文人屠隆之女，士人黄振古之妻。沈天孙，字七襄，沈典之女，屠隆的儿媳妇。此二女少皆明慧，读书能诗。七襄嫁入屠家之后，湘灵“时时归宁，相与征事书，分题授简，纸墨横飞，朱丹狼籍”。当时屠隆的夫人亦谙篇章，每有讽咏，就与她们一起商订。为此，屠隆诗云：“封胡与遏末，妇总爱篇章。但有图书箧，都无针线箱。”又云：“姑妇欢相得，西园结伴行。分题花共咏，夺锦句先成。”[88]这确乎可称一家之盛事，亦一时之美谈。 明代妇女能诗之人，代不乏人。尤其是到了晚明，小品文渐趋流行，山人更是到处可见，妇女亦渐为这种风气所染，于是，晚明女子所作小札，多有小品气象。最好的例子是杭城妓王琐，娴诗歌、尺牍，其所作尺牍，致妍韵冷，置诸晚明文人小品之林，毫不逊色。⑦明季，常熟有柳如是，云间有王修微，钱塘有李因，皆以“唱随风雅闻于天下”[89]，鼎足而三。又据钞本《明事杂咏》云：“山人一派起嘉隆，末造红裙慕此风，黄伴柳姬吴伴顾，宛然百谷与眉公。”注云：“黄媛介常在绛云楼伴河东君，吴岩子常与横波夫人游，所谓女山人也。较之山人，尤风流可传。”[90]上面所谓的“河东君”，指钱谦益之妾柳如是，而“横波夫人”则指龚鼎孳之妾顾媚。可见，当时的女山人、女清客者流，或以书画，或以诗词，均非幸致。妇女对文学的主动参与，必然导致妇女文学的发达，这可以从晚明大量的女子诗歌总集中得到证明。明人纂辑女子诗总集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嘉靖时期，至万历、天启时期达到极盛，流传至今者有《诗女史》、《淑秀总集》、《彤管遗编》、《名媛玑囊》、《秦淮四美人诗四集》、《青楼韵语》、《古今名媛汇诗》、《古今青楼集选》、《花镜隽声》、《古今女诗选》、《闲情女肆》、《女中七才子兰咳集》、《名媛诗归》。⑧ 六、余论：职业精神之沦丧与业余精神之勃盛 明代各色社会群体不务本业，转而将精力更多地投入业余爱好之中，无疑又与时代风尚桴鼓相应。晚明时期，名士之风甚盛。社会各色群体，无不转换角色，藉此追求“有致”的名士风范。何谓有致?明末人陈继儒作了如下解释：“名妓翻经，老僧酿酒，将军翔文章之府，书生践戎马之场，虽乏本色，故自有致。”[91]又云：“武士无刀兵气，书生无寒酸气，女郎无脂粉气，山人无烟霞气，僧家无香火气。换出一番世界，便为世上不可少之人。”⑨可见，所谓的有致，就是不再追求本色、安于本业，而是一种矫情，甚至是故作标致，藉此“换出一番世界”。 明代各色人物群体不务本业现象的出现，固然以社会流动之加速乃至职业分化为社会史背景，然若细究之，仅仅是角色本体与所业之事的分离而已。换言之，所谓不务本业，既非改业、易业，更非无业浪游，而是一种角色转换。进而言之，无论是文人尚武乃至专注于“余技”，武将耽于文艺，还是僧人专务“外学”、“杂术”，妇女内职不修，甚至工匠修治文艺及“儒匠”的出现⑩，无不都是职业精神沦丧、业余精神勃盛的典型反映。 美国学者列文森将明代视为文人业余精神最昌盛的时代，而明代文化也是“最典型的文人业余文化”。至于业余精神，其实就是基于一定经济基础或稳定生活之上的消闲精神。[92]这种文人业余精神的勃盛，显然得力于社会群体角色的转换。在这一角色转换过程中，文人士大夫始终占据中心的位置。在明代的传播媒介体乃至大众评价体系中，文人士大夫在专精文艺之余，可以将闲暇时间专注于其他技艺，且受到社会舆论的正面评判。至于其他社会群体之好文，诸如：生员言诗，藉此掩饰其训诂之陋；武人拈韵，藉此文饰其剑槊之粗；甚而托钵之僧、倚市之女之类，亦雅附于声诗，藉此自别于不韵无文之俗髠、凡妓。究其原因，则是因为经生士子因为依靠本业不足以致身，只得遁于诗坛，凭借诗才贩卖于王公大人之门；武弁起于行间，力单援寡，只得依附词坛，不但藉此可以博取雅歌之誉，亦可拓展他们的交游网络，达到“连其奥援，身名俱泰，金多而取大位”的目的。至于吟僧、诗妓，他们从事于诗歌创作，目的亦无非是藉此“仰衣钵于冠盖，来门前之车马”[93]。由此不难发现，上述所有不务本业且力图跻身诗人行列之人，其目的无非是通过模仿士大夫之生活乃至角色转换，藉此提高自己的社会声誉。 就其本质而言，明代社会群体之角色转换乃至业余精神之勃盛，显是一种社会异动，亦即在广泛的社会流动背景下所产生的职业兴趣转移。按照原始儒家的根本宗旨，虽以“志于道”为终极归趋，然在求道的过程中，尚不乏“游于艺”的精神。在随后的儒学流变中，“道”已被视为根本，而“艺”则被归入末技而不再受到知识人的重视，重道轻艺之说根深蒂固。就此而论，若是将明代知识人业余精神高涨这种社会异动，置诸儒家精神文化史的内在变迁历程加以观察，则又属对原始儒家“游于艺”精神的理性回归。 这种风气一旦形成，且蔚为大潮，势必导致士商相混、僧俗相混现象的出现，进而对士、农、工、商等级秩序形成冲击，甚或妇女向“女丈夫”人格转变。(11)与此同时，文人好武，多纸上谈兵而已，不切实际；而武士习文，亦非本色当行。对内忧外患的晚明时代来说，这种文恬武嬉，绝非是一件幸事，却是当时职业精神沦丧或业余精神勃盛的实录。 注释： ①如明代史料记载：“阴阳、医生、教读等，尝见各处府司视为在官之人，一概差用，不使专务本业，是岂祖宗设立之美意!或今后阴阳生轮流日守日晷时牌，夜收更漏，医生亦轮流日守惠民药局，教读分教各里童生，使各专务本业。”即其典型例证。参见不著撰者：《居官格言》下篇《阴阳医生教读》，载《官箴书集成》第2册，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第80页。 ②著名文人李攀龙称戚继光，“唯公建大旗鼓，扫清海上，大小百战，无不奇捷，遂壮皇朝之气，而遥制江、广，使诸偏裨得贾余勇，填荡潢池，功不且半天下乎!”云云。对戚氏武功多有称颂。参见李攀龙：《李攀龙集》卷28《报戚都督》，济南：齐鲁书社，1993年，第616页。 ③如史载戚继光以方元沂为重客。方氏死后，“戚方镇莅南海，殓之正堂。发引之日，柩从中门出，服朋友服，步送之葬所”。参见姚旅：《露书》卷11《人篇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68页。 ④关于紫柏、憨山、达观、雪浪、莲池事迹，参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7《紫柏祸本》、《憨山之谴》、《雪浪被逐》、《禅林诸名宿》各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下册，第690-693页。 ⑤如冯梦祯，“以时与僧莲池、邵重生、虞淳熙兄弟、朱大复诸公结放生社，人以为无愧太白傅苏长公云。”万历三十九年(1611)，吴之鲸与佛石禅师、胡木仲、卓去病“共订澹社，为无言清坐之会”，参加者尚有一些“有韵衲子”，主持其事者仍为冯梦祯。吴之鲸：《澹社序》，载吴之鲸：《武林梵志》卷3《城外南山分脉·理安禅寺》，收入王国平主编：《西湖文献集成》第22册，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第69-71页。 ⑥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3《假昙阳》、《黄取吾兵部》，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93-595页。按：昙阳子是王世贞之女。 ⑦王琐致程静致小笺云：“昨日下雨，今日又下雨。老天闷人，足下斋头攻书。曾知下雨，必知闷人。知闷人，不妨过来走走。”又曰：“连日冷冷，足下独居冷不?无事过我冷斋，说几句冷话，万勿以我为冷人也。”寥寥数笔，小品之性已具。说见郑仲夔：《耳新》卷5《谐艳》，载《明史资料丛刊》第3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96页。 ⑧详细阐述可参见陈正宏、朱邦薇：《明诗总集编刊史略——明代篇(下)》，载朱立元、裴高主编：《中西学术(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24-129页。 ⑨陈继儒：《小窗幽记》卷9《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25页。按：此说亦见于吴从先：《小窗自纪》，载于诸伟奇、敖堃主编：《清言小品菁华》，深圳：海天出版社，2013年，第323页。 ⑩明代工匠业余精神之勃盛，乃至“儒匠”之广泛出现，当另撰一文予以探讨，在此不赘。 (11)如谢肇淛称妇女写诗好名，堪称“女丈夫”。钱谦益亦称女山人王微与黄皆令，一则近于“侠”，一则近于“僧”。分见谢肇淛：《五杂俎》卷8《人部四》，上海：上海店出版社，2001年，第144页；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33《士女黄皆令集序》，载于钱谦益：《钱牧斋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9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