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新闻业的民主“看门狗”功能：理想图景及现实审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闻业论文,图景论文,民主论文,现实论文,理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
民主政治是现代政治的追求目标，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政治状况优劣的基本标准。民主不会从天而降，实现、巩固“人民主权”和“民有民治民享”，需要政治制度的顶层架构，更需要思想、文化、经济等各种社会基础性力量的推动与维护。作为政治生活中的中心机构，“新闻业与大众传媒机构，因而也背上了维系它们所倡导的某种‘民主’的重负”。①传统的自由主义理论认为：媒体应该并且也能够担负民主的“看门狗”(watch dog)重任，监督政府，保护人民；为完成这一重任，媒体应该完全独立于政府，按照市场逻辑自主经营，自由发展。然而，媒体市场自由竞争的结果却破坏了最初为其设定的“看护”民主的目标，引起了西方不少学者的深切忧虑和对自由主义新闻体制的重新审视。那么，新闻业的哪些表现使学者们对其“看门狗”效能产生了忧虑甚至怀疑？自由新闻业发展到今天，还能够一如既往地“看护”民主吗？
一、自由新闻业的民主“看门狗”功能
新闻媒体在民主社会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或者说新闻传播业在促进、实现政治民主方面具有哪些不可替代的功能？对于这一问题，政治学者、新闻传播学者多有概括。英国政治学者麦克奎尔认为，新闻媒体在“理想化的”民主社会中具有五项重要功能：(1)“侦察”、“监控”，即告知民众他们身边所发生的事实；(2)通过对事件的客观评述，能够教育公众，让公众知晓发生的“事实”的意义和重要性；(3)能够为政治讨论提供一个公共平台，促进公共舆论的形成，并把舆论回馈给公众；(4)能够曝光政府和政治机构的“黑幕”，对公共权力形成监督；(5)可以成为政党鼓吹政治观点的一个渠道，劝服公众。②试图“理解新闻界在民主中的特定位置”的美国新闻传播学者迈克尔·舒德森则指出，新闻业在服务于民主或能够服务于民主这一问题上，承担着以下七项主要功能：(1)信息提供：新闻媒体可以向公民提供公正全面的信息，有助于他们作出合理的政治选择；(2)调查报道：新闻媒体可以调查掌权部门，尤其是政府层面的权力；(3)分析评论：新闻媒体可以提供连贯的阐释性分析评论、框架，从而帮助公民理解他们面对的复杂世界；(4)社会同情：新闻业可以告诉人们他人的状况，以此来达到对他人生存状态以及人生观念的正确评价和鉴别，尤其是对那些情况不如自己的人；(5)公共论坛：新闻业可以为公民提供对话的论坛，并使论坛能够促进社会中不同团体之间思想观念的碰撞、交流与沟通；(6)社会动员：新闻媒体可以为特定的政治方案以及政治观念宣扬鼓吹，并借此动员人们以行动来支持这些方案；(7)宣传代议制民主：在一个民主社会里，新闻业的角色应当是民主的而不是民粹的，它应当认同和尊重宪政主义，最重要的是要保护少数派的权利而拥护和捍卫代议制的民主体制。③
麦克奎尔所说的第四项功能—媒体能够曝光政府和政治机构的“黑幕”，对公共权力形成监督，舒德森所说的第二项功能—媒体可以调查掌权部门，尤其是政府层面的权力，实际上是指媒体的同一功能即民主的“看门狗”功能。当然，不管是“看门狗”功能抑或其他功能，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新闻信息必须自由地传播和分享，否则，新闻传播业对于促进、实现政治民主的任何积极效能，都无从谈起。专制社会中也有新闻传播机构，但是新闻信息的传播受到管制和“过滤”，这种被“绑架”的媒介的存在，不但于民主无益，反而会强化专制体制，阻碍民主进程。所以，民主需要的不仅是发达的新闻传播业，更需要自由的新闻传播制度。
媒体的“看门狗”观念产生于18世纪初的西方，其理论前提是政府权力必须受到监督和制约。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这是英国阿克顿勋爵的不易之论。美国总统麦迪逊曾做过如下假设和推论：假设(一)：如果不受到外部制约的限制，任何既定的个人或个人群体都将对他人施加暴政；假设(二)：所有的权力(无论是立法的、行政的还是司法的)聚集到同一些人手中，意味着外部制约的消除，外部制约的消除将导致暴政。作为假设(一)的必然结果，则有：假设(三)：如果不受外部制约的限制，少数人将对多数人施加暴政；假设(四)：如果不受外部制约的限制，多数人将对少数人施加暴政。麦迪逊用历史例证和心理准则论证了上述假设的正确性。他所依据的心理准则是：人是欲望的工具，如果有机会，任何人都会贪得无厌地满足一己之欲。这种欲望之一就是对他人行使权力，因为权力不仅直接令人满足，而且具有巨大的工具性价值，形形色色的满足都依赖于权力。④
权力必须分设，权力必须受到监督和制约，这是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事实证明，在监督、制约公权力的各种社会力量中，自由新闻业的效能最为显著，因为它是“人民精神的洞察一切的慧眼”，是“公众的捍卫者”、“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无处不在的耳目”。⑤罗伯斯比尔把出版自由比喻为鞭挞专制主义的最可怕的“鞭子”：“出版自由的基本优点是什么，它的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是抑制那些被人民委之权力的人的野心和专制作风，不断地提醒人民注意这些人可能对人民权利的侵害。”⑥
新闻媒体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发挥民主的“看门狗”功能：一是公开发表言论，对腐蚀民主肌体、侵害公民权利的行为进行直接的抨击、鞭挞；二是通过调查性报道，将政府机构、政府官员那些不为人知的丑行揭示于天下。相比于激烈的批评性言论，客观、冷静的调查性报道对民主的捍卫作用显得更大，因为真相一旦被媒体曝光，便会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当事人将受到舆论的谴责乃至法律的制裁。客观公正地向公众报道事实是媒体和记者的职责，而现实世界中，事实常常被遮蔽、混淆，这就需要新闻记者竭尽全力去探究真相。“在新闻业的这种模式中，与其说世界是需要一颗公正而无偏见的心灵来记叙和分析的一个复杂的场所，不如说是必须依靠一颗专业的追求真理的心灵来突破一堵带有误导性和欺骗性的虚伪之墙。如果说作为信息提供者的新闻记者的美德在于客观地观察与公正地判断，那么做调查性报道的新闻记者的美德则在于不懈地坚持与猜疑的秉性。”调查性报道对民主政治的捍卫，新闻界有一系列优异的表现，其中《华盛顿邮报》关于“水门事件”的调查报道，尤为西方新闻界引以为自豪。
正如舒德森所言，新闻业的作用在于暴露问题而非建设，其“看门狗”功能只是一种消极功能。并且，单个媒体对某些公权力滥用、腐败事件也会失察、失声。但是，自由新闻业作为一个整体存在于民主社会中，足以使那些政治舞台上的表演者时时有被媒体“聚焦”的感觉，在图谋不轨时有所忌惮。“所有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政府机关里的人相信总有个人在某个地方一直密切关注着新闻报道。所有激励和鼓舞的必要性就在于那些十分关心政治的公民核心集团及其内部人物一直在关注着新闻报道。这一切足够在政府领导人的圈子里制造某种恐怖气息：在公众面前所造成的尴尬局面会引发公众的争辩和论战，导致法律诉讼，或使竞选者产生输掉选举的担忧和恐惧。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新闻媒体这份职业存在的目的就在于使那些拥有权力的权威人士感到恐惧、焦虑和有所敬畏。”⑦
二、对新闻业“看门狗”功能的忧虑和怀疑
新闻业的民主“看门狗”功能是建立在传统的自由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的。根据传统的自由主义理论，媒体应该完全独立于政府，对政府实施全面监督，尤其是揭批政府滥用权力的行为。媒体的这一“看门狗”角色，理所当然地要求自由市场体制，按照市场逻辑自主经营，自由发展。不过，英国传播学者詹姆斯·卡伦认为，媒体是民主“看门狗”的观念虽然非常重要，对政府进行批判性的监督显然也是媒体在建设民主制度当中所发挥的一项重要功能，但是它不像自由主义理论所预设的那样，能够积极高效地“看护”民主，并为自由市场体制提供合法性依据。“从效果上看，自由主义道统所界定的媒体的主要目标——实现民主——及其组织原则恰恰是媒体在大部分时段内没有做到的。”所以，目前许多被人们接受的有关媒体在民主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观点，都是从“一个披着僧侣外衣的世界”里派生出来的，与当今的社会现实没有多少实际关联。何以言之？
首先，媒体的“看门狗”观念产生之时代，亦即自由主义新闻理论开始建构的时候，主要媒体是以公共事务为主体的报纸。当时普通人即可以在“思想集市”的中心地带搭建自己的言论平台。媒体发展到今天，报纸的影响力日见式微，电视、网络等电子媒体成为主流，传媒投资和运营费用迅猛增加，公共领域内可以进行辩论的“市镇广场”已经变得不易进入。高额的市场准入费用实际上是一种无形的媒介审查形式，将那些资源有限的社会群体挡在了市场竞争的大门之外。更为严重的是，自由市场破坏了信息的供给。当今的媒体虽然不乏关于公共事务的内容，但是为了拥有更多的受众从而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公共事务的报道只好让位给老少咸宜的‘有人情味的’内容”，造成娱乐内容占据着媒体的大半江山，曝光官员丑行的内容少之又少。
其次，一些媒体机构已经发展为大型休闲产业联合体，跻身世界最大的工商业集团之列。媒体与工商业的联合使新闻记者不敢涉足他们所属的母公司或者姐妹公司存在的问题，导致“新闻禁区”的出现，削弱了媒体对工商业集团权力——相对于政府公共权力的一种私人权力的批判性监督。卡伦认为，市场自由并不是独立于任何形式的权力之外的真正自由，建立在市场自由基础上、将政府作为唯一监督对象的“看门狗”观念，未能考虑到股东和管理者对媒体所实施的经济权力，已经显得陈腐不切实际。“自由民主社会中的政治文化对政府可能对公共媒体自由所产生的威胁保持着高度警惕，但却不太关注股东可能对私营媒体自由所产生的威胁。”赫伯特·席勒等学者也认为，市场自由导致传媒的集中与垄断，给新闻和民主带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重的危机：国家象征性资源和话语权越来越被意识领域里的少数几个商业公司所垄断，这种“意识的垄断”，“控制着公众议程并隐藏在客观性背后的巨大的潜在私人权力，正危害着政治民主。”⑧
第三，传统自由主义认为，只有政府部门才拥有实施合法化暴力的特权，是人们最为惧怕的机制，因此政府部门是媒体监督的主要目标，应当通过媒体的所有制在执政体系和媒体之间建立起一定的“批评距离”。不过，当今政府的执政领域已大大扩展，其政治决策常常会影响到媒体机构的利润率；政府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媒体的支持。当今的媒体机构又大都以利润为导向。“这就催生了一些体现政治势力与媒体部门所达成的默契的‘互不侵犯条约’。”传媒大亨、新闻集团老板默多克与英国政治“共舞”便是例证。1994年英国大选，默多克起初支持保守党，但是工党领袖布莱尔与他共进晚餐、一番秘谈之后，风向转变。在布莱尔竞选英国首相前夕，新闻集团旗下的英国报纸在显著位置登出大幅新闻，标题就叫“请投工党布莱尔一票。”工党获胜之后，默多克手下曾经像鬣狗一样追踪工党的小报新闻被叫停，新工党政府也不再攻击默多克借助垄断建立媒体帝国，布莱尔还为默多克并购传媒公司充当说客。⑨同时，以市场为基础的媒体对政府部门的监督并不一定是完全独立的，某些媒体所有者有可能是政府的支持者甚至就是政府权力体系的一部分，他们为了获得政府规制方面的“照顾”或者为了维护政府权力体系，会给媒体戴上“口套”，不许媒体批评政府，使媒体这一民主的“看门狗”完全“噤声”。
第四，即使能和政府是“对手”关系的独立性媒体，其“揭黑”报道也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媒体‘揭开盖子’的报道是‘精英决策阶层’有意识的‘议程设置’策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要么是为政策的改变铺平道路，要么是为了提高个人的知名度，与公众利益无关。总之，卡伦认为，自由主义理论模式未能充分考虑到媒体所处的广泛的权力关系，市场自由不能确保媒体对政府的公共权力和媒体所有者的私人权力进行批判性的监督，“市场能够培育起来的并不是服务于公众利益的、独立的‘看门狗’，而是为了适应个人目的随时调整其批评性的监督视角的工商业‘雇佣军’。”⑩
第五，从信息流通、媒介与受众的关系来考量，当今媒体对公权力的监督效能也令人忧虑。当今的新闻媒体已无法把关于公共事务的信息更好地告知公众，原因在于：政府会对新闻界隐藏信息，或是成功操纵新闻界接受它所发出的虚假信息；唯利是图的公司化组织机构所发布的信息，与其说是告知公众，不如说是为了经济利益而制造的轰动性、卑劣性和一些肤浅性的新闻；受制于媒介组织、企图从狡猾的政客那里搞到一点点真相的职业记者们，大都表现出这个职业所特有的谨小慎微。“他们为媒介精英圈子内的小团体价值所束缚。他们在寻求新闻真相上的激励，与其说是来自为了民主的满腔热忱，不如说是来自于专业理念的推动，或者说是被他们自身的政治观念所驱使。”今天，新闻媒体更加偏爱矛盾和冲突，新闻记者对政治愤世嫉俗、玩世不恭、冷眼相待，一些新闻记者对他们所报道的社区在情感上保持中立和疏离，引起受众的不满，使传媒与受众的粘合度在下降。一些民意调查显示，公众对新闻传媒的尊重已不如从前。(11)
三、自由新闻业依然能够“看护”民主
自由新闻业发展到今天，果真像一些学者所言，曾经的民主“看门狗”已经完全“禁声”，甚至沦为工商业的“雇佣军”了吗？其实不然。即使对此悲观、怀疑的学者，也没有完全否认新闻业对民主的“看护”作用。
自由民主国家已经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媒体“抑制和平衡”体系，防止媒体受制于政府，确保它们为公众利益而非为媒体所有者私人利益服务。这一体系包括：(1)公共广电体系。设立既不属于私人也不属于政府而属于全体公民的公共广播电视媒体，实施相对独立的管理体制和以视听费为运营资本的经营机制，使其免受政府及市场的影响，坚持新闻报道的公正性和多元化视角，坚持节目的高品质和多样性，确保公众充分实现知情权。(12)(2)社会化的市场政策。国家运用法律手段限制私营媒体过度集中垄断，对少数派社群媒体实行有选择的财政补贴，提升媒体的多元化。(3)社会责任取向力图通过新闻行业自律和专业主义教育等手段，防止媒体的过度市场化倾向。(4)经济民主化取向鼓励新闻从业者参与媒体的经营管理决策，从而改进媒体。(5)通过立法使媒体在言论自由与保护人权之间保持公正和平衡。(13)同时，一个以权力的抑制和平衡为特征的政治体系，会支持媒体的独立自主性；政治精英阶层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会支持新闻从业者追求媒体独立的理想。
与防止公共权力干预媒体独立性的制度相比，防止媒体所有者滥用私人权力影响媒体的措施还很薄弱。但是，媒体系统内部也存在着一些反向的影响力，一定程度上可以抵制媒体业主滥用私权，维护自由新闻业的独立公正品质。新闻从业者长期所信奉的以独立、客观、公正为价值取向的新闻专业主义，即为新闻系统内部普遍而有力的反向力量。新闻专业主义对媒体业主私人权力的抵抗，于默多克收购道琼斯公司之曲折可见一斑。2007年5月，默多克开价50亿美元，意欲将道琼斯公司收入囊中。道琼斯上下包括控股的班克罗夫特家族，担心这位媒体商人很可能牺牲道琼斯旗下媒体报道的客观公正性，来服务于他全球媒体帝国的商业利益，不为利诱，拒绝出售。在默多克的穷追不舍之下，班氏家族于6月5日和他进行了首次会晤，谈判的焦点即为新闻独立性问题。第二天，道琼斯旗下的《华尔街日报》发表题为《一份独立的报纸》文章，引用其1951年1月2日发表的那篇脍炙人口的社论《一份报纸的哲学》，来警告默多克：“在评论版上，我们从不把自己伪饰得不偏不倚。我们的议论和诠释向来观点明确。我们相信人的智慧和尊严。我们反对任何对个体权利的侵犯，不管它来自垄断财团、强势工会，还是强权政府。”《一份独立的报纸》郑重声明，《华尔街日报》将永远坚守新闻的独立性：“56年过去，这些话仍然振聋发聩。不管班氏家族是否出售《华尔街日报》，也不管买家是谁，我们将坚持上述哲学，直到最后。”(14)在默多克承诺成立一个独立编辑委员会以确保《华尔街日报》的新闻独立性之后，道琼斯董事会接手班氏家族与默多克展开谈判，双方在采编独立问题上达成协议。2008年初，默多克终于如愿以偿，以51.6亿美元收购了道琼斯。然而就在交易完成之后，道琼斯CEO、CFO及《华尔街日报》发行人、首席法律顾问等高管和不少员工，还是担心以往的新闻理念将受到威胁，纷纷选择了离开。
私营媒体为了赢利目的，确实存在内容娱乐化倾向及向政治强权屈服、献媚甚至与之合谋的情况。其实，认为受众偏爱娱乐性内容只是媒体的一厢情愿，受众更期待媒体能够独立于政治权力，坚持不懈地关注、批评公共事务。独立于政治权力并监督政治权力，这是媒体得以存在的合法性基础。新闻是一种“共享的文化形式”，对媒体抱有期望的受众本身也是传媒系统的一部分，“新闻和政治的社会实践、文化意义和公共政策的形成，会受到少数传媒巨头或在政治上颇具影响力的人物的意图或操纵的限制，但不会沦落到完全体现这些意图或操纵的地步。如果没有观众和选民的同意或者至少是默许的话，他们的影响将是微不足道的。”(15)因此，不少私营媒体为维持其公共合法性，避免受到社会的谴责，也会坚守独立地位，揭批政治丑恶。实际上，这也是私营媒体赢得受众从而获取经济利益的惯用手法。2008年9月29日，美国第二大报业集团论坛公司旗下报纸《芝加哥论坛报》发表社论，揭露伊利诺伊州州长布拉戈耶维奇卖官鬻爵，呼吁司法机关予以查处，并弹劾他州长一职。一个月后，陷入资金危机的论坛公司急于出售旗下的芝加哥小熊棒球队，并希望能够从州财政那里得到援助。布氏通过副手私下威胁论坛公司，除非解雇严厉批评过自己的《芝加哥论坛报》编辑，否则就会干预棒球队出售事宜，克扣州政府对该集团的财政援助。濒临破产的论坛公司并没有因此而解雇任何员工，包括被布氏点名的“最有偏见、最不公正”的编辑约翰·麦考米克。论坛公司还发表声明说：“这个公司没有任何一个人，由于受到来自州长有关人士的压力，试图去影响芝加哥论坛报的人事任命或是编辑方针。”(16)
政府可以操纵新闻界于一时，但无法永久掩盖事实真相。为保住职位而谨小慎微的新闻从业者固然常有，为曝光丑恶而奋不顾身的记者、编辑也屡见不鲜。当今新闻业的确存在追求轰动效应、政治偏激、情感疏离等种种问题，弱化了对民主的“看护”作用。不过，一度悲观的舒德森也不得不承认，正是新闻业的这些特征，最好地保护着强劲而坚定的公共辩论，进而对民主起着促进和提升作用。“新闻媒体对事件而不是对趋势和结构的关注，新闻出版业对不论何时何地所产生的矛盾与冲突的偏爱，新闻记者在涉及政治以及政治人物等诸多事务上的愤世嫉俗、玩世不恭和冷眼相待，还有新闻记者对他们所报道社区的情感上的中立和疏离，使得媒体很难为人们所喜爱，但不这样恐怕又难以推动民主的进步。正是这些特征使新闻出版业始终保有一种对既定权力的监督、腐蚀、破坏与倾覆的能力。”舒德森认为，新闻界的行为类似怂恿受害人通过法律途径来诉讼的法律界——律师把他人的悲剧看做发财的大好机会，新闻记者则把他人的悲剧看做是俘虏受众眼球、晋升提拔、制造轰动效应的机会。新闻可以借助它最狭隘又最不讨人喜爱的诸多特征——对事件关注的顶礼膜拜、病态的对于格斗式辩论的迷恋、对政治根深蒂固的警惕与愤世嫉俗的反抗，对于他们所报道的团体与社区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感情疏离，可能对民主做出最重要的贡献。无论如何，“新闻业这一行当对权势阶层而言仍然扮演着牛虻的角色，敢于直面权力、实话实说，并为观点的多元化提供便利。”(17)
更值得欣慰的是，网络的勃兴促进了“公民新闻业”的发展，创立了媒体之于民主的一种崭新功能，“这种新功能的萌芽使得原先在新闻记者与媒体受众之间的区别消失了。”通过网络传播技术平台，每个公民或社会组织都可以自由地揭露政治黑幕，发表政治见解，而不必再仰仗于传统媒体。传统新闻业受控于政府、股东、市场而无法充分捍卫民主的局面，被网络催生的公民新闻业所消解。另一方面，传统新闻业的网络化乃大势所趋，它们曾经服务于民主的信息提供、调查报道、社会同情等种种功能，“可能在不同的新闻业形态以及非新闻业组织范畴中进行重新组合分配。”这种变化将会不可限量地促进公民、专业新闻记者、政治活动家以及其他各方人士充分获取信源。“这种散点分布和多种声音，并表现出难以驾驭和不好驯服等特征的信息体制，可能正是民主得以有效运转的最为宝贵的财富。”(18)
西方学者们对自由主义理论所预期的媒体“看门狗”功能的忧虑、怀疑，并非为了否定自由主义新闻体制，否认媒体具有“看护”民主的作用，而是探究新形势下媒体如何才能更好地服务于民主政治。詹姆斯·卡伦就主张，新闻业除了继续保持传统的自由主义目标——“看门狗”式的监督、信息、争论和代言——之外，还要实现两个该理论未做充分展示的目标：促进冲突和差异的表达，帮助实现社会和解。因此他建议创建一个既不受制于市场、也不受制于政府——以公共服务型广播电视媒体为核心，由私营媒体、社会性市场媒体、专业性媒体和公民媒体环绕四周的民主化媒体系统。(19)信奉专业主义的新闻从业者，能够潜在地帮助私营媒体不屈服于其股东的政治义务和经济利益。所以，应在新闻传播院系加强新闻专业主义教育，培育学生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恒久信仰，使之进入新闻界后成为维护自由新闻业独立公正品质的重要力量。作为单个的媒体使用者，也许无法阻止媒体为追逐利润而“娱乐至死”，规避对公共事务的批评，丧失独立公正的立场。但是，媒体受众也是复杂的媒体系统的一部分，并且掌握着媒体能否生存的最终决定权——如果没有受众的认可，任何媒体都难以存活。开展媒介素养教育，提升公众对媒体的鉴别、评判能力，自觉抵制庸俗无为之媒体，来迫使媒体维持其公共合法性。每一个公民，更要充分利用网络这一“上帝送给人类的最好礼物”，发出自己的声音，主张自己的权利，为实现民主、维护民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就像德国法学家耶林所说的，为权利而斗争是权利人对自己应尽的义务！
注释：
①[加]罗伯特·哈克特、赵月之著，沈荟、周雨译：《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序言》第10～11页。
②[英]布赖恩·麦克奎尔编，殷祺译：《政治传播学引论》，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21～22页。参阅吴飞、王学成著《传媒·文化·社会》，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58～259页。
③[美]迈克尔·舒德森著，贺文发译：《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第23、48页。
④[美]达尔著，顾昕、朱丹译：《民主理论的前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7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页。
⑥[法]罗伯斯庇尔著，赵涵舆译：《革命法制和审判》，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61页。
⑦[美]迈克尔·舒德森著，贺文发译：《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第27～29页。
⑧[加]罗伯特·哈克特、赵月之著，沈荟、周雨译：《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序言》第12～13页。
⑨《窃听之后整风开始》，《南方周末》2011年7月21日。
⑩[英]詹姆斯·卡伦著，史安斌、董关鹏译：《媒体与权力》，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80～289页。
(11)[美]迈克尔·舒德森著，贺文发译：《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第12～13、106页。
(12)公共广播电视媒体对独立身份和公正立场的坚守，的确有不少优异表现。2010年11月29日晚，英国广播公司(BBC)在2018年世界杯申办权投票前夕，播出纪录片《全景》节目，点名披露三位国际足联高官曾接受某公司高额贿赂。因为英国是申办国之一，其申办团队曾试图阻止BBC播出该节目，英国政府也不希望BBC在投票前三天播出这样的节目，但BBC声明他们的决定事关公众利益。节目播出后，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英国首相卡梅伦表示，BBC的这一做法相当“不爱国”，“纪录片选择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播出，势必会让英格兰在申办中吃亏。”国际足联对BBC相当不满，公开抨击其哗众取宠，夸大事实。12月3日投票结果公布，英国败给了竞争对手俄罗斯，失去了举办2018年世界杯的机会。
(13)[英]詹姆斯·卡伦著，史安斌、董关鹏译：《媒体与权力》，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6页。
(14)《默多克购道琼斯达成初步协议》，《东方早报》2007年7月10日。
(15)[加]罗伯特·哈克特、赵月之著，沈荟、周雨译：《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序言》第13、15页。
(16)《〈芝加哥论坛报〉成卖官州长眼中钉》，《东方早报》2008年12月11日。
(17)[美]迈克尔·舒德森著，贺文发译：《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第106～107、115页。
(18)[美]迈克尔·舒德森著，贺文发译：《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第52～53页。
(19)[英]詹姆斯·卡伦著，史安斌、董关鹏译：《媒体与权力》，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04、3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