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聚还是分散——兼论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分散论文,策略论文,区域协调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JEL Classification:R11 R12 L60
一、引言
产业集聚(industrial agglomeration)是区域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一种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不均衡现象，是指部门和企业在特定地理区域内的集中。它在推动本地区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会导致本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克鲁格曼的FL模型(Krugman，1991)对产业集聚导致区域经济差距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标准的经济学刻画。在垄断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的前提条件下，随着运输成本的下降，由于存在较强的本地市场效应、价格指数效应以及累积循环因果效应，一个地区的市场需求越大，该地区的制造业份额也越大，商品价格指数越低，工人的实际工资就越高，从而能够吸引更多工人流入本地区，导致该地区的市场容量进一步变大，这将吸引越来越多的企业迁入该地区，形成“中心—外围”的制造业分布格局。中心区成为制造业产品的净出口地，实际工资上升，经济增长加速；而外围地区缺乏制造业，实际工资较低，经济增长缓慢，区域经济差距扩大。在克鲁格曼FL模型的基础上，新经济地理学在发展过程中涌现了一系列精巧的理论模型，包括自由资本(FC)模型、自由企业家(FE)模型、资本创造(CC)模型、本地溢出(LS)模型、全域溢出(GS)模型和垂直核心—边缘(CPVL)模型等。随着建模技巧的不断改进，产业集聚的增长效应得到了较好的形式化。
在实证研究方面，现有文献从以下几个方面检验了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1)产业集聚有助于提高地区生产率，并进而影响到区域的经济发展表现。Ciccone & Hall(1996)发现就业密度每增加1倍，地区平均劳动生产率提高6％，全要素生产率提高4％左右，这种地方化的收益递增效应可以解释一半以上美国州际劳动生产率差异。Brulhart & Mathys(2006)分析了欧洲的就业密度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发现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存在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集聚效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强。范剑勇(2006)发现我国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对就业密度的弹性系数为8.8％左右，非农产业集聚扩大了各省劳动生产率的差异。魏后凯(2008)、贺灿飞(2009)等基于我国经验数据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2)产业集聚可以通过创设有利于新企业诞生的环境影响区域经济增长。Carlton(1983)基于美国大都市统计区制造业数据的研究发现，一个地区的就业集中度对企业的区位选择，特别是规模较小企业的区位决策具有重要的影响，产业集聚形成了有利于新企业诞生的环境。Rosenthal & Strange(2003)基于1997年美国邮政编码级地区制造业数据的研究发现，产业集聚有助于新企业的创办，尤其是小企业集聚区对新进入者的吸引力更大。Gabe(2003)的研究发现产业集聚与新企业创办数量正相关，并且由经营年限较短的中小企业组成的产业集群比由成熟的大企业组成的产业集群更有利于新企业的创业活动。(3)产业集聚对行业产出的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Dekle & Eaton(1999)发现日本金融业和制造业部门的集聚效应较小，产出弹性仅为1％左右。由于知识外溢对空间邻近的依赖，集聚效应会随着空间距离衰减，并且在金融部门的衰减速率要快于制造业部门。罗勇、曹丽莉(2005)发现，我国制造业集聚程度与产值增长总体上表现为较强的正相关，但不同行业集聚程度的变化对工业增长的影响力存在差异，具有较强规模经济性的行业通常具有较大的集聚产出弹性。
概括起来看，现有文献形成的一个基本理论共识是产业集聚有助于推动本地经济增长，提高本地居民福利水平。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产业集聚在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是否存在一个临界点？对这个问题的不同解答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现实中区域政策的取向：(1)如果产业集聚在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不存在临界点，那么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就没有阶段性的变化，区域经济差距就会随着产业集聚的加强而持续扩大，区域经济发展不会趋向收敛，产业集聚就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存在着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重点应放在引导产业的分散化上。(2)如果产业集聚在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临界点，那么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会发生阶段性的变化，即产业集聚只是在一定的时间阶段内扩大了区域经济差距，而过了特定的时点以后产业集聚反而有利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那么，产业集聚与区域协调发展之间就不存在冲突。此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就不应过早地引导产业分散化，而应将重点放在推进产业的高效集聚上，使产业集聚效应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并通过地区间要素的自由流动来促使落后地区分享中心区产业集聚收益，为落后地区创造发展的机遇和条件。鉴于此，本文集中关注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差距之间的关系，检验工业集聚对我国区域发展差距的影响，并对我国目前工业部门集聚的均衡水平进行分析。
二、产业集聚对区域差距的影响
(一)模型设置与数据来源
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指出，产业集聚所形成的外部经济效应导致中心区存在着递增收益，吸引外部要素资源流入，经济增长加速；而外围地区对经济要素的吸引力不足，产业份额下降，经济增长缓慢。因此，产业集聚的外部经济效应是导致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根源。
首先，产业集聚可以产生金融外部性(pecuniary externality)，也称静态外部性(static externality)，是指产业的前后向关联效应，可以通过市场价格机制(中间投入品市场、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等)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提高经营效率。产业集聚的金融外部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1)中间投入品关联效应。中间部门与最终部门在空间上的集聚有利于形成中间产品供给上的规模经济，降低中间产品供应商的生产成本；同时，由于空间上的临近，企业能以更低的成本获得中间投入品供给。(2)价格指数效应。一个区域集聚的厂商越多，本地产品的种类和数量越多，需要从外地进口的产品种类和数量相对较少，本地消费者需要承担的进口产品的贸易成本较低，商品的价格指数就越低，工人的实际收入就越多，这样就会吸引更多的工人(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迁移到该区域。随着工人数量的增加，市场对差异化产品的需求扩大，会吸引更多的厂商迁移到该地区，最终导致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非均衡分布。(3)劳动力匹配效应。产业集聚所形成的地方化劳动力市场共享可以减少雇主和雇员双方的交易成本，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匹配效率，有助于企业以更低的成本获得所需要的人力资源。
其次，产业集聚还可以产生技术外部性(technological externality)，也称动态外部性(dynamic externality)，是指技术和知识外溢所带来的外部经济效应。在产业集聚区内，空间接近、关系网络和面对面交流加速了技术知识，特别是默会知识的流动，新技术知识的传递效率得以提高，企业可以更容易地实现技术创新。技术外部性既可以来源于同一产业内部企业之间的技术外溢，也可以来自不同产业之间的技术外溢。Glaeser et al.(1992)对此进行了细化分析，他们认为产业集聚可以形成三种动态外部性，即MAR外部性、Jacobs外部性和Porter外部性。MAR外部性是指同一产业内的知识外溢效应，这种效应被称为“专业化经济(specialization economy)”。Jacobs外部性关注一个地区不同产业间知识溢出所带来的收益，当产业集聚区内产业差异性较高时，产业多元化可以形成“相互孕育”的产业氛围，互补的、有差异的行业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加丰富的知识平台，促进产业间的技术交流，这种效应被称之为“多元化经济(diversity economy)”。而Porter外部性则强调竞争对产业集聚区内信息扩散和技术创新的作用，大量生产同类或近似产品的企业在空间上的接近导致相互竞争异常激烈，正是这种竞争促进了技术创新和知识扩散，并推动了地区经济增长。
最后，经济增长也可以反过来进一步强化本地产业集聚。Martin & Ottaviano(1999、2001)，以及Baldwin et al.(2001)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与新经济地理模型结合起来，解释了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相互强化的机制。产业集聚的外部效应有助于降低厂商的创新成本，因而能够提高厂商的生产效率，刺激经济增长。同时，由于贸易成本和递增收益的作用，工业部门会向拥有较大最终需求和创新更多的地区集中，产业集聚也会随着经济增长而不断扩张。Baldwin & Forslid(2000)，以及Fujita & Thisse(2002)在假定区域间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前提下，分别提出了结合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新经济地理学核心模型，也得到了相似的结论。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相互强化关系，产业集聚既是区域不平衡发展的原因，也可能是区域不平衡发展的结果。
综上，产业集聚和区域差距都有较大的可能属于内生变量，这给传统的经济计量方法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因此，本文建立了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模型)，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方法，对产业集聚与我国区域经济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是基于数据的统计性质而建立的模型，VAR模型把系统中每一个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值的函数来构造模型。一般而言，VAR模型的数学表达式为：
为了实证检验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本研究选择了《中国统计年鉴》有关各年的数据，时间跨度为1988-2007年。1988-1995年重庆的数据包含在四川省之中，共有30个省级地区样本，1996-2007年重庆的数据独立计算，共有31个省级地区样本；所有数据的计算基础均为当年价格，未经价格指数平减。
(二)实证分析结果报告
1.描述性统计分析
图1揭示了我国工业分布与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的变化趋势，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工业分布的空间基尼系数值较大，处于0.4～0.5之间，而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值较小，处于0.05～0.15之间。这表明在要素收入的区际转移和财政转移支付的影响下，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区际不均衡程度要明显低于工业产出的空间不均衡程度。
图1 我国工业分布与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
从时间趋势来看，自1988年以来，我国工业产出的地区差距总体上不断扩大，但工业增加值的空间基尼系数也表现出阶段性的变化特征。在1991年以前，工业增加值的空间基尼系数值在缓慢地下降，从1988年的0.4196下降到1990年的0.4175。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工业产出的地区差距快速扩大，基尼系数值从1990年的0.4175迅速上升到1993年的0.4610。然后自1994年起，基尼系数值又开始缓慢地下降，并一直持续到1997年；从1998年开始，基尼系数值恢复增长，并一直在高位徘徊，从1998年的0.4609上升到2007年的0.4910，表明近年来我国工业空间分布的不均衡程度在持续提高。
我国工业空间分布的不均衡主要表现为东部省份占全国工业总产出的比重较大，且自1988年以来一直处于上升状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了区域不平衡发展战略，经济开发的重点转向了东部沿海地区。东部沿海地区在充分利用自身区位、基础设施、要素供给和国家优惠政策等多种优势的基础上经济发展迅猛，吸引了大量的工业在本地区集聚。根据表1的结果，1988年东部省份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就达到了58.41％，此后一直在增长，进入21世纪以后东部省份的工业份额基本维持在60％以上，2007年达到63.29％，比1988年上升了4.88个百分点。具体到东部地区内部来看，各省区之间也表现出不同的增长态势。其中，广东工业份额上升的幅度最大，从1988年的6.92％上升到2007年的12.05％，上升了5.13个百分点；山东次之，工业份额上升了4.83个百分点，从1988年的7.8％上升为2007年的12.63％；其他工业份额增加较快的省份还有浙江、江苏和福建三省。相比之下，作为我国传统的工业中心，北京、天津和上海三个直辖市，以及河北、辽宁两省的工业份额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而海南省的份额变化不大。
与东部地区相比，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工业份额不仅较小，而且表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中部8省区1988年工业增加值占全国的比重为27.28％，到2007年下降为21.88％，下降了5.4个百分点。西部12省区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一直最低，变化不大，1988年为14.31％，2007年为14.83％。
根据图1的结果，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地区差距的变化趋势与工业增加值有一定程度的差异，其基尼系数的绝对值和变化幅度均最小，并呈现出三个阶段性变化特征。从1988年到1994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地区差距快速扩大，基尼系数从1988年的0.0945上升到1994年的0.1415；1994-2001年间，人均收入的地区差距变化不大，基尼系数只从1994年的0.1415变为2001年的0.1398；自2002年以来，虽然工业空间分布的不均衡程度加剧，但随着我国促进区域协调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推行，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地区差距开始缓慢的缩小，基尼系数值从2001年的0.1398下降到2007年的0.1281。
从表2可以看出，我国人均收入的地区差距主要包括两个部分：(1)东、中、西三大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这构成了我国区域经济差距的主要内容。我国东部地区不仅人均收入水平较高，增速也最快，与中西部地区存在着明显的差距。1988年东部11个省区人均收入均值为1333.4元，相当于中部地区(1024.17元)的1.30倍、西部地区(1101.09元)的1.21倍；2007年东部地区人均收入均值上升为16488.95元，分别相当于中部地区(11409.68元)的1.45倍、西部地区(11149.77元)的1.48倍；三大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扩大。(2)东、中、西三大区域内部各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尤其是东部各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东部各省份可以按照城镇居民年均收入水平分为三个梯次，上海、北京和浙江属于第一梯次地区，2007年人均收入在20000元以上；天津、江苏、福建和广东为第二梯次，2007年人均收入在15000～20000元之间；河北、辽宁、山东和海南为第三梯次，2007年人均收入在10000～15000元之间。从人均收入的增速来看，1988-2007年间，北京人均收入的增速最快，2007年人均收入水平相当于1988年的15.3倍；上海、江苏、浙江和山东四省的人均收入增速也比较快，2007年人均收入水平分别相当于1988年的13.71倍、13.45倍、12.95倍和12.26倍；河北、辽宁、广东和海南的人均GDP的增速较慢，2007年人均收入水平只分别相当于1988年的10.82倍、10.22倍、11.18倍和9.96倍。中部八省区内部人均收入差距不大，均处于10000～13000元之间，其中，河南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长最快，2007年人均收入水平相当于1988年的13.31倍；其余各省区人均收入增速相差不大。与中部地区类似，西部各省区之间的收入水平差距也不大，也都处于10000～13000元之间。重庆的收入水平最高，2007年人均收入为12590.78元，甘肃省最低，为10012.34元。并且，除了西藏以外，西部各地区城镇居民年均收入的增速差别也不大。
此外，从表2还可以粗略地看出，在不同时期三大区域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的速度差异也有所不同。在1988-2002年间，东部地区城镇居民平均收入的增长要明显地快于中西部地区。2002年东部地区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平均相当于1988年的7.02倍，而中、西部地区分别为6.22倍和6.06倍。因而，这一时期三大区域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处于加速扩大阶段。而在2002-2007年间，东部地区城镇居民平均收入的增长与中西部地区基本持平，2007年东部地区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平均相当于2002年的1.76倍，而中、西部地区也分别达到了1.79倍和1.67倍。可见，在这一时期，尽管三大区域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差距仍然较大，但差距加速扩大的势头基本上得到了遏止，区域收入水平的变化初步呈现出收敛的态势。
2.VAR模型检验结果
我们要检验的是产业集聚与地区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因此，模型中只含有两个内生变量，即产业集聚变量和收入差距变量。我们用工业增加值的空间基尼系数(
)来衡量我国的产业集聚水平，并用城镇居民年均收入水平的基尼系数(
)来衡量我国省区之间的经济差距。我们基于模型①检验了与之间的计量关系。
为了利用VAR模型检验产业集聚()与居民收入地区差距()之间的关系，我们先要确定模型的滞后阶数。一般而言，VAR模型的滞后阶数越大越能反映所构造模型的动态特征，但是会造成待估参数过多、自由度损失过大的问题。为此，我们根据LR、FPE、AIC、SC和HQ五个评价统计量来确定模型的滞后阶数，结果如表3所示。
从估算结果来看，首先，对于产业集聚变量来说，上期IND的影响是显著的，且系数为正，前两期IND的影响系数为负，且不显著。这基本上印证了新经济地理学关于产业集聚具有正反馈效应的论断，制造业会向产业集聚水平较高的地区集中，从而加大了工业空间分布的不均衡程度。上期的INC对本期IND的影响系数为负，t统计量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前两期的INC的影响系数为正，并且t统计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居民收入差距影响我国工业空间布局的滞后期在2年左右，即现实中“市场接近效应”的发挥存在一定的时滞。其次，对于城镇居民收入的地区差距来说，上期IND的影响系数为正，且t统计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上两期的IND的影响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这与现有的理论预期基本吻合，说明工业空间分布不均衡程度的提高会明显地拉大我国城镇居民收入的地区差距。此外，上期的INC对本期INC的影响也是显著的，且系数为正；上两期的INC的影响系数虽然为正，但不显著，这也基本印证了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累积循环因果效应”，即已有的收入差距会进一步加剧未来收入分配的不均衡程度。
各变量数据水平的平稳性检验是考察变量是否具时间趋势，进而确定是否有必要采用协整分析方法的依据。为此，我们对模型进行了单位根检验，四个单位根均处于单位圆内(具体结果见图2)，因此，VAR模型是平稳的，具有较好的统计性质，可以作为以下Granger分析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的依据。
图2 模型的单位根检验
为了进一步说明产业集聚与城镇居民收入的地区差距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我们对方程(2)进行了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从中可以看出：第一，在10％显著性水平下，滞后二阶的收入差距(INC)是影响我国工业空间分布的Granger原因。新经济地理理论认为区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着“市场接近效应”，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工业企业在进行区位选择时偏好市场规模较大的区域，以节省贸易成本，提高销售回报，而城镇居民收入水平正是一个地区的市场潜力的反映。因此，城镇居民收入的地区差距可以引发工业的空间不均衡分布，只不过收入差距的这种影响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期。第二，在5％显著性水平下，滞后一阶的IND是影响我国城镇居民年均收入地区差距的Granger原因。这说明工业的地方化集聚是导致我国地区收入差距的重要力量。在产业集聚的中心区，递增收益的存在吸引了大量外部要素资源持续流入，区域经济增长加速，居民收入水平迅速上升；而外围地区的产业份额下降，区域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水平上升缓慢。
此外，为了更进一步地揭示产业集聚对居民收入地区差距的影响是否具有阶段性特征，我们还对方程(2)进行了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结果如图3所示。从中可以看出，从第1年起产业集聚水平(IND)开始对我国城镇居民收入的地区差距造成影响，这种影响在第2年达到最高点，以后逐渐衰减，但影响持续的时间较长，直到第7年之前都表现为正向效应。这表明工业分布的空间不均衡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导致我国居民收入地区差距的扩大，产业集聚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扮演了扩大地区经济差距的角色。
从图3我们还可以看出，产业集聚也不总是扮演着扩大地区收入差距的角色，从第7年开始，产业集聚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从正向效应转向了负向效应。这表明尽管产业集聚在一定时期内的确会导致地区发展差距的扩大，但从长期来看，产业集聚也有可能有助于缩小区域经济差距。这样的结果并不难理解，因为现实中可能存在着一些显而易见的机制有助于落后的外围地区分享到发达地区产业集聚效应的好处：其一，随着我国产业地方化集聚的加强，产业集聚效应得到了更加充分的发挥，经济资源的空间配置效率进一步提高，带来了更高的经济增长，政府就可以从经济的高增长中获得扩大财政转移支付的能力，这显然有利于我国居民收入的区际平衡。其二，落后地区可以通过与发达地区的要素流动，尤其是劳动力流动，获得发展所需的资金、知识和管理诀窍，分享发达地区的产业集聚收益。其三，一个地区的产业集聚规模不可能无限地扩大，产业集聚达到最优规模之后就有向外扩散的动力。随着落后地区交通等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跨地区产业分工配套网络更容易形成，产业会逐渐地向外围地区扩散，这将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提高落后地区的居民福利水平。
三、我国工业集聚规模的均衡分析
前面的分析表明，产业集聚对区域发展差距的影响具有阶段性变化特征，即产业集聚并非一直扮演着扩大地区收入差距的角色。这一发现所隐含的政策含义是，我们应努力推动产业的地方化集聚，尽可能使产业集聚的增长效应得到充分的发挥。但是，产业的地方化集聚也不能一直持续下去，产业集聚也存在一个临界点(最优规模)。在一个地方的实际产业集聚水平没有达到最优规模之前，我们应将区域政策的重点放在促进产业的高效集聚上；而如果该地区实际产业集聚水平已经达到或超过最优规模，我们应将区域政策的重点放在促进产业分散化上。这就带来另一个问题，我国目前工业部门的地方化集聚水平究竟有没有达到最优规模？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对产业的地方化集聚规模进行均衡分析，并利用经验数据对目前我国各地区产业集聚的实际规模进行判断。
(一)产业集聚规模的均衡分析
产业集聚除了能产生积极的外部效应以外，还会导致本地拥挤成本(congestion cost)，随着拥挤成本的上升，产业集聚变得不可持续，从而出现推动产业向外扩散的力量。具体来说，随着产业集聚规模扩大而出现的拥挤成本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1)产业集聚导致对本地土地需求的上升，由于土地资源的不可移动性，增加的需求抬高了本地土地供给的价格，企业的用地成本上升。(2)产业集聚扩大了企业的劳动力需求，引发劳动力供给紧张，企业支付的工资水平上升。(3)产业中心区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盈利水平下降，部分企业为了减小竞争压力不得不到其他地区开拓新的市场。(4)随着产业集聚规模的持续扩大，本地的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供不应求，居民生活费用大幅上升，形成推动人口向外迁移的压力。(5)产业的高度集聚还给环境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产业中心区的环境污染加剧，影响了居民的生活质量，并导致企业面临的节能减排压力加大。上述几方面拥挤成本的上升迫使产业中心区要进行经济结构转换，部分企业已不宜继续留在当地发展，只有转移到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此外，为了靠近原材料、能源产地，并参与区域市场竞争，产业中心区的企业也会主动与其他地区开展合作，到经济相对欠发达的外围地区建立新的机构，从而引起部分资源、要素向其他地区扩散。可见，由于拥挤成本的作用，一个地区的产业集聚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外部效应与拥挤成本会随着产业集聚规模的变化而变化，两者的动态权衡影响了产业的集聚和扩散，并进而决定了产业的最优集聚规模。
为了揭示产业集聚的均衡形成机制，我们借用韦伯的集聚经济概念来进行一个简要的刻画(具体见图4)。集聚经济是一种吸引企业在本地聚集的向心力，它最终表现为单位产品的平均成本节约。不同的产业集聚规模会导致不同的成本节约指数，反映每一集聚规模的连续的成本节约指数就构成了集聚经济函数。假定有m个企业集聚在某地区，每个企业的日产量相等，设为1单位；同时，在距离该地区k公里的地方也有一个产量为1单位的企业A，设单位产品的重量为x吨，贸易成本单价为r吨·公里，总的贸易成本为kxr①。那么，如果集聚所导致的成本节约高于贸易成本的增长，企业A将被吸引到集聚地来。
设产业集聚导致的单位产品的成本节约为φ(m)，当集聚规模为m，即日产量为m时的成本总节约为C(m)=mφ(m)，因此，企业A被吸引到集聚地之后可以使总成本节约达到：
会随着集聚规模的扩大而增加，产业集聚对本地企业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当产业集聚规模大于M后，伴随着产业集聚而来的拥挤成本开始抵消集聚的外部效应，产业集聚对本地企业发展正向促进作用减小，负面影响开始变大，有的企业因为难以承受中心区要素成本上升和竞争加剧的压力而迁出。可见，由于拥挤成本的存在，产业集聚对企业发展并非总是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产业集聚与企业发展之间在理论上应该是一种倒“U”形的关系。
图4 产业集聚的最优规模
(二)我国工业集聚规模的实证分析
那么，目前我国产业的地方化集聚是否已经达到了最优规模水平呢？为了对此进行判断，我们基于产业集聚规模与企业发展之间倒“U”形关系的假设，设计了以下简单的拟合模型：
产业集聚涉及地区和产业两个维度，要对我国产业地方化集聚的实际水平进行准确的判断，我们必须要合理地确定所使用数据的地区和产业合并层次。目前大部分实证文献所使用数据的地区合并层次为省级行政区，产业合并层次一般为大类(SIC-2)工业部门，数据合并层次过高，导致分析结论不一定能完全揭示我国产业地方化集聚的真实情况。此外，自波特(Porter，1990)提出集群竞争理论以来，产业集群(industrial cluster)成为研究地方化产业集聚和区域增长的一个重要观察点，本地分工网络的形成和延伸是集聚外部效应赖以产生的基础。而从我国的实践经验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沿海省份形成的大量产业集群都属于比较小类的行业，而且基本上都分布在中小城镇地区。因此，为了贴近我国产业地方化集聚的现实，本研究首先使用市级地区、中类(SIC-3)工业部门2007年的截面数据，对我国中类产业集聚的现状进行分析。其次使用县级行政区、小类(SIC-4)工业部门的2007年截面数据，对我国主要小类产业集聚的现状进行分析。
考虑到不同行业在地理集聚的形成机理和集聚效应方面可能存在着差异，我们参考Mihn(2004)的分类方式，将所选择的行业分为四大类进行分行业研究：(1)基本原材料制造业，包括15个SIC-3分类行业，以及6个SIC-4分类行业③。(2)资源依赖型制造业，包括53个SIC-3分类行业，以及10个SIC-4分类行业。(3)最终消费品制造业，包括60个SIC-3分类行业，以及22个SIC-4分类行业。(4)装配制造业，56个SIC-3分类行业，25个SIC-4分类行业。因此，本研究一共包括184个SIC-3分类的行业样本，以及63个SIC-4分类的行业样本，具体如表5所示。
我们利用方程(8)分别对SIC-3和SIC-4分类行业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F统计量及P值表明所有的方程都是显著的，并且，从
的结果来看，除了最终消费品SIC-4分类行业方程的拟合优度明显偏低外，其他方程的拟合优度基本上处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因此，我们可以将表6作为实证分析的依据。
图5和图6则是基于表6结果的倒“U”形曲线拟合结果。从中可以看出，四类行业的平均企业规模均与产业集聚变量的一次项正相关，二次项负相关，符合我们的理论预期。可见，我国SIC-3、SIC-4行业的数据基本上印证了新经济地理学关于产业集聚与企业发展之间倒“U”形关系的假设。
图5-1 基本原材料制造业
图5-2 资源依赖型制造业
图5-3 装配制造业
图5-4 最终消费品制造业
图5 产业集聚与中类行业企业平均规模之间的倒“U”形关系
注：本图是利用STATA10.0软件处理的结果。
从最优集聚规模的结果来看，中类(SIC-3)行业与小类(SIC-4)行业表现出以下几方面特征：(1)在资源依赖型制造业方面，中类行业的最优集聚规模为30.6％，小类行业为9.4％，差距十分明显，中类行业表现出更强的地理集中趋势。(2)在最终消费品制造业方面，两者的差距也较为明显，中类行业为14.9％，小类行业为21.3％，小类行业的集聚倾向更为明显，这类行业通常集中在县级行政区范围内。(3)在基本原材料制造业方面，两者的差距不大，中类行业的最优集聚规模为19.2％，小类行业为19.5％。(4)在装配制造业方面，两者的差距也较小，中类行业的最优集聚规模为21.0％，小类行业为19.8％。装配制造业属于典型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产业内专业化分工水平高，集聚外部效应明显，导致这类产业的地方化集聚程度较高，通常高度集中于范围较小的地域内。
从图5可以看出，在中类(SIC-3)行业中，只有少数地区的产业集聚水平接近或超过了最优点，绝大多数样本位于倒“U”形曲线的左边。这表明在我们所选择的中类行业样本范围内，绝大多数产业的地理集聚水平还不够高，产业集聚效应还未得到充分的发挥，仍有进一步向特定地区集聚的动力和必要性。
类似地，图6的结果也显示出，在小类(SIC-4)行业中，只有极少数样本点落在倒“U”形曲线的右边，表明只有少数地区的产业集聚水平接近或超过了最优点。这同样说明在我们所选择的小类行业样本范围内，绝大多数产业的地理集聚水平还不够高，产业集聚效应还未充分发挥出来，经济资源的空间配置效率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图6-1 基本原材料制造业
图6-2 资源依赖型制造业
图6-3 装配制造业
图6-4 最终消费品制造业
图6 产业集聚与小类行业企业规模之间的倒“U”形关系
注：本图是利用SPSS16.0软件处理的结果。
四、主要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的实证分析得到了以下几点结论：(1)产业集聚是影响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Granger原因，即本期的工业空间分布格局包含着未来收入分配的预测信息，产业集聚效应在促进中心区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会带来“中心—外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2)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也是决定我国工业空间分布不均衡的Granger原因，由于“市场接近效应”的作用，居民收入较高的地区为工业企业提供了较大的市场，吸引了更多的产业在本地集聚，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居民收入的地区差距。本文的检验结果提供了关于“产业集聚—收入差距”循环累积因果链的事实证据。(3)产业集聚对地区收入差距的正效应会持续较长的时间，产业空间不均衡分布格局一旦形成，可以在特定时期内导致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但是，产业集聚并非总是扩大地区经济差距，产业集聚对区域差距的影响会在某个时点由正向效应转为负向效应。(4)不管是中类或小类产业，我国绝大多数产业尚未达到最优集聚水平，目前产业集聚效应在我国尚未得到充分的发挥，产业的地理集聚仍有进一步加强的必要。
本文的发现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其关键就是要在推动经济活动高效集聚的过程中解决我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问题，为此，今后的区域协调策略要从以下两方面入手：(1)努力促进产品和要素的区际自由流动，提高国内市场一体化水平，进一步推动产业集聚。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指出，贸易成本的降低有利于产业集聚的形成，而目前我国商品和要素的流动成本还比较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市场分割现象，阻碍了产业的地方化集聚过程。因此，要努力消除各种类型的地方保护行为，拆除各种人为的市场壁垒，提高市场运行规则的统一性，加快国内市场一体化进程。今后特别是要加大在户籍制度、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和医疗卫生等领域内的改革，使得外来务工人员能够享受到与本地居民同等水平的公共服务，降低劳动力区际迁移的成本。这样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鼓励要素资源的区际流动，推进产业高效集聚，提高经济资源的空间配置效率；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要素的自由流动使欠发达地区分享到发达地区产业集聚效应所带来的福利增进收益。事实上，只要地区间商品和要素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自由流动，落后地区最终会分享到发达地区集聚经济的好处。例如，产业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集聚所引发的数量庞大的劳动力流动就在缩短我国区域收入差距的过程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不仅为落后地区带来了城市先进的技术知识和管理经验，提高了落后地区人力资本积累水平，而且还带来了稀缺的资本。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07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的调查，2003-2006年，到本村外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农民工人均月工资由781元增加到953元，农民工工资总额粗略估算占全国GDP的7％左右，其中大部分以各种形式返回到农村和中西部地区(蔡昉，2007)。所有这些都有利于缩小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的发展差距。(2)产业的集聚和扩散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而产业在空间上是处于聚集还是分散状态，要取决于区域向心力和离心力之间的对比。区域向心力主要来自于集聚的外部经济性，而区域离心力则源自于产业过度集聚所导致的拥挤成本。因此，当产业集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由于存在离心力，产业可能要重新趋向分散化，部分产业或某些生产环节将向欠发达地区转移。但产业并不会随机地向外扩散，一般而言，产业会首先向那些产业配套和市场环境较好的地区扩散。因此，要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援助力度，增加对落后地区基础设施、科教文卫等社会事业的投资，改善落后地区的产业发展环境，形成有利于居民创业的制度环境，为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扩散创造有利的条件。
感谢匿名审稿人中肯的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注释：
①广义的贸易成本是指商品和要素流动过程中所涉及的全部交易费用，它与区域间交通运输条件、各种限制性壁垒和文化制度差异有关，而狭义的贸易成本仅指运输成本。
②我们也曾用企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与产业集聚变量进行了同样的曲线拟合，也能得到类似的结果，但由于方程的拟合优度偏低，我们不得不放弃。
③根据我国工业企业数据的统计口径，在部门数量方面，1998-2002年我国共有SIC-4分类的工业部门605个，2004年以后调整为525个；在地区数量方面，2007年我国共有2860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包括：856个市辖区、369个县级市、1463个县、117自治县、49个旗、3个自治旗、2个特区、1个林区。因此，考虑到数据处理便利的需要，我们不可能对所有SIC-4行业进行分析，在这里本研究选择了63个代表性行业进行分析，其中：基本原材料制造业6个、资源依赖型制造业10个、装配制造业25个和最终消费品制造业2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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