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区域经济运行的基本矛盾和发展战略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本矛盾论文,发展战略论文,经济运行论文,区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级地方政府被赋予较充分的决策权限，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与实施，越来越受到各级党政部门和理论工作者的关注。本文拟就区域经济运行的基本矛盾和发展战略的现实选择问题，从理论上进行阐述。
一、区域经济运行的特点及基本矛盾
所谓区域经济，是指一定空间地域内所有经济活动的总和。构成区域经济的基本要素应包括：（1）以一定的经济区域或行政区划为依托；（2）以有限资源的空间合理配置和产业间合理配置为基本内容；（3）以各种资源要素间和产业间、地域间的经济技术联系、市场供求联系为基本纽带。
区域经济作为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客观存在，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综合性。在区域经济运行中，既包括直接的工业、农业等经济活动，也包括提供劳务性产品的服务业、金融业，还包括间接从事经济活动，发挥引导、调控职能的政府干预行为。因此，区域经济运行的主体既包括企业、农户，又包括直接为生产服务的科研、文教单位，也包括政府及经济管理综合部门。协调地发挥上述各类主体的作用，处理好各类主体间的经济权限和经济利益关系，就成为区域经济能否正常运行的关键。
第二，中间性。如果从不同的研究目标或工作重点上考虑，现实的经济生活在空间上是可以被区分为多个层次的。相对于国民经济整体和微观的经济单位（单个厂商或家庭）而言，不论何种区域的经济运行，均具有中间性。认识区域经济运行的中间性的特征，可以更全面地认识发展区域经济的制约条件和发展机遇。而保证区域经济正常运行的基本要求，就要努力使本区域的经济发展战略，既适应客观经济形势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又能够从本区域实际出发，创造一个有利于微观经济实体自我发展的外部环境。
第三，差异性。区域经济既然是现实的经济活动中介乎宏观与微观之间的中间层次，必然受到经济活动诸内外因素的强烈影响，从而使不同层次，不同区域的经济运行呈现出差异性，如生产力水平、科学技术水平、自然资源禀赋程度、经济和政治体制等方面，都会存在差异。认识区域经济的差异性，可以更客观地为本区域的经济发展战略定位，避免“妄自菲薄”，无所作为倾向；也可避免“妄自尊大”、不切实际的倾向。
综上所述，在区域经济运行中，决策主体就必须从区域经济所具有的综合性、中间性、差异性的特点出发，立足本区域的内外条件，合理地配置好有限的资源要素。但在我们的研究视野中，却常常看到一些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实施效果并不理想；或刚制定出台，经过了法定程序，却被束之高阁，无法落实。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根源在于战略制定者对区域经济运行的内在矛盾缺乏认识，区域发展战略与区域经济运行的客观实际是相脱离的。
笔者认为，从有效配置资源这一经济学的基本命题出发，区域经济运行中的直接矛盾是有限资源要素在空间结构上与产业结构上配置的矛盾，亦即生产力地区布局与产业结构之间的矛盾。由于区域经济主体的存在，每一区域对资源在不同产业间的配置权限是非连锁的亦即是相对独立的；但区域间的、产业间的经济技术联系和市场供求联系却是连锁的。因此，从一区域看，资源重新配置后的产业结构可能是合理的；但从周边地区比较看，或从更高一层次的区域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运行上看，此种配置却可能是不经济的，从而产生了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地区布局间的矛盾。
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地区布局间的矛盾实际上是行政区划和经济区域之间矛盾的外化，亦即政策边界和市场边界之间的矛盾的外化。如前所述，作为区域经济决策主体的各级地方政府是依托原一定行政区划产生和行使配置权限的，此种配置权限通常应局限在其行政区划之内。但在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市场经济的条件、政策边界是可以越出行政区划、实现与市场边界重合的，其基本要求就是政府的经济政策与干预手段，必须以市场机制的完整地发挥调节作用为前提。换言之，在构成市场机制的“供求→价格→竞争”三环节中，政府必须将自身行为限制于利用间接手段对第一个环节，即市场供求关系进行干预，决不能直接对价格（利率）环节和竞争环节进行干预。否则，市场机制被政府替代，政府干预就陷于盲目和自我强化的处境，“政府失灵”就会引致资源要素配置的更大浪费。
那末，区域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矛盾，就可被简化为市场机制调节和政府干预的矛盾。如果我们确认现代市场经济是有政府宏观间接调控的市场经济的话，区域经济运行中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之间的矛盾能否得到协调、缓解以至基本解决，就要看政府所制定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是否体现着市场机制的内在要求，体现着区域经济的发展规律的要求。
二、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
建国以来，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既是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时至今日，大致有两种基本的资源配置战略。一是所谓“赶超战略”。有的学者将此种战略定义为，“指采取扭曲产品和要素价格的办法和以计划制度替代市场机制的制度安排提高国家动员资源的能力，以突破资金极为稀缺的比较劣势对资金密集型产业发展的制约，使资金密集型产业能够在很低的起点上发展，进而通过短时间内的突飞猛进，使产业结构达到先行发达国家水平的战略。”（林毅夫、蔡昉、李周：《赶超战略的再反思及可供替代的比较优势战略》，载于《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3期）此种战略在区域产业结构方面，表现为“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在区域生产力布局方面，表现为“均衡发展战略”或“反梯度发展战略”。二是所谓“比较优势战略”，“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应该充分发挥自身所具有的相对丰富的资源禀赋来促进经济发展的战略。”（同上书）此种战略在区域产业结构方面，表现为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产业发展战略；在区域生产力布局方面，表现为“梯度推移发展战略”。
毫无疑问，上述两种区域发展战略的发展思路是有根本区别的，资源配置的手段、方式、重点均存在明显差异。但两种战略的出发点却是相似的，这就是怎样在一个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大国或地区，通过工业化赶上发达国家或地区。“赶超战略”的主张者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认为经济欠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可以吸取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避免重犯前人犯过的错误，少走弯路，发挥“后发优势”，在不太长时间内崛起，以至超越。近年来，国内不少地区所提出“大投入，大超越，大发展”等口号，就反映了此种思想。并且认为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美国、德国、日本以及六十年代以后亚洲“四小龙”的发展历史，都证明“后发优势”是完全可能的。
如果“后发优势”的“赶超战略”真能成为发展中大国的现实选择的话，那么，应用此种战略获得经济起飞的国家就不应限于少数几个国家。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我们看到的，却是“赶超战略”自身造成的“悖论”。二次大战后，不少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其中包括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印度、埃及、阿根廷等发展中大国，也包括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都不约而同地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不少发展中的中小国家，也着力发展资金密集型产业，但效果均不理想。重工业主导的工业化进程难以为继，要么回到农业主导型的产业战略，要么转为发展轻工业为主导的产业战略。可见“赶超战略”未能象其主张者预料的那样，具有普遍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七十年代以后，“旧发展经济学”在西方国家的没落，就说明了这一点。
美、日、德和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是否可作为发展中大国实行“赶超战略”的论据呢？我们认为，美、日、德的发展历程与“四小龙”是有区别的。美、日、德确实发挥了“后发优势”，在不太长时间内赶上当时的“先发”国家。但不能不看到，不论是十九世纪末的美国、德国，还是二战后的德国、日本，其自然资源占有、社会生产力和工业化程度、国民素质、经济架构和基础设施均已接近当时最发达国家的水平，因此，以重化工业为先导的经济发展战略，直接地发挥了“赶超”功能。显然，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在选择发展战略时，既不具备其外部环境，面对着的是一个被西方发达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秩序严重扭曲的国际经济环境；也不具备其内部条件，面对着的是一个被长期掠夺后残留下来，结构畸型的国民经济体系。发展中大国一开始就将资金密集投入重化工业，由于资金、技术的匮乏，既使重工业化进程难以为继，客观上又造成了农业和轻工业的萎缩，阻滞了经济发展速度。因此，“赶越战略”不应是发展中大国的现实选择。
亚洲“四小龙”的成功，恰恰说明了“比较优势”战略的实用性。通过对自我优势的认识，立足资金匮乏的现实，以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工业为主导，以国际贸易作为实现比较优势的途径，这就是亚洲“四小龙”共同的战略选择。在“比较经济优势”这一原则的指引下，产品可以较长久地在市场上占有竞争优势，发展工业和保证经济持续发展的资金更易流入和积累。在资金不断积累的基础上，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转为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可能性，只会更大，而不是反之。
经济欠发达区域的“比较优势”，必须通过与周边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相比较，才能确定。按照传统的经济理论，此种比较必须围绕自然禀赋、产业结构、科技水平、管理水平诸方面差异来进行，这些当然是区域经济战略赖以存在的现实基础。但经济上的“比较优势”并不一定指现实中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或较丰富的自然资源占有程度，而是指投资的预期收益较高的产业或地域。一般情况下，具有较充分的资源引力、科技动力、管理能力，并真正感受到市场压力的产业或地域，就是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增长点”。否则，就难以解释，为什么七十年代末期挑选当时经济水平尚属中下的广东、福建两省赋予对外开放的特殊优惠政策；为什么把经济特区定位于仅是边陲小镇的深圳和珠海。
三、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构建
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实行资源配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必须能够较好地协调和解决区域经济运行的内在矛盾。具体地说，首先必须将区域政策与产业政策相协调，寻求有限资源在产业间和地域间均得到合理配置的方案。
在区域产业发展战略方面，欠发达地区的实际，要求选择资源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农业被普遍认为是资源与劳动密集型的典型产业，其实工业和第三产业的许多部门也属于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在构建区域产业发展战略时，首先要确定好三大产业的发展重点和发展比例，在此基础上再确定重点产业中的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
在区域的三大产业结构中，农业可否作为重点发展产业呢？全国与广东均有将农业作为支柱产业的典型区域。这类典型区域之所以形成，首先是以具有一定的独占性资源为基础的，如特有的自然资源禀赋，特有的农作物、牲畜品种，特有的农业耕作养殖技术等；其次是均走上产业化、规模化、社会化大生产的轨道，供产销、农工商“一条龙”。应该说，同时具备上述条件的农业区域是不多的，以农业为支柱产业的典型区域应视为特例。大多数的农业区域在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由于农业自身对自然资源的深刻依赖以及品种更新的困难，在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下，农业的剩余劳动产品和剩余劳动力，会被需求收入弹性强的工业所吸附。因此，将工业作为支柱产业，取代传统农业的工业化进程，成为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
必须说明的是，工业占据产业结构的主体地位，并不意味着农业成为没落的“夕阳产业”。恰恰相反，在工业化进程中，农业在三大产业结构中相对份额不断降低的同时，绝对量增长得比以前更为迅速，这是因为农业最为直接地“分享”了工业化进程的成果，使农业搭上了经济起飞的“便车”。工业化为农业提供了应用先进科技，实行产业化经营的资金；提供了农产品大规模深加工的设备；提供了农业进一步发展的市场。可以说，只有现代工业才能支撑高产出率的农业。
在“点”上（如中心城市、中心城镇）以第三产业为支柱产业的，现实经济生活中并不鲜见，但对处于中心城市、城镇之外的广阔地域，第三产业是难以作为支柱产业的。也就是说，广大的欠发达的地区，由于第一、第二产业效率不高，难以支持高度发达的第三产业。而发展第三产业所必需的各种条件，如良好的交通运输条件，大批量高密度的商品集散网络，独具特色的旅游文化资源等，正是欠发达地区所缺乏的。
通常情况下，确定区域产业结构中支柱产业的基准，一是该产业在区域GNP中所占的比重较大，二是该产业的关联效应较高。我国学者周振华认为，不一定现实中的优势产业就会成为区域产业结构中的未来支柱产业，应以“增长后劲”、“短缺替代弹性”和“瓶颈效应”作为衡量，选择支柱产业的基准（参见周振华著《产业政策的经济理论系统分析》第13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4月版）。这一观点十分切合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国情，也切合广大的欠发达区域的实际。如果立足于本区域较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优势，并考虑上列各项基准，欠发达区域的工业产业结构，目前应以轻工（含农牧产品深加工）、能源、建筑建材业为主。地方政府除了适度介入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的投资之外，要避免再次充当竞争性投资主体角色，放手让国有、集体企业，让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政府的引导职能，可以集中于组建行业协会，统一做好供、运、销服务，制定综合标准，加强质量监督等方面，努力构建将中小工业企业连接起来的生产技术联系。要纠正那种只有大型骨干企业才是“大工业”的误解，从本地比较优势出发，建立广泛的社会化联系的“满天星斗”，也同时是具有规模效益的“大工业”。只有这样理解“大工业”，才能使产业政策的边界与市场边界重合。
在安排区域生产力布局方面，如果我们确认“梯度推移发展”是区域经济的一般过程，确认非均衡配置资源是区域布局战略的一般要求，确定区域经济“增长极”，就成为区域生产力布局的关键。
在选择区域经济“增长极”时，一要遵循市场机制的要求，努力协调好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使支柱产业的空间定位与区域经济的“增长极”协调一致，使支柱产业能够更充分地发挥“关联效应”。“增长极”的选择要尽量靠近交通干线，按“点—轴”开发原则，将依托支柱产业形成的“专业化市场”，作为增长极存在与发展的基础条件。二要遵循区域经济工业化的要求，创设一个有利于地方工业发展的“小气候”、“小环境”。首先，在选择新“增长极”时，应注意不能远离原有的中心城市或中心城镇，太远了失去对原有经济中心的依托；但也不能过于靠近原有的经济中心，过于靠近中心城市的地域，资源引力肯定没有城市高，各类资源会回流到中心城市，使新的“增长极”无法真正形成。其次，要认真研究“增长极”所在地域是否具有较长时期的发展潜力和发展腹地，避免“反集聚因素”过于强烈，导致“增长极”的边际经济效益过早递减。再次，要处理好适度超前规划与量力而行建设开发的关系，立足本地实际，按照统一规划，集中力量开发一片收益一片。如果摊子铺得太大，布局过于分散，不单无法形成有规模的核心区，无法带动农村地区发展；而且难以完成基础配套，城市建设零乱，资源配置环境劣化，这些倾向都是必须注意防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