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走进战国时代？——漫话《虎妈战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歌论文,战国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总统年初例行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分析国内国际局势，阐述施政方针。今年1月25日，这份《国情咨文》的关键词无疑是“赢得未来”，奥巴马竟然壮士扼腕般地抛下悲情之言：“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斯普特尼克时刻(Sputnik Moment)。”
1957年10月4日，前苏联成功发射世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一号”，此举不仅正式开启“太空时代”，更意味着“冷战”进入另一维度。前苏联捷足先登，对赢得未来，志在必得。于西方阵营而言，斯普特尼克上天，与其说是科技挑战，不如说是生存威慑。
时下，美国人又感到遭受谁的威慑呢？中国。1月份皮尤民意调查(Pew Research Poll)显示，约47％的美国人视中国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选择本国者不到31％。2月14日，即中国正式超越日本晋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日，盖洛普民意调查(Gallup Polls)公布，52％的美国民众认为中国是具有主导地位的经济体，仅有32％倾向于自己的国家，美国民众对中国赶超美国的趋势之认同度持续攀升。今年第一期《外交政策》的封面话题叙述了中国崛起，结论为“美国衰退了，这次是真的”。在去年11月7日《星期日泰晤士报》刊载的文章《那么，是谁害怕黄祸？》中，英国资深报人多米尼克·劳森(Dominic Lawson)指出，西方因自身衰退而惧怕“黄祸”。
斯普特尼克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引发西方轰轰烈烈的教育变革，只是，当时未能明证前苏联教育超前。此番，恐慌直接源自2009年展开的第四届国际学生评估(PISA)。在阅读、科学和数学三项测试中，首次参赛的上海15岁学生均雄踞榜首，而美国仅排名第17、第23和第31位。
其实，测试结果发布于去年12月7日，美国中学生的“差生”形象尽在预期之中。小布什政府也因此出台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但就效果而言，乏善可陈。尽管上海学子首度加盟，但前三届PISA，我国港澳台地区以及新加坡遥遥领先。可见，学习优势与中国血统高度关联，无论身处何方。去年10月份，英国平等与人权委员会公布的报告《英国有多公平？》声称，“有证据显示，学习成绩仍与社会经济背景密切相关”。但存在特例，只有华裔孩子实现了教育公平的目标。华裔女生不仅是普通中等教育证书(GCSE)成绩最好的少数族群，而且“享有学校免费餐资格”(Free School Meals)的华裔女生竟然也高踞第二。而早在2003年，德国学者在中国的四个样本省，即上海、辽宁、河南和新疆，采集2547个高三学生为样本，以“国际中小学生数学与科学评估动态项目”(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的方法与试题来测试，结果显示，不仅辽宁、上海和河南位居三甲，中国高三学生的数学平均成绩比欧洲学生高出约两个学年。不过，这只是一次非正式的国际大规模评估，结果也直到2009才姗姗公布。
此番，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竟然如此居高临下，美国公众必须为PISA失利讨个说法，尽管“冷战”后的美国从“超级大国”(Superpower)晋升为“唯一超级大国”(Sole Superpower)或“超强大国”(Hyperpower)，美国人自恃能笑到最后。
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她”就是虎妈。
1月11日，美国企鹅出版社推出耶鲁大学法学院华裔教授蔡美儿自传《虎妈战歌》(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华尔街邮报》1月8日撷取片段，以《为什么中国妈妈更胜一筹》为题醒目刊发，并特意附上PISA排行榜。一石激起千层浪，书评与报道狂轰滥炸。新书尚未上市，蔡美儿俨然已是公众人物，还荣登电视现身说法。此书迅速占据各大畅销书排行榜。而读者的反馈是毁誉参半，贬远远压倒褒。报社网站留言板上的唇枪舌剑更趋白热化，蔡美儿竟然屡遭死亡威胁。在《华尔街邮报》1月29日的文章《萨默斯挑战虎妈》中，资深记者杰勒德·贝克(Gerard Baker)最后说道，《虎妈战歌》对“美国中年人当下最忧患的两件事——中国和他们自己的子女”当头一棒。1月31日的《时代》周刊甚而以此作封面话题，打出《虎妈真相》的题目，并再度揭开PISA重创后的伤疤。
《时代》周刊确实揭示了虎妈真相。在该期主打文章《虎妈，严厉的教子方式果真是解决之道？》中，资深记者安妮·保罗(Annie M.Paul)视该事件为“国家身份危机”，就如“20世纪中叶，我们妒忌苏联，持续监控其导弹储备、宇航员甚至体操队，权作我们成功的指标。20世纪80年代，我们对日本忧心忡忡，在技能与精巧的产品设计方面，他们超越我们，日本投资者还收购美国企业及其最佳地皮”。由此点到了美利坚“一个全国性痛处”。
经济崛起利于万户，教育腾飞则功在千秋。美国人愈发恐惧、痛楚与忧患，难以自拔。
对孩子自尊心置之不理，孩子须孝顺父母，孩子需父母指引。这是蔡美儿提炼出的中国父母育儿三大“成功法宝”，并期待西方父母竞相效仿。尤其是中国母亲，视子女生来拥有一颗“强大”的内心，斥责甚或威胁遂成惯例。不准在外留宿，不准参加伙伴聚会，不准在校卖弄琴艺，不准抱怨无法在校演奏，不准频繁看电视或玩电脑游戏，不准选择自己所喜爱的课余活动，不准考得低于“A”，不准放纵其他科目而只对体育与文艺情有独钟，不准玩弄钢琴或小提琴之外的乐器，不准任何一天远离钢琴或小提琴。蔡美儿便以这十项禁令来圈养孩子，为贯彻其教育模式偶尔还剥夺孩子基本生理需求。
“中国式家庭教育”竟如此蛮横，如此暴虐，如此奴役！虎妈给予美国公众一个颇为“欣慰”的说法，美国人大为释然。
“虎妈”概念可谓一语双关，蔡美儿属虎，又在农历虎年岁末出书，而其育儿经全然是虎啸虎威式的，“悍母”(Monster Moms)在美遂成为“中国妈妈”的代名词。就在前不久，网络流传着一幅题为《美国高中“中国妈妈”为何成了贬义词》的帖子，怒斥贪恋攀比的“中国妈妈”：“在对孩子的教育上，‘中国妈妈’永远是以别人为标杆，然后让子女去达成妈妈心中的目标。”
11年前金华徐力弑母事件历历在目！
2000年1月17日，金华17岁高二学生徐力弑母，堪比中国教育大地震。2月1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就此发表了《关于教育问题的讲话》，一个月之后，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要求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笔者随即在德国媒体发表整版文章对此加以评述(《德国导报》2000年4月号)。
诡谲的是，恰恰在事发前两周，1月3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在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教基[2000]1号)。尽管这份文件针对的只是小学，但“减负”话题早已与教育形影不离。就在共和国历史上，60年代中期毛泽东便作出指示：“课程多，压得太重，是很摧残人的，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方法都要改。”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学生负担太重是不好的，今后仍然要采取有效措施来防止和纠正。”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指出：“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已成为推行素质教育中刻不容缓的问题。要切实认真加以解决。”当然，社会乃至学术界可尽情对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与学校横加指责猛烈鞭打，政绩思维也的确在教育界作祟，但学校教育对“减负”的雄心与努力不可视而不见。深陷职业倦怠的教师、校长、局长又何尝不期盼“解放”？但往往事与愿违，学生、家长、教师乃至校长结盟反对“减负”，如《中国教育报》2011年2月19日头版文章《最严“禁补令”为何禁而不止——一个山区高三学生的信引发的沉重话题》所描述的。他们为何“沆瀣一气”？
国内外舆论界普遍认为，上海学生以“汗水+泪水”来换取PISA辉煌，因而，对上海学生所创造的PISA奇迹予以质疑、不屑乃至否定的，大有人在。笔者并不苟同。在65个参赛国与地区，就校内校外学习时间总量而言，上海排位第14(28.3小时)和第9名(6.5小时)。以此代价来赢取殊荣，性价比不低。最近，德国媒体与学界约请笔者解读PISA夺冠。在2月1日《法兰克福评论》的特约稿《关于中国学生最佳学业成就的分析》中，笔者指出，集全球专家研制的PISA方案百密而一疏，疏忽的是家庭因素。
“减负”，家庭何为？
2009年《闵行区小学生课业负担情况调查报告》表明，仅有22.79％的学生视老师布置的作业数量多难度大，却有78.21％的学生直指父母为“增负”推手。是年儿童节前夕，上海市少工委在全市少先队员中开展了“代表提提案，队员表心愿”活动。减轻课业负担、向往快乐学习，以67.1％成为当今少年儿童第一愿望。不少孩子反映，家长对学校的“减负”措施置若罔闻，反而趁着周末假期“增负”。在当年12月上海小学校长论坛上，笔者阐述“减负”中一个“躲猫猫”现象，即学生学业负担早已从体制内转移到体制外。新浪教育频道1月12日发布的《中国家庭教育消费白皮书》显示，“教育消费”占中国社会中坚阶层家庭收入的1/7，成为家庭消费重头。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城市的家庭教育支出半年的全国平均值是3633.9元，且校外教育支出已达到校内支出的三倍，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支出的剪刀差与日俱增。新浪教育频道进而发现，针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培训市场随着孩子年龄的递增从素质教育转向“应试教育”。
据《中国教育报》记者调查，2010年教育图书销量居首的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而与之并排销售的还有《好爸爸胜过好妈妈》、《好爸妈胜过好老师》、《好妈妈也是好老师》、《一个好父亲胜过一百个老师》等数十种封面雷同的“山寨版”图书，甚至有7家出版社同时抛出名为《好父母胜过好老师》的图书。
今年寒假之前，一首诗歌《妈妈，我压力好大》因引发家长的酸楚与共鸣在互联网上被疯狂转发。作者是南京一名小学五年级女孩，她如此倾诉衷肠：
一分一秒一嘀嗒/外面的鸟儿早已飞回家/无论是寒冬还是酷暑/我都在家/我在家/不是摆弄芭比娃娃/也不是上游戏网站4388/而是拿起笔在奥数题上比比画画/啊/压力好大/我真讨厌黑板上5678/什么时候我能给自己放一个假/一株草和一朵花/我都希望去探索它/啊/压力好大/我真希望和小伙伴玩娃娃家/你当爸爸我当妈妈/照顾宝宝直到他长大/时光一天一天被学习打发/学习的内容难度也越来越大/妈妈，我想告诉你/长大的我不会没有出息/不要让大自然和我没有关系/给我放个假，好吗/妈妈，我的压力真的好大
2010年，《中国青年报》刊发一位自称开明的一年级学生母亲的公开信《我为什么忍不住对孩子“施暴”》。当年元旦，一位名牌大学的浙江籍毕业生，因责备望子成龙的母亲横加干涉自己“人生的选择”，最终挥刀捅死母亲，在他眼中，母亲“关心我，但关心过度”。就在案发前半个月，2009年12月13日，一名陕西镇安县云盖寺镇初二学生谋杀母亲，之前，他在日记中写道：“妈妈，请您尊重我的意见，还我一片蓝天吧。”
据今年年初发布的《上海中小学生安全情况报告》，去年共有8名学生自杀身亡，其中6人因与家长发生争执或不满家长管教方式，2人由于情感或学业压力。
面对媒体采访，笔者道出“家庭成为更严酷的学校，母亲充当更严厉的老师”之论断(《新民》周刊2011年第七期)。这才是中国学子决胜沙场之秘诀。“虎妈”绝非杯弓蛇影，“徐母”必然满山遍野。
徐力母亲窥探儿子的日记，接听儿子的电话，监视儿子的行踪，而其生前最后也是日常反复唠叨的一句话是，“我告诉你，考不上大学，我不会给你第二次考大学的机会，期末考不到前10名，我就打断你的腿”。
英国学者2005年曾经对该国华裔学生展开深入研究，样本为80名华裔学生、30位华裔父母和30位教师。一位华裔学生在访谈中说道：“我父母希望我取得最好成绩。要是拿不到，他们就会不停唠叨，让我做得更好……比如我拿到B，他们就会说：‘为什么不是A?’”蔡美儿也要求每科成绩必拿A。如出一辙！
常常以为，缺失必要文化资本的“中国妈妈”将自己在成长中的匮乏与自卑投射在孩子身上。这一惯例被蔡美儿彻底颠覆。她尽管是旅美第二代移民，却出自书香门第，父亲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而祖上旅居菲律宾已是商贾之家，此外，她的夫婿是同为耶鲁教授的犹太裔美国人。
英国这份研究报告称：“中华民族特性和教育的构成非常独特。”在2月7日《卫报》上发表的文章《卧虎藏龙：为什么华裔儿童学习好？》中，英国资深教育记者沃里克·曼塞尔(Warwick Mansell)也发现，海内海外，中国人尽是“卧虎藏龙”，其中必蕴深意——文化。
华夏农耕文化孕育了躬耕乐道的男性与相夫教子的女性，成全了一幅乡土中国的田园牧歌。与游猎民族相比，面向黄土背朝天的中国男性给予土地以无尽的时间投资。土地，既是生存寄托，更是精神镣铐。女性需肩负起一个家庭乃至家族的使命：体面地生活，光彩地繁衍生息，就是说，基于“差序格局”的中国传统反哺式代际更替机制全然由女性来肩扛。对此，中国女性“甘之如饴”——既是一种难以摆脱的窘迫与无奈，亦为一种文化惯性下的怡然自得。
苦尽方才甘来。正如徐力眼中，“母亲活在世上太可怜了，整天为我的学习操心，如果母亲死了，可怜的母亲也就可以解脱了”。中国母亲把体面地生活并光彩地繁衍生息带来的焦虑，连同因父性缺失而造成的恐慌，一并倾注于育儿行为。尤其自科举取士以来，士“尽入吾彀中矣”，全民沉迷于“学而优则仕”，皓首穷经，痴情于金榜题名，封妻荫子，而放逐了指向“内圣外王”的成人之学与君子之道，对功名的价值诉求全然基于工具理性——对体面与光彩孜孜以求。
皇权下的科举之路毕竟过于逼仄，小农经济无以供奉贫寒学子。在教育大众化与经济全球化的裹挟下，莘莘学子趋之若鹜，“中国妈妈”的焦虑得以肆意蔓延。
中国家庭教育的痛苦是女人式的痛苦；
中国家庭教育的焦虑是女人式的焦虑；
中国家庭教育的混乱是女人式的混乱！
中国的家庭教育失去了什么？
失去了父亲的理性思考和呼声，失去了男人文化在家庭教育中的主导地位。
刊载在2004年9月8日《中国青年报》的报道《扭曲的母亲》出现这么一段开场白。
难怪忧患的美国人无以理解焦虑的“中国妈妈”，尽管蔡美儿以美式的叙事和耶鲁的光环以及法学的理性来塑造一个轻喜剧式的“徐母”——虎妈。
《虎妈战歌》是原版书名，德文版与中文版几近同时现身。亚欧美三个大陆，为同一本书取了三个相似但意蕴迥异的书名。纳格尔与金谢出版社(Nagel & Kimche Verlag)出品的德文版名为《成功之母：我如何教会我的孩子取胜》，中信出版社推出的中文版却冠名为《我在美国做妈妈：耶鲁法学院教授的育儿经》。如果说，挤在亚美大陆之间的欧洲以平淡的书名来冷眼旁观世界风云，波澜不惊，那么，美国人对虎妈惶惶然，视若战书，中国人对虎妈却沾沾焉，奉为宝典。国内媒体甚而把《时代》周刊的封面话题“虎妈真相”译作“为严教正名”。
虎妈，犹如一把无柄之剑，威慑了美国人，却刺伤了自己。
至于美国真能遭受震慑，尚难以证实。确信的倒是，美国的忧患并非一类病症，而是一种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