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还是革命？市场还是计划？——莫斯科社会主义学者国际学术会议纪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莫斯科论文,会议纪要论文,学者论文,学术论文,计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6年6月22日至23日， “民主和社会主义学者国际协会”在莫斯科大学召开了第五届国际学术年会，会议主题为“通向社会主义之路：改革还是革命？市场还是计划？”。来自中国、美国、法国、英国、古巴、希腊、瑞典、保加利亚、奥地利、日本、南非等21个国家的39名外国学者及50余名俄罗斯学者与会。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李会滨教授、聂运林教授，山东大学亚太研究所赵明义教授等应邀出席了会议。中国学者是首次参加莫斯科国际社会主义学者的集会，倍受会议组织者的欢迎和与会各国学者的关注，大会安排了三位中国学者作专题发言，并在大会主会场召开了《社会主义与市场在中国：经验与前景》的专题讨论会，这在类似的国际会议中是不多见的。
会议分大会讨论和专题讨论两阶段进行，议程安排得紧凑、有序、气氛友好、热烈广泛，从俄罗斯、中国的社会主义，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从妇女、儿童、青年问题、文化问题、到科技发展、工人阶级的地位、资本主义的命运和社会主义的未来。讨论比较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问题。
一、如何看待苏联的社会主义及其失败
苏联的解体，东欧的剧变，使部分俄罗斯学者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进而对苏联70多年社会主义的历史采取了虚无主义的态度。他们声称：俄国从来就未存在过社会主义，十月革命的后果说明，俄国根本没有搞社会主义的条件。认为俄国搞社会主义的是少数人，基础薄弱。对此，大多数俄国社会主义学者持相反的态度。
俄罗斯劳动人民自治党两主席之一，《真理报》政治理论部主任鲍·斯拉温教授在发言中指出：“前苏联已进入社会主义，不应否认这一事实，社会主义事业是有前途的。问题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已经失败，失败的根源在于是否可能在一国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斯拉温认为：“在一定条件下，一国可以把社会主义革命搞成功。这一定条件是：大力发展生产力、消除劳动异化现象、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劳动人民掌握政权等。但是，社会主义在一国不可能取得最后的胜利。社会主义从一国胜利发展到最后胜利是一个历史过程。”斯拉温认为：“列宁的一国胜利论后来被歪曲了，所以苏联失败了。”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代表、经济学博士福金在发言中指出：对俄国是否存在过社会主义这一问题有两种态度，一种完全否定它的存在；一种是完全肯定它，不承认它犯有错误。这两种观点都是不对的。他说：“60年代前在苏联存在的经济体制，曾在资本主义发生大危机的 1929 —1942年间发挥过很好的作用，当时人们充满了朝气，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有2000万农民进入城市，充实和扩大工人阶级的队伍，这是个了不起的成就。”他还指出：“有人说斯大林是靠官僚体制维持的，这不正确。当时每个人的生活都得到提高，从个人来说自由是少了些，但就整个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来说，他们的利益和尊严却得到了保护和尊重，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日本共产党代表利喜古奇在发言中指出：“苏东剧变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正是社会主义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存在着相互推进的过程。”他认为：“列宁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创立并领导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人类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十月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发展的影响是不能抹杀的，它为苏联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它对资本主义国家的革新和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它对男女平等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苏联解体与斯大林建立的独裁和霸权体制有关，是苏共政策造成的，这些错误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声誉，帮了帝国主义的忙。”
中国学者李会滨、赵明义、聂运林在发言中都肯定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有其历史功绩，认为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在当今已过时，必须予以改革，但也必须承认这一体制在历史上确实发挥过积极的作用。
二、改革还是革命？
俄国需要的改革还是革命？这个问题引起热烈的争论，有三种不同的意见。
一部分俄国学者认为：俄国今天的根本任务不是革命，而是避免革命，继续改革。西班牙就不是通过流血而是通过改革来获得社会进步的。我们不要社会爆炸，不要流血，而要社会稳定和发展。
另一部分俄国学者对此持相反的意见。弗·米鲁耶夫教授在发言中强调：“我们现在正处在反革命时期，今天没有什么改革，只有反革命。俄国不是民主国家，民主是谎言，俄国是最野蛮的资本主义国家。形势使我们必须具有进一步完成革命的思想，这并不是绝对的坏事，革命是为了使社会走向进步和秩序。今天俄国的反革命在延续，这可以为新一轮的革命创造条件。”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代表，经济学博士福金持类似观点。他说：“革命是根本制度的改革，改革是在现有制度基础上进行的。俄国现在是资本主义制度，改革只能完善资本主义制度。因此，今天俄国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只有一个选择，没有别的选择，这就是革命。”
俄罗斯劳动人民自治党的代表发表了不同于上述两种意见的第三种意见。斯拉温认为，在当今世界条件下，在核武器条件下，不可能发生武装的革命，如发生，会对社会造成破坏。革命有两种途径，武装斗争和改良。亚·布兹加林进一步阐发了上述观点，他指出：“革命是建设性的破坏工作，革命要有一定的条件才能进行。当然改良比较好。我们应尽量避免革命，首先选择改革，改革行不通了，最后选择革命，即真正是民主的、人民群众参加的革命，这种革命才有意义。”
其他国家的与会代表也对改革与革命的问题发表了意见。日本共产党的代表利喜古奇认为，日本存在着革命可能性，目标是反对军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使日本成为大多数日本人自己的国家。希腊学者姆·米哈伊尔认为，革命是空想，改革是现实，走向市场才是出路。当前革命是不可能的，没有任何人和阶级能抗拒市场。但资本主义矛盾在积累，资本、能源、原料在重新组合，这一切将为新一轮的革命创造条件。
中国学者在改革还是革命的问题上作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发言。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李会滨教授发言的题目是：《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他指出：“在当今世界上有两种社会革命：一种革命是社会制度的变革，即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一种革命是社会体制的变革，即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革；这两种革命，在革命的任务、对象、方式上都是完全不同的。他着重论述了中国现代史上的两次伟大的革命。指出：“第一次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第二次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两种革命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都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它们相互衔接，但不能相互替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革命是社会进化的直接动力；在我国社会主义的新时期，改革是社会进化的直接动力。既不能用改革替代革命，也不能用革命替代改革。”
山东大学亚太研究所赵明义教授作了《社会主义模式的转换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言。他指出：世纪之交的社会主义，面临着三条发展道路：一条是沿着僵化模式的道路继续走下去；一条是走全盘西化的道路；一条是走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前两条是死路、绝路，后一条是活路，是改革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人民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尽管今后在前进的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但我们有信心有决心克服困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三、市场还是计划？
社会主义应不应该利用市场？在这个问题上各国学者各抒己见。
法共中央委员、巴黎第十大学教授保·博卡拉就“社会主义与市场”问题作了专题发言，指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要承认市场，要有效地利用市场机制，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同时也要承认市场调节自由放任是不行的。”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代表、经济学博士福金指出：“现在世界上有资金、有市场，社会主义国家要处理好与市场的关系，要利用市场。非洲国家也在搞市场，不搞市场是不行的。但不同国家搞社会主义市场应有不同的特点和形式，不应是一个模式。社会主义除利用市场发展经济外，还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
莫斯科大学经济系教授亚·布兹加林在本次会议上改变了他过去对社会主义利用市场所持的怀疑态度，明确指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发展、在前进。社会主义的发展不能脱离实际，必须面向市场，吸收市场因素，而不能排斥市场。他说：没有基本的生存条件，任何理论都会显得软弱无力。”
日本共产党代表利喜古奇对社会主义利用市场持肯定态度，并指出：“日本共产党正在从日本这一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特点出发，研究社会主义与市场的关系，以及社会主义应如何利用市场的问题。”
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聂运林教授在有关中国问题的专题讨论会上，以《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为题作了发言。受到与会者的重视。他指出：“社会主义必须利用市场，用市场经济体制取代计划经济体制，是变革传统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主要之点。17年来，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就是围绕着培育市场主体，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条主线进行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表明，能否抓紧、抓好经济体制转换这个中心环节，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他还指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让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只是改变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和形式，并没有改变社会主义的本质。”最后他强调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等同于市场社会主义，市场只是中国特色中的一个因素，一个可资利用的重要因素。因此，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称之为市场社会主义是不正确的。”
四、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本次会议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受到与会的各国学者，特别是正在探寻本国发展道路的俄罗斯学者的关注和重视。其表现是：
第一，不少俄罗斯学者就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与前苏联的改革作了对比发言，提出了很好的见解。本次会议主席亚·布兹加林教授在闭幕词中对这一对比作了小结。他指出：“真正的社会主义是文明和民主的社会主义，现在没有一个国家具备建设这一社会主义的条件。社会主义在亚洲获得大的发展，这是个十分复杂的历史现象。中国的社会主义将中国特色的文化、文明同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结合起来，很值得俄罗斯学者研究。”他进一步从政治文化角度分析了中国社会主义的特点，指出：“社会主义在亚洲的发展带有权威色彩，而俄罗斯的权威却被破坏了；东方民族同俄罗斯民族相比较，更易于形成对权威的认同，只要还有一定的价值，能起作用，对权威的认同就不会动摇，而俄罗斯则是一个人一个主张；东方社会主义的又一特点是政治认同可以影响经济而俄国却做不到这一点。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起来了，这在政治认同中也起了很大作用。”
第二，中国学者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所作的阐发，受到与会学者，特别是俄罗斯学者的欢迎和高度评价。在有关中国问题的专题讨论中，他们提出一系列有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如公有制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地位和前景；集体所有制在中国的命运；国营企业改革的现状，对毛泽东的评价；列宁、布哈林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以及医疗保健问题、工资问题、养老金问题等等，表现了俄罗斯社会主义学者对中国的深切关心和期待。他们对中国学者的发言和对问题的解答表示很满意。本次会议的组织者布兹加林教授指出：“中国学者首次参加会议，是本次会议最大的荣幸和成功。中国学者的发言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实践意义，提出了许多具有新意的重要思想，这表明中国在当代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中，确实走在世界的前列。”他还指出，“俄国必须改革，中国是一个榜样。”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沃耶伊科夫教授指出：“中国学者的发言，使我们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有了较全面、客观的了解。中国的经验启示了我们，知道俄国需要做什么。中国朋友表示有信心克服前进中的困难，我们很受鼓舞。”乌克兰社会主义工人党基辅省委书记克拉夫丘克教授在会后握着中国学者的手说：“你们作了很好的发言，我们理解中国的困难，希望中国知道自己的责任，要特别谨慎、小心，社会主义的希望在中国。”
第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不仅受到与会的俄罗斯学者及与会各国学者赞扬，而且还受到他们的热情支持。在6月22 日下午的会议上，英国一托派组织“社会主义小组”的一位女士上台发言，指名道姓地攻击中国，说中国没有民主，没有人权，中国现在搞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是“极权主义”。在会议主席斯拉温和布兹加林的支持下，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李会滨教授代表与会中国学者作了即席发言，义正严词地驳斥了英国女士的攻击，维护了党的尊严和国家的荣誉。李会滨教授指出：“我们完全不能同意那位英国女士的发言，她对中国的无理攻击，同西方敌对势力的反华腔调如出一辙。在今天这个讨论社会主义理论问题的严肃的国际学术会议上，竟然听到这样恶毒攻击中国社会主义的言论，实在令人惊讶。”他明确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虽然还处在它的初级阶段，但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人民享受民主权利的广泛性、真实性，是西方国家无法比拟的。如果不信，不妨到中国走一走，看一看，事实胜于雄辩。”他强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是骂不倒的，中国人民有信心有决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李会滨教授的发言博得本次会议最热烈的一次长时间鼓掌，将会议的气氛推向了高潮。不少俄罗斯学者和外国学者与在场的中国学者握手，表示支持中国改革开放的事业，谴责少数人的挑衅。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沃耶科夫教授和俄共党员、经济学家拉乌莫夫教授还在第二天的会议上继续发言，谴责英国“女士”的挑衅行为，完全支持中国学者的严正立场，指出，正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挽救了社会主义，维护了社会主义的尊严和荣誉。
与会的中国学者也颇受教育和鼓舞。通过这次会议他们加强了与国外社会主义学者的交流和联系，进一步了解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状况，扩大了视野，经受了锻炼，深深感受到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学者的光荣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时他们也感到，国外社会主义学者对中国社会主义知之甚少，因而对中国产生了不少疑虑和误解，这就需要我们加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宣传。他们认为参与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问题国际学术会议，是我们加强与国外同行交流，发展与各国社会主义学者的友谊，对外扩大中国的影响，宣传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途径；同时，这也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