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及其体制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经济增长方式论文,体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原苏时期的经济体制及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无效
原苏联是世界上经济发展速度比较快的国家。建国以来，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二战前3个五年计划期间，其经济增长速度，特别是重工业发展速度堪称当时世界之最。战后，其经济发展速度虽然放慢了，但年均发展速度仍高于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1950～1984年苏联国民收入增长了8.9倍，除低于同期的日本（11倍）外，高于英国（1.2倍）、法国（3倍）、美国（2.1倍）和德国（3.6倍）。
但是这种高经济增长率主要是通过高投入的办法获得的，即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取得的，而不是主要通过技术进步、规模经济、结构优化、科学管理等引起综合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取得的。与发达国家相比，原苏联的经济增长方式是高投入、低产出，经济增长以数量扩张、规模扩大的粗放型经营方式为基本特征。
这种粗放型经营方式表现在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原苏联建国以来，基本建设费用支出增长幅度一直超过经济的增长幅度。据统计，原苏联1929～1940年基本建设投资年均增长率为19.9%，而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只有14.4%，1951～1970年基本建设投资年均增长率为9.7%，而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只有8.7%；同样，物质消耗的增长也超过经济的增长。据统计，1966～1975年物质消耗（不包括折旧）年均增长率为8%，而同期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为6.7%。如果将各生产要素投入产出综合起来考察，苏联粗放型扩大再生产的比重，按社会最终产品指标计算，投入与产出之比一直在2/3左右，按社会总产值指标计算，也在2/3左右（注：葛霖生：《原苏联东欧国家经济增长方式及其转变未成的原因剖析》，载《世界经济情况》1997年第18期。）。
不可否认，原苏联正是通过这种资源的大量投入来维持大大高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的。在二战爆发前夕，原苏联就基本上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建立了以重工业为基础的国民经济结构，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战后，随着经济的恢复，苏联领导人并未意识到和平时期的到来，因此其经济发展的战略及指导思想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仍然像战前一样，实行粗放型的扩大再生产。每年大体上拨出相当于国民收入1/3和预算收入1/2的资金用于基本建设。到20世纪60年代末，苏联建立了门类齐全的国民经济部门体系，特别是庞大的原材料、燃料、动力和机械制造业部门，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工业大国和军事强国。
但是，自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苏联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重大转折时期，即由长期高速发展时期转入了低速增长时期，投资效果不断下降。如1965年苏联每1卢布国民收入的物质消耗为107戈比，而到1975年则增加到124戈比。随着可支配资源日益紧缺，苏联长期以来赖以生存的和高速发展的各种粗放因素明显缩小。首先由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不断下降，劳动力日益短缺，劳动力的增长率由20世纪70年代的18%急剧下降到80年代的3.8%；原料、燃料由于长期掠夺性开采，导致开采条件日益恶化，开采成本大大提高；基建投资增长速度也因资金紧张而明显下降，20世纪50年代基建投资年均增长率为13.3%，70年代降至5.3%。到80年代，苏联各种生产要素（劳动力、原料和资本）的综合投入共减少55%（注：陆南泉：《前苏联经济增长方式评述》，载《经济学动态》1995年第11期。）。客观条件的变化迫使苏联必须改变传统的投资政策和结构政策，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与此同时，战后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现代科技革命，大大推动了西方发达国家生产力的发展。在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科技革命不仅改造了传统经济的技术结构，而且建立起一系列新型的工业部门，使整个社会生产经营的重点已经转移到以节约人力、物力为前提的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上，经济发展的集约化趋势日益加强。而苏联由于理论上的禁锢，其经济发展仍然保持着战前的粗放型经营特点。业已形成的庞大的生产场所和技术设备并没有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许多设备开工率不足，浪费严重。严酷的现实使苏联意识到，苏联虽然在数量方面接近发达国家，但整个国民经济素质不如发达国家，特别是在使科技转变为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大大落后于美国等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苏联经济学家从可支配资源的减少、从支持长期以来的粗放型增长模式要素的日益缺乏的现实中，看到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要性和严酷性。一些经济学家指出在过去的经济运行中，经济增长速度是快的，但是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却低下。于是在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等方面，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做了深入研究，但是受传统经济学教义的严重束缚，在社会主义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研究中却始终没有涉及或者说始终回避经济体制这一关键问题。
所谓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是指各种生产要素投入、组合和使用的不同方式从而实现的经济增长及其效果，它决定着生产力系统的整体效能和发展状况。一般说来经济增长方式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要素资源的投入、组合和使用，以数量扩张为主而实现的经济增长，即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另一种是要素资源的投入、组合和使用上以质量提高为主而实现的经济增长，即集约型经济增长。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一个客观的经济范畴，从总体上看，这一转变意味着经济总量增长方式的转变，它强调整个国民经济中资源配置的优化，经济运行质量的提高和宏观经济效率和效益的提高。现代经济学认为，商品生产不仅取决于各种传统的生产要素（即劳动、土地、资本和企业家经营管理能力）的数量和成本，更重要的是取决于组合上述生产要素的技术。因为技术不仅可以节约稀缺的经济资源，同时在要素规模条件下，可以实现更大的产出和生产更多样化的产品。
因此，在苏联结束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向高投入、高产出或低投入、高产出的新型集约化发展道路，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有效地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将原有的忽视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益、片面追求数量扩张的经济增长方式彻底转向提高质量和重视经营效益的经济增长方式上来。
为实现这一目标，苏联曾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加速科学技术进步，政府从苏共“二十四大”开始，把加速科技进步作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的战略方向”。调整投资政策，在投资分配方面，重视国民经济的技术更新和改造，同时调整经济结构，优先发展机器制造等技术密集型的部门，大力发展各种节能行业等。此外，政府还加强科技干部和经济管理干部的培训，使高等教育面向集约化，以此来提高人的文化水平，加速智力开发。
但是由于这些转变措施只局限在生产力本身及其影响因素上，只强调科技进步、优化结构、改善管理、提高要素质量等方面的工作。从实践效果来看，在短期内也出现过一些改善的迹象，对生产率的提高也产生过一定的功效，但由于这些转变措施和实际工作没有触及低效率的传统集权计划体制这一要害，改革缺乏来自经济体制的制度保障，因而也就难以从根本上遏制和扭转效率低下的粗放型增长方式，最终，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还会源源不断地内生出低效率的粗放型扩大再生产方式。
二 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体制的相关性
随着传统集权型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的日益暴露，东欧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还有中国）率先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改革的实践使人们逐渐认识到现存经济体制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制约作用。意识到长期以来，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没有取得成效，主要原因在于没有改革传统的经济体制。同样，在苏联，传统体制因素也是制约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因素。
苏联建国后，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此后一直到苏联解体之前，这种经济体制虽有过一定的“改善”或“改进”，但其基本框架和本质未变，实质上仍然是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
从理论上说，集约型增长方式本质上要求生产要素的配置要以效益为中心进行流动。而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无论是人、财、物哪一方面都难以实现这种流动，从而造成巨大浪费。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是全部经济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国家计划是指导全部经济活动的主要工具。无论从供给到需求、从原材料到产品销售，都不是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而主要是通过国家计划来安排的。中央计划制定部门由于缺乏市场信息来源和信息反馈系统机制，使计划部门的决策和计划缺乏民主的基础，不能准确、及时而全面地获得基层的真实信息，从而使计划具有专断性和非科学性。不仅无法实现对资源的合理和有效的配置的客观要求，而且造成惊人的浪费。计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它是造成行政决策低质量和宏观经济运行的低效益的重要因素。企业由于缺乏市场调查，不了解市场变化，往往造成生产出来的产品不符合市场要求、质量低下，一方面产品在仓库里积压，另一方面，老百姓在市场上又买不到所需的商品。这种依赖行政计划实现资源的配置与协调，正是低效产生的制度根源。也就是说，在这种资源配置方式下，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是不可能实现的。
对企业的软预算约束是导致全社会高投入、低产出的关键所在。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仅仅只是隶属于政府各级行政机构的附属物，不论宏观还是微观的一切经济活动的决策权，都高度集中在中央政府，企业只是机械地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按照行政指令性计划从事非赢利性的生产活动。国家与生产单位之间的“连带关系”导致了预算约束的软化，而预算约束的软化是形成计划经济体制下投资效益低下的基本原因。由于软预算约束在实质上是统收统支，统负盈亏，因而使生产单位的经济核算流于形式，而不能成为有效的行为约束。既然生产单位的生存并不取决于收益与成本之差，其增长和发展所需的投资也不依赖于内部资金积累，不对投资损益负责，对利润也不具有索取权，企业自然就不会关心资产的营运效率及增值。在这种企业国家化、投资软预算化的体制下，各生产单位盲目地上项目、争投资，结果就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形成了高投入、低效益的甚至是负效益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
另一方面，微观上，企业作为国家的附属物，没有自主权。一切经济活动都听命于上级主管部门的指令性计划安排。由于国家对企业管得太多，压抑了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久而久之，微观经济运行失去了应有的自我组织、自我协调、自我循环的功能，整个经济体制毫无生机和活力。由于企业丧失了技术革新的动力，只关心是否完成计划产值，必然导致科技发展缓慢、劳动效率低下，从而造成在科技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拉大。
价格机制的扭曲，丧失了其应有的激励和调节作用，导致低效综合症。集权体制下，价格由国家行政垄断规定，且长期不变，产品定价既没有反映出各种资源和商品相对稀缺的程度或供求状况，又不能反映生产者的真实成本，至多只是一种名义的计算手段或结算单位，其所固有的调配资源、平衡供求、分配利益、指导消费等基本职能受到了限制和破坏。对生产单位而言，价格对降低成本和技术创新的刺激作用极低，对劳动者而言，工资的固定性对劳动者工作态度和提高工作效率甚至起到抑制作用。结果导致劳动者消极怠工，技术守成等行为，导致生产低效率、组织低效率等一系列低效率综合效应。不仅如此，由于价格扭曲，政府对一些重要的基础产品和生活必需品实行抑制性低价，不仅造成国家财政补贴负担过重，影响整个经济的良性循环，而且成为苏联经济结构长期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给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严重后果。
原苏联虽然拥有巨大的科技潜力，其科技基础甚至一度超过了国际水准（20世纪80年代末，原苏联科技人员为150万人，相当于世界总数的1/4，每年新技术发明占世界总数的1/3，仅次于日本，居世界第二位（注：李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制度分析》，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8页。）），但遗憾的是，巨大的科技潜力，与促进企业向现代化的劳动组织和经营方式转化、促成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化经济增长之间缺乏内在的转化机制。传统的经济体制，不能保证把科技发展同社会经济发展过程有机地结合起来。例如，1983年，在苏联申报的所有专利中只有1/3在经济中得到应用。虽然伴随着经济增长和发展而出现的“资源和技术压力”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出了客观要求，但却长期得不到与之相适应的体制因素的相呼应，反而陷入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制度桎梏”之中。
实践证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由于排斥市场机制，不仅内生出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而且还决定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锁定状态，要由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入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最重要的就是改革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由于确立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使资源由非市场化的低效配置转向了市场化的高效配置。在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的主体不仅包括政府，还包括企业和居民，其中主要是企业，企业是资源的主要配置者。市场经济是以市场机制配置经济资源为主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企业和居民从自身利益出发，在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下，根据市场各种信号，特别是价格信号反映的商品和要素的供求情况，调节生产和需求，使资源在社会生产和消费的各个环节之间进行有效分配。
市场配置是通过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发挥竞争机制的功能来实现的。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作为独立的生产者，所需的固定资产投资、流动资金来自于银行贷款。对企业而言，是有偿使用资金，还本付息的压力促使其必须有效地运用资金、慎重投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经济效益。所以，企业追加的投入必然是科技含量高的高效率投入，而对高新技术和先进设备等各要素的投入，必然会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促进产业的全面升级换代，使科技成果转化为国民经济现实的高效率增长和发展。同样，对银行来说，银行作为独立的法人，实行企业化经营，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也必然关心资金借贷方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按照市场竞争的规律，优胜劣汰。通过对供求关系的协调，促进各利益主体在优胜劣汰的竞争中不断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促进技术不断进步、组织结构不断创新，劳动者素质也不断提高，从而实现各要素生产力不断提高，资本、劳动力要素从生产效率低的部门向效率较高的部门转移，经济结构不断优化，而在资源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的趋势中，经济就实现了集约化增长。
实践充分证明，经济增长方式的不同源于不同的经济体制基础，体制因素对增长方式的制约作用超过了要素改善、技术进步等一般经济因素，而成为根本性问题。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必然衍生出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同样，也只有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增长才能依靠集约化经营来实现。在制度或体制低效运转的情况下，其他任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努力都将事倍功半，甚至是徒劳无益的。
三 转轨以来俄罗斯市场经济体制的欠缺性导致经济效率低下
改革实践使人们意识到，只有抓住体制因素，才能找到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突破口。因此，俄罗斯独立后，作为原苏联的主要继承国，抛弃传统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就成了必然的选择。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植根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面对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众多方案，俄罗斯采取了激进式的“休克疗法”，企图在最短的时期内完成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任务。“休克疗法”的主要内容可概括为私有化、稳定化和自由化。但是，由于所采用的“休克疗法”是盲目照搬别国模式，不符合俄罗斯国情，改革不但没有带来经济增长与人民生活的改善，反而导致了国家经济发展指标出现了严重的恶化，整个90年代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50%以上，其下降幅度超过了俄罗斯国内战争时期和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经济下降幅度之总和。而且改革还导致国家综合经济实力的不断下降，财政危机、债务危机、支付危机、投资危机的长期深化。
同样，改革并没有像人们所预期的那样，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转轨后，生产方式仍是以粗放经营为主。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后，由于国家经济衰退，造成科研经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下降，科技人才大量流失，国内科技含量高的产品比重和新技术采用率不断下降。所以改革并没有改变俄罗斯劳动生产率低下的局面，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俄罗斯加工工业的劳动生产率这一指标平均比工业发达国家低80%～83%，比新兴工业国家低67%～75%；农业劳动生产率更低，按该部门人均就业者计算创造的增加值，俄罗斯比主要西方国家低93%～95%（注：www.drcen.com2001.11.23.绿洲：《俄罗斯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
体制转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并非只是简单的自由化和私有化，它伴随着复杂的结构与制度调整、社会与政治等方面的相应变化，以及发展经济的政策工具的转变。政策调整需要时间，调整后的政策作用真正使效率提高更需要时间。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机制的培育和完善可以说是基点，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调节作用，是通过竞争性价格的波动和生产要素的转移来实现的。自由化和私有化固然重要，但健全的市场基础也必不可少。因为生产要素的转移要求由一个包括商品市场、特别是资本、劳动力、技术、信息产权等要素市场在内的运行有序、畅通协调、完整的市场体系，使资源能在充分流动的基础上实现优化配置。所以引入市场经济不仅需要建立产品市场，而且需要健全的劳务市场和资本市场等基础设施。
只有市场体制健全了，价格信息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等功能才能正常运转和发挥其应有的对经济资源配置和社会经济活动的调节功能，才能将整个社会的微观与宏观、企业与个人、企业与企业、企业与政府等市场主体相互联系起来，形成新的市场运作系统，从而为经济的持续增长创造条件。
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有关制度不可能一夜之间形成。相应的制度设施和劳动力市场的建立，需要经过多年的努力，才能发挥作用。首先，结构改革和制度变革、以及产业生产力的微观结构重组都不是短时间能解决的问题；其次，私有化改革的特殊性决定它不仅要花费较高的财政和社会成本，而且会持续很长时间。因为在传统的计划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倒闭破产存在着许多难以解决的困难，如职工的社会保障、债务的偿还等；尤其是现存生产力的微观结构重组，如增加新投资、关闭旧工厂、劳动力的重新调配和再培训、提高行业竞争力、吸收流动资本等等，更是需要较长的时间，花费大量的财力。第三，向市场经济转轨还需要建立相应的新的法律体系，需要人们对新的行为模式加以学习。包括企业、银行、政府、官僚、公务员，甚至一般家庭，都必须改变原有的行为方式。体制转变，不仅意味着各种组织及人们之间的联系变化，更需要他们在经济舞台上行为的正确与规范。
可见，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是以结构、制度及行为的转变为条件的。而结构调整、制度改革和行为变迁，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要持续数年。创造一个所有的人都能够平等地进入市场竞争，并通过自己的能力和努力获得自己利益的经济体制，是不可能仅仅通过私有化来建立的，还需要建立起相应的各种配套体系，如社会保障制度等等。
由于旧体制彻底解体，旧的制度不能再发挥作用，而新的制度又尚未建立起来，从而形成的体制真空造成严重的经济衰退（当然，转轨后政府采取的紧缩的政策也是导致生产下降、经济下滑的原因）。自由化与私有化带来的不是持续的经济增长，而是深度的经济衰退。在市场结构与组织混乱的情况下，整个社会连转轨前的生产能力都达不到，就更谈不上经济增长了。
总之，增长方式的转变绝不是一个单纯的生产要素效率如何提高的纯生产力的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复杂的体制改革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调整问题。而体制转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只有经济体制完善了，才能为经济增长方式的有效转变提供一个诱导和驱动机制，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的实质性进展，反过来也会为经济体制转变创造较为宽松的经济环境和支持条件，并进一步要求加速体制根本转变的进程。
只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并发挥作用，才能在全社会范围内有效配置资源、才能为技术创新提供适当的组织形式，从而推动经济增长方式不断向集约化转变。当然，我们强调经济体制对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作用，并不是说，经济体制是经济增长方式的惟一决定因素，而是认为经济体制在经济增长方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面临着许多艰巨的任务，包括提高企业技术水平、劳动者素质、管理水平等各要素质量。但可以肯定，没有成功的经济体制改革，要过渡到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是不可能的。
无论是从理论分析来看，还是从历史经验来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都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历史的过程，是诸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为一定的经济增长方式的形成和转变，是受制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它取决于经济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上的要素资源状况及相应的社会分工发展程度，技术进步水平，以及原有的经济运行机制特点，特别是与之相关的思想观念等诸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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