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主义管理模式嬗变的逻辑解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管理模式论文,逻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诚如孔茨所言：“管理是人类各种活动中最重要的活动之一……是一切组织的根本”。一个国家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管理制度，社会主义国家如何管理，未来往何处去，这些问题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被融入多重因素反复解读，从而呈现出光怪陆离的一面。事实上，一直以来，清晰、有说服力的研究范式的缺失，不仅使得相关问题的界定难以摆脱狭隘性和分散性的桎梏，更在有意无意间将社会主义国家的管理导向政治领袖的个人偏好甚或权力斗争的需要，这进一步模糊了国家管理的技术特征，使得作为基础命题的“社会主义国家管理”至今仍存在争议。在此，笔者无力亦无意去构建一个完善的理论范式，而是选择性地由技术视角去关注和梳理现实管理模式的深刻演变，除有规避理论滞后的考虑，紧扣社会主义国家管理变革的贲张脉搏，利于我们零距离审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风云变幻，更真切地去感知包括中国在内的各社会主义国家宏伟的改革大幕。
在管理学中，管理模式是管理理念、系统结构和方法战略三种要素的集合：管理模式(Management System)=管理理念(Idea)+系统结构(Organization)+管理战略(Strategy)。综观社会主义国家管理的历史，由于各国在管理目标、手段及路径依赖等方面存在差异，至今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管理模式，也没有任何模式转换的标准程序，然而基于相似的发展境遇及对管理效能的共同追求，各国的管理变革又表现出某种共性，并且这种共性或明或暗地贯穿于管理模式的各要素之中，有效提炼出其中的技术成分并加以阐发，有利于我们从整体上勾勒未来社会主义国家管理的走向。
一、管理理念的重塑：由意识形态附庸到现实情境产物
任何管理变革都是理念先行，因为先进的理念不仅是一面旗帜，更是破除各种障碍的工具，“意识上的变革——价值观和道德说理上的变化——是促使人们去改变其社会安排和社会体制的动力”。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管理理念的变迁，我们首要关注的便是对其本体价值的判断，即社会主义国家管理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通常从理论到实践有两种取向：一种以意识形态为主导，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奉为圭臬，从而为社会主义国家管理打上鲜明的制度烙印；一种坚持工具主义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管理仍然源于国家自身的实际需要，强调管理活动的价值中性，反对管理二重性提法。这两种倾向在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各擅胜场，由此也带来了完全迥异的管理风格和模式。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伊始，服从于巩固新生政权的现实需要，各国在管理方面普遍采取一种务实态度，社会主义国家管理与资本主义国家管理之间的差异远不如后来那样泾渭分明。正如列宁1918年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所说，“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在此文的提纲中，他甚至直言不讳地提出设想中的建成社会主义的公式：“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由此看来，列宁对于管理在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作用及实际应用中的方略是有清醒认识的。其后，苏维埃政权大力推行并取得良好效果的新经济政策为这一思想作了最完美的阐释并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加深了列宁对管理工具性价值的认识，这甚至影响到了他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构想，以至于他后来表示：“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权建立之初，受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制约，对国家管理采取了大致相同的态度。以东欧为例，各国在1947年前的管理，无论从任何领域来看，都与后来所谓“纯粹”的社会主义管理相去甚远。
列宁去世之后，斯大林一步步建立起高度集权的苏联模式，这是一种具有浓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的管理模式，它完全以马恩经典学说为依据，以国家权力为后盾，教条式地照搬理想化的社会主义建设蓝图并摒弃一切与之不符的做法，在斯大林及其继任者看来，“管理本身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解决马列主义学说论证过的社会发展任务的工具”。因循这一思路，列宁生前主导的新经济政策在布哈林等人的坚持下，仍避免不了夭折的命运，而立足于现实情境，提出理性思考的人们，更是被无情地清洗。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国家管理已完全沦为意识形态的俘虏，苏联模式正如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所言，是通过重复与理论硬核相一致的几个观点而被神经官能症式地确定下来的，管理的工具价值被彻底掩益，而“政治性”却成为一切管理的最重要问题。直到上世纪80年代，苏联政府仍然坚信社会主义国家管理在“人与物(服务)”、“人与技术(工艺)”、“人与自然”等关系上都具有政治性，唯有坚持政治性才能保证管理具有“一贯的社会方向性、合理性、人道主义和高度效益”。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因过度集权而导致政治上缺少民主和法制，经济上缺少效率和效益，文化上缺少独立和自由的管理模式，由于其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大肆推广，颇有些国际化的趋势，然而管理的低效率和各国的民族主义相互纠结，最终埋下的却是剧变的种子。
对管理价值的重塑源于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社会主义国家新一轮改革。此前，苏联在多个管理层面上进行了制度修缮，但未能触及实质，而东欧的管理变革又因掺杂了民族主义和过多的政治元素而受到苏联的掣肘甚至赤裸裸的武力干涉，同时期其他地区社会主义国家的管理一样乏善可陈。然而，在不经意之间，一场浩大的管理变革似乎无法避免地突然降临了，引发这场变革的诱因在于：(1)长期管理效率低下引发的累积效应。管理不善使得共产主义所作出的乌托邦式的承诺和现实的矛盾之间存在不可消除的距离，“苏维埃共产主义在民主重建方面的无能，人权和公民权的不足，在对其合法性有决定作用的经济上的低效，都使它无力面对从它建立以来就一直不断必须应对的无情的地位之战”，为了避免共产主义从内部崩溃，变革是唯一的选择。(2)新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对于国家管理有自己的理解。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各国领导人都试图从现实国情和执政的实际需要出发，对马克思未完成的著作做片段式的解读：每一代人都发现了他们自己的马克思(葛兰西语)。
这场变革彻底打破了传统管理的旧思维，长期附着于管理之上的意识形态迅速消散，管理的工具特征日益彰显。苏共在二十七大上正视现实，揭露弊端，明确要求国家管理“要改变那种很大程度上沉溺于往事，或者醉心于远离实践的抽象概念，不去分析当代所注目的迫切问题”，其余东欧国家管理理念的更迭则更多渗透于经济管理领域，例如，匈牙利卡达尔政府强调应改进经济管理的计划体制，发挥市场和价值规律的作用，改革组织制度，克服官僚主义，扩大企业自主权；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1984年9月通过的《关于进一步完善国民经济计划管理整套措施的主要方针》中指出经济管理要“更加突出以效益为中心，发挥价值管理手段，扩大企业责权”；保加利亚决定于1982年1月1日起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所有领域实行的新经济机制也体现了相似的思路。在亚洲，邓小平著名的“白猫黑猫”论断既为国家管理有效性作了最好的注解，也标志着管理工具价值的回归，越南“以华为师”，国家管理理念的变迁也经历了相似的轨迹。
对社会主义国家管理的价值判断由“意识形态的附庸”过渡到“现实情境的产物”，这一转身因其过程的繁复而稍显凝滞，虽称不上华丽，但却意义非凡：作为最重要的管理理念的变迁，它指明了社会主义国家管理演变的根本趋势，成为各国管理变革的逻辑主轴和实际操作准则。
二、系统结构的升级：由平面式管理到立体式管理
管理学认为，任何重大的理念和思想的变迁都不可能是孤立的，它需要现实管理活动来支撑和验证。如果我们将上述社会主义管理价值判断的重塑视为管理变革的逻辑主线，那么管理系统的升级、更新便是这条线上最重要的节点，我们从管理技术的角度，将这一过程归纳为由平面式管理系统向立体式管理系统的过渡。
从技术角度来看，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管理难以走出“平面式”的窠臼，作为意识形态浓缩和积淀的产物，这是一种以物化的制度元素为核心，孤立的、静态的、缺乏生机的管理系统，它常因意识形态的裹挟而丧失合规律的独立运行、自我调节的能力，具体表现在：管理主体一元化难以掩盖主客体间在管理目标与价值上的差异所造成的疏离感，各种管理要素因缺乏有效整合而显得分散而凌乱，管理应有的功能因封闭系统的诸多限制或者被弱化，或者被异化，管理手段的单一性与滞后性成为常态。平面式管理的种种弊端决定了它从根本上难以适应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需要，随着管理工具价值的逐步觉醒，更符合现代管理精神的立体式管理呼之欲出，事实上，在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管理改革中，以环境契合为宗旨，管理效能为核心，主体多元、形式多样的立体式管理已经初现端倪。鉴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国家管理领域的突出成就，以我国作为样本来参详无疑是最为合适的选择。
(一)管理主体由一元化趋向多元化
社会主义国家的管理者应该是谁？这个问题并不复杂。列宁很早就指出：“旧式的即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议会制是设法使劳动群众远离管理机构。相反地，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则是设法使劳动群众接近管理机构”，无产阶级国家的崭新性质正在于，广大群众“现在被吸引来经常参加对国家的民主管理并在其中起决定作用”。毛泽东也有过类似的表述：“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力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力。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力，最根本的权力。没有这种权力，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力，就没有保证。”然而，在平面式管理系统中，囿于劳动者素质较低、外部局势紧张、缺乏有效的参与路径等客观因素，预想中的全民参与管理的场景不仅没有出现，反而借助于各种运动，权力被过度集中于执政党手中，广大人民群众、社会团体则沦为被动的管理对象，二者间因缺乏良性互动而导致嫌隙丛生，由此带来的弊端显而易见：民主被压制，法制被破坏，个人专权和个人崇拜甚嚣尘上，官僚阶层“通过直接取得直接生产者的集体劳动力剩余价值的能力而自发形成统治阶级”(布伦纳语)，政权的合法性基础被持续削弱。
虽然管理主体一元化注定是难以为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多元化会成为当然的选择，除非我们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执政者愿意放权且其他管理主体确实具备参与管理的能力。正如新公共管理所指出的一样：政府从来就不是万能的，政府应该从那些不该管也管不好的领域果断抽身。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正式启动权力的闸门并且这种放权是全方位的，邓小平就明确指出：“农村改革是权力下放，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要权力下放，下放给企业，下放给基层，同时广泛调动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让他们参与管理，实现管理民主化。各方面都要解决这个问题”，随之而来的是政治上推行党政分开，地方分权；经济上推广市场体制改革，培育现代企业制度；与此同时，逐步放宽社会管制和文化管制。政府的率先垂范为管理主体多元化扫清了最大的障碍，各方管理主体各归其位，迅速成长，自我管理和参与管理的能力不断提高。时至今日，企业日益成为参与市场竞争的独立主体，民间社团和各类非政府组织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正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舆论开放稳步推进，民众的受教育水平及民主、法制意识显著提高。可以想见，在未来构建一个以政府为主导，融合市场和社会力量的多元管理网络是完全可期的。
(二)管理设计由简单化趋向精细化
平面式管理的核心便在于对制度的盲目信任和遵从，可问题是我们如何保证制度本身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呢？由于毫无先例可循，照搬马克思本本便成为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理所当然的选择，这就把原本极为复杂的国家管理人为地简单化了。正像许多管理学家所说的那样，管理是一项实践性极强的活动，内容驳杂、目标各异、利益分化、效率有别的国家管理更是如此，从来就没有任何一种理论和模式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忽视这一点去硬性推广某种未经实践检验的所谓经典模式，带来的就不仅仅是水土不服的问题，而是犯了根本性的错误。平面式管理的简单化还突出表现为管理工具的单调，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国家管理中的物化思维，即把满足国家需要视为管理的根本动力，以确保国家意志的贯彻作为管理在一切领域最重要的功能和目标。如此一来，强有力的行政手段因其与国家之间的天然联系而被贴上“便利”、“高效”的标签，顺理成章地成为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处理管理问题的不二法则，“社会主义管理与国家的联系是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主要手段，这种联系赋予管理以必要的力量，在必要时通过国家政权的强制保证管理决定的实现”，然而，过度依赖行政权力往往导致问题处理简单化、粗暴化，管理效率和效能难以得到保证，因为“行政手段并不总是万能的”。
作为替代，立体式管理的精细则表现为管理设计的本土化和管理手段的杂糅化。首先，管理作为特定情境的产物，本土化是最基本的原则，缺乏本土元素的管理系统，无论其内部设计如何精巧，终究避免不了实践中的折戟沉沙。我国领导人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文化大革命”后，邓小平就认为前苏联、前东欧式的传统社会主义管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强调要立足国情，积极寻求管理体制改革和管理观念的转型。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我们在各个管理领域融入中国元素，取得了极好的管理效果，企业管理界流行的“C”管理便是明证。此外，作为对管理情境的因应，灵活多变的管理手段是立体式管理的活力与效率之源。但是，由单一地借助行政手段转向经济、行政、法律等手段的综合运用并不意味着我们把握了立体式管理的真谛，它仅能证明我们会打“组合拳”了，但打得好不好又是另一回事。因此，我们应以阶段性的视点来看待管理手段的变化：所谓先破后立，第一阶段的任务便是“破”——打破管理手段运用的思维定式，树立“万般手段皆可为我所用”的理念。邓小平明确表示，一切涉及生产力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技巧都可以直接采用，“我们学习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科学、先进的管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这些东西本身并没有阶级性”。第二阶段的任务才是“立”——建立动态耦合的管理工具体系。唯有厘清各种管理工具间的复杂关联并通过实践来不断检验不同工具组合的实际效果，才能摸索出处理各种管理问题的最优选择，从而把原本生涩的“组合拳”打得出神入化、丝丝入扣。从我国当前各领域一些重大问题的处理来看，管理手段的综合运用能力已有了长足的进步。
(三)管理系统由封闭式趋向有序开放式
普利高津认为，任何封闭系统因为“熵”的作用，最终必然达到一种死亡的平衡，一切系统要维持生机，必须确保其在时间、空间或功能上的有序结构，即耗散结构。这就要求系统必须开放，从环境引进负熵。平面式管理的封闭性体现在内外两个维度上，外部封闭性主要源于战后两大阵营的划分和冷战的爆发，迫于严峻的国际形势，很多社会主义国家只能选择闭门造车。至于内部封闭性，我们将其归结为管理控制机制的欠缺，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坚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因而缺乏衡量管理效能与效率的意识和动力，另一方面，专业化控制组织的薄弱及控制理论的滞后进一步削弱了管理控制的意志。社会主义国家管理系统的内外封闭性使其丧失了自我调节的功能，只能一步步走向僵化。
从立体式管理的角度来看，管理系统具有自调节能力是题中应有之意，这就决定了无论是在局部还是整体上，都应保持一定的管理弹性。目前包括我国在内的各社会主义国家大都面临各种各样的管理难题，这些问题往往影响大、难度高、利益关系复杂，妥善解决需要激发创造性思维，因此，推进管理变革的常态化不可或缺，任何抱残守缺的想法和做法都有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种管理变革又不应是杂乱无章的，步履蹒跚的激进式改革满足不了引起变革的基本诉求，“无序的变革带来的只有混乱”，它理应遵循一定的原则和思路，甚至要有一定的计划，有条理依逻辑地稳步推进，如此才能既保持管理系统的灵活性，又确保有效地掌控和消弭变革的阻力从而维持必要的稳定。综观我国的管理改革，无论涉足哪一领域，以审慎的态度推行计划式变革，而不是理性缺失的狂飙突进是我们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
三、管理战略的创新：由半目标管理到人本管理
广义上说，管理战略属于管理系统的一部分，但是由于其对管理活动成败具有最直接的影响，因而具有特殊意义。上世纪末以来，社会主义国家在管理战略上最明显的特点便是由半目标管理转向人本管理。
目标管理(MBO)是指由下级与上司共同决定具体的绩效目标，并且定期检查完成目标进展情况的一种管理方式。早期的社会主义国家管理在政治、经济等多个领域表现出鲜明的目标管理特征——不问自己现在有什么，只问自己要实现什么目标，从目标出发，反向推演，步步链接，倒推资源配置，倒推时间分配，链接战略战术，链接方法手段。但从本质上说，这一管理方式只能称之为“半目标管理”，这是因为我们只看到目标的制订、分解和整合，却看不到民众的参与；只看到围绕目标制定的周详严密的计划，却看不到对目标的有效考核、评估和验收。前者使得目标制订的科学性得不到保障，目标执行的成本增加，后者则直接关系到目标实现的可能及效果。社会主义国家几十年的实践充分证明，这种管理战略只能适应威权统治而不能满足民主政治的需要；只能适应计划体制而不能满足市场经济的需要；只能压抑人的个性而不能满足人的自由发展的需要，这一充斥着物化思维的管理方式必将被人本管理所取代。
(一)人本管理是对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回归
人本管理的实质便是以人为核心，把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出发点和归宿，正确地对待人，关心人，维护人的尊严，尊重人的价值，重视人的潜能，使人的素质提高和管理目标的实现得到和谐统一。人本管理通常见诸于经济领域，然而作为人本管理内核的人本主义或者说人本理念却是由来已久，早已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也就是说，人本管理对于宏大的国家管理是同样适用的。学界有观点认为发端于资本主义个体自由价值体系之上的人本管理难以为社会主义所吸纳，这其实是个误解，我们认为，人本管理并非舶来品，它恰恰是对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回归，“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主旨之一是建立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但是在以往的社会主义实践中，社会主义这一精髓并没有被社会主义的实践者自觉诉诸于实践”。
首先，社会主义重视人的价值。在马克思看来，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最具决定性的因素，人民群众才是社会发展的主体，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人民群众不仅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而且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人是剧中人，又是剧作者”。列宁也多次指出：“生机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回顾历史，没有对人的价值的重视，就不会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社会主义的诞生和发展也是不可想象的。
其次，社会主义尊重并维护人的正当利益。马克思主义认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列宁指出，必须把国民经济的一切大部门建立在同个人利益的结合上面；毛泽东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从为人民群众谋取利益出发；邓小平提出，要把人民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赞成不赞成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标准。这些都充分说明，与发散着功利思维的资本主义人本管理不同，社会主义的人本管理以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因而更接近于人本管理的本质。
再次，社会主义始终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己任。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构想，未来社会将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消灭私有制的基础上，消除阶级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极大地调动全体劳动者的积极性，使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最终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同时强调：“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些思想完全契合人本管理的价值本源：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
(二)人本管理在社会主义各国的践行
当前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管理变革中并未出现明确的“人本管理”提法，然而人本主义的光芒却渗透于管理的各个领域，以“人”而不是任何其他的东西来作为管理的核心逐渐成为思想上的共识和行动中的准则，下面我们便从实践角度做个简单梳理。
在政治管理领域，人本管理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治理相互交融，集中表现为民众在国家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上升。一方面，政府积极修缮政治体制，主动为民众打开政治参与的通道，例如我国人大、政协制度的不断完善和新信访条例的出台为制度内外的有序政治参与提供了重要保障；越南大力改革选举制度，重视广泛吸收党内外智慧，提前公布党代会政治报告草案，将国会专职代表比例提高到25%；古巴实行人民代表直选，重大改革举措发动群众讨论，尊重群众选择等等。另一方面，政府革新行政机制，实现人本管理的制度衔接，竭力为群众提供更优质的公共产品，这突出表现在行政程序再造和制度创新两个层面上，前者如我国和越南等国推行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极大地提高了行政效率，节约了社会资源；后者如电子政务、听证制度等等，社会主义各国纷纷以制度创新的形式来呼唤权利意识的觉醒，权利太孱弱而权力太傲慢的旧有格局逐渐被打破。
在经济管理领域，人本管理与经济体制的改革、国民财富的分配密切相关。首先，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需要物质基础，罔顾物质匮乏去谈人的发展是极其可笑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主义各国施行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目标的经济改革不仅契合社会主义的本质，同样也体现了人本精神。从实践来看，我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自不待言，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上也多有建树，如越南、老挝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革新开放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两国的经济增长引人瞩目；古巴共产党在1991年提出“拯救祖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同时，宣布广泛地对外资实行开放；朝鲜虽嫌滞后，但也在积极尝试，从1992年到2005年朝鲜先后建立了四个经济特区以吸引外资，积累和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其次，各国在掀起经济改革浪潮的同时，始终关注财富的合理分配，努力建立人民群众共享改革成果的利益分配机制，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群众共同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这大多体现在税收制度的改革、社会保障网络的构建及弱势群体的救助等方面，例如我国取消农业税，调整个税征收结构，推进农村合作医疗与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等。
在社会和文化管理领域，人本管理主要体现在国家管制的放松与个体自主选择的多元化。以管制为重要特征的传统社会主义管理弊端明显：以严格的阶级划分为逻辑构建的社会网络因其结构固化而不利于正常的阶层流动，而以单一意识形态为主导的文化网络又因难以兼收并蓄而导致思想僵化，缺乏生趣。总体而言，二者都难以满足人的自由发展的多样化需求。社会主义人本管理一方面通过放松管制给社会松绑，给文化以喘息的空间，另一方面鼓励民众自主选择个人发展道路。以我国为例，政府在社会管理领域果断转变思维，以服务来取代管制，积极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在强化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同时，努力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通过强化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来完善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让群众实际参与社会管理的进程。在文化领域，主流意识形态一枝独秀，其他文化形态集体失声的情况得到根本改变，在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前提下，多元文化的交融已成为思想上的共识和现实中的选择。很显然，人本管理模式下的社会和文化管理更自信、更开放、更自由、更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
以上我们从技术角度对社会主义国家管理变革在理念、系统结构及管理战略上的相似之处的梳理有利于我们管窥社会主义管理变革的未来趋势，但正如我们在文初所指出的，这种基于管理理性回归与建构基础上的相似性尚不足以凝聚一种统一的模式，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有共性，无模式”应是对各国管理变革最合适的描述，而这也恰恰符合管理活动的规律。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左右管理变革成败的关键因素一个是执政党的定位问题，再一个便是变革本身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与民意的契合。前者往往令人纠结，因为我们既不能简单认为“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管理的最重要的形式”，也不能完全否认党的领导在社会主义管理中的作用，这不仅仅是“度”的艺术，可能更需要一种迥异以往的新思维；后者更是具有双重意义：首先，对民意的尊重本就是对管理终极价值的回归；其次，管理变革最大的阻力和危险便是来自于共识危机，共同意识的缺乏必然导致对改革的推动者产生不信任，而共同价值的差异则会导致变革的“脆性”，一言以蔽之：上下同欲者胜，围绕管理变革而产生的官意民心的互动，将直接影响社会主义国家管理变革的进程。
反向才能得冠军
——智慧的冒险
哲理的故事：
美洲杯帆船赛是世界上影响最大也是声望最高的帆船赛。它的决赛只有两支船队参加，由本届优胜者挑战上界冠军。有一年的美洲杯帆船赛决赛，由澳大利亚队挑战上届冠军美国队。
在激烈的第五轮比赛中，比赛刚刚开始，澳大利亚队就已经落后美国队37秒。此时，澳方的船长勃兰特做出了一个决定却扭转了比赛最终的结局。原来，当时的风速是有利于在右岸行驶的，而美国队已经抢占先机，在河流右边寻得一处风水宝地，从而保持领先。此时，澳大利亚队有两个选择，其一继续在河流右半边行驶，沿着美国队的轨迹，等待美国队出现失误，再一举超越，但这种情况能够赢的几率微乎其微。其二，把帆船转到河流左半边行驶，虽然暂时风向不利，但只要风向转变，反而能获得一个占据有利河道的先机。但这无疑是一场赌博。
勃兰特跟随了美国队一段距离以后，根据自己对天气观测的经验，判断风向将有可能改变，他果断下令，将船只靠向左岸，实时调整船帆的转向，并等待风向的改变。美国队一看到这种状况，立马兴奋起来，感觉一定是澳大利亚人判断发生失误了，从而放松了警惕，准备迎接自己的胜利。然而，奇迹出现了，风向转变了，澳大利亚队很快追上了美国队，并以领先1分47秒的巨大优势，赢得了这场比赛。
故事的哲理：
后发者能超越领先者获得胜利，往往在于他们比领先者更敏于和乐于对于未来的变化做出判断和果断的反应。
原载《中外管理》(京)，2012.1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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