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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问题既是精神文明方面的问题，又是物质生产方面的问题。图书既有商品的一般属性，又有自身的特殊性。图书作为商品在市场上流通，同其他商品一样，必须通过产、供、销三个主要环节来完成。图书的产、供、销也就是作者写、出版社出、印刷厂印、书店销这样一个写、出、印、销的过程。本文拟从这几个方面入手，着重分析图书在这几个环节上突出存在的问题，以期对政府主管部门规范、引导图书市场、调整图书市场结构有所益助；以期使作者、出版社、印刷厂、书店多一些社会责任心，多一些对社会效益的关注与追求。
一、著作者群体中一个严重存在的问题，便是写作速成式、著作平庸化。
著书立说应是一项有益当代，泽被后人的伟大事业，正如古人所说：“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著作者孜孜以求的，本应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文化境界，著作者仰仗的应是学富五车，见识高妙的真学问，著作者的写作心态应是：“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所表现出来的甘坐冷板凳的宁静与平淡。然而随着商潮汹涌，这些曾被文人奉为圭臬的东西，已在当今社会找不到多少市场。取而代之的是，以名利为目的，以剪刀浆糊为手段，东拼西凑，仓促出书。速成必然速朽，速朽之后又有新的速成，又有新的速朽。这类著作者便在这速成与速朽的空档中，大领风骚，大赚其钱，大捞其名，制造出了数量惊人的印刷垃圾。
首先，著作者的素质低下直接决定了图书质量的低下。不能否认，著作者群体中确实有一大批才华横溢、出类拔萃的精英人物。这些人的著作不仅吸引着较高层次的读者群，而且也引导、影响着其他著作者。但是，精英人物毕竟在我国庞大的著作者群体中所占比例少得可怜。我国每年大约要出书9万余种，据权威部门统计，粗制滥造、重复或互相抄袭的竟占到三分之一，如果再算上不负责任、不讲学术良心的著作者出的一些无社会效益的书，比例会更高。现在的著作者群体中，中青年占多数，而这批人中，有些人则因自身种种局限，又拒绝批评，拒绝吸收，其恶果便是自己学术生命的萎缩和学术成就的低档。这一现象在学术界如此，在文学界亦如此。比如某些作家目前出现了一个令人难解的现象：拒绝阅读。他们将在西方已没有多少市场的某些创作方法生搬过来搞“结构”或“解构”，搞“荒诞”、“意识流”，生吞活剥，学成了“夹生饭”。扼杀了汉语最其码应具有的连续性和表意性。有位著名作家曾说过，这类作家的语言，会使人误以为是以汉语形式出现的另一个星球上的语言。作家如此这般写作，当然是他的自由，但在表现了才华拒绝了读者的同时，也显露了这一时代带给此类作家的偏执和浅溥。中青年学者、作家群中尚无人能象鲁迅、钱钟书那一大批大师一样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旗帜或象证。中青年著 作者中也有精英人物，但他们仅以个体而存在，而且只是特定领域的优秀分子。这是这个时代的不幸，是客观存在的现实。
第二，职称大战演变成大写平庸书。大约八十年代初，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了多年的职称评定工作开始了。这无疑是知识界的一桩大事，当然也是好事。但与之相联系的，便是平庸图书的大量出版。这不能全怪作者，或者说作者是无辜的。因为职称评定中断了多年，欠帐太多，如果仅凭年限，“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们几乎都有资格获得中、高级职称。而职称又与工资收入挂钩。国家财力有限，不可能一下子拿出巨款，让所有人如愿以偿，所以只能定条件，科研成果的有无便成为能否取得职称的重要条件。实事求是地讲，因职称问题而引起的“著作热”中，也涌现了一批优秀著作家，写出了一批好书，但是，职称问题只是这批著作家出书的一个契机，一个厚积而发的契机，这是例外。大部分作者的著作除对作者本人带来职称上的好处外，几乎没什么其他用途。职称涉及的范围广，比如教学、科研、政法、科技、医药卫生、财会金融等等。与这些门类相应的作者们采取各种措施，或出钱，或拉关系或动用职权，制造出了一大批平庸之作，这类著作大致有拼盘杂烩式、新瓶装旧酒式、无病呻吟式、短话长说式，还有抄袭之作。由此可见，我国书刊业出现的品种猛增，质量骤降的虚假繁荣现象，与职称问题是有关系的。
第三，写书捞钱之风越刮越猛，使著书立说成为一项没有任何文化意义甚至反文化的投机行为。作者以著作取得报酬，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事。但作者不是一般商品生产者，书也是作为特殊商品而存在的。书一经写出并出版，便有使用价值，但它与一般商品所不同的是，其使用价值有积极作用、消极作用两个方面的作用，这是由书的内容决定的。书的这两个方面的作用，便是区分一本书社会效益如何的标准，也即区分好书与坏书的标准。由此可见，作者有权取得报酬，但又不能以取得报酬为写书的唯一目的。目前冲斥市场的“枕头加拳头”类书、宣扬封建迷信的算命占卜书、粗制滥造的各类辞书等，大多数是在金钱利益的驱动下炮制出来的。这种书，写得快，来钱快，对社会副面影响大。写书捞钱的作者，也存在权钱交易问题。有些部门，利用职权，搞部门垄断，凡是本部门管辖范围内的专业性、宣传性或其他与本部门业务并不相干的书籍，必须由某几个人组成写作班子，书写出后便硬性摊派，钱来得更容易。此类东西的质量除内容上的互相重复、冗长、空洞外，连基本的编校、装帧、版式都出错。因权力的参与，使得作者们有恃无恐，放胆写去。
第四，著作者的心态因滚滚商潮的冲击而浮躁、媚俗。市场经济遵循的原则之一便是等价交换。在市场经济还不完备的情况下，这一原则的适用范围会被无节制地扩大，这恰是我国目前市场经济运行中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症结所在。人们在介入经济活动时，个人的身份、权力、背景等都成了十分重要的交换条件。知识分子本应在现实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采取审视态度，以便冷静地观察、分析和把握这一时代的特征和走向，以便回答现实生活提出的种种问题。但是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被商海淹没了。他们发现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出来参与社会交换，他们无所适从，不知以哪一种身份，哪一种姿态、哪一种方式参与社会生活。最后有人便否定了自我，开始迎合、媚俗。其直接后果便是产生了一大批文化掮客。这些著作者打着文化与企业联姻的招牌，为企业、爆发户大唱赞歌，写出了一批又一批所谓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研究专集。许多严重的问题被掩盖了，既摧残文化本身，又毒害了社会。天津大邱庄禹作敏事件便是典型的例子。这些著作者除了吹别人，也吹自己。他们最好的办法就是花钱买名，使自己的名字登上各式各样的《×××名人大辞典》。此外，作者的媚俗、浮躁也助长了一种急功近利的学风，一切围着市场转，市场需要什么，就写什么。不再心平气和，不再甘于寂寞，甚至不再读书。他们手中的笔成了与社会交换的条件。
二、图书出版业在表面繁荣的背后，潜伏着危机
我国现有近500家出版社，每年出版9万余种图书，是世界第二大出版国。表面看来，我国的出版业是繁荣的，是与文明古国、文化大国的名声相称的，但其潜在的危机，不容我们盲目乐观，有些问题是相当严重的。这里既有图书出版业有关政策方面的问题，又有出版单位具体操作问题。综合起来，大约有如下几点。
第一，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矛盾相当尖锐。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出版业只是作为政治宣传的工具而存在，出书是政治任务，没有或者极少有经济效益。改革开放后，特别是我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出版部门作为独立的文化企业开始运行。作为企业，出版部门必须考虑利润问题，一个出版社的工资、奖金、福利、基本建设等几乎都取决于利润的多少，没有利润，出版社就会被淘汰，国家虽然可以用行政手段在财政上予以扶持，但毕竟与市场经济原则相悖，不是长久之计。利润指标在其他企业面前，可谓神通广大，既能管得住物质产品的数量，又能管得住物质产品的质量。但对出版社，利润指标却奈何不得图书的思想性，利润与图书的思想性之间没有直接的正比例关系，当然它们之间也不是反比例关系，但是一味强调利润，就会诱发出版社牺牲图书的思想性，以完成利润。现行党和国家的出版政策，是强调出版必须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必须坚持社会效益第一。就是说出版社必须首先遵循精神劳动、精神产品的规律性，只出好书，不出坏书，以此为前提才能考虑利润问题。这说起来简单，实际操作起来却绝非易事。利润看得见，摸得着，是量化指标，或赢或亏，直接明了。但社会效益却难以界定。尽管有些出版社提出把出书结构、内容质量、编校质量作为图书质量的三项指标来进行图书质量评估，但这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出版社内部看，出版畅销书的编辑，可以按利润比例提取高额奖金；出版了文化艺术价值高、科技水平突出，但销量平平的图书编辑，奖金就没有着落。调动了前者的积极性，后者也就会把精力转向争抢出畅销书；保护了后者，前者就失去了抓畅销书的动力。此外，出版社如果一味追求阳春白雪，势必曲高合寡，难以为继；如果千篇一律地搞下里巴人，又有庸俗之嫌，到头来砸了自家的牌子。由此可见，方针政策的导向与经济体制的导向是相互矛盾的，这一矛盾的直接反映便是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对立。
第二，盲目增加品种，贪大求全，造成出版社图书积压严重，资金周转困难，举步维艰。一是把“大而全”的套书视为高质优质的拳头产品，诸如大全、大、系、大观、大博览、辞典、总览、书库、全书之类纷纷问世，结果半数以上效果不好。二是把增加品种视为繁荣。盲目开发新选题、设计新思路，结果开发出了大量稀松平常的短命书。出版社面对的作者群有限，能写出好书的作者有限，增加品种，就得争抢书稿，互挖墙角。拉不到好书稿的，只能退而求其次。三是制造轰动效应，将轰动效应视为高质、优质的标志。一些出版社热衷于搞首发式，发布会、座谈会，把人力、财力浪费在花拳绣腿上，舍本逐末。由于图书积压严重，资金周转困难，使出版社出现了广种溥收的恶性循环，有些出版社甚至只能靠变相出卖书号维持生存。
第三，个别出版社唯利是图，不负责任。出书内容上迎合低级趣味，宣扬糟粕，技术上粗制滥造，宣传上故弄玄虚。具体说来在内容方面，近几年来可谓“热点频频”。如性问题热、周易热、气功热、文言今译热、尼采热、萨特热、辞典热、武侠热、股票热等等，不能否认这诸多的“热”中有一部分书还是好的。但是有相当的“热”却是以病态的形式出现的。在性研究的幌子下，连篇累牍的是御女术、民间采阴大全之类；在气功周易研究的掩盖下，算命占卜、阴阳风水、乱力怪神之类纷纷出笼；在文言今译的热潮中，古代诈骗术、拍马奉承术之类阴谋诡计粉墨登台……。在技术方面，“无错不成书”的说法在各出版社流传，似乎为出错找到了借口。翻开任何一本书，都不难找到这样那样的毛病。国家规定的差错率已被大大突破，为数不少的书，错别字之多，令人难以卒读。如某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人际交往实录》一书，将周总理印成“周总地”，刘少奇印成“刘少怪”，而且竟然出现了：“1995年7月，毛主席做了报告”“1995年10月，毛泽东参加了会议”之类令人摸不着头脑的句子。再比如去年全国律师资格考试使用的复习用书，是由某政法大学出版社、全国律师资格考试中心审定的，具有严肃性和权威性，但就是这样规格的书，在两本《复习指南》、两本《法规汇编》中，差错竟有百处，其中不乏意思颠倒、整段漏印的关键错误，令应考者叫苦不迭。在图书宣传方面，则使用电影上的“蒙太奇”手法，暗示、诱惑、渲染、夸张……因书店进书主要靠看出版社的广告来进行，往往上当。除此之外，还有专门在书名上做文章的宣传。如某出版社拟出版我国古典文学的四大名著，为了引起轰动，竟别出心裁地将《三国演义》改名为《铁哥们》，将《水浒传》改名为《孙二娘和她的一百多个男人》，将《西游记》改名为《神妖大厮杀》，《红楼梦》改名为《女儿国的秘密》。在这类宣传中，暴露了出版者文化品位的低下。这种唯利是图，不负责任的出版活动，说轻了是不尊重读者，不尊重文化，说重了则是误人子弟，是对民族的犯罪。
第四，盗版猖獗，著作权被严重侵犯。近几年，很少有不被盗版的畅销书了。由于销售盗版书的利润一般要比正版书高出近20%，所以能迅速占领市场，令出版社一败涂地。据《人民日报》报道，从1992年1月到1993年10月，仅北京就有11家出版社的36种图书被盗版。盗版范围几乎遍及全国。盗印的数量都比较大，某图书贸易公司1993年盗印商务印书馆的《新华字典》，数量竟达70万册。造成盗版猖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两个最重要的原因，一是法制不健全，一是盗版已逞集团化趋势。
我国的《著作权法》虽已颁布施行4年多，但《著作权法》仅是一部民事法律，缺少刑事制裁条款，缺乏威慑力，而我国《刑法》及有关司法解释中也没有规定有关盗版的罪名。在司法实践中，我国对盗版侵权案都是通过民事审判来处理，罚款和赔偿费明显偏低，难以遏制盗版问题。而在国外，对故意侵犯著作权的行为都要进行刑事处罚，轻者会使一个出版商倾家荡产，重者就得坐牢。我国已于1992年加入了《伯尔尼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这就要求我国的《著作权法》与国际上的一般法律原则相适应。据此，应相应在《著作权法》中增加刑事制裁的具体条款，或在《刑法》分则中增加“盗版罪”。
盗版的集团化趋势使盗版活动事实上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行渠道，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盗、印、发网络。许多集体、个体书店贪图折扣高，赚头大，大都经销盗版书，时间一长便建立起长期业务，固定下来。有的甚至自立山头组合成新的盗版集团。一些没有领取“书报刊印刷许可证”的小型印刷厂，则成了盗版书的制作基地。
三、书店经营每况逾下，四面楚歌
书店自八十年代初打破了新华书店一统天下的局面，集体、个体书店突飞猛进，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活跃了图书市场。但近几年，书店经营却跌入了低谷。全国几乎所有的新华书店都在兼营其他业务，或者出租自己的黄金店位，以补亏空，《中国青年报》1994、4、19日发表了一篇题为《书店兵败滚滚商潮》的文章，该文说全国书店正以每年378家的速度递减，而在1993年，至少有700家以上的书店倒闭。
首先，书店是高成本、低利润的行业。书的零售毛利一般是30%，批发毛利一般是8%，看起来似乎不低，但是书店的资金周转要比其商业慢得多。书店是细水长流型的企业，它不可能象其他商业一样制造抢购场面。要细水长流就得有适销对路的货源，货源又必须以充裕的资金来保证，这是与资金周转缓慢相矛盾的。书是作为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的人类思想的载体的特殊商品而 存在的，一本书就是一个世界，书的品种，决定着书店的实力。任何一个书店不可能仅为某类读者服务而排斥其他读者，这里就有一个品种与库存的关系问题。品种越多，库存越大，占有资金越多，成本越高。据笔者在兰州市部分书店的调查，每10平方米营业面积就有至少10万码洋的库存量。由此引发的另一个问题便是书店对出版社的信誉受损。库存积压多，书店无法承受，只有向出版社退书或换书，退书、换书一多，出版社利益受损，就不愿再给书店发书，书店要么负债经营，以求转机，要么关门。另外，书店同其他商业企业相比，并没有享受到国家的优惠政策，国家对文化企业同对待其他企业一样，没有政策倾斜。房租、运费、货款利率、工商管理费等等均一视同仁。税收方面，仅增值税一项有所区别，一般商品的增值税率为17%，图书的增值税率为13%，但是，这13%并不是仅对图书一项，与图书一起享受13%的还有粮、油、水、暖气、化肥等十几种商品。
其次，书价暴涨，令读者望而却步。书价的提高，并不能给书店增加营业额，相反却给书店带来了不良影响，一是占有资金相应增大，二是读者的购买力的相对减少。下表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同一种书相隔10年左右的书价对比，从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出书价对书店的影响。
书名
出版时间 定价 出版时间
定价 上涨率%
复活 1981年5月 1.55元1990年7月6.05元 390
堂·吉诃德1979年10月3.55元1990年7月14.05元 393
宋诗选注 1979年6月 0.92元1989年9月3.90元 427
秋1979年10月1.2元 1990年5月5.70元 475
家1980年10月0.82元1990年5月4.05元 482
春1979年12月0.93元1990年5月4.05元 484
三国演义 1979年12月2.30
1989年8月13.15元572
围城 1980年11月0.78
1987年7月4.95
635
近两三年，书价的上涨势头更猛，1994年平均每本书的价格已到了17元左右。书的价格控制不住，书店的经营状况就无法从根本上改观。
最后，读者群的萎缩，使书店面对的市场越来越小，据某研究机构调查，青年人基本不买书的占12.6%，偶尔买点书的占26.4%，有喜欢的书就买的占51.1%，将购书列为固定支出的占9.9%。从藏书情况看，基本没有的占34%，50册左右的占30%，100册左右的占14%，200册以上的占16%。青年人本应是求知欲最旺盛的时期，购书、藏书的情况尚如此，其他年龄层次的人可想而知。新形势下出现的“读书无用论”的思潮已影响了相当数量的年轻人，甚至大学校园里也有了不少信徒。大学生中一向喜欢搞“小圈子”，他们中间有“搓麻圈子”、“打工圈子”、“追星圈子”，却唯独没有最该有的“读书圈子”。另外图书馆作为购书“大户”，也令书店失望。财政困难的地方买不起书，财政不困难的地方又不怎么买书。南方某省一个县级市，地方财政和上缴利税双超亿元，号称全省“九小龙”之一，但该市图书馆1993年只买了12本书。这种现象带有普遍性。据统计，全国2565家图书馆中全年购书不到8册的达500家，423家图书馆每年购书不到50册，1347个图书馆每月购书经费不到400元，92%的图书馆处于日渐萎缩之中。有些书店为打破僵局，也采取了各种促销手段，比如办书展、有奖售书、签名售书、八折优惠等等，但收效甚微。号召人们多读书多买书，不是书店所能办到的事情，书店对此无能为力。
综上所述，本文仅就写书、出书、卖书三个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了简要剖析，基本没有涉及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与对策问题。因为提出问题本身便是问题得以解决的关键所在。况且由图书引发的话题实在太多，不是一篇文章所能穷尽的，姑且写出斯文，以求教于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