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曾植的诗学观：“雅人深致”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雅人深致论文,诗学论文,沈曾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沈曾植（1850—1922），字于培，号乙庵，晚号寐叟，近代著名学者，晚清“同光体”主要诗人之一。他学习谢灵运、韩愈、孟郊、李商隐、黄庭坚诸家，继承其乡贤朱彝尊、钱载“秀水派”的传统，形成自己奥僻奇伟、沈郁盘硬的艺术风格，是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一的典型。
沈曾植论诗，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主张。钱仲联先生在《沈曾植诗学蠡测》一文中，针对沈曾植的《与金甸丞太守论诗书》一文，曾论析过他的诗学观念。（注：钱先生从四个方面来论析这封书的内容：1.倡三关说；2.用佛理处理意、笔、色；3.主张通经学、玄学、理学为诗，要因诗见道；4.对“明人学古”并不完全否定。参见《文学遗产》1996年第1期页105。）。不过，钱先生的论析并没有涵盖这封书的全文，我们可以从这封书的结尾部分看出，沈曾植的意思并没有说完。借着这个线索，我们可以根据其它资料来印证或补足沈曾植这没有说完的话。因为我们发现沈曾植在这封书的结尾部分，实际上已暗示了他的另一诗学观点，这十分重要的诗学观点，即本文试图探论的“雅人深致”说。先录这封书的结尾部分如下：
谢傅“远犹辰告”，固是廊庙徽言，车骑“杨柳依依”，何尝非师贞深语。近尝引此旨序止庵诗。（注：原文见《学术集林》（王元化主编）卷三页117，上海远东出版社。）
这实已表明，沈曾植在明确提出“三关”说之前，就有另一个诗学观点。
这封书作于1918年，同年或次年，沈曾植作《瞿文慎公止庵诗集序》（注：见《文献》1991年第1期页177。）。他在此序中详细发挥了“雅人深致”的见解，提出了自己对诗人、诗作的主张和看法。序中说：
昔者曾植与涛园论诗于公，植标举谢文靖之“
谟定命，远犹辰告”，所谓“雅人深致”者，为诗家第一义谛；而车骑所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者，为胜义谛。非独以是正宋、明论诗者之祖师禅而已，有圣证焉。夫所谓雅人者，非即班孟坚鲁诗义“小雅之材七十二，大雅之材三十二”之雅材乎？夫所谓雅材者，非夫九能之士，三代之英，博文强识而让，敦善行而不怠之君子乎？夫其所谓深致者，非夫涵雅故，通古今，明得失之迹，达人伦政刑之事变，文道管而光一是者乎？五至之道，诗与礼乐俱，准迹熄王降之义，雅体尊，风体卑，正乐雅颂得所，不言风，有较四国之徽言，固未可与槃涧寤歌等类观之而次列之。自四家诗说略同。诗教衰而五言作，才性于汉魏之交，清言于晋，新变于梁陈，风降歌谣，镂画者殆不识雅为何字？至于唐之行卷，宋之江湖，声义胥湮，而陋者复淆以宗门幻语，诗终为小道而已。尝发此意于《渔洋生日诗》，公不余非也。
沈曾植在说这段话之前，这样说到：
感怆平生，畴昔文身显密之乘除，今古之不可齐，将以讯异世，著其耑，遂究其理说焉。
由此可知，沈曾植对“雅人深致”的阐说，是“究其理”而发，是探究诗学本源、沉思熟虑的结果。
二、“雅人深致”的诗学理论内涵
谢太傅的典故，出自《世说新语·文学篇》：
谢公（按：谢安，字文靖，官太傅。）因子弟聚，问《毛诗》何句最佳？遏（按：谢云，字遏，官车骑将军。）称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公曰：“谟定命，远犹辰告。”谓此句偏有雅人深致。
谢玄所称《毛诗》佳句，出《小雅·采薇》，谢安所称佳句，出《大雅·抑》。沈曾植《与金甸丞太守论诗书》所说“‘远犹辰告’，固是廊庙徽言”合乎《诗序》和郑笺之意。《诗序》：“抑，卫武公刺厉王，亦以自警也。”郑笺：“大谋定命，谓正月始和布政于邦国都鄙也，为天下远图庶事而以岁时告施之”。由此可知，“远犹辰告”含有二义：一，士大夫应忧以天下，深谋远虑；二，士大夫应能躬亲政事，及时作事。前者谓之有规模，后者谓之有事功。谢安正以此相关二义而深赏之。而且，“远”与其爱清言有关，“辰”又与其具才干关联（注：东晋过江后，清谈风气犹盛，其势能左右政治。为适应这个特殊环境而有所作为，唯有既善玄言又具政治才干的人才能做到。谢安遂为首选。谢安能拔谢玄将帅之才，大破苻坚兵于淝水，保全江南，可见他留心于平日，有经纶之才，勇于负责；又能与当时名士相往还，托心高远，有夷旷之怀。是清谈政治家的代表。参见缪钺先生《清谈与魏晋政治》一文，《释中国》卷三，上海文艺出版社。）。而谢玄“‘杨柳依依’，何尝非师贞深语”，《诗序》说：“采薇，遣戌役也。文王之时，西有昆夷之患，北有
狁之难，以天子之命，命将率，遣戌役，以守卫中国。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车以劳还，杕杜以勤归也。”又《易·师》：“彖曰：师，众也；贞，正也。能以众正，可以王矣。”意谓兴役动众，出以正道。这非常合乎谢玄在历史上的作为。
沈曾植给这个典故所称引《毛诗》佳句的评定，联系着《诗序》之义，结合了二谢在历史上不同的身份和作为，做出的贴切而新颖的判断和诠释，殊为巨眼慧心，有别于历代称引这个典故时所做的一般诗学论释。（注：如宋人宋祁《宋景文笔记》：“《诗》云：‘萧萧马鸣，悠悠旆旌’，见整齐而静也，颜之推爱之。‘杨柳依依，雨雪霏霏’，写物态，慰人情也，谢玄爱之。‘远犹辰告’，谢安以为佳语。”又清王士祯《古夫于亭杂录》：“愚按玄与之推所云是矣。太傅所谓‘雅人深致’，终不能喻其指。”转引自《世说新语》（余嘉锡笺疏本）页 235，上海古籍出版社。）
沈曾植的评定，一反旧说，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两句诗中所包含的深理，进一步说，是从中抽绎出了有关政道的见解。因此，他在《止庵诗序》中称“雅人深致者为诗家第一义谛”，而车骑所称者为“胜义谛”。第一义谛，依佛家观点，也称真谛，为无上甚深之妙理；胜义谛，也称俗谛，是世间道理。沈曾植用佛语来区分二谢所称佳句的细微差别相，廊庙徽言和师贞深语，同为有关政道，但有大小、本末、先后之别，一为国家定大计，一是具体实施之。这一点，他在《冶城客语》中说：
规模立而人心定，号令审而趋向明。
有惇大成裕之规模，而后有明作有功之事业。（注：见《海日楼札丛》卷四页160—161，中华书局。）
可知，沈曾植正是从有关政道、治道上着眼来看二谢所称佳句的区别相，挖掘其深义所在。这已超出了纯诗学的角度，回到了汉人解诗的方式的目的，因而与他人立言有别，有评定殊异。而且，他的这种立言角度，在论诗人与诗作上也有深刻、特殊、超拔之处。这就是对“雅人深致”的阐发。
沈曾植说，雅人“即班孟坚鲁诗义小雅之材七十二，大雅之材三十二之雅材”。班固《汉书·司马相如传》中张楫注《上林赋》“揜群雅”句说：
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故曰群雅也。（阎若璩言：“小雅除笙诗七十四篇，大雅三十篇，以篇数言也。以上鲁说，大小雅并言。”）
又本传赞语中说：
《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讥小人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虽殊，其合德一也。
大雅、小雅之材，无论是从诗人还是诗篇，其数字虽小有出入，但意旨相关，都是言天下事，“王政之所由废兴”。诚如《诗大序》所言：“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事有大小，故有小雅焉，大雅焉。”而政是“王政”，事是“天下”，表明“雅”的关怀幅域大于一乡一邦的“风”；而且“王政”不是一时一地的政权政治，而更是孟子的“居天下之正位”之事。因此，雅诗或雅人是有所为而作，是民生疾苦的代言者。
沈曾植进一步解释说，雅材“非夫九能之士，三代之英，博文强识而让，敦善行而不怠之君子乎”？这就进一步指明雅人的学行才能和品德节操。他钩连《诗经》传和《礼记》的相关语句，加以调配组合，才赋予了如此连贯而全新的意义。
“九能之士”，出自《诗·鄘风·定之方中》“卜云其吉”句出传：
龟曰卜，允信臧善也。建国必卜之，故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纪能诔，祭祀能语。君子能此九者，可谓有德音，可以为大夫。
九能之士，是指具有九种才能的士人，是能完成各项使命、职责的有德音的士大夫。而这九种才能，都关乎政道。
“三代之英，”《礼记·礼运》中说：
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也。
《正义》曰：“英谓英异，并与夏殷周三代之主若禹汤文武等。”可知是指超拔英异、有文化理想的志士。
“博文强识而让，郭善行而不怠之君子”，出自《礼记·曲礼上》，意谓有学识、修养、德操的仁人君子。
由是，雅人、雅材、君子，名虽异而实相同，都是指具有文化修养、德操高洁、关心国事的士人。在中国历史上，传统的诗人都是士人，而士有承担天下大任的职责和志向，“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在士身上洋溢着自重、自尊和自信。沈曾植认为，一名真正的诗人，应具备雅人的内涵，要有士人的品格，有从经训实践而来的才能，有由道德修养而来的品质，有由理想的超拔而来的志向。这些内涵，即“诗言志”之“志”，若用诗表达出来，那就是他所谓的“深致”。
沈曾植说，深致就是“涵雅故，通古今，明得失之迹，达人伦政刑之事变，文道管而光一是者”。
“涵雅故，通古今”，是《汉书·叙传》中的话，其注说，包括雅训之故及古今之语，即对经书要有轨范的训释且有一种历史意识。“明得失之迹，达人伦政刑之事变”，采自《诗大序》：“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变，哀政刑之苛，吟咏性情，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很显然，这是对诗歌内容社会性的总结，无论是政事、道德，还是风俗民情，以及历史变迁，都和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文道管而光一是”，来自《荀子·儒效篇》：
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小雅》之所以为《小雅》者，取是而文也；《大雅》之所以为《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
杨倞注此段，说“是”皆谓“儒”。《儒效篇》的主旨在说明“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强调儒士在社会中的作用和价值。而大小雅的“文”与“光”是由“道”生发，是儒家思想在诗中的具体表现，从而有思想的灵光。
沈曾植用“深致”一词涵摄这三处文句的共同意蕴，即深会儒家学说之要，作为诗中的思想精神因子。因此，他非常重视雅诗，他说：
五至之道，诗与礼乐俱，准迹熄王降之义，雅体尊，风体卑，正乐雅颂得所，不言风，有较四国之徽言，固未可与槃涧寤歌等类观之而次列之，自四家诗说略同。
“五至之道”，《礼记·孔子闲居》说：
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乐之所至，哀亦至焉。哀乐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视之，不可得而见也；倾耳而听之，不可得而闻也。志气塞乎天地，此之谓五至。
“诗言志”，言志之诗和礼乐的教化功能相同，它们都是在一共同的精神联系下以实现成人、完成治化，即以“志”为统率。
“准迹熄王降之义”，《孟子·离娄下》：“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以《诗》与《春秋》并提，《诗》的政教之义，观风俗得失等之旨，在孔子《春秋》中得到了继承和体现。孔子作《春秋》，是有意识地继承《诗》的传统，是史学犹诗学，其精神是“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其目的是“以达王事而已矣”。故《春秋》比辞属事以见其义之所在，间以己见以示褒贬之所存，与《诗》之言志，形四方风，言天下事的精神并无二致。而孔子删诗，正乐雅颂得所，其“不言风”，对沈曾植来说，是有“较四国之徽言，固未可与槃涧寤歌等类观之而次列之”。“槃涧”、“寤歌”是《卫风·考槃》中的词语，诗云：
考槃在涧，硕人之宽。独寐寤言，永矢弗谖。
考槃在阿，硕人之
。独寐寤歌，永矢不过。
诗写一隐者徜徉于山水间，自得其乐，逍遥世外，不求世用。这样的诗自与关乎政道世俗的雅诗不相关。
综上所述，沈曾植重视雅诗，认为其中有“深致”，符合儒家的诗学精神，即《诗大序》所说“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关于世道人心及文化理想。而这，他用谢安所谓“雅人深致”来标目，以要求诗人，范围诗作，并称之为“诗家第一义谛”。
而且，他还用此一标准来衡定中国诗史，加以批评。他说：
诗教衰而五言作，才性于汉魏之交，清言于晋，新变于梁陈，风降歌谣，镂画者殆不识雅为何字。至于唐之行卷，宋之江湖，声义胥湮，而陋者复淆以宗门幻语，诗终为小道也已。尝发此意于《渔洋生日诗》。
两汉时期，对《诗》的解释，全本于儒门诗教观，主诗要有关政化，视《诗》为政治，为“谏书”，把《诗》作为一种政治关怀，用于直指君王，针砭时弊，纲纪人伦方面，是《诗》的美刺。东汉末五言诗兴起，渐改《诗》之定规，“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文心雕龙·明诗》），尚“诗缘情而绮靡”的主情说，开始走向诗以言情的文艺意味渐浓的路向。汉魏之际，玄学兴起，而才性论开其端。由东汉末的人物“题目”、“品鉴”的重人品、德操，转变为两晋以玄言、佛理为主的“清言”，其间变化，舍具体而言抽象，超形质而重精神，弃支离而尚清通，而不复过重社会政治关怀。在诗中，托玄言，寄山水，进之“习玩之理，事久则渎。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南齐书·文学传论》）。又“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转拘声韵，弥尚丽靡”（《梁书·庚肩吾传》）。这种“新变”，不是风雅正变之变，与政教衰纲纪绝的时世关怀无关，而是诗体、声律等形式的演化细密。对于文学表达未尝不是好事，但“俪采百句之偶，争价一字之奇”的片面镂画雕琢，终不能“矫讹翻浅，还宗经诰”（《文心雕龙·通变》）。
唐代士子为科举获名，以平日旧作投谒名人以求声价，自炫自耀，此所谓“行卷”虽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赵彦卫《云麓漫钞》），但其行为实质终究为一己之穷通筹谋，有益于文体发展而无补于世势。而宋末江湖游士，“尤为尘俗可厌”，“以诗人启干谒之风，而后钱塘湖山什佰为群，挟中朝尺书，奔走阃台郡县”（钱谦益《王德操诗集序》）以谋求衣食。因此，行卷作者和江湖诗人，在沈曾植看来，只求一己而漠视社会，其诗走向了反面、末流。
中国的诗学理论，有一派是以禅喻诗。沈曾植对此也进行批评，说是“陋者复淆以宗门幻语”，使诗“终为小道”，此意在《渔洋生日诗》中表达出来。这首诗以论诗为主，用的是以禅说诗的旧形式，但已与传统的这方面诗论不同，他是以佛理全面阐评诗的内容和形式，并不专论诗艺，而且树立了与严羽一派相对立的诗论宗旨。诗中说：
我闻摩诃百三昧，金刚电光师子吼。陀罗厄印总闻持，不独妙华净无垢。建安能者王安立，潘陆谢颜庄严首。李杜韩为诸法海，宝印义山昌谷守。三十二相八十好，一一流从正定受。严家饿来彼何知，但著苦空迷妙有。先生五字唐贤证，妙悟拈花希圣友。七言晚选逮金元，已拓一丘观九薮。惜哉夫于亭上客，问答无能钟大扣。大兴献县论如何，救蔽扶偏说无狃。（注：见《明清诗文研究丛刊》（第一辑）页168， 江苏古籍出版社。）
诗史上以禅说诗，大多是借禅喻诗，主要是谈悟，其次是借用禅宗语录的许多话头作论诗的词语使用。这方面的代表是宋人严羽，论诗主妙悟入神说，清人王士祯承其余绪，标举神韵说，曾以“隽永超诣”为标准选《唐诗三昧集》，晚年又选有《古诗选》，其中七言诗十五卷，从古逸到金元好问，元虞集等十三家诗人选，对其早年的主张有所改变，但是没有提明确的主张。而纪昀、翁方纲对他的批评和纠正，是以儒家传统诗教“救蔽扶偏”，因为是习以为常而不被重视。（注：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国初多以宋诗为宗，宋诗又弊，士祯乃持严羽余论，倡神韵之说以救之，故其推为极轨者，惟王孟韦柳诸家。然三百篇尼山所定，其论诗一则谓发于温柔敦厚，一则谓可以兴观群怨，原非以品题泉石，摹绘烟霞。洎乎畸士逸人，各标幽赏，乃别为山水清音，实为诗之一体，不足以尽诗之余也。”转引自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页266，上海古籍出版社。）
在沈曾植的正面论诗主张中，他认为诗史中诗学理论众多，不能只有妙悟说一种，但这些诗论中总有一支是诗学的正脉，自建安至唐诸大家都受此正脉的影响，后世的各种诗论都要受到它的规正。沈曾植论诗，不取一法，不坏一法，务极其变以归于正。此“正”是风雅正变之正，即“诗言志”的传统。（注：“不取一法，不坏一法”，见金蓉镜《论诗绝句寄李审言》自注，《万首论诗绝句》页1562，人民文学出版社。“务极其变以归于正”，见王蘧常《沈寐叟年谱》页35，上海书店《民国丛书》第二辑23册。又沈曾植《绝句》诗“省得骚人蝉蜕理，诗含神雾了无疑”。《万首论诗绝句》页1479。）在他看来，从严羽到王士祯这一系，只不过是诗史上的小支脉而已，而王士祯晚年的稍稍放宽视野，扩大范围，但没有来得及走上正路。
最后，沈曾植认为雅诗能体现儒家的全部精神。他说：
《诗》之比兴，辞近《易》；赋则近于《书》，于风偶一见，雅则全体相类矣。国史之言，本其所掌，本其所学，以为吟咏，而洁静精微疏通知远之美不期而与温柔敦厚之情交发而迭起焉。读应尔雅，非列国之风可比也。（注：见《海日楼札丛》卷四页34，中华书局。）
沈曾植认为诗史相通，这也是风与雅的微细差别。雅诗的风格及思想义理与国史之职及其自身之学相关，这也就强调了诗与学养的关系，即学人诗与文人诗的区别。风诗的自然之情，是歌者原始性情的表征和发抒；雅诗则是有节制、蕴蓄而来的感情，自较与风诗有力度，有沉潜力量，而这种沉潜力量，则来自于诗人的修养、工力，更取决于对现实社会人生的识见和理解、照明的程度。因此，雅诗中所体现出来的“雅人深致”的精神，正是学人身份的诗人由博识而来的哲思，从而表现出对社会历史、现实人生的见解和感受。
所以，“雅人深致”，实际上就是古代君子士大夫的文化品格、德业节操，是博闻强识之学，行善不怠之德，达济天下之志；由诗表现，是超乎一己、明乎得失、通乎古今的思想深度，是“民吾胞与”的博溥胸怀。《诗经》雅诗就是体现了集学、德、志、诗与美为一体的艺术精神。
三、“雅人深致”的历史人文渊源
从沈曾植对“雅人深致”的阐释中，我们不难看出，他是钩索儒家经史相关语句而成，如果我们从这援引的语句扩大出去来看，就会进一步理会它的意蕴。
在我国文化历史中，儒家经典，凝涵着深厚鲜明的人性人道价值，历史文献记录了与人性人道相关的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因此，经史构成了人生基本价值的载体，组成了我国人文传统的骨干。而我国文化传统中的著名思想家、哲学家和诗人在这个传统中无不学有本原，“知本知根”，都是在儒学中植根于人文传统，以历史文化意识为参照，发挥其才能，进而在文学尤其是诗中经纬天地，营构世界。故陈寅恪先生说：“吾民族所承受文化之内容，为一种人文主义之教育，虽有贤者，势不能不以创造文学为旨归。”（注：见《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金明馆丛稿二编》页317，上海古籍出版社。 ）沈曾植的诗虽然“满纸佛语”（钱仲联先生语），但其诗歌精神仍是植根于这个传统中。（注：李之鼎《宜秋馆诗话》：“沈子培方伯曾植湛深经术，学具根柢。诗文皆有经籍之光，允推海内作者。 ”转引自《清诗纪事》 页12822， 江苏古籍出版社。）因此，历史上的诗歌实为全幅人文内容的载体。由是，中国诗学的思想传统，始终对人自身形象，人对社会应有的贡献抱着一种深切的关注。此种关注，不独为中国诗学所有，实是从中国文化思想传统中生发出来。而沈曾植的“雅人深致”观念就是基于这种文化精神。
儒家有“六艺之教”，具体内容见《礼记·经解》。六艺之教的根本精神目的，是对人的修养、人格、道德的培育，是有意识有目的地按照一种特定的思想，转化、提升一个人的主体生命，使抽象的思想形成活泼泼鲜亮的具体人格和良好德性。而且，六艺之教还有“人间性”的品格，它在“礼崩乐坏”的社会转型时代，要担当起重建社会秩序的重任。要担当起这个任务，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精神修养就成为关键性的活动和追求。因此，儒家六艺之教的精神和“雅人深致”的内涵是相通的。
“诗言志”是我国诗学的“开山纲领”，其“志”必有一所与言的对象或事件，实专指政治方面而言，而不似后代诗人就日常生活的个人情感来言志，这就要求诗人的对当前史或当代史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要有历史概念。诗人对时代的变革有着深切著明的感应，从而诗与时相摩相激而成。沈曾植对此论述说：
诗之言志而以会意言之，亦得兼象于时。夫不曰治世之音、乱世之音、亡国之音者乎？夫不曰可以语，可以道古乎？毛诗小序三百，而不言时十之二，皆其所赅十博，不可以一事训诂者也。可以一事训诂者，则莫不指其时而序说之，诚知夫志与时之相摩相荡以为诗也。（注：见《文献》1990年第3期页179。）
毛诗序训诗，往往指明作于某人某时某事，虽过于坐实，但其用意，除政化目的外，还看重言志之诗与时代的关系。诗序中所谓变风变雅这篇什，都是时代变化、社会动荡之际的折射和反映。这类诗即事生感，即景生情，能由个人生活的种种情感中反映出全时代全社会全人生，把全时代的心情、全时代的歌哭和咏叹，以及对人生的想象和追求，在诗人身上呈现表露出来，正如《诗大序》所说“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这有待于诗人在生活中陶冶、熔铸、沉潜与其性情的感应生发，在于诗人把自己全身心投入到诗中去，从中可以看到诗人的内心生活和外部的现实人生，这即所谓国身通一精神。首先是一个志士仁人，然后才是一个诗人；诗人自身的生命，与祖国、民族、文化相息并存。中国传统的诗人都是士，士以接受人文教养，建立道德主体，积极参与政事，传续创造人文社会为职责。
由是，沈曾植的“雅人深致”诗学观，是要承续《诗经》变风变雅诗人的传统，凭以良史的精神，做到“书法不隐”、“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本着道义原则和道德勇气，直面现实人生，关心时势、反映时势，在熔铸凝炼诗歌思想生命的同时，又不废诗艺之精、诗情之美、诗才之丰。其实最美的诗情诗艺，背后也有至深的思想关怀，如他称谢玄所称佳句在描物态慰人情上是胜义谛，是人间艺术的极致，同时更看重原诗的时代意味，即“守中国”的忧患意识。
四、“雅人深致”的时代文化特征
最后，稍微提一下“雅人深致”诗学观的时代文化特征。
首先，“雅人深致”诗学观有一种苦难意识。这与沈曾植的自身经历有关。中国近代史是内忧外患的历史，是天崩地解、社会转型、传统价值发生危机、新思想竞起的时代。沈曾植亲身经历了或耳闻目睹了这段历史的种种事件。对时代的观察、认识以及体验到的时代、国家和个人的苦难和辛酸，在“雅人深致”的意味中呈现出来，形成了忧世伤怀、感概极深的感情意绪。
其次，是由苦难而来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作为一个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传统儒士，应有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得不忘丧的忧患精神。这是一种在理性基础之上的坚毅和奋发，是根植于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的深刻了解而生发出的一种文化上的认识自觉。这在中国近代表现得尤为凸现。因此，“雅人深致”诗学观有一种深挚的感情，对周围人世及历史文化怀有一种不能自己的关怀，以其明察的理智对世势有着深入洞悉的观照。但反省过多，长于抑敛而短于发扬，忧于时忌而不能畅言悲苦之怀，呈现出清苍奥衍的艺术风格。
王国维曾这样称赞沈曾植：“先生少年固已尽通国初及乾嘉诸家说；中年治辽、金、元史，治四裔地理，又为道咸以降之学，然一秉先正成法，无或逾越。其于人心世道之污隆，政事之利病，必穷其源委，似国初诸老；其视经史为独立之学，而益探其奥窔，拓其区宇，不让乾嘉诸先生；至于综鉴百家，旁及二氏，一以治经、史之法治之，则又为自来学者所未及。”（《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沈曾植的这种治学精神和态度，表现在论诗上，对“雅人深致”的阐发，可以说是“穷其源委”、“探其奥窔”的结果，“为自来学者所未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