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下中国产业经济发展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金融危机论文,经济发展论文,产业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96(2009)05刀003-07
一、国际金融危机对发达国家产业经济走向的影响
由美国次贷所引发的金融危机，从表面上看只是金融制度缺陷和金融行为非理性所导致的系统性风险爆发，而实体经济只是被殃及的池鱼。其实，这次金融危机之深刻的根源在于实体经济之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我们中国，都必须从整个经济机体的内在关系中，认识危机的性质，找出摆脱危机的路径。
当代世界产业发展时代特征是：以石油等化石能源为基础的传统产业发展达到巅峰时期；以电子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发展处于高平台期；以金融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发展进入扩张期。体现时代特征的三类产业——传统产业(主要是工业)、高技术产业(包括工业和服务业)和金融服务业，成为经济体的三大支柱，各居要地，相互渗透，相互依存。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表明这三大产业均面临深刻的矛盾。
传统产业面临越来越严峻的资源、环境约束，发达国家传统产业面对成本推进压力却越来越缺乏机制弹性，层层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高技术产业尽管具有技术优越性，但技术创新的巨大“创造性破坏力”缺乏有效的新商业模式支撑，导致投资人长期信心不足而倾向于风险性短线投资行为。金融服务业具有强烈的自我增值能力，迅速扩张导致虚拟经济膨胀，系统风险性剧增。
因此，世界产业发展的三大机制出现明显障碍：第一，创新机制出现创新不足与创新失度并存现象。基本原因是：创新外溢和创新风险导致产业创新动力不足；同时，因创新者可以转嫁失败风险又导致一些领域创新失度，从而世界产业核心技术的突破性创新前景不明；此外，虚拟经济吸纳大量投资资源，并积累起越来越高的风险。第二，由于体制机制趋向缺乏弹性，企业特别是巨大型企业的成本控制能力衰减，盈利能力高度依赖于金融虚拟经济以及以此为支撑的“资本运作”(兼并、收购、剥离、重组、证券化等)，而一旦市场环境发生变化，整个经济机体可能发生严重的系统性风险。第三，传统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的市场渗透能力都呈现缺乏适应性和扩张力的疲态，难以应对市场需求结构和社会(居民)财富结构巨大变化的现实，表现为销售乏力，而不得不越来越依赖于信贷扩张。
因此，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之所以如此深刻，表明整个世界总体上仍然处于工业化时代，即使是发达国家也没有度过传统产业(工业)消亡的发展阶段，传统产业与高技术产业的并存交融是当代经济的基本特点，只有发达的工业才能支撑庞大的金融虚拟经济。
实际上，在当代世界，制造业水平仍然是衡量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美国拥有世界最高技能的劳动力和先进的装备，是世界上制造业最发达和先进制造业发展最快的国家，长期以来一直是世界制造业的引领者。20世纪前半期，制造业是美国经济增长的引擎，电力、广播、电视、汽车、飞机、家用电器、计算机等领域的制造业曾经是美国的骄傲。随着日本、亚洲“四小龙”以及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崛起，美国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和就业比重逐步下降，甚至在汽车、钢铁、消费类电子等美国过去实力很强的制造业领域也面临严峻挑战。有研究表明，美国制造业地位的相对下降，是产生这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2000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减少了370万个就业岗位，即减少21％的制造业就业人数。这一现象被认为威胁到了美国作为创新领导者的地位，而且对应对全球暖化和解决基础设施老化的问题非常不利。
在本次金融危机以前，不少人就指出，美国制造业不振将导致严重的危机。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美国再次认识到制造业的重要作用，对制造业发展的有关重大问题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一些人提出了“再工业化”(Reindustrialization)和重振美国制造业(Renewing U.台好戏S.Manufacturing)的主张。问题是，发达国家的传统工业(制造业)已经“高成本和高福利”化，其制度的僵化使得企业难以消化高额的成本和技术创新的巨大投资花费。即使是不乏先进技术和创新能力的大型企业，其成本—收益关系也处于“边际”状态，一旦出现市场变化，很容易发生亏损甚至陷入破产境地。人们难以理解，为什么曾经赚取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丰厚利润的企业，居然抵御不了一年的亏损风险？这表明，对于发达国家，即使制造业仍然至关重要，也难以在现有的运行机制下保持国际竞争力。所以，如果要实现再工业化，或者重振工业，就不仅必须有技术创新，而且要有经营模式(盈利模式)创新，而成本的控制更是一个严峻的课题。更重要的是，必须有竞争规则和国际贸易规则的改革，否则，发达国家的企业就只能如同貌似强大的“恐龙”，难以适应发生巨变的生态环境和难以抵挡那些看似弱小的竞争者的挑战。所以，奥巴马政府尽管表示须重视美国制造业的重振，也不可能重走回头路，而必须从制造业的现代化、高级化和清洁化中找到所谓再工业化的出路。而这意味着，发达国家将在竞争规则和国际贸易规则上做文章，以使得“现代化、高级化和清洁化”的工业产品具有国际竞争力，即不仅具有技术上的优势，而且也必须有成本—价格上的竞争力，否则，“再工业化”只能是纸上谈兵。
因此，对于中国的产业发展，发达国家所主张的竞争规则和国际贸易规则的变化将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在金融危机中，国际市场规模突然大幅度缩减，对中国工业品的出口造成极大冲击。而当危机过后，国际市场再度繁荣时，中国工业也不可能再次回到曾经趟过的同一条河。希腊哲人的著名格言“人不可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将是中国产业发展面临的现实。我们不能期望一味地批评发达国家利用“技术壁垒”、“环保壁垒”、“碳排放壁垒”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就能保持国际竞争规则和国际贸易规则的一成不变，以变应变才是惟一可行的策略。
二、工业增长及工业化与科学发展的关系
针对本世纪以来所面临的一系列新问题和新形象，中央提出了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的新发展观，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思想进步和政策理论的概念创新。问题是，如何理解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如何体现为具体的行为和可行的政策措施？
在金融危机之前，一些人曾经抱有一种浪漫的想法：既然工业增长，特别是重化工业的发展会导致资源消耗(枯竭)和环境破坏，那就不要发展工业，特别是不要再走发达国家重化工业发展的工业化道路好了，因此，GDP增长率即经济增长不重要了，直接追求“幸福”好了。科学发展观几乎被曲解为对工业的谴责，似乎走科学发展的道路可以绕过重化工业的工业化阶段。
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浪漫主义不得不让位于现实主义。人们再次切身体会到，GDP即经济增长太重要了，没有GDP的增长，“幸福”成了海市蜃楼，因为，对于大多数人，就业是第一位的“幸福”，是其他“幸福”的基础。失业是极大的痛苦和不幸，而解决就业问题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保持经济增长。因此，工业增长不仅是传统发展道路的基础，也是科学发展的基础。科学发展需要更发达的工业，当然也应该是更清洁的工业。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正确认识工业发展的自然和经济性质呢？工业的本质是更清洁、更节约的，还是浪费和污染成性的？从根本上说，工业生产是人类对自然资源进行开发利用，将其加工制造为符合人类需要的产品的过程。工业化是工业生产方式成为人类居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的一个社会发展过程，迄今为止已经历200—300年的历史，人类在总体上仍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处于工业化的发展阶段。工业化需要大规模地开发使用地球物质，工业化的技术路线总是倾向于选择地球上储量丰富和比较容易开发的物质，这些物质由于成为工业生产过程的投入物，才成为具有工业利用价值的“资源”。所以，地球物质是否成为“资源”取决于工业技术路线以及由其决定的资源路线。也就是说，是工业化的资源路线决定了地球物质可以区分为“资源”和“废物”。任何“废物”在一定的工业技术路线下都可以成为“资源”；任何“资源”在一定的工业技术路线下也可以成为“废物”。从本质上说，“资源”是工业创造的，工业先是创造了资源，然后才消耗资源。如果没有工业，就根本谈不上资源和资源的消耗，因为地球上的物质大多数并不天然就是“资源”，而工业的发展也必然会创造和消耗资源。
从工业生产对环境的影响来看：工业化资源路线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对环境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在人类工业化的初期，即欧、美、日本等国(地区)的工业高速增长时期，就发生过严重的环境污染现象，但由于当时在整个地球上工业化国家为数较少，而且污染也有一个累积过程，所以，当时工业化对环境的污染尚未形成全球性影响。但是到了当代，一方面，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进入加速工业化时期；另一方面，环境污染的累积效应使之成为全球性问题，甚至对整个大气环境造成很大的破坏，即温室气体的排放导致全球气候变暖(这一看法尽管并非没有争议，但确实有越来越多的证据使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人类经济活动所排放出的二氧化碳等气体导致了全球平均气温升高)，由此可能产生一系列人类难以意料的后果。
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Al Gore)摄制的纪录影片《难以忽视的真相》中提供的资料显示：在由于温室气体排放而导致全球气候暖化中，美国负有30.3％的责任，欧洲负有27.7％的责任，俄罗斯负有l3.7％的责任，中国以及东南亚、印度负有12.2％的责任(参见表1)。这表明，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和资源路线，以及由此导致的生活方式，对世界环境造成了很大影响。工业化资源路线的环境代价甚至可能对人类生存造成很大威胁，需要全人类高度重视，并以集体合作的方式来应对这一严峻的挑战。
如前所述，由于整个世界正处于工业化阶段，工业化的资源路线决定了对全球环境的巨大压力，所以，即使一些国家和地区为了本国和本地区的环境保护而禁止污染严重的工业生产，或提高环境保护的标准门槛，这些生产活动也会转移到其他环境标准门槛较低的国家和地区。因此，工业化在全球的扩展，特别是传统工业从发达工业化国家向后发工业化国家的转移，可能导致环境污染从先进工业化国家向后发工业化国家的转移。所以，工业化对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污染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或者说，资源的大量消耗和对环境的更大压力，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现象，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依靠全球各国的共同努力。
西方研究机构和研究者指出：14％的中国废气是由生产出口到美国的物品所造成的。英国“新经济基金会”(New Economic Foundation)的研究报告说，每一件在中国生产出口到英国的物品，其废气排放量比在英国生产要多1/3。西方国家对中国产品的依赖，变相地把废气排放量转嫁到中国。该机构政策总裁安德鲁·西姆斯表示：“每当政府官员谈及气候变化的时候，他们似乎把中国当作替罪羊……。”
对于世界工业化资源路线所导致的资源和环境代价，正受到全世界越来越高度的重视。大力促进能源和资源效率的提高、可再生能源和资源的利用、清洁能源的开发，以及资源循环利用和减排技术的创新，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努力的方向。这意味着，当世界进入工业化的中期和后期，必须对工业生产的技术路线和工业化的资源路线进行重大调整，这一变化的深刻性不仅表现为技术的进步，更重要的是将表现为制度安排、政策方向以及产业组织的全面变革。更深刻的是，要求人类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观念也必须发生深刻的改变。例如，绿色环保主义、慢生活和“慢食”(slow food)运动、简约主义等，正在成为一些发达国家的社会潮流。人类仍然处于工业化时代这个基本现实，使得悲观主义和自然主义的观念不可能成为社会意识的主流。工业化和发展着的世界以强大的力量决定着社会意识的主流必然是：以发展的力量优化环境，在发展中实现环保，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并重。人类的价值目标不是自然主义的原始环境，而是在高度发展水平上的环境质量。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实际上就是这种工业化社会主流意识的集中表达。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欧国家开始把解决资源环境问题作为发展制造业的重要方向。奥巴马政府将把投资发展气候友好型能源(Climate-friendly energy)作为重要的政策举措。其中包括，政府10年投资1500万美元支持发展下一代新燃料和燃料基础设施；建立清洁技术发展风险资本基金(Clean Technologies Deployment Venture Capital Fund)，支持新能源和节能技术的发展；鼓励和支持新能源交通运输设备的发展。奥巴马政府还将采取政策措施，鼓励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创新，使美国成为清洁技术的领导者(Clean Technology Leaders)。通过制定联邦投资计划促进制造现代化，形成未来的高端需求技术(Hi班-demand technologies of the future)，包括使现有的或者已关闭的制造设备现代化，以形成新的发达的清洁生产技术。
美国学者法里德·扎卡利亚在2008年出版的《后美国世界》一书中写道：“燃料是美国的经济和技术基础，如今这一基础仍然十分稳固。美国确实面临着一些更大、更深刻、更广泛的挑战，这在历史上前所未有，而且，他者的崛起也意味着美国占据全球GDP份额将降低，但这一进程与英国在20世纪的衰落不可同日而语，因为英国当时在创新、能源和企业开拓方面的领先地位均已丧失殆尽。只要面对挑战采取积极应对和主动调整的态度，美国仍然将是一个举足轻重和充满活力的经济体，并将继续引领下一轮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潮流。”
以上分析说明，人类解决资源环境问题的出路绝不是不发展工业。工业化的本质是使更多的地球(甚至太空)物质成为资源，而且创造更多可以适合人类居住的地球环境(将来还可以有天空环境)，因此，人类必须通过发展更发达的工业来解决环境问题。尤其是中国，我们并没有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工业化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中国工业的规模扩张和世界份额提高的过程并未终结；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生产和国际市场占有率将明显提高；中国的工业基础必须进一步增强。总之，中国所面临的几乎一切重大问题，包括环境问题，离开了发达的工业都不可能解决。
因此，我们在国际金融危机下更深入地思考中国的科学发展道路，认识到发展，即坚定地走工业化的道路是科学发展的第一要务。同时也更深刻地认识到：尽管工业化社会的财富观念和效率意识是市场经济的动力源泉，物质财富的极大涌流是市场经济伟大创造力的体现，但是，现代财富文明和工业文明决不应是极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敛财意识和行为的统治。在基于现代财富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市场经济制度下，追求财富不仅仅是一种个人负责精神，而且，也应该和必须是一种社会责任行为。它意味着财富形成过程中的个体(个人和企业)行为也要具有对利益相关者负责、对社会负责、对世界负责的意识；它要求财富的创造和积累过程不仅对个体是可以持久和代际相继的，而且应该和必须对社会、世界和人类也是可持续的和有价值的。
工业化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过程，也是一个社会进步和现代文明过程。因此，实现从以物为本向以人为本的观念转变，并实现社会责任意识的提升，是工业化逻辑的必然延伸。科学发展观的实质不是放弃对物质财富的追求，而是必须赋予物质文明和创造物质财富的过程以更强的人文价值。即发展的价值不能仅仅用生产的物质成果和物质财富来判断，而必须用是否有利于或促进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生活环境的改善来衡量；生产过程的竞争方式不能建立在对人的基本权利的损害之上，而必须将“社会责任”原则作为与工业社会的效率至上机理并行不悖的准则。因此，发展的价值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大量涌流，而且是创造和追求物质财富过程的文明有序，是经济发展成果的公平分享，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良性互动。总之，在工业化进程中，发展的价值是物质富裕条件下人的自由、平等与尊严，是经济强盛条件下社会的文明、正义与和谐，是人类在利用自然中同自然友好相处从而能够世世代代获得大自然的持续恩惠。中国工业化60年的伟大成就，使亿万中国人开始能够越来越多地享受工业文明的福利；但中国13亿人口中还有更大一部分人仍在期待着工业文明的到来，盼望着也能够真正享受现代工业文明的福利。因此，工业化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是最大的民生事业，而且也是具有巨大的人本价值、社会价值和全人类价值的伟大历史进步。
三、如何正确认识产业升级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理解，发展应以人为本，必须以满足人的需要为目的。那么，什么是人的需要，一般认为是“衣、食、住、行”等消费需要。其实，从经济机理上看，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也进一步显示了，人的需要不仅具有自然性(物质性)，更重要的是具有经济性和社会性。从经济性和社会性看，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第一需要是就业，而能否就业，又取决于就业能力，以及从事生产的企业是否具有竞争力。如果缺乏就业能力，或者从事生产的企业没有竞争力，就难以实现就业。所以，工业化的过程本质上是为劳动者创造更多就业岗位的过程，具体说就是使农业劳动向工业劳动转移的过程。
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有数亿农业劳动者必须向非农产业转移。而且，也因为中国劳动人口众多，在生产竞争中可以形成劳动密集的比较优势。所以，无论从就业需要还是发挥竞争优势(或比较优势)看，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问题是，在200—300年的世界工业化过程中所形成的西方主导的工业化技术路线上，劳动密集型产业通常是劳动生产率较低的产业，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通常更高。所以，如果沿着这样的技术路线，那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往往意味着低附加值、低效益、低技术含量。所以，人们总是追求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转变，并称之为“产业升级”，而且，以此为依据，将各类产业分为“夕阳产业”、“朝阳产业”等。
工业化就是用更高级的生产工具来装备劳动者，因此，劳动者所使用的工具和装备越来越强大，也就表现为工业越发达，产业的资本密集度就会更高，这确实是一个必然的客观规律。但这只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趋势，须通过相当长的产业发展过程才能表现出来。而各个不同国家，产业发展的具体路径会有各自的特点，特别是受资源禀赋的影响很大，所以，产业变迁的具体路径会有很大差别。如上所述，中国的人口规模和发展阶段决定了在相当长的发展时期，必须发挥劳动资源优势，从另一角度说，就是产业选择必须符合劳动者的就业需要。因此，产业升级绝不是简单的技术变化过程，而是一个人的技能和素质变迁过程，产业升级过程也必须以人为本。所以，中国现阶段并没有“夕阳产业”，必须实行全方位的产业发展战略。也就是说，尽管资本密集型产业是需要更大发展的产业，但劳动密集型产业仍然是中国必须大力发展的产业。而随着技术进步，传统劳动密集型向新型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是中国产业升级的路径特点之一。实际上，中国发展高技术产业也往往是从高技术产业链上的劳动密集环节进入的。
这次金融危机更告诉我们，产业升级不仅要有目标，更要有可行的路径和适当的政策安排。要充分认识产业升级的渐进性和阶段性。而且，产业升级的含义不仅仅是产业间的替代过程，更具有普遍意义的是产业内升级，即同一产业的技术提升、工艺革新、产品创新。特别是，对于中国工业发展来说，最具有重要意义，也是解决难度最大的问题是形成“精致生产”和“精致企业”。
关于产业升级或产业调整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重要问题，即如何认识和对待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地位和发展。如本文前节所述，我们不可能以不发展工业的方式来解决面临的资源和环境问题，也不可能以不发展资源密集型产业的方式来实现经济发展。其实，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外就有一些人提出过，由于受到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的限制，人类只有以“零增长”的方式才能应对即将来临的“增长的极限”。也有人主张，发展中国家应采用根本不同于西方工业化国家的重化工业技术路线的所谓“中间技术”，来克服大量耗费自然资源特别是消耗石油等化石能源所产生的矛盾和导致的问题。但是，迄今为止，以上两种主张都没有得到实现。因为，现代经济发展有其客观规律，工业化的道路具有必然性，而工业化的一定阶段必然要经历资源密集型产业(重化工业)较快增长的过程。只有经历这一阶段，经济发展才能继续推进下去，否则就会产生严重的发展瓶颈现象。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的工业化就会进入一个没有出路的“死胡同”，即不发展资源密集型产业不行，发展资源密集型产业又会受到资源约束，而且严重破坏环境，从而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呢？其实，资源密集型产业与浪费资源并不是一回事。“资源密集型”是指这类产业的性质是大规模地实现地球物质的形态转化，例如，将矿石转化为金属或者非金属材料，再将金属和非金属材料加工为工业或者建筑业产品。而这类产业是否“浪费”，或者不合理地“高消耗”了资源，则取决于工业技术水平。如果工业技术水平低下，资源密集型产业就会是高消耗、高污染产业；而如果工业技术水平高，资源密集型产业完全可以成为低消耗和低污染产业。例如，在低技术水平下，钢铁是高耗水产业；但是在高技术条件下，钢铁也可以成为节水产业。
其实，从经济机制上看，资源密集型产业同节约资源不仅可以不相互矛盾，而且具有相互依赖关系，即只有发展资源密集型产业才能形成节约资源(包括节能)的激励机制。20世纪70年代，就发生过两次“石油危机”，全世界都知道未来石油资源将会枯竭。但是，迄今已经30多年，石油替代问题的解决并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我们没有理由说在科学技术上人类没有能力解决节能和能源替代问题，没有理由说这一问题的解决在科学技术上比上火星还困难。根本的原因是，由于没有真正形成有效的创新机制，因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创新动力不足，创新风险过大，不足以激励足够的商业性资金进入解决这一问题的长期投资领域(特别是当石油价格波动频繁的条件下，不能支撑长期投资信心)。这说明，只有当资源密集型产业仍然有发展必要，同时资源供应趋向更为稀缺的条件下，节能和能源替代技术的重大进步才有经济激励的基础。可见，发展资源密集型产业同节能技术和新能源技术的进步具有内在的互补性，而不是简单的相互替代性。
我们看到，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欧美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的动向与大力主张发展新能源和“绿色制造”、“低碳经济”等的政策意向是并行不悖的。对此，我们一定要有辩证的思维和科学的认识。在当代中国，发展资源密集型产业(重化工业、基础设施建设等)与形成节能减耗技术、能源替代技术进步的有效体制机制具有密切相关性，甚至可以说是一块硬币的两面。
四、根本出路是深化体制改革和优化政策环境
世界和中国摆脱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大体将经历四个阶段：第一，政府实施宏观经济刺激政策，稳定宏观经济供求，遏止经济下滑。第二，企业在经受危机冲击后，完成调整过程，适应变化的环境，恢复竞争力，逐步实现市场渗透和经营恢复。第三，部分产业出现增长回升，并趋稳定，相关经济部门(房地产、股市等)恢复常态，特别是，产业结构中的新增长点或强劲增长势头出现。第四，国际市场景气回升，经济增长回到正常轨道。目前，中国已经基本渡过了第一阶段，进入第二阶段，发达国家大多还处于第一阶段。
在不同的危机阶段，国家所采取的政策措施是不同的。我们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应对危机的短期政策，即非常时期所采取的措施同长期性政策，即常规条件下的政策原则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不能把两者混淆起来。例如，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各国都采取了一些不得不使用的政府干预方式，甚至包括“国有化”措施和救助竞争失败者的政策。其长期影响可能会使得在国际竞争中，国家意志的介入与作用，特别是国家间政府协调与合作的作用将显著增强。但是，我们不能误以为，从此，国家干预将成为决定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成为发达国家经济政策的一种常态。其实，经历危机之后，全球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竞争规则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会逆转。从长期看，各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化程度，特别是制度弹性和应变性，仍然是决定产业和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率先摆脱危机，并且具有长期竞争优势的一定是市场机制更完善、体制机制更具弹性、竞争更加充分的国家。而依靠国家保护、政府参与来维护竞争力的做法如果长期化，形成依赖性，最终是会损害其国际竞争力的。竞争力来源于有效和公平的竞争，这一基本规律不会改变。
当然，经历这次金融危机，竞争规则和国际贸易规则将会发生一些重要的变化，这将对国际产业及贸易的竞争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发展中国家更倾向于传统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发达国家则会倾向于在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中加入各种非传统因素(例如，更多的“社会责任”、“国际责任”，更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更高的“产品安全标准”等)。但是，无论如何，使企业在竞争中增强竞争力，以更具竞争力的企业和产业参与全球竞争，仍然将是全球竞争格局的主要特征。
因此，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必须注意短期应对政策与长期体制机制优化相协调。从根本上说，应对危机将成为一次世界性的“模式竞争”和制度优选过程。过去和未来的国际竞争归根到底都是国家间的体制机制竞争，更具竞争性和弹性的体制机制最终会表现出比缺乏竞争性和弹性的体制机制更具有生命力。所以，当应对危机的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转变时，我们必须更加关注具有长期影响的体制改革和政策环境优化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仍然是，要建立和维护更开放和更有效的市场竞争秩序，要使各类企业处于公平竞争的地位，要使企业的经营环境更有助于企业自主的适应性调整。总之，就是要让我们的经济机体更具弹性，防止其僵化而损害企业群体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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